讀《七個“怎么看”》有感

老漢

繼《六個為什么》之后，最近又出了一本《七個怎么看》。《六個為什么》是黨組織給每個黨員發了一本。《七個怎么看》較《六個為什么》有了進步，它用了一些事實，但是《七個怎么看》中擺的的事實又可以用來打倒《六個為什么》中要堅持的一些論點。一家子打開架了。《七個怎么看》也就是說了社會上群眾關心的問題，有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就業難、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分配不公（即兩極分化）、腐敗現象等。文章無非說明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老百姓應該怎么看，政府將怎么解決。這七個問題中，其核心問題應該是兩極分化問題，其他六個問題都是和兩極分化有直接和間接的關系。　　

《七個為什么》對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上取得了空前偉大的成就大大地炫耀了一番，暫且不說前夸大之詞，但對其中一句，“人民群眾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明顯提高，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空前增強，全社會煥發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風貌。”這一句不是太諷刺了吧！坑蒙拐騙偷、吃喝嫖賭抽、打砸搶燒殺泛濫，什么假都可以造，什么壞事都可以干。“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空前增強”，全社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精神麻木休克狀態是百年來之罕見。現在民眾已成一盤散沙。黨群關系、干群關系、警民關系是建國以來最壞的年代，共產黨內部早已分成對立的觀點。在群體事件中，多數群眾可以不問事實真相，基本上都站到政府和警察的對立面。這是對《七個怎么看》的一段插話。　　

《七個怎么看》好像在為老百姓說話，其實他是為了緩和當前激烈的社會矛盾，把群眾的思想統一到他的軌道上來。他所開出的解決問題的藥方，至多能延長病人的病痛時間，不會治好病人的病。這個藥方如同有人說的，你不是窮人，你不要悲觀，不要失望，不要不滿，不要發牢騷，你是“待富人”。也如同有人說的，你們不要消極，不要怠工，要積極工作，努力把蛋糕做大，蛋糕做大了，你就可以分到更多的蛋糕。這也如同寓言里說的，在老鷹的脖子上幫上一條棍子，在其嘴前的棍端系上一塊肉，老鷹為了吃到這塊肉，使勁飛呀飛呀，但只能看到肉，卻始終吃不到肉。《七個怎么看》開出的方子就是你們是“待富人”，你們要把蛋糕做大，才能多分蛋糕，你們快快飛呀，才能吃上肉。它沒有找出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它所說的七個問題不是現在才產生的，在解放前這些全都有。但這些問題在解放后正在逐步解決或已基本解決。為什么改革開放后又出現了？問題在哪里？問題在于“讓少數人富起來”的身上上。“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然后帶動大家共同富裕”這個口號喊得近30年了，不但沒有共同富裕，反而貧富差距越拉越大，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待富人”的口號。　　

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絕不能走向共同富裕。這像股市一樣，少數股民富起來，絕不能帶動多數股民共同富裕起來，股民共同富裕了，少數人就不可能富裕了。少數人富起來，只能是多數人貧困下去，歷史和現實都證明了這一點。人類社會從有階級以來，都是少數人富裕，多數人貧困。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占社會的是少數人，他們是這些社會中最富有的人，奴隸、佃農、工人是這些社會中的多數人，他們是最窮的人。為什么？因為前者占有生產資料，他們可以利用生產資料剝削后者，而后者貧窮就是因為受前者的剝削。那么在中國能不能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然后達到共同富裕？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在堅持公有制、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少數人就不可能先富起來，社會主義實行的是按勞分配，經濟上雖有差距，但不會造成像目前這樣的大差距。在一個公有制的工廠或生產隊勞動，大家是靠自己的勞動得到報酬，不能剝削別人，也沒有可能有這個權力利用價格的雙軌制，搞投機買賣，撈大錢。因此要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唯一的辦法，就是搞私有化，私有化才有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可能，除此之外別無他法。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不能隨便搞私有化的，那么只能是先讓權力私有化，也就是以權謀私，權力私有化必須在統治集團內部有較統一的認識。沒有較統一的認識，權力也不可能私有化。毛主席臨終前說過，關于文化大革命少數人擁護，多數人反對。文革后就是這些多數人組成了領導集團，所以權力私有化就有共同的思想基礎，這就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開始。利用權力就可以在某種幌子或口號下，改變路線和方針。農村的私有化就是這樣忽悠起來的，說人民公社束縛生產力，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啦！他們就用年年吃返銷糧的全國糧食產量可能是最低的（每畝約35斤）小崗村作為人民公社的反面教員，作為要解散人民公社的根據，用高壓手段，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從此中國農業又走上了解放前中國三皇五帝秦始皇就開始了的家庭為單位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制度，曾經一度被吹噓到九霄云天，似乎大大解放了生產力，似乎在這之前無人知曉此種神丹妙方。毛主席早就指出過農村走單干道路的危險性并和這些走資派不斷地進行斗爭。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在　5月25日　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的時候，“毛主席大聲地問：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大聲地說：‘主席，我懂了’。”（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頁）毛主席為什么強調要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呢？1962年夏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研究如何盡快恢復農業生產問題，會上有的省領導介紹少數地方試行“包產到戶”和“產量責任制”的增產情況。毛澤東聽完匯報后，很嚴肅地說“什么產量責任制”什么“包產到戶”統統是單干。搞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都不要，一年就分化。兩極分化會越來越嚴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軍、烈、工、干屬和五保戶這邊就會貧窮。”農村單干后的中國完全應了毛主席預言。看看單干樣板村的報道，就知道全國其他單干后的農村了：“河南《黨的生活》2009年6期報道，安徽小崗村當年的承包帶頭人嚴俊昌，最近對媒體說，大包干只是當年迫不得已的做法，并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義刮浮夸風和共產風把大家搞得沒有飯吃，為了解決溫飽問題，所以搞起了“承包”。但想要大發展，還是應該走集體化之路。用他的話說就是：“原來分那一畝三分地，現在只能管溫飽，年輕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的地留下的老弱病殘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廢著，就是廉價賣給了那些私人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畝二分地束縛住了腿腳，邁不開步子啊！”，他還向媒體表示過，現在的小崗村，窮的窮，富的富，“要早知這個情況，就是砍我的腦袋，也不搞‘承包’啊！”這段話給走資派一記響亮的耳光，單干是官僚主義刮浮夸風和共產風（安徽是曾希圣、后來是萬X）逼出來的，單干造成兩極分化，要發展還是應該走集體化道路。原先搞單干，后來走上集體化道路的南街村，沒有三農問題，農民有勞動權、住房權（裝修、家具都是集體配置），就學權、就醫權、養老權，北京人去參觀南街村后，感嘆地說，社區環境、精神風貌、文化、教育、娛樂設施比北京社區還要好。這反映了農村的兩條道路，兩種面貌。　　

農村搞私有化另一目的是為了推動城市私有化，失地農民可為城市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讓農民工接替城市的工人。搞城市私有化的借口是計劃經濟僵化、束縛了生產力，國營企業效率低，大鍋飯養懶漢，職工吃企業，企業吃國家。企業改革就從廠長負責制開始，廠長決定一切，像農村改革一樣，工廠成了廠長家庭所有制，沒有了黨委，沒有了工人的監督，又有了特權，他就有權砸爛鐵飯碗（社會主義的勞動權怎么可以砸爛！），讓主人下崗。在所謂產權不明晰幌子下，把國營改為國有，全民的財產成了官僚資本。利用私有化的權力廉價甚至無償的把國營企業變成私人企業，官商結合搞工程，強征土地，強拆遷。所以中國的私有化是以權力的私有化進行的，這已有大量事實可以證明，在3220個億萬富翁中高干子女占了2932人，占91%以上，他們擁有資產二萬億，這還是2006年的調查統計。中國億萬富豪資產九成依靠權力，其他的主要也是官商結合發家的，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經濟部門。這說明私有財產是靠權力的私有化得來的。權力私有化促進經濟私有化，經濟私有化進一步推動權力私有化，在這場私有化運動中，不僅官商結合，而且知識精英也參與其中，制造私有化的輿論，歌頌只有私有化才能救中國，互相推波助瀾，這就是后來有人指出的“鐵三角”。私有化腐蝕了社會風氣，引發了個人私欲，有些不能以勞動致富的人，就開始搞坑蒙拐騙偷。對于私有化的改革方向有人提出質疑，但總設計師說不要問“姓社、姓資”，“不爭論”，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從此中國開始了波瀾壯闊的私有化高潮，開始抓大放小，各省市幾乎把小的國營企業全部賣光，以后大的也逃不脫厄運，甚至出現了仇和現象，連醫院、學校都賣，他們從中大量竊取人民的財富。這就是開始先富起來的少數人，靠的還不是剝削，而是掠奪。這就是他們淘來的第一桶金，從此這桶金就成了他們的資本，他們利用手中的資本，像滾雪球樣的積累財富，國營企業的幾千萬職工下崗，農民工進城，血汗工廠、黑磚窯、無安全設備的小煤窯等私人企業涌起，工人從主人成為奴隸，幾億農民失去土地、沒有工作，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他們像商品一樣提供給資本家選購，受他們的殘酷的剝削。　　

私有化必然導致市場經濟，私有化不可能在計劃經濟下自由發展，資本家要追求最大利潤，不能受制于計劃經濟，他們只能搞市場經濟，這不是像有人說的，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都是手段，實質前者是公有經濟的手段，后者是私有經濟的手段。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什么都可以以商品出賣，國家的土地、資源、權力、官帽、肉體、良心、道德都可以當商品出賣，這些在計劃經濟時代是絕對不能買賣的。在私有經濟條件下不但不能實行計劃經濟就連宏觀調控都困難。市場競爭的機制是“優勝劣敗”，是強弱分化的兩極分化機制。在這種機制中，弱勢的工人和農戶將被從市場中分離出來，成為貧困的無產階級。　　

所以私有化和市場經濟是少數先富起來人們的命根子，對他們來說如何保護和鞏固這個命根子事關重要，他們利用私有化權力，不經人大的討論，就申請加入WTO，為什么火急火燎地要加入WTO？因為加入了WTO等于上了世界資本主義的賊船，你想不搞私有化、不搞市場經濟也由不得你了。這就是少數人先富起來的人用世界資本主義的力量來保護自己的利益。我國的憲法第十三條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這里有兩點使少數先富起來的人非常擔憂，一個是他們很多人的財產來源是不合法的，怕得不到保護，另一個是生產資料不同于一般私有財產，它是可以用來剝削他人的，過去的憲法規定只保護個人生活資料，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是不能保護可以用來剝削他人的生產資料，現在的憲法里沒有明確規定私有的生產資料可以得到保護。所以他們不顧人民的反對強行通過了《物權法》，還說《物權法》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每個人的財產都可以一樣得到保護，事實是他們越過憲法來保護其資本主義剝削的合法性。有了國內國外這兩部法，中國的資本主義的基礎就牢固了。可以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廣大群眾要求制定一部《領導干部財產申報法》，這個建議在人代會上提出的時間要比《物權法》早得多，但人大一直沒有進入議程，首先政治局里就通不過，至今才出來一個副處級以上領導干部要向黨的組織部門申報個人財產，而不一起共同生活的子女不包括在內。這個申報辦法，就是不讓人民知道，人民就無法監督，而其來源不清的財產都可以轉移到不共同生活的子女或親戚家中，他們害怕公開申報他們的財產，也就從另一側面證明他們就是先富起來的那一批人。　　

從此少數先富起來的人就充分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利用各種資源瘋狂地為自己謀利了。而且他們的成本是非常低的，有時幾乎是空手套白狼，用低價買進土地、再以買進的國家土地向銀行抵押貸款，賺了是自己的，賠了再把國家的土地還給國家，個人沒有一點風險，這也是中國的特色。為了獲取投資的高回報，他們可以不顧環保、不顧資源浪費，不顧工人安全，殘酷地剝削工人。私有化主導者的最狠毒的一招是剝奪了工人原來就有的福利保障：“終身鐵飯碗”、“上學權”、“就醫權”、“住房權”、“養老權”等，又一次產生了“幾座新大山“。在私有化的改革中，把這一巨大的成本轉讓給了勞動群眾。。　　

《七個怎么看》所講到的七個問題，也是解放前社會里存在的問題，為什么？因為他們的共性都是私有化、市場經濟。相反的事實證明，在30年前，毛澤東逐部建立公有制，改造私有制，實行計劃經濟，人民當家作主，因此《七個怎么看》中所提出的問題，當時正在逐步獲得解決：　　

如第一個問題，城鄉和地區之間差距拉大的問題。當時人民公社辦企業、辦學校、辦衛生院、辦合作醫療、辦農修廠、組織文藝宣傳隊、建立養老保障等，加上后來的工業支援農業，各行各業支援農業，學校支援夏收、醫療下鄉、衛生下鄉，毛主席還提出醫療工作的重點轉向農村，優先招收工農兵學員，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向貧下中農學習等，說明城鄉不僅在經濟上的差距，在政治、文化、教育、醫療、體育等方面的差距都在不斷縮小。特別是政治上人民成了國家主人，工人、農民可以當國家領導，現在差距拉得太大了，人民又當了仆人。　　

縮小地區間的差距問題毛澤東十分重視，他說:“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約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內地。這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的狀況。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為了國防的需要，發展內地的工業的需要。1964年開展了史無前例的偉大的“三線”建設。三線指包括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等西部省區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等省區的后方地區，共13個省區；用今天的區域概念來說，三線地區實際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國西部經濟不發達地區。僅從1964年下半年醞釀決策并開始建設，到1965年一年左右的時間里，我國就在西南和西北擴建、續建和新建了300余項大中型項目。其中鋼鐵14項、有色金屬18項、石油工業2項、化學工業14項、化肥10項、鐵道工程26項，同時還建設了一些交通、民航、水利、紡織、輕工、建材等關鍵性項目。至七十年代中期，在“三線”地區，我國先后建起了常規兵器、電子、戰略核武器以及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余個工業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個個完整的工業系統，大大改善了我國工業布局，提高了我國國民經濟的生存能力、生產能力及戰略后勤保障能力和國防實力。同時，在進行“三線”地區的國防工業建設時，我國還著力對西南、西北內地進行了綜合性開發，大力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先后建成了川黔、貴昆、成昆、襄黔、襄渝等十條鐵路干線，新增鐵路8046公里；公路新增通車里程227800公里；新增內河港口吞吐能力30420000噸，有力改變了我國內陸地區交通嚴重閉塞的狀況。先后建成了貴州六盤水、河南平頂山等50多個統配煤礦區；建成了葛洲壩、龍羊峽、神頭等大中型水電或火電站68座；開發了四川、湖北、河南油氣田8個等。這一時期，我們不僅建成了著名的四川攀枝花鋼鐵廠，而且還建成甘肅酒泉鋼鐵廠、成都無縫鋼管廠、貴州鋁廠等鋼鐵工業企業984家，有色金屬企業945家。另外，從1965年到1975年10年中，我們還在“三線”地區建成機械工業大中型項目124個，逐步形成了重慶、成都、貴陽、漢中、西寧等新的機械工業基地。尤其是新建的第二汽車制造廠，汽車年產量占當時全國的1/3。門類比較齊全、產品比較配套的紡織等輕工業企業，也得到了較快發展，達到較高生產技術水平。但僅經過10幾年的建設和發展，就大大改變了該地區的面貌，出現了幾十個中小工業城市，其中攀枝花、六盤水、十堰和金昌等，則成為著名的新興工業城市。四川的重慶、成都、德陽、綿陽等，則成為我國重要的鋼鐵、機械、電子、航空、輕紡、電力動力設備城市，其產品在全國占有一席之地。在“三線”地區，以蘭州、西安、成都、重慶、貴陽和昆明等為中心城市，形成了該地區的經濟增長中心。在這里，匯聚了西部地區經濟、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的精華，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進步的動力源泉。三線”企業在各地的建設，促進了當地服務業、建筑材料等行業的發展。因此，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家曾經評稱：“三線”建設使西南荒塞地區整整進步了50年。這種評價是恰如其分的。空前規模的三線建設，只有在公有制、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才可能進行。私有化、市場經濟是以追求投資效益為目的經濟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想進行這樣以人民利益、國家利益為目的的發達地區支援落后地區的建設是很困難的。（為了不要忘記“三線”建設的人們，我摘錄一段附在文后）中國很快與西方強國的差距拉近，李敖說，“但中國成為世界軍事強國，并不等于世界經濟強國。20世紀強國與弱國、富國與窮國的主要標志是工業化的程度。又是毛澤東使中國在短短二十多年內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業化道路，成為世界主要工業強國之一。到1980年，中國的工業規模已經超過世界老牌工業強國英法兩國，直逼在西方強國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見美國著名學者保羅－肯尼迪的名著《大國的興衰》)。”這個差距的縮短不是泡沫縮短而是硬實力的縮短。　　

《七個怎么看》的第二個問題是招工難，好像中國目前是勞動力短缺。精英們就是會變著花樣說話，明明是就業難，卻說成招工難，把支流說成主流。就業難的問題在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前30年已經解決了，在農村所有的農民作為人民公社的社員參加勞動。城市公民都享有勞動的權利，這一條在78年憲法第四十八條中可以反映，“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國家根據統籌兼顧的原則安排勞動就業，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勞動報酬，改善勞動條件，加強勞動保護，擴大集體福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種權利。”大學生國家統一分配，更不存在失業的問題。　　

《七個怎么看》中第三、四、五問題，《即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這是改革后出現的《新三座大山》。當時農村建立了合作醫療，城市有公費醫療，工廠的職工其家屬還可以報銷一半的醫療費。由于當時醫療工作以預防為主，加上開展全國性的愛國衛生運動，老百姓身體健康，生病的人就少，醫療費支出相對也少。就學問題，解放初全國開展掃盲運動，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成果最好，另外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免費教育，在大學里學生吃飯、住宿、看病、有的連教材都不要錢，生活困難的同學還可以得到補助。招生中一般照顧邊遠和落后地區。關于住房問題，當時房子不用自己買，凡是有工作的國家都提供住房，當然條件不如現在，但幾乎都是免費的（幾角錢的房租，包括簡單的家具、水電費等）。　　

《七個為什么》中第六個問題，分配問題，實質是兩極分化問題。這個問題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時期是不會存在的問題。有人說，那是窮人社會，搞平均主義，大家都窮，也是同甘共苦，沒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窮”是當時我國的一窮二白的經濟基礎決定的，不可能脫離實際。要知道當時在這樣薄弱的經濟基礎上，我們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防御外敵加強了國防建設，很短時間內造出了兩彈一星，以及其他如運十大型客機飛機、核潛艇等高科技產品。還打了四仗戰爭。這些都為改革開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就在這樣困難的經濟條件下，做到了世界上做不到的事，那就是給了廣大人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勞動權、住房權、就學權、就醫權、養老權等。也就是國家保障了人民從出生到歸天的各種權利。生孩子不用掏錢，去世了還有喪葬費。所以當時雖然生活艱苦，但活得愉快、健康、工作有勁頭，沒有精神負擔，沒有恐懼心理，沒有后顧之憂，因此也不會出現現在那樣有1.73億的精神病患者。這五個權利雖然不是工資，但比工資值錢，為什么那時50元工資可以養活五口人，現在5000元也養不起五口人，靠的就是這“五權”。所以不要老說那個時代窮，現在富，據說現在一天的GDP等于1978年的1年的GDP。既然蛋糕做得那么大，為什么不分點給老百姓吃？為什么還剝奪了人民的“五權”。那時的“五權”完全是國家掏腰包、個人不掏錢的“五權”。　　

《七個怎么看》中第七個問題，腐敗問題。這個問題在30年前已基本解決。當時要求官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吃苦在先，享樂在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有些官員和精英非常反感毛主席的思想改造，什么“三反五反”、“整黨整風”、“反右斗爭”、“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等等，他們把這些都說成是毛澤東的整人。當然這些運動中，不少被黨內的走資派干擾，把整黨內的領導，往往都變成了整群眾，造成了許多冤案，以后又把自己造成冤案的責任都推到毛主席的頭上。由于不斷的思想教育，當時“公”字壓倒“私”字，也就是共產主義思想壓倒資本主義思想。當時如有人假公濟私，占公家的便宜都是可恥的，如果把公家信封拿作私用是要檢討的。所以貪污沒有思想基礎，個別人想貪也沒有這個膽。在公有制下，大型物資是調撥的，一般購物也是轉賬的，現款很少過手，誰想貪也難，貪污一暴露，就臭了，抬不起頭來。所以那個時代為人民多做事光榮，清廉光榮。網上有人說，“毛澤東時代教人學好，不學好，沒有好日子過，XXX時代教人學壞，不學壞，沒有好日子過。”　　

既然前30年正在解決或已經解決的問題，怎么現在又出現了?這里就是毛主席說的，黨內產生了新資產階級。這些人原來參加革命不是為了共產主義，各有動機，有的不滿國民黨，有的為了抗日，當然也有為了尋找個人出路，大部分工農戰士是為了翻身得解放。革命隊伍中有各種各樣的人，當然不少人通過馬列主義的學習，革命斗爭的鍛煉，成了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在取得革命勝利后，有些人要回報了，認為自己打江山有功勞，該享受了，他們認為人民今天的好日子是他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人民應該感恩他們，他們是人民的主人。因此做起官老爺來了，高高在上看不起群眾，還要有高于人民的特殊的享受。在毛澤東時代，這些思想作風又經常受到各種運動的整治，讓人民大鳴大放批評他們。特別是文革使他們威風掃地，在強大的群眾壓力下，有些人只好認錯，說永不翻案，當然是假的。毛主席說關于文革擁護的人少，反對的人多。這部分人是不想永遠地犧牲個人利益去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的。文革結束后，反對文革的這部分人上臺掌權了。另外和他們有共同思想基礎的，就是一些右派精英，他們也對毛澤東怨恨，因為毛澤東要改造他們的思想，要他們為工農兵服務，向工農兵學習，走和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在他們的思想里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要他們和工農兵并起并坐，認為是屈尊了他們。文革結束后，一風吹，右派幾乎全部平反，而且受到重用。在農村中，一些想發財致富的人，對人民公社也不滿，他們關心自己的家庭副業、自留地，跑集市，多掙錢，不關心集體，因此他們經常受到批評。這些人都恨毛澤東，這就是搞私有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社會基礎。經濟學家厲以寧可以代表他們，他講得很透白，他說，“12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窮人應該將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舊衣，天經地義”。他們認為只有這樣的社會才能進步，才是天經地義。在他們的眼里共產主義是渺茫的，用不著去操心，“悶聲大發財”才是正事。兩個30年，反映了不同的路線、不同的階級立場，不同的世界觀，要解決《七個怎么看》所提出的問題，其根本辦法就是消滅私有制、其他的所謂“待富”論、“把蛋糕做大”論之類的解決辦法，那是老鷹追肉，看得見，吃不著。　　

附：　　

“三線”精神　　

“三線”建設的偉大成就，是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依靠廣大建設者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取得的。“三線”建設者們“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懷，是我們今天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的精神動力。我們僅以攀枝花鋼鐵聯合企業和成昆鐵路建設中，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崇高精神為例。有資料顯示，攀枝花礦區的儲藏量極為豐富。當時經普查勘探，僅釩鈦磁鐵礦的儲量就達50億噸以上。該地區共有大中型礦區86處，富含鐵、鈦、釩、銅、鋅、鉬、鎳金、鉑族、稀有金屬和非金屬礦等50余種。攀鋼廠址定在交通閉塞、被高山峽谷大江大河封隔著的荒蠻之地上，而工期只有5年，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攀鋼一期工程設計年產鐵礦石1350萬噸、生鐵160～170萬噸、鋼150萬噸、鋼材110萬噸，這些指標相當于舊中國鋼鐵最高年產量的2倍左右。要建這樣一個超大型的鋼鐵聯合企業，需要配有大型火力發電站，而電站的特大鍋爐、汽輪機、發電機、冷卻循環系統和送變電設備等，每件都有幾層到十幾層樓高；巨型的高爐、送料系統、熱風爐則有幾十層樓高，而且全是精度要求很高的鋼結構；鐵水運輸、特大轉爐、鋼錠模、加熱爐、開坯機、初軋機、鋼軌軋機、制氧機、設備大修和制造工廠等達幾十萬噸的機械設備等，大部分都是特殊、大型的專用設備，制造廠家遠在東北、沿海地區和山西等地，攀枝花當時就連一顆螺絲釘也不能制造。同時，開發運輸鐵礦石、石灰石、煤炭、洗煤、煉焦、制造各種耐火材料、高爐和轉爐輔料、水泥、建材等等，這些都需要依靠大量的人力“肩扛手拉”。攀枝花沒有平地，丘陵、群山、峽谷、溝豁、河流等交錯縱橫，建設者們削平山頭、構筑臺地，精心設計，巧妙安排，硬是搬移了2.5億立方米的巖石，修建了8座跨越金沙江等江河的大型拱橋；在僅有2.5平方公里的三個大臺地上，建成了后來年產鋼達250萬噸（包括二期工程）的大鋼城，而且噸鋼面積僅有一平方米。這一點，就連日本新日鐵最先進的沿海鋼鐵廠也自愧弗如，所以被國外冶金設計專家稱為“象牙微雕鋼城”。此外，除了建設者的條件極為惡劣，更為艱巨的是，自誕生現代鋼鐵工業以來釩鈦磁鐵礦根本無法用高爐、特別是大型高爐冶煉。在近現代冶金史中，倘若爐料中的二氧化鈦含量高于16％，那么鐵水會變得異常粘稠，使爐溫不均，這樣它就將整個地凝在爐腔中成為“死鐵水”。可是，攀枝花礦的二氧化鈦含量則高達25～30％。這種情況不解決，那就意味著以前的全部工程將徹底報廢。為此，來自全國各地的108位冶煉專家，集思廣益，先后進行了1000余爐的試驗，終于攻克了技術難關，使攀鋼成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個高釩鈦礦鋼鐵廠。1970年7月10日，攀鋼一號高爐（1200立方米）正式投產。貫穿攀枝花鋼鐵城和礦區的成昆鐵路，是迄今為止世界鐵路史上最危險、最艱巨的工程之一。這條鐵路全長1100公里，沿線地區富藏煤、鐵、銅、釩、鈦、鉛、鋅、磷、巖鹽、森林木材和水力等資源，因此它的建成對于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意義十分重大。但要建成這條鐵路，工程卻極其困難、艱巨。先要建設橋梁991座，開墾隧道和明洞437座，僅橋梁就占全線長度的40.1％。其中，6公里長的隧道2座，6379米的沙木拉打隧道（川境）為當時中國之最，施工難度極高。另外，金沙江大橋主跨192米，是當時最長跨度的鐵路鋼梁橋，甚至還有一座54米跨度的石拱橋，另外還要在42個隧道內和橋梁上建設車站。同時，為了克服山岳河谷地帶高差，必須利用螺旋形、圓形、燈泡形展線，40次跨越龍川，16次跨越舊莊河……，這樣一條鐵路，至今仍使穿越成昆鐵路的人們心驚膽戰！現在，人們幾乎難以設想高山峽谷地區鐵路施工的艱難。山谷沒有公路，各種施工器材和生活資料等全憑肩扛人背。沒有電力，燃料不足，許多隧道要靠火把照明，再用鋼釬大錘一錘一錘地打眼放炮。1964年9月，鐵道兵一師、七師、八師、十師和鐵道部第二工程局、大橋局、電務總隊、機械團和民工，在呂正操、劉建章、郭維成為首的工地指揮部領導下，建設者們克服了千難萬險，工程一路突進，到1970年7月1日不到六年時間，從云南北上和從成都南下的鋪軌機，便在西昌實現了鋪軌對接，偉大的成昆鐵路終于建成了！成昆鐵路每公里造價352.7萬元，共計36億元。造價低、質量高、進度快，如果放到目前的物價水平下，起碼得花費其10余倍的造價。可見，如果光有中央的正確決策，沒有廣大建設者所表現出來的“艱苦奮斗，不計得失；意氣風發，迎難而上；忘我工作，一往無前”的“三線”精神，也不會取得這樣偉大的成績。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上將在談到“三線”建設時，曾經說：“在當時困難的政治、經濟、自然條件下，廣大干部、工人、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所表現出的艱苦奮斗精神，也是永遠值得發揚的寶貴精神財富”。這話不僅是對“三線”建設者們崇高精神的評價，也是我們對待“三線”建設所應取的科學態度。更有一些識之士則說，肯定了攀鋼和成昆鐵路的成就及其建設者們的艱苦創業精神，也就基本肯定了整個“三線”建設！（五）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