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兄吾

    日前，翻讀來自上海的《新民晚報》，看到退休的新華社記者趙蘭英在2010年5月26日的該報副刊《夜光杯》上的文章：《21棉》。由于自己也在上海紡織行業干過，又和趙蘭英有過一面之交，知道她在當新華社記者時，跑的是紡織、文化這一條線，于是興致勃勃地讀了起來。讀完，甚為她筆底下文革期間的上海紡織工人的主人翁精神感動，這里摘錄幾段，以饗網友。

    上海第二十一棉紡織廠是榮氏家族在上海創辦的第一家棉紡織廠，當年有六千多工人，是上海乃至中國最早的現代紡織企業之一。
   “今天，50歲以上的人，也許都記得，在他們的青春時期，最大的希望是進入國營大型企業工作，男生進鋼鐵廠、造船廠，女生入紡織廠、儀表廠。1968年9月，66屆初、高中畢業生分配到電力、商業部門工作的同學，看到那些分到紡織、鋼鐵等大型企業的同學，還眼紅。1971年，推薦優秀青年進大學。那時，復旦大學搞教學改革，有一支隊伍正在21棉搞調研。加工車間一位叫江麗琴的青年女工很出挑，學校老師希望她進大學。可是，江麗琴的父母卻不同意，說，上大學干什么？沒有什么比在大企業工作更好的了。可以說，那時的工人隊伍素質相當高，擁有各類人才。”（讀到這里，我為趙蘭英捏了一把汗，能這么為文革評功牌好嗎？）

   “幾十年來，（21棉因應改革，在1986年關閉。------筆者注）這里不斷有作家深入生活，有大學生蹲點，有機關干部搞調研。21棉的人，也算是見多識廣的。工廠有文藝小分隊，有工人夜校等等。年輕的、年長的，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園。”（趙蘭英膽子夠大。多少人控訴當年是精神壓抑、左傾泛濫、一片蕭殺。）

   “多少年來，工廠隆隆的機器聲，沒有停過。即使是在文革中，也沒有。（不是說當時國民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嗎？趙蘭英會否記錯？------筆者注）相反，加班加點是家常便飯。布機車間的擋車女工，一天8小時，腳不停。眼不停，手不停。工廠有規定，午飯和晚飯，可關車半小時。可是，就是這半小時，工人們也不“遵守”。誰都這樣，衣服一披，跑步到食堂，扒下幾口飯，又跑步到車間，往往十分鐘、一刻鐘，車又開出來了。沒有一分錢獎金，又為了什么？為國家多織一寸布！”（趙蘭英寫的是真實的。今天那兒還有這樣的工人？而當初比比皆是。）

    1986年21棉關閉了，“當國家需要時，他們又一次犧牲了自己。工廠關閉，有的提早退休，有的自找工作，至今拿著1500元左右的退休工資。他們埋怨了嗎？沒有。但是他們傷心。” “21棉消失了。不，沒有，在每個21棉職工的心里，每月的21日，中山公園門前總會聚集著一群已經白了頭發的男男女女。他們是21棉的職工。”
    趙蘭英最后深情地寫道：“21棉，別人忘了，社會忘了，他們不能忘，他們是21棉人。21棉是他們心中的根。倘若，根都忘了，哪還有什么呢？（趙蘭英指的僅僅是21棉嗎？------筆者注）

    巧的是，前一天也就是2010年5月25日的《新民晚報》A3版上，登載了深圳富士康又一員工自殺身亡的長篇報道。報道在分析那么多“連跳”事件的原因時寫道：“深圳市總工會工作人員認為，富士康管理機制的半軍事化、管理層級的壁壘化合把人當做機器的剛性管理手段，對員工的心理壓力乃至傷害是明顯的，客觀上是導致員工自殺的一大誘因。”

   在富士康采訪，“時間管理精確到秒，產品不合格率控制到零，人工成本壓縮到極限，在這個管理理念下，員工變成一架龐大生產機器中的一個個零件，時刻保證與龐大的機器高效運轉。”

   今年第一個自殺的19歲的馬向前的姐姐說，“如果不加班只能拿相當于最低工資的底薪。八、九百元在深圳這樣的城市，連生存都很困難。”
   “在富士康，員工感受不到企業的溫情，也體味不到同事的關愛，遭受挫折，只能自己扛。沉重的工作壓力，加上嚴酷的體罰和責罵式管理，一些人扛不住了。”
   “為什么在人生最美好的時期選擇離開這個世界？富士康有責任，同時也有深層的社會和結構性原因。”原因之一，“在過去30多年里，中國依靠數億主要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打造了一個出口導向型的世界工廠，實現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勞動者的基本生存權利長期被漠視。”

    看了以上文革中的上海21棉紡織廠和今天深圳富士康的文字，不知　諸君有何感想。同樣在中國，文革中的上海紡織工人為了給國家多織一寸布，可以將吃飯的時間省下來，可以不要一分獎金，這些今天講給深圳富士康員工聽，他們是絕不會相信，也決不會接受的。可就是這樣的年代，我們直到今天還在徹底否定，還在無情嘲笑。同樣在中國，富士康員工今年竟有12位選擇跳樓來對腳下的這塊土地的永遠的控訴，而黃浦江邊的21棉員工卻是那么固執地年復一年地懷念過去的工作過去的生活。可就是這樣的工作和生活，我們還在丑化她攻擊她抹殺她。同樣在中國，曾經有過的精神家園已經消失殆盡，曾經的國家主人翁已經墮落為機器人。當我們面臨厄運的到來，我們才知道失去了什么。當我們知道失去了什么，我們才發現所能做的其實已經不多。悲劇剛剛開始，一個民族最痛苦的也許是，回頭，已經晚了；朝前，不知路在何方？

   謝謝趙蘭英，讓我們知道退休的新華社記者并不全是楊繼繩；也謝謝《新民晚報》，作了如此巧妙的編排，讓我們從比較中看到了過去，看到了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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