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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高盛
▲吉利收購沃爾沃：警惕重蹈“空瓶”覆轍
▲國企之殤 不能稍忘
△穿過“中航油”的巨虧高盛的手
▲誰來審判高盛
△“政商”高盛是如何煉成的
“這如同一個農村來的窮小子追求一個世界頂級的明星。”吉利控股集團創始人李書福為成功收購沃爾沃欣喜不已。但當我們看到收購背后洛希爾公司、高盛等知名投行光鮮的名字時，我們不禁為現在人們的一片欣喜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
高盛魅影不散
TCL、聯想是前鑒
吉利收購沃爾沃:
警惕重蹈“空瓶”覆轍
■《環球財經》編委 白益民 ■ 本刊特約記者 王維 ■ 本刊記者 林鷹
北京時間2010年3月28日，一個讓人“欣喜”的消息從瑞典哥德堡傳來，吉利控股集團（0175，HK）收購瑞典沃爾沃轎車公司100%股權的交易已正式簽約。這筆對外披露為在凝固劑約18億美元收購資金加上9億美元流動資金的收購，是中國汽車業史上最大的海外交易。由于沃爾沃品牌隸屬福特公司（F，NYSE）旗下，路透社撰文稱吉利控股集團創始人李書福可算作中國版的“亨利·福特”。
李書福臉上寫滿了笑容，與福特汽車公司首席財務官Lewis Booth緊緊擁抱。
且慢高興！據此前月余媒體披露，吉利控股在競購沃爾沃的全程中，“伴隨著洛希爾公司(NM Rothschild，在國內其以“羅斯柴爾德”而聞名)、美國高盛等國際知名投行的身影”。
僅僅半個多月后，華爾街傳來更加驚人的消息，2010年4月16日，當高盛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以“欺詐”起訴后，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西蒙·約翰遜說：“今天上午(4月16日高盛被指控)之前，許多人還認為高盛運作良好。我想，現階段沒有人愿意再和高盛扯上關系。”
當我們把時光回到2009年，美國次級債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在全世界蔓延，美國金融立國崩潰，多家銀行倒閉，克萊斯勒與通用汽車相繼破產，華爾街被千夫所指，高盛等投行被定義為貪婪之徒、萬惡之源。
實際上在美國，高盛早就臭名昭著，它甚至是“貪婪”、“欺詐”、“我活不顧你死”的代名詞。然而在中國，高盛等外國著名投行一直被“神化”著，成為被崇拜和被拉攏的對象。就像此次吉利對沃爾沃的收購中，甚至有輿論稱高盛是吉利的“財神爺”！
果真如此嗎？
干邑白蘭地的空瓶貿易
在華爾街的并購貿易中，有一種稱之為“干邑白蘭地的空瓶貿易”。產自法國的干邑白蘭地味道自不必多說，瓶子的設計更是精美。顧客以為瓶子里裝入了美麗的干邑白蘭地，但是賣家卻轉手把里面的東西騰走了，只把空瓶賣出去。
德國的德利銀行曾為了收購一家投資銀行花了大價錢，以為買了瓶“干邑白蘭地”，結果這家公司最大的資產——兩個創業者一個賣掉了擁有的股份大賺一筆后退休回家，另一個也辭職創建了新公司，德利銀行欲哭無淚，售空瓶者成了最后的勝利者。
華爾街上，干邑白蘭地的空瓶貿易更是投行慣玩的花招。
2009年3月27日，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吉利控股突然停牌，當日中午12時，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政府大廈，李書福大筆一揮，以2.571億港元簽下了已經破產的變速器生產廠商澳大利亞DSI公司，洛希爾公司作為吉利的并購顧問負責了并購活動的運作及尋找私募基金提供財務支持，還牽線吉利以最短的時間與Baker & McKenzie律師事務所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簽署了服務合同。
此事的蹊蹺之處在于，從吉利接到收購邀請、考察到簽下合同僅僅用了40天。40天能考察什么呢？投行除了在做本份內的事情，更多心思是急于把業務做成，至于合適與否那是你的事！因為他們要拿的是手續費！
李書福迅速揮出的大筆之下，是否有著對國際知名投行和會計師事務所的本能信任？
要知道，安永并非沒有“前科”。在雷曼兄弟破產后，美國破產法院法官詹姆斯·派克(James Peck)曾發表了一份措辭嚴厲的報告，痛斥負責審計的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以及其他投行的嚴重過失，使得該行釀成美國史上最大的破產案，并導致1929年大蕭條后最嚴重金融危機的爆發。
此外，吉利買到了什么？一家號稱“全球第二大”的自動變速器公司。
這家名為DSI的公司是一家研發、制造，銷售為一體的自動變速器專業供應商。但是，DSI遠沒有吉利以為的“全球第二大自動變速器公司”那么強大，汽車專業人士早已指出：“DSI變速箱廠只生產4速和6速的自動變速器，它只算是全球獨立于汽車制造商之外的第二大自動變速箱生產廠家，與博格華納 、德國ZF、豐田的愛信精機等并不是一個水平線上的選手。”
也就是說，DSI變速器公司并不是全球第二大自動變速器公司，僅僅是在獨立于汽車廠家外的自動變速器供應商的名單中位列第二。另外，未來將是7速自動變速器、8速自動變速器、DCT雙離合自動變速器和CVT無級變速器的天下，在2006年時，這4個產品的開發便已是目前的進度。也就是說，3年來DSI沒有后續開發，而開發能力喪失，不能對新產品開發將意味著永遠失去競爭力。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吉利買下的DSI實非主流。
DSI創辦于80年前，是專業的變速箱企業。目前DSI擁有的成熟產品是4速變速器和6速大扭矩自動變速器。而7速自動變速器、8速自動變速器、DCT雙離合自動變速器和CVT無級變速器的研發僅停留在概念開發層面，目前尚未到產品開發階段。由于其獨立于整車企業，且只生產變速箱一類產品，因此極為倚重研發能力，即DSI需要不斷研發出新產品，才能取得穩定客戶。但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DSI的經營開始不斷出現險情，1987年博格華納出手賣給了英國輪胎和橡膠公司，2002年DSI的所有者又變成后來垮臺的ION公司。
兩次易主，使DSI的研發人才損失過半。人才流失潮在2006年后愈演愈烈，在2006年前后，奇瑞接洽ION公司，從DSI挖走了部分研發人員，成立了奇瑞澳大利亞研發中心。目前擔任奇瑞汽車研究院副院長的朱新潮，當時擔任DSI高級研發主管，他被奇瑞挖角后也帶走了一些人才。今年2月DSI破產前，又有一批工程師加盟奇瑞。目前DSI內，占總員工1/6的研發中心幾乎成為空城。
今年4月，吉利主管技術的副總裁趙福全曾說“7速DCT的研發，85%是我們做，15%他們做”，聽話聽音，如果將其解讀為“DSI只能出15%的力”，恐怕并不為過。
如此一來，DSI到底是瓶干邑白蘭地，還是一個空瓶呢？按照華爾街的邏輯，這是吉利需要評估的事情，而不是洛希爾公司的考慮范圍。
高盛的算盤
拿下DSI之后，李書福覬覦沃爾沃之心更為急切，如何保證能夠成功收購呢？我們前文提到洛希爾公司除了作為吉利的并購顧問外，還負責為吉利尋找私募基金提供財務支持。洛希爾公司最后選定的目標便是老朋友高盛，在中行去年試圖收購洛希爾公司股份時，我們就曾看到高盛擔任洛希爾公司的顧問。
并購往往需要巨額資金，尤其是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與并購，對資金的需求更加緊迫，高盛不但能在資金上給予吉利極大的幫助，另一方面洛希爾公司深知高盛與福特的深密關系；2008年12月李書福在北京東方君悅大酒店會見了福特方的代表——福特董事、高盛前CEO桑頓，李書福便也深知高盛能夠接觸到福特核心管理層。
2009年3月高盛便與吉利之間開始了接洽，2009年9月23日，高盛旗下一家名為GS Capital Partners的PE基金通過認購可轉債以及認股權證正式投資了吉利集團子公司吉利汽車，注資約3.3億美元，成為吉利汽車的第二大股東。該可轉債2014年到期，年息3%，并在符合一定條件的情況下可按最初換股價每普通股1.90港元，轉換為約9.98億股吉利汽車新普通股。如果不予轉換，債券將按面值贖回。此外，GSCP將獲得約3億股認股權證，每1份認股權證可認購1份普通股，最初行使價為每普通股2.30港元。該交易的財務顧問，就是洛希爾公司。
事后高盛宣布這是一項戰略投資，將對吉利汽車持股三年以上。其花3億多美元投資吉利，還是資本逐利的本性使然，根本目的不是幫助吉利去收購沃爾沃，而是希望通過入股吉利獲得超額投資回報。這與巴菲特投資比亞迪汽車的目的如出一轍。
高盛首先看上的便是國內汽車業的潛在市場。盡管金融危機使全球汽車業一片蕭條，但中國汽車市場如日中天。其次，不排除高盛也打著一旦吉利沃爾沃海外上市，高盛可為其承銷商這一算盤。而高盛一直在中國被視為投資界的風向標，通過信息的披露，制造概念，遙控市場，所以高盛即掌握市場話語權又通過旗下PE基金掌握股票，將盈利完全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其次我們看到高盛選擇的是穩妥的認購可轉債以及認股權證（2.45億美元可轉債、0.89億美元認股權證）。這與當初聯想收購IBM籌資方式類似，其時三家美國PE購買了聯想3.5億美元優先可轉債，并附加了一定的買股權。這些可轉債的年利息為4.5%，具有極大的優勢。如果聯想經營很好，他們可以隨時轉換為普通股套現。退一萬步講，即使聯想倒閉，他們也會最先得到償付。
就在高盛投資吉利的近段時間，隨著吉利控股的股價連長，高盛賬面盈利最高時達2億多港元。如此劃算的投資，誰不愿意往里砸錢？
在今年2月《證券市場周刊》刊發的《沃爾沃陷阱？》一文中，作者寫道：“高盛進入的邏輯及路線圖似已明晰——高盛適時切入，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了福特的信任感，高盛將吉利汽車的資產注入設計成了穩賺不賠的長期攻略，低點進入，資產注入后高點脫手。”
哭笑兩由之？
洛希爾公司、高盛分別與沃爾沃、福特有著密切的人脈關系，網絡盛傳，洛希爾公司 “超級四人團”，正是由洛希爾公司、高盛、福特三方老員工組成。花旗投資研究評論稱，“沃爾沃還欠著福特35億美元未償貸款，而且未來5年還需要大筆資金投入。一旦沃爾沃被賣掉，將為福特花費浩大、最終失敗的高端汽車戰略的完結畫上句號。”
當然，對于洛希爾公司、高盛來講，這是一筆難得的大買賣機會。
2010年4月17日《經濟觀察報》披露，根據吉利與沃爾沃簽約前一天遞交到中國相關政府部門的《融資結構說明》文件，“吉利收購沃爾沃價格為18億美金，并將在交割日根據合同約定的價格調整機制進行調減，收購資金由注冊資本金和國內外銀行融資貸款構成。后續資金包括企業流動資金預計為15億美金；目前計劃由歐洲投資銀行(EIB)、瑞典銀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各提供三分之一(約5億美金)的貸款”，這意味著，吉利對外公布的收購沃爾沃需要27億美金的真正構成是81億元(約合12億美元)加上15億美元流動資金，而非外界所知的18億美元收購資金加上9億美元的流動資金。這也意味著吉利的流動資金將大大吃緊。
吉利投下血本，收獲的會是干邑白蘭地嗎？
也許我們仍有理由存疑。
首先，沃爾沃關鍵技術和知識產權的所有權轉讓方面，福特對其進行拆分和規避，明面上限定吉利不能使用沃爾沃的獨有技術，而且沃爾沃的部分技術還將與福特共享使用，這些技術吉利也不能碰。他們要組建一家新的全資子公司，接手并繼續享有這些所有權及再開發權，然后將余下部分轉讓給吉利控股。
目前沃爾沃主要有3大車型平臺，其中，生產緊湊型轎車的P1平臺，主要生產S40、V50、C70、C30等車型；生產大中型汽車的P2平臺主要生產S60、XC90；P24平臺主要生產XC60、V70、S80系列車型。在這三大車型平臺中，P1平臺上福特有福克斯和馬自達3與之共享，P2平臺則有福特的蒙迪歐等車型共享。更為敏感的是，福特與沃爾沃這些共享平臺的車型，在國內長安福特馬自達已有生產。至于沃爾沃的獨有技術，主要有防撞預警系統、乘客約束技術和其他安全設備。如果這些平臺技術和安全技術不能使用，吉利在這筆收購中，也許就扮演了一個“人道主義志愿者”角色。到那時，吉利收購的是白蘭地還是空瓶，答案將浮出水面。
據德勤會計師事務所評估，吉利如收購成功后，2010年沃爾沃項目就可能實現盈利。而實現盈利的方法，便是增加汽車銷量，尤其是在中國市場——最后一句，對于中國吉利而言，頗帶點黑色幽默。
那洛希爾公司獲得了什么呢？吉利首席代表王堅已經昭告于天下：“為收購沃爾沃，吉利付出了巨額中介費，這個錢一般人不敢花，也花不起。”
高盛“杰作”——聯想失陷IBM
面對全球金融危機、人民幣升值，中國企業在能源、科技、制造業方面都表現出了較強的“走出去”愿望，但是聯想、中鋁等企業在“走出去”的路上慘遭高盛等外國投行暗算的案例應該載入中國“走出去”的史冊，有必要時刻警醒所有與歐美投行打交道的中國制造企業。
2004年12月9日，通過高盛的穿針引線，聯想集團（0992，HK）以12.5億美元收購了其時已經陷入虧損的IBM旗下個人計算機項目，作為顧問的投資銀行高盛因此獲得了900萬美元的顧問費。
如果聯想未能成功收購，高盛是拿不到一分顧問費的。為了促成此事，面對聯想資金短缺，高盛先是協助聯想獲得了6億美元國際銀行的貸款，隨后高盛又給予聯想5億美元的過橋貸款，并趁機引入了三家美國PE——德克薩斯太平洋集團、General Atlantic及美國新橋投資集團3.5億美元注入聯想。由于信息不對稱，聯想所有涉及海外業務的重大決策無不依賴于這三家美國公司的安排，三家PE僅僅花了區區3.5億美元，就控制了30億市值的公司。
PE的本質是賺錢，由于其多在3~5年內退出，因此在這個時間段內獲得最大回報，就成為其主要目標，資本的性質決定了其在企業投資行為上的短期性，從此展開了一系列追求短期利益的操作。由于柳傳志等中方管理層對IBM內部并無過深了解，所有涉及海外業務的重大決策無不依賴于這三家PE的安排。從聯想并購后出現的CEO更迭亂像，全拜三家PE所賜。
姑且不論此，聯想收購IBM，同樣可以設問：是收購了一瓶干邑白蘭地，還是空瓶？
聯想創業元老、聯想集團原總工程師倪光南的一番話，或許已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答案。他說：
“聯想并購IBM，17.5億的代價，沒有買到什么高技術，更不用說核心技術。IBM原來和長城合資生產PC，在合資之前，卻把技術含量比較高的服務器拿出來，和長城專門成立一個服務器的工廠，賣給聯想的工廠只剩下PC，只剩下一半的技術。而實際上IBM的狡猾不僅僅在于將服務器拿出來賣給了長城，在將PC部門交給聯想之前他把很多相關高技術含量的產業分拆賣出。”
2001年9月，IBM將旗下TFT-LCD部門賣給了奇美電子，使其成立日本IDTech公司，并取得高階技術及產能。2003年IBM又將硬盤驅動產業賣給了日立，使之成為硬盤驅動業界最大的公司。但偏偏到了聯想這里，卻似乎種下龍種，收獲跳蚤。首先是收購完成后，聯想“全球PC領先地位”不僅沒有鞏固，反而被Acer反超，從第三滑落到第四，且差距越來越大。緊接著在2008財年又出現了2.67億美元的虧損，同時先后5次裁員；2009年，在Millward Brown Optimor最新公布的“全球Top 100品牌排名榜”中，Lenovo落選“科技品牌Top 20”；老將柳傳志被迫在歸隱后再度出山，緊急救火。2010年4月，《IT時代周刊》發表《聯想未來可能被收購》一文，文章指出，聯想業務單一，未來存在被收購的可能??
2009年4月，一位名為Barrons的網友，在聯想集團網站上的“問吧”里，寫下了題為“‘強盜’走了，聯想還剩下什么？”的帖子，文章細數聯想收購IBM個人業務中的贏輸家，贏家包括甩掉虧損包袱的IBM、三家賺得盆盈缽滿的PE，自然也包括拿到并購傭金、提供過橋貸款的高盛，而輸家呢——
聯想的普通員工：你省的錢還不夠CEO一秒鐘的私人飛機費用。到頭來還被裁掉。
中國消費者：用幾倍的錢買ThinkPad，應該獲得冤大頭大獎。
黑色調侃的背后，聯想無疑是最大的輸家。
高盛另一“杰作”——TCL折戟湯姆遜
事實上，由高盛推動的聯想收購IBM，并不是其主導的中國制造企業海外收購折戟的第一例。此前，李東生應該已經有過“悔不該當初”之感。
在關于高盛的介紹材料中，有如下一行：
高盛擔任湯姆遜與TCL成立中國合資企業項目的財務顧問。
2003年11月4日，TCL集團（000100，SZ）在廣州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與法國湯姆遜集團有限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成立一家名為TCL-湯姆遜的合資公司，共同開發、生產及銷售彩電及其相關產品和服務。 在合資公司里，TCL國際和湯姆遜分別擁有67％和33％的股權。新公司的收入將并入TCL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的報表。湯姆遜在合資公司成立后的18個月內，可以用合資公司股權置換TCL國際的股權。
合資以前，TCL的彩電銷售量為1000多萬臺，湯姆遜約為800萬臺。這也意味著，一夜之間，TCL變成了跨國企業、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彩電生產企業的控股股東。帶著“全球頭號彩電企業”的喜悅，TCL總裁李東生躊躇滿志，發出豪言——
“（這次合作）將把TCL帶入一個新的增長時代，讓我們提前實現了“龍虎計劃”的兩大目標之一——多媒體顯示終端進入世界前五強。”
與后來的聯想收購IBM，以及如今吉利收購沃爾沃有異曲同工之處的是，這筆收購的動作也很快，4個月。在當時《財經》的報道中，是這樣描述的：
李東生的動作一向很快。盡管湯姆遜在今年（2003年，編者注）上半年就開始了在中國尋找彩電業合作伙伴的旅程，但正式與TCL接觸卻是7月份之后的事。湯姆遜公司的一位投資顧問介紹說，湯姆遜幾乎談遍了國內主要的彩電生產企業。包括康佳、創維乃至長虹。“開始的時候高盛向湯姆遜推薦的第一個合作對象就是TCL。”
從今年7月開始，雙方投入了很多精力進入了實質性談判，并經過4個月左右的時間達成了合資的意向。就如此規模的合作而言，談判所用時間之短，表明了雙方達成合作的迫切，而雙方的財務顧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為湯姆遜服務的是高盛，站在TCL身后的則是摩根士丹利。
在高盛和大摩兩家投行的鞍前馬后下，TCL“合資”的對象是什么呢？
資料顯示，號稱全球第四大的彩電生產廠商湯姆遜公司在2001年消費電子(家電)領域的銷售額為65.41億歐元，2002年下降為54.44億歐元，2003年上半年則跌破盈利線，虧損達8000萬歐元。也就是說，湯姆遜置入合資公司的是一個當年上半年就虧損8000萬歐元的業務，是湯姆遜急于擺脫的一個財務包袱。
其時百富勤的羅偉業評論道，TCL從合資中得到的最大好處是用最快和最簡單的方法，把市場拓展到了歐美。
然而，在這兩家著名投行主導的當年全球彩電業規模最大的合資項目中，李東生得到的仍然只是一個“空瓶”——他最為看重的湯姆遜的專利技術和海外銷售網絡，并未發生“所有權”的轉移。根據諒解備忘錄，雙方的品牌仍然是分區域使用：在亞洲及新興市場以TCL品牌為主，在歐洲市場以湯姆遜品牌為主，在北美市場以湯姆遜的RCA品牌(湯姆遜從通用電器買入的品牌)為主，兩家母公司將會給予TCL-湯姆遜電子公司品牌專利權，TCL-湯姆遜電子公司將會委托湯姆遜作為其在北美及歐洲市場的獨家分銷代理。
據李東生透露，在專利技術的使用方面，新舊公司有別。合資公司產生的新電視技術，將由新公司擁有；而湯姆遜原來的專利，TCL將按市場規則支付相關費用。也就是說，如果有一項專利技術要用到合資公司所生產的產品上去，仍需像兩個企業一樣結算。但同時，湯姆遜卻把它從事彩電、DVD業務的8500名員工放到了合資公司，這相當于湯姆遜把龐大的員工成本，轉移到了TCL頭上。
3年后的2006年11月，TCL與湯姆遜姻緣生變的消息傳出。湯姆遜與TCL集團解除股權交換，TCL多媒體（1070，HK）宣布退出歐洲業務。而此時，據2006年三季報顯示，TCL集團虧損7.06億元，依據TCL集團的持股比例推算，其中5.88億元虧損來自TCL多媒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受TCL多媒體拖累，TCL集團在中國A股市場的股票簡稱，一度淪落為“＊ST”。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師
回到吉利身上來。
吉利收購沃爾沃，資金缺口是根本。
吉利首席代表王堅說過這樣一句話：“錢不是問題，現在全世界都看好李書福。海外最大的投行JP摩根、英國的基金、美國的基金等大批投資者都進來了，這是一個多元化的融資團隊。”
李書福曾表示，現任洛希爾公司資深顧問即“超級四人團”之一的漢斯·奧諾夫·奧爾森將在交易完成之后加入沃爾沃董事會，如若吉利-沃爾沃陷入到高盛、洛希爾公司、美國PE、英國PE的局面之中，聯想起聯想收購IBM時的“多元化融資團隊”，我們有理由對吉利引入海外資本后的控制權，感到一絲擔憂。
另外，據報道，在協議簽訂前，“當談判組成員向李書福匯報時，對談判尾聲福特提出諸如‘運營資金一并注入’等新條件，李書福確實有一絲不快。”
“這如同一個農村來的窮小子追求一個世界頂級的明星。”李書福自己如此評價這單交易。
祝他好運。
小議日本式收購
對比聯想、吉利等中國企業的做法，日本的出海戰略從來不采用這樣大手筆的美國投行收購的方式，而是由常年駐扎海外綜合商社的分支機構、當地法人一馬當先，充當探路。然后逐步通過自己的布局，通過產業之間的協調配合，通過財團、綜合商社、關聯企業控制渠道，帶動產業鏈上各個環節的公司進入對方市場，以這樣的方式逐步蠶食目標國的市場，這種方式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甚至會用10年、20年、30年的時間，新近發生的豐田“召回門”事件，可以說正是因為豐田在過去的10年、20年、30年里不斷在美國蠶食美國汽車產業，從而打垮了通用、克萊斯勒汽車，才遭到了美國的報復。
所以，中國企業在海外“出海”的時候，不一定都要采用美國式的收購方式，被美國的投行、金融資本利用，在“賣了身”同時還在為美國人數錢。這種方式實際上是過去我們很多企業在海外擴張時都遭遇到的問題，包括中鋁在澳大利亞的收購行動，也有美國投行的參與。我們應當從這種種前車之鑒中，發現中國企業在“出海”體制、戰略上存在的漏洞和失誤，日本企業以企業之間相互持股，形成財團體制，建立商業產業和金融相配合，三位一體的模式來進行海外布局，逐漸占領對方的市場，獲取對方資源。我們認為，這樣的方式更值得中國企業借鑒。
殤：意為悲傷，非死亡；淪陷：意為陷入不良境地，非被占領。
高盛——中國遠洋；高盛——東航；高盛——國航；高盛——中航油；高盛——深電南；高盛——太子奶??只要細細盤點這些跟高盛瓜葛過的中國企業，高盛所到之處，均曾留下一片狼藉
接連淪陷于外國投行之手
國企之殤 不能稍忘
■ 《環球財經》編委 白益民
■ 本刊特約記者 王維
高盛、大摩、美林等，一個個光鮮的美國著名投行，都將其“熱情”不吝嗇地投給了中國。華爾街曾流行這樣一句話：你設計出一個復雜的金融產品，在歐美賣不出去，一定能賣給中國。華爾街還流行過這樣一句話：他們賣給我們有毒的牛奶，我們賣給他們有毒的金融產品。
2009年底，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李偉在黨報上發表措辭尖銳的長文，直點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投行的名字，他指出：“中國國有企業所遭受的巨額虧損與國際投行惡意兜售帶有欺詐性的、設計復雜的高杠桿產品有很大的關系。”
據統計，截至2008年10月底， 共有68家央企涉足金融衍生產品業務，浮虧114億元。其中有26家央企是自行在境外從事場外金融衍生產品業務(OTC)，且大都與交易對手私下簽訂的是“一對一”的非標準化合約。而這種所謂的一對一的選擇交易，一方虧損才有一方賺錢，交易風險大，透明度不夠。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缺乏實戰經驗的中國央企“內戰外行，外戰內行”，哪里算計得過“久經考驗”、具有豐富實戰經驗的資深外國投行！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一味對資深投行抱著“莫名其妙的好感”，“站著出去，躺著回來”的概率必然大大增加。除此之外，中國央企通過大型商業銀行，還大批購買了摩根士丹利、美林等國外投行設計的相關金融衍生產品。
中毒！巨虧2008
▲中遠衍生品巨虧（2008年）
中國遠洋（601919，SH）在2008年年報中披露，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國遠洋所持有的FFA(遠期運費協議)產生浮虧41.21億元。
從2007年初，中國遠洋開始陸續簽訂FFA協議。隨著中遠在FFA上持倉的擴大，公司作為中國最大的FFA市場參與者，也開始引起西方投行的注意。據中國遠洋內部人士透露，起初中國遠洋的交易對手主要是船東和貨主，但是到了2008年，高盛等金融機構也參與進來，高盛等投行取代傳統的船東和貨主成為中遠的主要交易對手，是導致中遠現在巨額虧損的原因。中遠的主要交易對手變成金融機構后，后者貪婪追求暴利的本性，驅使他們利用自身技術優勢、資金優勢和銷售優勢，借助復雜的產品，將中遠的正常套期保值活動淪為他們欺詐、魚肉的獵物，他們與中遠簽訂了大量名為套期保值、實為高風險的欺詐性合約。
▲深南電與高盛簽訂石油期權事件（2008年）
2008年3月12日，深南電（000037，SZ）某高管與高盛的全資子公司杰潤公司簽署了兩份未經授權的對沖合約。專業人士分析稱，對高盛來說，這兩筆合約交易最多虧300萬美元，最多可以賺幾億美元，對風險有完全的控制；對深南電來說，最多盈利300萬美元，最大虧損幾億美元，對風險沒有任何的控制。因此，深南電與高盛的協議不是一個對賭協議。如果非要說成賭博，也是一個深南電失敗的概率是100%的賭博協議。
2008年12月，深南電公告終止與高盛全資子公司杰潤公司簽下的期權合約，之后，杰潤方面多次發函催繳有關欠款。深南電2009年年報顯示，杰潤公司要求深南電支付因違約而給杰潤公司造成的損失近8000萬美元，及利息合計近8370萬美元。
▲中國國航失手燃油期貨（2008年）
中國國航（601111，SH）公告顯示，國航持有的套期保值合約訂立于2008年7月間，當時，國際油價正站在140美元/桶以上的歷史最高位。2008年10月中國國航首發公告稱，由于近期國際原油價格急劇下跌，其持有燃油套期保值合約的公允價值出現負值。11月22日公告顯示，截至10月31日，公司在燃油套期保值的合約公允價值損失約為人民幣31億元。
一位長期從事期貨研究的分析師表示，國航簽訂的套保合約，并非是在期貨交易所中進行的正規期貨套期保值，而是私下與對手方簽訂的合約，這和深南電A對賭石油衍生品合約十分類似。換言之，只有油價一直保持高位運行甚至不斷上漲，公司才能獲利。
▲碧桂園衍生品巨虧事件（2008年）
碧桂園（2007，HK）2008年12月28日公告稱，公司由于衍生品投資，造成不超過2.5億美元的損失。
時年2月碧桂園曾發布公告，與美林（新加坡）達成一項發行、認購5億美元 （約合35.95億元）的5年期可換股債券協議，以及總價值2.5億美元現金結算股份掉期協議。根據協議，若最終股價高于初步價格，碧桂園向美林收取差額；若最終股價低于初步價格，則美林向碧桂園收取差額。初步價格將按股份掉期公式厘定，而最終價格將參考指定平均日期有關股份價格的算術平均數。簡而言之，碧桂園賭的是股價漲，美林賭的是股價跌。
▲中信泰富事件（2008年）
中信泰富（00267，HK）2008年10月20日宣布，集團為了澳洲鐵礦石項目進行的杠桿式外匯買賣合約已引致虧損共8.07億港元；而仍在生效的杠桿式外匯合約，按公平價定值的虧損達147億港元。
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亞有一個名為SINO-IRON的鐵礦項目，該項目是西澳最大的磁鐵礦項目，項目中需要的設備和大量成本支出都必須以澳元來支付。為了降低澳元升值帶來的貨幣風險，因此簽訂若干累計期權(Accumulator option)的杠桿式外匯買賣合約。這種衍生品的吸引力在于當市場上升時令投資者可以平價買到看漲的股份或資產；但是當資產價格下跌時，投資者將損失慘重。即收益有限，但虧損可是無限的。
警惕！切忌“好了傷疤忘了痛”
以上為2008年時中國企業海外衍生品投資上出現巨額虧損或潛在虧損的部分事件一覽，當然，中國企業衍生品投資巨虧遠遠不止于此，中國期貨業協會一名李姓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到，2008年ST東航、中國國航、中國遠洋等企業，在投資金融衍生品時，有上百億元的黑洞，其中，僅東航一家，衍生品虧損就高達62億元，而包括上述3家企業在內的23家央企，虧損高達數百億元，如果再將央企和地方國企加起來算，衍生品總虧損額不下1000億元。
如果把這些視為中國企業出海的學費，這筆學費也未免交得太昂貴了些！盡管這些事件離現在已經過去了一年多，但如果“好了傷疤忘了痛”，那么離下一筆交學費的時間，不會遙遠！
算賬！拜金文化沖擊中國
當4月16日高盛被SEC起訴的消息傳出后，有外國媒體稱，這是奧巴馬對高盛的秋后算賬。如國資委副主任李偉所言，在中國“惡意兜售”、帶有“欺詐”性質金融產品的高盛、大摩等美國投行，中國人民又該何時對他們算賬？
2005年12月15日，時任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的胡祖六在上海2005中國國際金融論壇上做了“外資對中國金融安全和國家安全的影響”的演講，核心觀點是只有中資銀行全部賣給外資銀行，或者讓外資控股70%以上，那樣中國金融體系抗風險的能力才最強。胡祖六指出，韓國的經驗最有戲劇性，在1997年爆發世界危機前，韓國是世界上最保護本國體系的國家之一，但是1997年底爆發金融危機使韓國從長期的金融閉關中驚醒，從1998年初金大中總統開始改革以后，歷屆的韓國政府都采取了更開放的政策，至2005年，韓國前七家銀行平均外資的持股率是70%以上。
針對胡祖六的觀點，人大國際貿易和經濟學博士劉崇獻于次日發表了《胡六祖的全盤西化論可行否》評論文章，文章指出：
在金融危機中接受IMF救濟的國家一般都要接受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一攬子開放國內金融體系的改革措施，否則IMF不會輕易施救。而“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金融改革方案對于一個主權國家來說幾乎是新的“二十一條”，當年韓國面對IMF開出的條件，也是猶豫斗爭了很久，甚至到了號召全國婦女捐獻首飾來幫助國家度過難關的地步，但最終還是沒有頂住外部壓力，接受了IMF的救助，同時也意味著接受了開放國內金融市場的要求。所以韓國現在前七大銀行幾乎都被外資持股了70%以上，是韓國在那次金融危機中被強奸的直接后果，而不是什么驚醒！
入股中資銀行的戰略投資者所負擔的權利和義務是不對稱的，運用相對很少的投資支配調用銀行全部存款資產投資高風險高回報的誘惑是巨大的，成功了獲益巨大，失敗了損失有限。而中國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提供了幾乎無限的國家信用，否則以這些銀行的經營水平，遇到風吹草動，如果國家不管，肯定是全行業性的破產。
斗轉星移，當2008年美國成為金融危機發端的源頭時，我們也許真該慶幸，當時沒有將我們銀行業假手于人！
不過，美國企業文化中的“個人主義”、“短期利益最大化”依然強烈地沖擊了中國，同時，以高盛、摩根士丹利為首的美國投行也將 “貪婪”的“鴉片”帶到了中國，并嚴重地沖擊了中國固有的企業文化，促使中國企業、中國人放棄了責任、執著與勤勤懇懇，作為國家經濟命脈的國有企業本應該立足長遠做好主業，為職工為國家服務，但當下的現實是，國有企業投機性變強，國家主人翁意識喪失甚至不務正業。國企在金融危機中不僅涉足與主業不相關的金融衍生品市場，損失百億美元；還涉嫌抬高房價，涉足房地產，人民網文章指出128家央企有七成涉足地產；其次是百余家央企旗下竟存在2000多家酒店。央企尚且如此，省級國企、市級國企將作如是觀？！
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評價中國企業500強評選時曾強調中國企業是500大而非500強，連央企都一心發展暴利的、來錢快的金融衍生品、房地產、酒店業，那中國的企業何以強？何以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中國裝備制造業如何走出去？何來技術積累？何來科學研發？員工何以安心工作？華爾街的貪婪、拜金文化已經深深地侵蝕了中國！
美國制造業從巔峰開始走下坡路是在上世紀80年代，那個時期短期利益主義開始腐蝕美國，當大型企業涉足金融業、房地產時，美國制造業便開始走下坡路。美國底特律三大汽車公司之所以最終走向沒落、破產，就是因為汽車已經不是他們的主業，在追逐“金融鴉片”的大潮中迷失了責任和本質，金融部門成為了整個公司效益的惟一部門，汽車成了他們造概念的工具。
以沒有申請破產保護的福特汽車公司為例，從2001年~2007財年開始，福特汽車部門實現的利潤分別是：-74、-6、 -15、-2、-42、-180、-42（億美元）；而金融服務部門的利潤分別是：14、21、32、43、50、20、12（億美元）。也就是說，從2001財年開始福特汽車公司完全是依賴金融服務部門茍活，主業務成了金融服務部門，而汽車部門反倒成為拖了后腿的副業。美國通用汽車為什么最終破產，很大原因就在于其金融公司遇到了次貸問題遭遇破產，而汽車公司又沒有盈利能力，最終只有整個通用破產。
反觀許多中國企業，走的正是許多美國制造企業曾經走過的路。當圈錢上市一夜暴富抵得過十年辛苦勞作時，當大把圈來的資金投向完全不符合招股說明書的募資投向時，當炒股、炒房甚至假借套期保值的名義、涉足風險巨大的金融衍生品投資成為他們的主業時，中國企業的產業轉型、技術升級前景何在？！
反思！再談向日本學習
在1997年金融危機前很長一段時間內，“向鄰國日本學習”一度是許多中國企業曾經勵志去做的事情。恰如百年前“中日甲午海戰”中中國慘敗的結果改變了中國文化的命運一樣，十余年前的那場金融危機，也改變了中國企業文化取向。從向日本學習到向金融危機贏家美國學習，這樣的轉變發生仿佛只在一瞬間。現在，我們又到了應該反思的時候了！
很多人也許會說日本企業不也是“產融結合”嗎，與美國企業有什么本質區別？但日本的“產商融結合”，是以制造業為立國之本，商業、金融為輔，與美國金融立國下的“產融結合”有本質的區別。“平成泡沫”以及破滅后的大衰退使日本人相信，金融系統流動性的泛濫不僅導致金融危機，而且會引起實體經濟的衰退。因為有過往金融危機教訓的總結，也使得日本各界對于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有比較清醒、理性的認識，不盲目夸大金融以及金融市場的作用，對于金融衍生市場的發展持謹慎態度。根據2008年1月的統計，日本一共購買了140億美元美國次貸，其中商業銀行占63億美元。在全球主要經濟國家中，日本是最少的。日本制造企業更是不會上高盛等美國投行的當，碰觸金融衍生品。
日本前金融廳長官五味廣文說，在日本，金融是實體經濟的潤滑劑，而不是經濟的主導。日本作為全世界制造業最發達、技術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是通過其財團體制來主導國家經濟的發展，也就是說日本實行的是財團經濟體制。財團通過交叉持股，形成相互關聯的球狀結構，這種網狀的結構使它們能在全球不斷滾動，不斷壯大。
日本共有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勸銀六大財團，財團由金融、商業、產業集結而成。財團通過主辦銀行、綜合商社、制造企業的緊密聯系，使各大成員企業間形成松散的聯合體。而任何一個財團也不是依靠自然人的血緣關系界定家族成員，而是以企業法人之間的資本關系形成新型的命運共同體，依靠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企業內工會在維系整個財團體制的穩定。
財團中主辦銀行(或金融集團)扮演父親的角色，通常決定家屬成員的血緣關系和姓氏歸屬，是家庭成員穩定的經濟來源，為家庭的高速發展和擴張提供了大量資金。而綜合商社扮演了母親的角色，它負責生兒育女(眾多的制造業)，對孩子的教育和成長施加影響，并為兒女長大后外出求學與發展謀劃(獲取情報)，甚至為子女選擇對象和操辦婚嫁(創辦合資企業)。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財團實際上是一個長期穩定、從事專業化分工和協作，相互緊密依賴，有共同文化理念的人群的集合體。它圍繞全套完整的產業鏈而構造，使整個產業協調統一發展。經過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造，它已經成為了真正的社會企業，被日本人稱為“國民企業”。筆者認為，具有高度抗風險能力和集團作戰能力的日本財團經營模式和文化，非常值得中國企業借鑒。
穿過“中航油”的巨虧高盛的手
■ 《環球財經》編委 白益民
2003年，《求是》雜志曾發表調查報告，盛贊中航油是“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棋盤上的過河尖兵”。同時，國資委也表示，中航油是“國有企業走出國門、實施跨國經營的一個成功典范”。
孰料，僅僅一年多過后，2004年11月30日，中國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航油）發布了一個令世界震驚的消息：這家新加坡上市公司因石油衍生產品交易（做空石油期貨），總計虧損5.5億美元。
從2003年12月31日到2004年1月31日，中航油已虧損1100萬美元，主要就來源于在石油期權交易中輸給了交易對手高盛的J.Aron公司。由于不希望讓“賬面虧損變成實際虧損”，中航油總裁陳久霖決定將盤位“后挪”。據普華永道2005年3月30日公布的“中航油事件”調查報告顯示，中航油在2003年四季度對國際油價作出下跌的預期，因此改變交易戰略，從“做多”轉入“做空”，開始賣出買權并買入賣權。
高盛的“挪盤”暗藏殺機
2004年1月26日，中航油與交易對手高盛的J. Aron公司簽署了第一份重組協議，雙方同意結束前面的期權交易而重簽一份更大的合約。根據協議，中航油在平倉后，買進了更大的賣出期權。但自2004年1月簽署重組協議至當年6月，油價并未如中航油預期的下跌，反而一漲再漲。到二季度，因期貨產生的虧損已高達3000萬美元。中航油再次選擇“后挪”，在6月28日同交易對手J. Aron 公司簽訂第二份重組協議，風險成倍擴大。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航油事件”發生后，2006年3月8日新加坡地方法院審理中航油一案時，法庭辯護詞中對被告人中航油總裁陳久霖 “挪盤”一事也有這樣的敘述：“在咨詢公司專業人員、高盛能源貿易子公司——J. Aron公司以及三井能源風險管理公司之后，由于他們全都強烈建議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挪盤，陳久霖先生相信了他們的判斷并采納了他們的建議。”
當2004年6月陳久霖再次同意把所購期權的到期時間全部后挪至2005年和2006年的時候，這一做法已遠遠超過了國有企業境外期貨套期保值業務管理辦法中只允許超過 12 個月的上限。有業內人士認為，J. Aron公司應該向交易對家分析市場、陳述交易風險，還要判斷交易對方內部操作的程序以及是否具有相應的財務能力。這些義務，J. Aron公司均未履行，甚至明知中航油貿易一部的交易員Gerard Rigby越權做投機交易，也沒有阻止。
2005年3月16日，將自己的債權人之一，也是期貨市場上的交易對手——J.Aron公司告上了法庭。在起訴狀中，中航油稱，因J.Aron公司的誤導而在期權交易中蒙受巨額損失，要求對方作出賠償。J. Aron公司是高盛集團旗下專門負責商品交易服務的子公司，在新加坡紙貨市場擁有多個盤口，它在中航油巨虧事件中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既是中航油的第八大債權人，亦是中航油在石油期權交易中僅次于三井能源風險管理公司的第二大交易對家。
中航油認為高盛的J. Aron公司2004年1月和6月與中航油簽署的兩份協議中，對石油期權未來市場預期表述不完整、不準確乃至誤導，建議原告（中航油）擴大交易量并選擇更復雜的期權，這直接導致了中航油風險的放大。由此，中航油要求J. Aron公司廢除雙方這兩份協議，賠償因兩項協議招致的損失。中航油一直強調，他們對期權產品相關的價值和風險評估缺少像被告（J.Aron） 那樣的專業知識，因此，他們曾完全相信被告告知他們的這兩份重組協議的種種好處。
2005年2月期的《中國企業家》封面文章《誰搞垮了中國航油？》中，當事人陳久霖回答記者提問時談到：“近年來，國際資本長期覬覦我國企業，尤其是能源企業和海外中資企業；國際競爭對手一直有意擠壓中資企業。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日本三井、美國高盛公司等先是給中航油‘放賬’操作期權，即在一定金額范圍內不用收取保證金；后又允許挪移盤位，對挪移盤位的風險也沒有說明。后來等到油價沖到歷史高點時，突然取消放賬、提高保證金比例，逼迫中航油斬倉。”
高盛與三井結成美日同盟
在紛繁復雜的“中航油事件”背后，涉及太多的公司名稱，如果梳理一下這些名稱，就會發現其實這是一場圍繞著一個莊家的賭局。在上面的記述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井物產的三井能源風險管理公司、三井住友銀行、高盛集團的J.Aron公司在整個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中有的是中航油的逼倉對手，有的是中航油的借款人，有的為中航油提供期權挪盤的建議。然而，很少會有人注意到這三者之間存在的密切關系。
在“中航油事件”中，高盛集團的J.Aron公司是僅次于“三井能源風險管理公司”與中航油進行期權對手交易的第二大公司，而且建議中航油進行高風險的“挪盤”。高盛的官方網站是這樣介紹J.Aron公司的：高盛的商品部－J. Aron公司在商品業務領域的從業經驗超過100年；高盛是能源風險管理領域公認的行業領導，協助大量的客戶全面管理與能源相關聯的風險；J. Aron公司作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商品交易機構之一，有能力在實物和金融領域進行交易。在亞洲地區，高盛商品部在新加坡、東京和悉尼辦事處共有20多名專業人員。
高盛的對外宣傳稱，作為和600多家商業客戶、150家投資者和一系列其它的市場參與者進行合作的交易商，能夠很快確認流動性的方位，并在大部分情勢不明朗的市場中作出正確選擇。在全球范圍內，高盛的J. Aron公司在商品風險管理解決方案提供方面曾獲得頂級排名，向大量的客戶提供服務。在亞洲地區，J. Aron公司長期以來一直向亞洲的客戶提供財務解決方案，幫助其管理商品價格風險。此時禁不住要問一句，高盛的J. Aron公司是如何“幫助”中航油管理風險的呢？
再來看一下高盛集團，它是一家國際領先的投資銀行和證券公司，向全球提供廣泛的投資、咨詢和金融服務，擁有大量的多行業客戶，包括私營公司、金融企業、政府機構以及個人。高盛集團成立于1869年，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及規模最大的投資銀行之一，總部設在紐約，并在東京、倫敦和香港設有分部，在23個國家擁有41個辦事處，其所有運作都建立于緊密一體的全球基礎上，由所謂的“優秀的專家”為客戶提供服務。
其實，高盛集團是在J.Aron公司和住友銀行（現三井住友銀行）加盟之后，得以快速發展的，成為美國華爾街最著名的投資銀行。1981年，高盛收購了J.Aron，進入外匯交易、咖啡交易、貴金屬交易、能源等新領域，標志著高盛多元化開始，超越傳統的投資銀行代理、顧問范圍，有了固定收入。1986年，日本住友銀行（現三井住友銀行）花費5億美元獲得高盛集團12.5%的股份，成為高盛的兩家外部機構投資者之一，另一家是夏威夷的畢舍普地產公司（Bishop Estate）。到1989年，高盛公司7.5億美元的總利潤中，J.Aron公司貢獻了30%。
給中航油放債進行豪賭的三井住友銀行與高盛和三井物產的關系如同手足兄弟，這在三井住友銀行追討中航油欠款的起訴書中的一段敘述就已經不打自招了。起訴書中寫道：“2004年8月和9月間，中航油向三井住友（銀行）貸款1480萬美元，用于支付欠（三井物產旗下的）三井能源風險管理公司和（高盛旗下的）J.Aron公司的債款，并在2004年9月將與上海浦東國際機場進出口公司進行的一筆1326萬美元燃油交易所得轉入公司在三井住友（銀行）的戶頭，以此為抵押取得三井住友（銀行）2004年11月發出的1350萬美元信托收據。”
高盛本身是一家從事投資銀行業務的服務性公司，很多收購行動的背后都是由三井住友銀行提供資金支持。2004年夏天，在外國投資者對日本武富士消費信貸公司（簡稱：武富士）股份的爭奪戰中，高盛公司從幕后走到臺前，一度獲得排他性的交涉權并宣稱要收購武井家族的58%的全部股份。高盛此次收購項目的負責人是高盛證券（日本）公司總裁持田昌典，他與三井住友銀行行長西川善文關系密切，而三井住友銀行是高盛收購武富士強有力的后盾。
（本文摘自作者所著《三井帝國在行動》一書）
誰來審判高盛
■ 《環球財經》編委 白益民
■ 本刊特約記者 王維
■ 本刊記者 林鷹
暴跌·暗幕
“出大事了！” 北京時間4月16日晚11時多，一位身處華爾街的對沖基金經理突然在MSN上對《環球財經》記者說到。
“高盛暴跌，5分鐘跌掉了10美元，哦，15美元了，10%就這么沒了??”
“跌掉20美元了??”
“最高跌掉30美元??”
大洋那邊，關于高盛的消息接連傳來。路透社搶發的關于高盛股價暴跌的消息，未經翻譯，便登上了國內財經網站新聞頻道。
“這一定是出大丑聞了，暗幕丑聞，連金融危機時都沒這么跌過。”上述對沖基金經理對《環球財經》記者說。
其實，4月16日下午2時左右，一則關于高盛的消息已經引起了財經人士的廣泛關注：
知情人士稱，高盛集團董事拉賈特·古普塔(Rajat Gupta)已于3月告知高盛，他將不再參選董事，此前檢方通知說正在審查其與帆船集團(Galleon Group)創始人拉杰·拉賈拉特南(Raj Rajaratnam)之間的談話錄音。
古普塔通過發言人表示，他決定卸任是由于“有其它事情”。古普塔從2006年開始擔任高盛董事。
《華爾街日報》周四報道，檢方正在調查古普塔是否在金融危機最嚴重期間向拉賈拉特南透露了高盛的內幕消息。
現年61歲的古普塔和其他一些人接到政府信函，說他們的電話談話已被截獲，截獲手段是通過竊聽或該案證人自愿錄音。
古普塔曾在董事會的審計、薪資、公司治理以及任命等多個委員會任職。他在高盛的董事任期將于5月到期。
“高盛的暴跌與這個消息有關嗎？”《環球財經》記者向上述對沖基金經理詢問道。
“有關，但不僅此。這樣的跌幅，只能說明大機構在瘋狂出貨。剛聽到消息，GE也有麻煩了，與信息披露有關，似乎與美國前財長保爾森有涉。”他回答道。
保爾森，高盛前CEO。就在那一時刻，“高盛”一詞仿佛瘟疫，誰沾上，誰倒霉??
“政商勾結就是罪惡的淵藪。”他進一步補充道，“高盛就是典型案例。”
災難·報應
10分鐘后，確切消息傳來，美國證券行業的最高機構、直屬美國聯邦政府的獨立準司法機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起訴高盛，罪名是欺詐。
消息稱，SEC指控高盛集團及其副總裁托爾雷(Fabrice Tourre)在設計和銷售與次優抵押貸款相關的擔保債務憑證(CDO)產品時有欺詐行為。SEC認為，高盛和托爾雷觸犯了美國證券法，SEC正謀求向高盛及托爾雷施加剝奪非法獲利、罰款等處罰。
在4月16日向聯邦法院提起的民事訴訟中，SEC指控高盛集團在金融產品問題上涉嫌欺詐，隱瞞與第三方的關系，放出錯誤信息，造成投資者損失超過10億美元。《華爾街日報》指出，這些交易可能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
SEC在隨后發布的一項聲明中指出，高盛設計并銷售了一種基于住宅次貸證券(RMBS)表現的抵押債務債券(CDO)，高盛沒有向投資者透露該CDO的重要信息，特別是一家大型對沖基金公司——保爾森對沖基金Paulson & C在資產選擇中所扮演的角色沒有被透露，也沒有透露該基金已對這一CDO做空。保爾森公司參與并幫助高盛集團選擇了投資組合，并通過對抵押債務債券的賣空交易在房地產市場大幅下跌時期獲得了大量的利潤。但高盛沒有向投資者透露該對沖基金公司參與了該交易，以及其在該交易中扮演的角色。
SEC執法部門的主管羅伯特·庫薩米(Robert Khuzami)認為：“這種產品是新的且很復雜，但其中的騙術和利益沖突并不新鮮。高盛錯誤地允許這位能深刻影響其投資組合中抵押貸款證券的客戶對抵押貸款市場做空，高盛還向其他投資者提供了虛假陳述：該證券的投資內容由獨立客觀的第三方機構進行選擇。”
為了這項交易，保爾森對沖基金公司2007年4月向高盛支付了約1500萬美元的設計和營銷費用，而以ACA資產管理公司和德國IKB銀行為代表的投資者，因此蒙受的損失可能會超過10億美元。
該CDO的營銷材料名為ABACUS 2007-AC1，高盛副總裁法布里·托爾雷(Fabrice Tourre)應對ABACUS 2007-AC1存在的問題負主要責任。托爾雷設計了這一交易，負責營銷材料的準備工作，而且負責與投資者進行直接溝通。托爾雷知曉Paulson對外隱瞞的賣空部位，也知曉該公司在資產選擇中扮演的角色。此外，托爾雷誤導了ACA，讓ACA誤以為Paulson的投資與ACA的利益存在密切關聯。實際上，它們的理由存在嚴重沖突。
“欺詐門”案件令高盛陷入史無前例的危機，分析估計相關訴訟潮或導致該行損失7．1億美元，高盛現任CEO布蘭克·費恩更可能被迫下臺。
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高盛一度作為“金融黑手”推向輿論的前臺，但也有相當多的人士認為，這只是“陰謀論”的一家之言。
一年多后，SEC的起訴，為當初輿論對高盛的鞭撻落下了堅實的注腳。SEC對高盛指控的時間點十分敏感。去年12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了全面改革金融體系的議案。目前，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多德提出的提案正在作最后修改，參議院全院辯論即將開始。奧巴馬總統近日再次敦促立法者：金融監管改革應在數周內完成。奧巴馬4月17日表示，正在國會推進的金融監管改革計劃將終結對金融機構的救助，轉而向華爾街問責，以保護消費者和納稅人的利益，避免各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再次引發危機、危害經濟。
分析人士稱，如果白宮只是針對高盛一家，那么對華爾街不會造成太大沖擊；如果打擊面加寬，將對美國銀行業帶來更多的變數。
這一次，備受撻伐的高盛會得到它應有的懲罰嗎？
答案并不清晰。因為，該案于去年開始進行調查，但據Bloomberg報道， 2009年9月履任SEC執行起訴部門負責人羅伯特·庫薩米，此前任職于高盛，職位是“高級經理”，報道稱，29歲的羅伯特·庫薩米沒有任何法律方面的經驗。
有網友據此揣摩：“現在你知道高盛這招棋的妙了吧，美國證交會在周五公布該消息，黃金一時間掉了28美元，高盛的股票一時間下降23美元。我猜高盛的trading desk（交易室）早就布好做空黃金和高盛股票的局了。”
另據英國《泰晤士報》4月21日報道，在高盛欺詐事件爆發以后，一些資深共和黨人針對此事件展開調查，認為美國白宮可能與華爾街監管機構進行勾結，從而做出起訴高盛欺詐行為的決定。這使高盛成為政治風暴的中心。
不過，白宮方面否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出于政府授意，在參議院辯論前起訴高盛。白宮發言人羅伯特·吉布斯強調，證交會是獨立機構，事先沒有通知白宮。
虱子·淵藪
在美國，高盛32000名員工被看作高登·格科（大導演奧利弗·斯通1987年執導的電影《華爾街》中主角，由麥克爾·道格拉斯演）式的商業惡魔軍團，制造住宅泡沫的貪婪操縱者，以及致使其商業伙伴美國國際集團（AIG）高額負債近乎崩潰的機會主義者。
“貪婪是個好東西”，是高登·格科的名言。20年后，2008年，這句臺詞再度風行華爾街，不過變身成為了“貪婪不是個好東西”。
是的，在高盛的貪婪大白于天下時，那襲華麗長袍下隱藏的虱子，觸目驚心地爬上人們眼前。人們意識到，金玉其外的高盛，不值得擁有以往給予的尊重。在2010年4月5日由國際知名調研機構Harris Interactive發布的2010美國最受尊重企業排行榜，高盛集團被評為信譽最差的5家美國公司之一。4月9日以高盛為首的美18家銀行被曝虛報債務數據。4月12日出版的美國《商業周刊》雜志指出，現在的高盛在華盛頓幾乎沒有朋友。敗絮其外——在美國公眾眼里，高盛就是華爾街罪惡的淵藪。
以下試數高盛近年來作惡的一二。
操縱石油
2003年，美國通過一項規定，放開了對大宗商品交易的監管，而放松監管就意味了高盛等投行有不公布其持倉報告的特權，他們擁有了無限持倉規模的豁免權，這使得對沖基金可以通過與投行達成互換協議來繞過持倉規模的限制，從而間接介入期貨市場進行投機。這是自此以后基金變得活躍、投機行為增多、油價上漲的起因。
2008年伊始，因全球金融市場的混亂，老百姓已經不愿意把錢投到任何感覺不靠譜的領域。華爾街便把賭局設在了老百姓能實實在在感受到的商品市場領域：糧食、咖啡等糧食資源，以及原料資源和能源資源，特別是石油。美元貶值、信貸和地產危機，這一切都造成所謂“飛向商品實物”的局面。石油期貨價格像坐了火箭一樣向上攀升，從2007年中的60美元一桶飆升到2008年夏天的峰值147美元一桶。
在那個總統選戰如火如荼的時期，對于油價攀升到4.11美元一加侖的合理解釋是“全球石油供應問題”。但是全球石油供應緊張是在撒謊，雖說全球石油供應最終會耗盡，但是短期石油供應量其實在增加。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管理局的報告，在石油價格達到峰值的前6個月，世界原油供應量從每天8524萬桶上升到8607萬桶，而同期世界原油需求量則從每天8682萬桶降低到每天8607萬桶。也就是說不僅短期原油供應量上升，而且需求量在下降，這種情況按照經典經濟學的理論，本應該帶來原油價格的下跌。
那么，實際是什么導致了油價的飆升呢？沒錯，價格上漲的不是真實石油消費，而是紙面石油交易。
高盛通過說服養老基金和其他大型機構投資人投資于原油期貨，幾個大玩家竭盡全力把一度穩定的大宗實物商品市場搞成一個投機的賭場，也就是在固定的某一天可以以固定的價格購買原油。這種做法一舉將嚴格按照供需情況定價的原油，從實實在在的商品變成了一個像股票一樣可以投機的東西。投機到實物商品市場的熱錢從130億美元增長到3170億美元，增長了2300%。到2008年，大約有800只基金集結在原油期貨市場，油價波動的60%到70%是投機和操縱市場引起，而平均一桶原油在最終儲運和消費掉以前，要倒手27次。
在半公開的政府豁免權武裝下，高盛成了一個巨大的商品賭場的首席設計師。高盛商品指數跟蹤24種主要商品價格，其中原油價格的權重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成為各種養老基金、保險公司和其他機構投資人進行大規模長期賭博的主要場所。
在2008年7月以前，高盛的投資組合是做空美元、做多石油，因而在2007年至2008年美元的下跌和石油的暴漲以及次貸衍生品的崩盤中，獲得了豐厚利潤。
高盛做空石油是在2008年，在2008年初，被譽為“油價預言家”的高盛分析師阿爾瓊·穆爾蒂，在《紐約時報》撰文預測由于尼日利亞供應中斷、俄羅斯產量下降、中國對石油的需求將失控性的增長，石油價格將“急速飆升”到200美元一桶。2008年7月，時任高盛大中華區主席胡祖六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聲稱：“從原油需求、工業技術、地緣政治等多個角度考慮，國際原油價格依然會上漲”，他還提出高盛有關“未來6到24個月油價愈來愈可能升至每桶150?200美元”的預測并非危言聳聽。
事實卻并非如此，這實際上這是圈內人做空石油的信號，而做空的前奏就是吸引“最后一棒”接手原油倉位。原油價格于去年7月見頂每桶147美元，隨后一路狂瀉，到2008年12月觸及2004年初來最低點每桶32美元。不幸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石油消費國，就真的成為了這“最后一棒”。他們在130、140美元的價位上大量接手。
2008年10月，當眾多國家接手后，高盛出手了。高盛另人咋舌地兀然多翻空，在沒有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時，把此前看多石油至150美元、200美元一桶，改為看空50美元一桶，這顯然難以讓人信服。被玩于股掌之中的人們早已失去了理智，更沒有想到做空確實是由高盛說了算。
當然，高盛隨之的策略調整就是做空石油、做多美元，隨著這一策略的實施，石油從最高147美元/桶跌到33美元/桶，77%的跌幅，以及美元指數同期30%的漲幅所驗證，全世界傻眼。
據《中國經濟安全透視：獵殺“中國龍”》一書指出，高盛因為在全球金融市場的突出地位，在中國大型骨干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一直扮演關鍵角色。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中國石油巨頭，在股份配售承銷、賬簿管理、海外并購等各方面都得到高盛等相關美國金融機構的“周密服務”。因此美國高盛對中國石油企業的海外布局了如指掌，這也是為什么高盛為首的金融炒家總能輕易利用“中國因素”進行成功炒作。2009年以來，油價反彈，在每桶60美元徘徊。高盛卻開始公開唱空油價，在5月初又發布研究報告，稱美國原油期貨價格將在未來兩個月跌至45美元/桶，事實是，截止5月底，美國原油期貨價格漲至65美元/桶，高盛唱空和唱多油價，都是為了達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當然，高盛介入的中國戰略行業遠不止石油。
涉嫌助希臘瞞赤字，并試圖嫁禍中國
哈佛大學經濟史教授尼爾·弗格森曾寫道：“在每一次重大歷史事件的背后，總暗藏著金錢的秘密。” 以希臘為代表的歐元區債務危機，剛好印證了這句話。
希臘為了能夠加入歐洲貨幣聯盟，尋求高盛等投行幫助降低財政赤字。因此，高盛幫希臘政府悄悄貸進了數十億美元。因為被視為貨幣交易而非貸款，而沒有對外發布。這筆交易幫助希臘在入不敷出的情況下，不僅達到歐洲赤字的規定獲得加入歐元集團資格，還得以繼續揮霍，但也埋下了隱患。2009年，希臘國家負債高達3000億歐元，創下歷史新高。2009年12月，國際評級機構連續下調希臘主權信貸評級，引爆希臘政府債務危機。
多項記錄顯示，在華爾街的協助下，希臘過去10年來一直努力躲避歐洲負債的限制。由高盛制造的一筆交易，讓希臘數十億美元的債務，得以躲過布魯塞爾預算監督人員的審查。希臘為此支付了高盛大約3億美元的費用。
掌握了高盛及一些華爾街交易文件的雅典經濟學家Gikas Hardouvelis表示：“這類交易因為沒有以貸款的方式記錄，常會誤導投資者以及金融監管人員對一國負債深度的了解。”
此外，這些“秘密”交易，除了通過欺騙投資者，更誘導政府采取錯誤的政策，以避免采取嚴格措施，來控制他們的財政赤字和債務。比如，高盛曾一度要向中國推銷250億歐元希臘債券，想假借中國之助，進一步幫希臘來掩飾現在的債務。高盛此舉有轉移危機，嫁禍中國之嫌。
在財經作家李德林所撰《做空希臘下一步 高盛的終極是中國》一文中，有如下描述：
在這場危機中，人們意外地發現“中國”的“身影”。去年（2009年，編者注）11月，高盛投行總裁親自前往希臘首都雅典，提出了一項幫助希臘還債套現的計劃建議，并建議希臘方面由高盛搭橋，將高達250億歐元的國債推銷給中國。當一月底希臘成功拿到80億歐元的新貸款時，市場一度便認為希臘已經沒有支付危機。然而這正是某些人需要造成的效果。這時高盛高層再度游說希臘方面。然而希臘新政府顯然已經認識到，高盛的建議是飲鴆止渴。在希臘的拒絕下，很快，市場上便出現了新的謠傳：中國拒絕購買由高盛投行安排的一項“私人投資”250億歐元的希臘國債。也就是說，希臘委托高盛出面來替其安排尋找投資者，這明確顯示希臘方面出現了問題。一個國家的國債無人問津的話，就是該國金融信譽出現問題的最為明確的標識。而中國的拒絕將使市場要求雅典提供更高的風險保險。在這種背景下，高盛就成為一個大贏家：一方面替希臘推銷國債能夠得到更多的收益，而另一方面高盛手中的“信用違約互換”保險CDS則大幅上漲。
法國分析家認為，透露出中國拒購希臘國債是令人吃驚的。這種消息按慣例是絕對處于保密狀態的。對投資者或推銷者來說，這種消息的泄露對兩者都是不利的。然而《金融時報》卻發現，消息透露者居然是高盛投行的第二把手凱利·科恩。他于去年11月和今年1月兩次前往雅典，試圖游說希臘當局讓高盛將高達250億歐元的國債推銷給中國，但遭到希臘的拒絕。于是消息便蹊蹺地走漏出來，對希臘和歐元造成巨大沖擊。
整垮貝爾斯登和雷曼
貝爾斯登和雷曼兄弟認為，是高盛操縱股價導致它們垮臺和陷入困境。據2008年《華爾街日報》英文版文章《Goldman Is Queried About Bear’s Fall》披露，高盛操縱貝爾斯登和雷曼兄弟股價的問題已經被美聯儲調查。雷曼兄弟CEO Richard Fuld指控高盛CEO Lloyd Blankfein，認為高盛交易員在惡意散播關于雷曼兄弟的謠言，造成雷曼兄弟股價暴跌，最終雷曼只得以破產收場。在美國，操縱股價是一項非常嚴重的指控。
事實上，高盛的一封電子郵件確實對貝爾斯登造成了重大打擊。
《財富》雜志曾報道，2008年3月11日，高盛的信貸衍生產品業務部在向其客戶發送的一封電子郵件中稱，高盛將不再就貝爾斯登的衍生產品交易為他們提供擔保。
而在此前幾周，高盛等銀行都還在積極開展業務，同意對擔心貝爾斯登這樣無力履行其利率互換交易義務的金融機構提供擔保，并從中收取不菲的傭金。
盡管高盛發言人當時聲稱該郵件不構成全面的拒絕，但資金管理公司Hayman Capital首席執行官Kyle Bass收到這郵件時還是感到異常震驚。Bass讓同事給高盛打電話確認一下，問是不是搞錯了。
“沒有錯，”Bass說，“高盛告知華爾街說，他們和貝爾斯登的關系完了，風險太大了。這是他們關系的終結。”
高盛的這封電子郵件的內容泄露以后，越來越多的對沖基金和其他客戶開始撤資，最后撤資者多達上百家，加速了貝爾斯登的崩潰。
制造“全球化模式”陷阱
在過去25年里，華爾街制造了一系列的丑聞，能忽悠出去的東西也沒剩下啥了。垃圾債券、IPO、次級房貸以及其他曾經盛極一時的金融產品，在公眾心目中都成了詐騙的陷阱。信貸市場正陷入危機當中，房地產泡沫經濟破滅，逼得華爾街不得不去找一個新的圈套誘人上鉤——全球化模式。
為什么全世界都要統一成“全球化模式”呢？1984年即在高盛任職的日本人神谷秀樹在他所著《貪婪的資本主義》一書中這樣寫道：“推進全球化模式的中心人物無疑都是美國巨大投資銀行的頂層人物。簡單地說，證券世界的銷售體系是由不到十家高盛這種巨大投資銀行（包括儲蓄金融機構的投資銀行部門）掌握的。他們為了讓自己更方便，要把所有的證券都做成“定性化的商品”。也就是說，他們使交易條件規格化以便于自己更好買賣。不僅僅限于證券，原油、玉米、大豆、咖啡豆等等，他們建立起的商品交易系統中，交易的種類越多，他們的利益和市場支配能力就越強。
他們在全世界各國證券市場的商業圈和支配能力都增強了，以至于市場都要采取他們的游戲規則。像他們這樣追求數字的人最忌諱的就是“個性”。當證券、商品都失去自己個性的時候，世界就掌握在了這些人的手里。
高盛等投資銀行致力于用微薄的手續費來操作具有統一性（專家稱商品化）的大規模商品，只要數量龐大，那么即使很小的價格差也能夠帶來巨額收益。以高盛為首的投資銀行就是“貪婪資本主義”的產物，所以他們無論如何都需要“全球化模式”，推行全球化，就掌握了世界。
高盛的野心，不過如此。
全球化模式陷阱，貪婪的資本主義，高盛的罪孽。
保爾森一出 誰與爭鋒
“政商”高盛是如何煉成的
■ 李德林
小布什的大管家，高盛鐵桿的兄弟。
保爾森出生于美國佛羅里達州棕櫚灘，家境是相當的不錯，老爸是個販賣珠寶的商人，家里是相當的有錢，后來一家人都移居到了伊利諾伊州的巴林頓山。特別可貴的是，保爾森這孩子沒有一點富家子弟的嬌氣。很小的時候，他就參加了美國男童軍，在童子軍訓練期間表現出色，榮獲了級別最高的鷹章。1970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之后，走出校門的高材生保爾森并沒有走進華爾街，而是在畢業的當年就進入五角大樓擔任國防部長助理的助手。
給助理當助理的保爾森在政壇一帆風順，兩年之后，擠進了尼克松政府的國內事務委員會，并升級擔任總統顧問約翰·亞列舒曼的助手。在政壇上，老是給助手當助手，保爾森的心里頭總不是那么個滋味。1974年，他進入高盛的芝加哥分部工作，開始其職業投資銀行家生涯。
“提線”美國的開始
政壇失意，商場得意。進入高盛的保爾森如魚得水，很快就在金融領域嶄露頭角。1982年，保爾森成了高盛的合伙人。從一無所有到成為公司的合伙人，保爾森僅僅用了8年時間，在華爾街的超級大腕高盛，不能說不是一個奇跡。
此后，保爾森花了12年時間打拼，在1994年，升為高盛公司總裁兼營運總監，并首次被提名為行政總監。4年之后的1998年，成為高盛公司高級合伙人之一，成為高盛的核心人員。第二年的1999年，保爾森隨著高盛上市成為董事長兼行政總監。
商場得意的保爾森也許是膩味了多年的金錢交易，突然懷念起從前在政界的小日子，因而轉身又殺回了政壇。2006年5月26日，美國總統小布什宣布，提名保爾森掌舵美國財政部。6月28日，美國參議院正式通過有關提名。當年的小兵已今非昔比，保爾森已經是堂堂正正的一名政府高官了。
同時，高盛的前掌門人也成了美國的財神爺。
“高盛式”財政部
保爾森在見到小布什之前，腦子里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小布什的任期還有兩年時間，伊拉克戰爭已經將美國拖入戰爭的疲勞狀態，充當世界警察的背后是對美國國力財政的巨大消耗。小布什政府的第一任財政部長甚至嘲笑小布什簡直跟盲人一樣，每次參加內閣會議的成員簡直跟聾子一般閑聊，從來沒有對政策進行過認真討論。這太可怕了，兩年的財政部長期限那不是成了聾子耳朵擺設了？見小布什之前，保爾森征求了不少朋友的意見，最后保爾森提出了自己的條件：要么改變內閣狀態，要么小布什另請高明。
小布什聽完保爾森的要求，哈哈一笑，這家伙是在跟自己要權。小布什沒有那么多時間跟保爾森磨牙，他太需要保爾森這樣的鷹派人物出面管理財政部了。小布什皺了皺眉頭，答應了保爾森的要求：財政部有獨立決策的權力，財政部長有參加白宮決策的權力。
2006年5月30日，小布什正式提名保爾森擔任財政部長。
保爾森在獲得了前兩任財政部長沒有的權力之后，終于開始辦理在高盛的交接，拋售持有的上億元價值的高盛股票，準備帶著大筆資金走進財政部。2006年7月，保爾森在小布什跑步相迎的歡迎儀式上坐上財政部掌門人的位置。
小布什在歡迎儀式上豪氣地說：“保爾森會成為我在本土及國際經濟政策方面的首席顧問，我們將保持相同的態度，為國民制定合適的政策，繼續保持美國經濟繁榮。”
人精一樣的保爾森馬上聽出了笑面虎總統的話外之音，沒辦法，這就是白宮，這就是權力。
白宮是小布什的，財政部是保爾森的，保爾森躊躇滿志。
白宮、國會山跟華爾街的距離太遠了，保爾森不想當白宮的推銷員，更不想當國會山那一幫議員的槍。華爾街走出來的保爾森重返白宮的權力中心，他要改變這個局面，要讓華爾街跟財政部，跟白宮以及國會山的人緊緊地連在一起，讓這一幫人時刻有一種感覺，那就是書生誤國，利益攸關。
保爾森決定組建一個高盛班底的美國財政部。
保爾森給老朋友老同事羅伯特·斯蒂爾(Robert Steel)打了個電話， 1976年加入高盛的羅伯特·斯蒂爾比保爾森晚進高盛兩年，這哥們相當勤奮，在高盛集團人緣特好，跟保爾森的關系非常不錯，保爾森掌權之后，羅伯特·斯蒂爾升任副董事長，同時也是高盛管理委員會的成員。沒兩年時間，55歲的羅伯特·斯蒂爾選擇了退休，將管理委員會的權力更多地交給保爾森。保爾森的獨斷魅力讓高盛走上了發展的康莊大道，退休后的羅伯特·斯蒂爾到哈佛大學肯尼迪行政學院做了高級研究員，悠哉地享受自己的晚年。
不過保爾森可沒有完全放行這位老朋友，他在高盛辦公樓給斯蒂爾留了一間辦公室，將其返聘為高盛的兼職顧問。
現在，保爾森步入政壇，遇到不少麻煩，國會山的議員太刁鉆了，保爾森需要財政部完全成為高盛人的天下，斯蒂爾是很好的人選。
保爾森在財政部為羅伯特·斯蒂爾準備了辦公室：副部長兼首席國內事務顧問。
總統小布什也給保爾森推薦一個人，就是保爾森在哈佛商學院的老同學、高盛集團的前合伙人肯·威爾遜(Ken Wilson)。1998年，保爾森奪取高盛大權的時候，肯·威爾遜來到了高盛，協助保爾森推進高盛的上市。過去10年間，肯·威爾遜在華爾街街知巷聞，尤其是在美國上市銀行資本調整以及重組交易方面影響力巨大。當然，肯·威爾遜在大宗商品交易市場上長袖善舞，對于國際原油價格，他有著驚人的判斷力，一直是高盛石油炒作的靈魂人物，高盛在石油市場賺錢主要就是這位爺的功勞。
保爾森還給自己整了一堆的顧問。
高盛前任首席行政官埃德·福斯特(Ed Forst)，前任司庫兼副首席財務官丹·杰斯特(Dan Jester)，以及前任執行董事史蒂夫·夏弗蘭(Steve Shafran)。
這三位都是保爾森的老伙計了，他們帶著高盛的利益走進了財政部。
掌控錢袋子才能更直接掌控華爾街乃至整個美國經濟的命脈。
“高盛式”紐約聯邦儲備銀行
高盛班底壟斷了財政部，保爾森決定將手伸進紐約聯邦儲備銀行。
彼時掌權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行長是蒂莫西·蓋特納。克林頓政府時代，保爾森在高盛掌權之前的另一位掌門人魯賓走進了白宮內閣，擔任美國財政部長，那個時候蒂莫西·蓋特納非常年輕，魯賓卻非常倚重蓋特納，將其迅速提拔為財政部三號人物，蒂莫西·蓋特納一直視魯賓為伯樂。2003年，蒂莫西·蓋特納當上了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上任后，沒有金融從業經驗的蓋特納很快露出了跛腳短板。蓋特納聘請了高盛集團經濟學家威廉·達德利（William Dudley）負責在政府證券交易方面的事務，授權高盛前主管杰拉爾德·科利根（Egerald Gorrigan）成立專門的華爾街風險監管小組。
同時，保爾森毛遂自薦，以財政部長的身份成為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六個顧問之一。保爾森還將自己的老朋友、1998年奪權功臣，高盛前聯席主席約翰·賽恩推薦給蒂蓋特納。作為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最大的客戶，財政部推薦兩三個顧問，蓋特納這位高盛老掌柜提拔出來，在高盛人力薦上臺的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又怎么會拒絕呢？
于是，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六席顧問，高盛人占居了三席。
高盛的老朋友、民主黨人奧巴馬在2009年1月20日入主白宮，蓋特納接替保爾森成為奧巴馬內閣最年的閣員，出任美國財政部長。這符合高盛人的利益跟安排，蓋特納在AIG拯救的過程之中也是相當積極，850億美元都是從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出，其中的129億美元流向了高盛。
保爾森將財政部長的位置留給了蒂莫西·蓋特納，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的位置卻出現空缺，誰來掌握這個錢袋子？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就站出來力挺美聯儲副主席唐·科恩(DonKohn)，但是另一位美聯儲理事會成員凱文·沃什(KevinWarsh)這個時候跳了出來。
高盛不想把這個機會留給別人。無論是唐·科恩還是凱文·沃什，都需要過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人選委員會這一關，這個委員會的負責人就是那位提拔保爾森的高盛高級合伙人、聯席首席執行官，現在依然是高盛董事的史蒂芬·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公布了一份包括4位美聯儲內部人士和3名外來人士的大名單。
關鍵時刻，唐·科恩選擇了放棄，凱文·沃什也沒有撈到好處，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的交椅卻讓弗里德曼給坐上了。弗里德曼在擔任人選委員會負責人的時候，紐約聯邦儲蓄銀行正在忙著拯救華爾街，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高盛進行了華麗轉身。弗里德曼還之前拋售大量高盛股票，在坐上人選委員會負責人位置后，身為高盛董事，又大量買入高盛股票。
高盛在奧巴馬時代，安插在美聯儲最核心的紐約分部的棋子突然之間曝光，史蒂芬·弗里德曼相當的被動，不得不遞交辭職報告。整個華爾街跟國會嘩然，從人士安排到保爾森的整個救市計劃看，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高盛人在一手操縱，操縱的背后是這些高盛人忠誠地為高盛的利益服務，美國財政、美聯儲都掌握在高盛人的手心里。
完美的棋局終于將對手們統統干掉了，貝爾斯登倒下了，百年的雷曼兄弟倒下了，那個從中國發家的AIG也成為高盛人手上的棋子，在華爾街，在美國，高盛成了真正的主宰。一切都做得那么隱秘，一切看上去都是那樣的光明磊落，這就是高盛的絕殺技巧。伸向白宮的高盛之手，控制了美國的金融神經，這一根神經宛如高盛手上的木偶提線。
保爾森+中國+漢克計劃
在執掌高盛的8年時間里面，保爾森把中國市場列為高盛全球戰略的重點地區。1999年5月8日，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時候，保爾森在獲得了高盛老掌柜、財政部長魯賓的支持下，毅然派員飛抵中國，拿下中國最大的石油石化工業改革項目，開始了龐大的“漢克計劃”。
保爾森執政期間，讓高盛取得了中國金融市場龍頭老大的地位。高盛不僅僅成為政府發行海外債權的主承銷商，還私有化大批中國大型國有企業，在高盛的名單上有中國石油、中國平安、中國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等等。高盛也是第一家獲得上海證交所B股交易許可權的外資投資銀行，以及首批獲得QFII資格的外資機構之一。2004年12月2日，高盛高華證券公司成立，使高盛成為第一家通過“買門票”方式直接在中國開辦證券公司的外國投行。
保爾森的一切都是為了高盛的“漢克計劃”繼續在中國暢行無阻，希望美國人能在中國取得利益最大化。小布什到處放槍放炮的，將美國拖入戰爭的汪洋大海，美國已經是個窮國了，這個時候他們需要中國持續的繁榮，不然像高盛這樣的美國金融財團怎么能夠發展壯大，美國的金融一旦失去市場，美國的經濟就徹底癱瘓了。
（摘自作者所著《干掉一切對手》一書，有刪節，文章標題與段落小標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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