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魯木齊“7•5”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以下簡稱烏魯木齊“7•5”事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新疆發生的性質最惡劣、傷亡人數最多、財產損失最嚴重、破壞程度最大、影響最壞的一起暴力犯罪事件，嚴重地干擾了新疆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的大好局面，給各族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造成了巨大損失，在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深重的傷痛。烏魯木齊“7•5”事件的發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以熱比姬為首的“三股勢力”，利用了一些人對廣東韶關“6•26”事件的錯誤認識，大肆煽動民族仇視導致的結果。境內外“三股勢力”制造的烏魯木齊“7•5”事件，是一起反人類、反社會、反文明的暴行，是“三股勢力”對各族人民欠下的又一筆血債，他們將被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絕大多數的人在知道烏魯木齊“7•5”事件的第一時間，表示了憤怒、譴責，并投入到了恢復穩定的努力中，這使我們感到欣慰，但并沒有使筆者產生更多的聯想，因為本來就應該這樣。倒是有一部分人，很少的一部分人的不以為然，使筆者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對這樣一次損失慘重、手段殘忍、濫殺無辜、罪惡目的明顯的嚴重暴力犯罪事件，怎么還會有人無動于衷呢？他們是無知？還是沒有良知？……
    一、烏魯木齊“7•5”事件的性質和罪惡目的
    發生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的“7•5”事件是由熱比婭等“三股勢力”境外指揮、境內外勾結，經過精心組織的打、砸、搶、燒事件，暴徒的兇殘、瘋狂徹底揭開了以熱比姬為代表的“世維會”假人權、假民主的面具，暴露了其真分裂、真暴力的面目。“7•5”事件也表明了熱比婭所標榜的“人權衛士”的偽善，是熱比婭之流對新疆各民族人民生存權和發展權的公然踐踏。“7•5”事件不是民族關系問題，不是宗教問題，也不是人權問題，而是維護國家統一還是分裂祖國的大是大非的政治斗爭問題。
    熱比婭之流的目的就是挑起民族爭端、強化民族仇恨，破壞我們來之不易的平等、團結、合作、和諧的民族關系，破壞新疆發展的大好局面，以圖達到搞亂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目的。因為新疆的經濟社會越發展，各民族團結越堅如磐石，熱比埡之流在新疆就越沒有市場，變為孤家寡人，她的分裂祖國，建立所謂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黃粱美夢就會變得越來越遙不可及。民族分裂主義的本質是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分裂國家，破壞各族人民的大團結。我們與民族分裂主義的斗爭，實質上是一場反對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斗爭，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分裂中國的圖謀進行斗爭的繼續。民族分裂主義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敵人，他們所仇視的不僅是漢族干部和群眾，而是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各族干部群眾，也包括愛國宗教人士。他們為了達到分裂祖國的罪惡目的，喪心病狂、不擇手段。
    二、是什么蒙住了他們的眼睛？
    歷史學與人類學已經證明，全人類統屬一個種類，在體質和智力上沒有什么質的區別。那么對于同一個問題產生完全不同的看法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文化。就是在判斷是非的標準上出現了重大的差別。
    歷史告訴我們，是非標準是與一個民族的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是與其對內認同對外區別的文化現象緊密相關的。我們共同進入到21世紀，為什么還會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會使我們產生截然相反的觀點。這是我想要回答的。
    文化、宗教、民族是人類對內認同、對外區別的主要因素，這在古代社會有其合理的一面，進人近現代社會以后，尤其是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這種是非觀念的局限性與有害性越來越顯現，使得我們在思想領域開展的工作十分艱難，給新疆社會穩定帶來了巨大的隱患與危害。
    筆者梳理了一下，影響他們判斷力的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東突”的“三個我們”
    第一，“我們的民族是突厥”。
    “突厥”一詞分廣義和狹義。狹義專指公元6—8世紀在中國北方和西北建立突厥汗國的突厥人；廣義則包括突厥、鐵勒諸部。
    公元 7世紀中葉，東、西兩個汗國先后被消滅，突厥人逐漸融入到其他民族中去。現在學術界稱為“操突厥語諸民族”，是指東起西伯利亞的雅庫特人，包括新疆、中亞一直到地中海區域內活動的眾多民族。人種上，西伯利亞的雅庫特人與6—8世紀活動在我國北方的突厥人一樣屬于蒙古人種，新疆及中亞的各民族是蒙古人種與歐羅古巴人種的混合人種，最西的土耳其人則是歐羅巴人種；經濟文化生活上有游牧文化、有農業文化、綠洲文化，宗教生活上也有重大的區別。無論套用何種“民族”定義，“東突”所宣揚的“突厥民族”在世界上都是不存在的。
    第二，“我們的祖國是東突厥斯坦”。
    “東突厥斯坦”是歐洲創造出來的一個地名。他源于“突厥斯坦”。突厥斯坦一詞出現于公元8世紀以前的古代文書之中，意思是住有突厥人的地方，最初所指的是中亞錫爾河和阿姆河之間的地方，后來所指的地方有所擴大。到18世紀，歐洲人的著作中先后創制了南、北突厥斯坦和東、西突厥斯坦等地名。然而歷史上古代突厥人并沒有固定的地域，故“突厥斯坦”是一個模糊的歷史地理概念。我國歷朝政府也不曾用“東突厥斯坦”來稱呼新疆。
    “東突厥斯坦”一詞大約在20世紀20-30年代傳入新疆，國外顛覆勢力和國內民族分裂勢力賦予這個名詞以強烈的政治色彩，成為他們反對祖國統一、大搞分裂活動的一面旗幟。
    20世紀30-40年代在新疆建立的兩個“東突”政權成為了東突思想體系的救命稻草，似乎有了實踐的依據。實際上這是兩個什么政權呢？
    一個是  1933年11月12日到1934年2月由英國唆使，沙比提大毛拉等人在喀什拼湊成立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政權，它看起來，總統、總理、軍隊總司令一應俱全，貌似一個政權，但它既沒有與此名義相適應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勢力作支撐，也沒有控制過任何一塊區域。更為可笑的是它是被在“盛馬大戰”中失敗，潰敗南疆的馬仲英軍隊不費吹灰之力消滅的。我不知道被學術界稱為“東突鬧劇”的這個政權有什么可以吹捧的價值。
    另一個是新疆“三區革命”時期，由宗教上層艾力汗吐烈等人建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實際上，這個政權也只是在1944年11月 12日到1946年6月27日期間由反動力量操控，執行了錯誤的路線。很快“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政權被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等進步力量掌握，成為了維護祖國統一的中堅力量。“三股勢力”想拿“三區革命”做文章同樣達不到目的。
    第三，“我們的文化是伊斯蘭”。
    穆斯林講伊斯蘭教是亙古有之，但歷史科學地告訴我們，伊斯蘭教于公元7世紀產生于阿拉伯半島。現在作為伊斯蘭教重要地區的埃及與伊拉克，就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的古埃及文明與兩河流域文明發祥地，且古埃及文明與兩河流域文明對于世界文明的影響也并不遜色于伊斯蘭教文明。且埃及與伊拉克的伊斯蘭化是在公元7世紀中葉完成的。伊斯蘭教傳入之前埃及與伊拉克屬于什么樣的文化呢？
    伊斯蘭教傳入新疆是在10世紀前后，而成為新疆地區主要宗教和成為所有維吾爾人的信仰是到了16世紀才最后完成的。而在此前新疆地區是怎樣的文化狀態呢？伊斯蘭教傳入前新疆的文化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這是誰也不能抹殺的。
    （二）“民族=親兄弟”與“民族≠親兄弟”之辨
    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民族從來不是劃分敵我的標準。對于這一點無論是我們前輩，還是我們的敵人都是十分清楚的。
    鐵衣甫江的民族觀：
    “民族”決不是區別善與惡的標記，我們已徹底覺悟，歷史鑄就了這一真理。
    不管出自哪個民族，這幫兇手心腸全都一樣。他們為了大啖其烤肉，把各族無辜百姓串在一根鐵釬上。我們都同樣被擱上炭火，灸烤的嗞嗞作響。如果有人向我們發問：“兇手吃的喝的是哪個民族的脂膏？”我們將斬釘截鐵地相告：“是我們階級的，我們和這些兄弟是一母同胞！”
    “我是維吾爾族的兒子，我熱愛我的民族，勝于我自己。然而，與維吾爾這個民族成分相比，更使我感到驕矜的是：我站在我們的黨和階級的隊列里”。
    敵人的錯誤觀點：
    1687年阿帕克和卓為了奪回政權來到西藏，向達賴喇嘛求救，引準噶爾兵消滅了同宗同族的黑山派，建立了準噶爾傀儡政權。
    歷史驚人的相似，現在不是仍然有人向達賴喇嘛求援嗎？不知她找達賴喇嘛是考慮宗教因素還是民族因素？答案是肯定的，他們臭味相投。既不是宗教因素也不是民族因素，他們是為了分裂中國走到一起來的。
    （三）我們應該跟著誰走？
    領袖是旗幟，是方向，跟誰走的問題同樣是一個原則問題。十幾年前筆者曾看到過一個非法出版物，它能反映我們領袖觀上存在的一些問題。那是一本日歷，日歷每一個月都放了一個照片，出版者要告訴我們這些是維吾爾族的英雄和領袖，我當時發現這些所謂的領袖中，一些人到現在族屬問題還是懸案，一些人在維吾爾族歷史發展中并沒有起到積極作用。我不明白他們怎么可以作為維吾爾族的英雄呢？
    現在也有很多人想成為維吾爾族的領袖，各種勢力也在極力包裝著一些人成為維吾爾族的領袖。那么到底誰能成為維吾爾族的領袖呢？領袖的標準是什么呢？實際上，古今中外的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領袖的標準是什么。
    美國精神分析學家尤里斯•馬塞在回答“怎樣才算是一位偉大領袖？”的新聞征詢時說：“一位領袖必須起三種重大的作用：第一，為被領導者謀福利；第二，建立安寧而穩定的社會；第三，提出一套讓世人真誠信仰的教義和思想”。標準實際上很簡單，你可以做維吾爾族的領袖，但你必須給我們帶來福利、安寧和思想。新疆60年來的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和黨的四代領導集體給我們帶來了福利、安寧和思想，跟著共產黨走是我們的人間正道。
    三、我們的祖國是中國
    （一）新疆為什么沒有被從中國分割出去，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我們有一個論斷就是講，“新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歷史事實，我現在仍然講這個問題，不過我說的是“新疆為什么沒有從中國分割出去，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包括新疆在內的中亞地區是人類最早活動的地區之一。新疆人類發展的歷史脈絡，非常清晰地告訴了我們新疆與中國內地所形成的日益緊密的血肉紐帶關系，這是新疆歷史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不是任何一種政治力量強加的。
    新疆的地理環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古代新疆各民族發展的文化走向。
    新疆的地貌大致可概括為三山夾兩盆，其中天山和昆侖山巍峨高聳，這兩座大山都是東西走向的，天山由東向西南傾斜，昆侖山山東向西北延伸，兩山交匯于帕米爾高原，這好比一個巨型口袋，袋底在帕米爾，而袋的開口朝東，通過河西走廊與中原內地相接，交通方便。這就是新疆自古以來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與中原內地連成一體的重要原因。
    東西方文明的較量，決定了在新疆歷史發展過程中，是東方壓倒西方，整個新疆歷史就是一個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不斷壯大，西方文化壽終正寢的歷史。
    同時新疆人民在事關國家統一與正義的大是大非面前總是表現出的愛國主義精神是新疆不可能從中國分割出去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新疆各民族的歷史發展選擇的最后歸宿；
    新疆雖地處亞洲腹地，但從來不是隔絕于世的“世外桃源”，在大國博弈的棋盤上，有的時候你的命運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所以說，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與客觀條件使然，不是以個別勢力與某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認識到這一點，給國家與新疆只能帶來災難。
    （二）中央政府是如何管理新疆的
    公元前60年，漢朝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在烏壘（現輪臺縣東61公里）建立都護府。西域都護府的職責，第一，代表中央行使主權，直接對邊疆地區各類、各級統治者任免、冊封和獎懲；第二，冊封新疆地方首領；第三，實行屯田；第四，修筑城堡。
    唐朝時期在西域實行兩種行政管理制度：一種是與內地一樣，實行郡、縣、鄉、里制度，主要是在今新疆東部；另外一種是與其他邊疆地區一樣，實行都護府、都督府、州制度，包括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
    蒙古帝國時期，1225年成吉思汗分封諸子，天山南北分屬窩闊臺、察哈臺封地。1248年蒙哥繼位，為加強中央集權，沒別失八里行尚書省與阿姆河行尚書省分別統治蔥嶺東西，這是新疆地區建省的歷史開端。
    在古代，國家對于地方就是通過這樣的方式進行管理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以漢、唐、元等朝代為代表的中國中央政府對于新疆的管理是有效的，現在有人拿“新疆”這個名稱做文章，特別是中蘇對抗時期，基于意識形態的考慮，蘇聯人杜撰了很多說法，其中拿“新疆”這個名稱做文章就是一例。實際上，對于這一點，俄國人在沙皇時期就是清楚的。
    到了清代，沙皇俄國擴張到了中國邊疆，占領了西部大片的土地，占領伊犁后，向清政府假惺惺地表示，“并無久占之意，待關內外肅清，烏魯木齊，瑪納斯各城克服之后，即當交還”。這說明，沙俄是知道新疆是屬于中國的，試問，侵略成性的沙俄如果不是知道自己侵犯了中國的主權，需要對中國這么客氣嗎？
    （三）前輩們做出的正確抉擇
    前幾年有一首維吾爾族歌曲在民間傳唱，有句話是這樣說的：“前輩們選擇的道路我們現在有了疑問？”這首歌所透露的情緒是不健康的，但它告訴了我們一個真理，新疆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為一個民族自治地方，也是革命前輩們經過血與火的洗禮，經過奮斗得來的，是他們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我們作為后代，忘記這一點，就等于是背叛。
    阿合買提江公開對“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的分裂行徑進行了聲討，他指出：“東突厥斯坦不過是一個地理名稱，不能作為政治活動的理論。如果有人拿來做政治活動的理論，就是省政府的理論，也就是全省人民的敵人”。他表示：“新疆是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三區’是新疆的組成部分。伊犁是我呱呱落地的地方，是埋葬我們祖先的地方，中國是我們的祖國，是我們的家鄉。我們所要求的是解放、自由和平等。”
    著名的維吾爾族學者包爾漢為了祖國的統一和中華民族的解放，早年就因參加反分裂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而被反動勢力關進監獄。他說：“新疆與祖國的關系，既不是一般的朝貢與封賜的關系，也不是一般的暫時的藩屬關系，而是表現為長期的、不間斷的國家行政權利在這一地區的直接行使。”有力地駁斥了分裂主義分子歪曲歷史的謬論，維護了祖國統一。
    賽福鼎同志在一次會議上明確地向首都新聞界和全世界宣布：“新疆過去是中國版圖的組成部分，今天仍然是中國版圖的組成部分，將來也永遠是中國版圖的組成部分。”
    維吾爾族詩人克里木•霍加在自己的詩作——《即使變成泥土 我仍在祖國的懷抱》里這樣寫到：
    偉大的國土宛如慈祥而嚴峻的母親，
    長江是血脈，泰山是赤膽，湖泊是眼睛；
    那不落的大陽是你對兒女愛的海洋，
    陽光下，我看到祖祖輩輩奮戰的形影。
    革命詩人黎•穆塔里甫在《每一分鐘都在保衛著你》中寫到：
    中國
    中國
    你就是我的故鄉
    因為我們成千成萬的人民
    生長在你那溫暖的
    純潔的懷抱里
    這是前輩與先哲們作出的選擇，我們應該全力維護
    （四）為什么說我們的抉擇是正確的
    為什么說我們的抉擇是正確的，一是因為我們的選擇符合中國及新疆歷史發展的要求的。新疆的文化是海納百川、兼收并蓄的產物，新疆文化發展時期正是新疆與內地關系最緊密時期，反之，則會衰敗、凋零。
    新疆在政治上始終是中原政權與中國北方游牧政權傳統統治地區，文化上是游牧草原文化、定居農業文化交融地區，民族上是東西方民族不斷融合的地區，這種文化特點決定了新疆歷史的發展必然要與中國歷史發展是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關系。
    歷史事實雄辯地告訴我們，新疆的歷史與中國的歷史息息相關，同生共死，血脈相連。在新疆的歷史上，在維吾爾族的歷史上，中國文化強盛的兩漢、隋唐、元明清時期，也正是新疆歷史與維吾爾族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新疆歷史與維吾爾歷史上榮耀的政治與文化事件無不與中國相伴相隨（絲綢之路的開通、唐朝時期與維吾爾族的親密關系；維吾爾文化在長安的流行；喀喇汗朝時期維吾爾文化的繁榮；蒙元時期維吾爾族人才的輩出）。同樣新疆社會與維吾爾社會最黑暗、最野蠻的時期也正是新疆與維吾爾社會與中央政府若即若離，與東西方文化封閉隔絕的時期。
    二是新疆目前正處于進入文化全面發展的關鍵時期。解放以來，新疆與維吾爾社會的發展是現代意義的發展，是文化的全面發展，我們已經為新疆社會與文化全面持續發展準備了所有必須條件，在政治制度層面，我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已經證明一方面保證了國家統一與穩定，同時保證了各民族能夠充分地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保證了新疆各民族平等互助關系的建立，為社會的健康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經濟制度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使新疆社會經濟活力空前高漲，新疆的經濟實力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前所未有的，任何時期都未曾創造如此多的物質財富；各民族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與語言文字充分得到尊重，并在這些領域出現了諸多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變化；反映時代發展水平并作為未來發展條件的基礎設施、通訊、醫療衛生、文化、科學教育事業在新疆真正意義的發展就是在解放后，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后才有的。新疆的高等教育在改革開放后的發展，是新疆最偉大的成就，每年內地與自治區的高等學校培養的數以萬計的各民族大學生及更高層次的人才是新疆的希望所在，這不正是說明黨和國家是真心誠意要讓新疆發展嗎？
    作為時代發展標志、文化傳播中心的城市，更是新新疆的寵兒，烏魯木齊、喀什、和田、阿克蘇、庫爾勒、克拉瑪依、石河子、伊寧等中心城市的出現，是新疆文化發展的成果，更是未來發展的條件。這是什么呢？這是文化，這是文化的全面發展，這是我們進一步發展的基礎。試問，歷朝歷代，何許偉人使新疆有過這樣的發展。有人要中斷這樣的發展，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就是我們的敵人。
    四、國家利益高于一切
    （一）什么是國家利益
    在國際政治中，國家的行為主要取決于其國家利益。只要世界是由國家組成的，在國際政治事務中起決定作用的只能是國家利益。那么，什么是國家利益呢？
    按國家利益的內容分類，國家利益可分為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經濟利益、文化利益。國家的政治利益是各種國家利益的集中表現，其核心是國家主權。安全利益是國家利益的基礎，只有安全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時，其他的國家利益才能得以實現。經濟利益是最經常性的國家利益，當國家生存有一定的保障時，經濟利益就成為國家對外政策所追求的最主要利益，所以也可以說經濟利益是根本利益或最終利益。文化利益是國家利益的精神方面，是較難實現的國家利益。新疆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是國家利益的重要體現。
    （二）新疆的戰略地位
     論述新疆的戰略地位，以下三段話說得是最為精辟的。
    一是左宗棠所說：“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連，形勢完備，無隙可乘。”
    二是1990年江澤民總書記在視察新疆時曾指出：“新疆作為祖國的西北門戶，是維護祖國統一與安全，保證國家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順利進行的重要屏障。維護邊疆地區的穩定和發展，對于全國的穩定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三是胡錦濤總書記2009年8月25日在自治區干部大會上指出：“新疆是我國西北的戰略屏障，是我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點地區，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也是我國戰略資源的重要基地。新疆的發展和穩定，關系全國改革發展穩定大局，關系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國家安全，關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戰略地位。”
    這三段話，對于新疆的戰略地位，特別對新疆在中華民族復興事業中的特殊重要地位給予了精辟的論述，使我們對于維護國家利益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提高了維護國家利益的自覺性。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維護國家利益呢？
    （三）我們應該如何維護國家利益
    首先就是要處理好國家與民族的關系，維護好國家的穩定和統一。
    民族是依附于國家的人民共同體。國家是由各族人民、國土、政權等組成的政治實體。任何民族都必須生存在一個具體的國家里，才能保護自己的權利，才能獲得發展。國家是各個民族生存之本、發展之本。全世界只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卻有著2000多個世族，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是由多民族組成的。一個民族居住在不同的國家里，有的只是稱謂不同，這是普遍現象。任何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企圖，其結果只能給這個民族帶來災難，甚至把這個民族引向絕路。
    因此就有一個如何處理民族與國家關系的問題。民族的所有成員都有一個國家意識與公民意識的問題。現代國家，都具有其民族形式，其國家職能的行使更具有民族形式。而每個民族又都依附于一定國家形態，民族的生存和發展與其國家密切相關。但是，民族與國家間的矛盾也在所難免。國家的整合性與民族個性發展的矛盾。對于多民族國家，維護社會穩定、國家統一，是首要的政治任務。民族成員首先得對國家忠誠，樹立公民意識作為自己的第一意識。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如果過度強調民族屬性，都會削弱國家的凝聚性甚至造成社會動蕩、國家的分裂。當然，如果完全忽視民族的屬性，也會引起民族的不滿，造成民族不團結甚至民族矛盾沖突，也會引起國家的不穩定。
    其次是強化國家意識與公民意識，進一步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當今世界的發展一再表明，國家凝聚力是綜合國力的重要內容，對多民族國家更是至關重要。國家凝聚力主要反映在公民對國家的認識和自己對國家的責任、義務的認識，以及對國家的忠誠和獻身精神上；反映在公民對國家的責任感、勤奮的工作精神、公民間的團結、各民族間友好相處、相互幫助、共求發展、共同建設祖國的精神上。我們作為人民教師和一名大學生努力成為一名合格的教師、培養一名又一名的合格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和努力成為一名合格的大學生，這就是維護了國家的最高利益。
    中國是一個統一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對于56個民族群眾來說都必須樹立正確的國家意識和公民意識。這是增強國家凝聚力，提高綜合國力的必然要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意識，其核心內容包括：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各民族共同締造了中國、共同創造了祖國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中國任何地區，包括臺灣在內，都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是社會主義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指引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家，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中國各民族間是團結、互助的，在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維護民族團結，反對民族分裂，加快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的發展，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我國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所有的公民必須遵循。
    公民意識的基本內容包括：凡是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公民都享有憲法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相應的義務。公民的基本權利有：選舉和被選舉權。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權利；有對任何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有勞動、休息、受教育的權利等等。同時，公民還必須盡自己的義務，如行使自由權利時，不得損害國家、社會、集體的利益及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權利；有維護國家統一和各族人民團結的義務；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保守國家機密，維護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有保衛祖國、反對侵略的義務；有勞動、受教育、納稅的義務等等。
    我們必須樹立國家、公民意識，它是我國各民族的共同精神支柱。因為，它跨越民族，不論你是哪個民族，都是中國公民，就具有相同的責任和義務、享有相同的權利。它跨越了文化屬性的差異，不管你屬于哪一類文化體系、何種信仰，都必須承認國家意識內容，承擔責任和義務。它是一種法律約束、強制性意識，每一個公民都必須樹立和增強這種意識，它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它還是最高層次的意識，任何其他意識，諸如階層、區域、職業等意識都不得與其內容沖突。尤其是民族意識、宗教意識也不能與國家、公民意識沖突。這從法律上確定了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暴力恐怖主義行為都是違法的，違背國家利益，必須堅決反對。中國任何一個民族的成員，都必須以國家意識、公民意識為第一意識、最高意識，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能講民族意識。
    最后我們應該理順以下幾個關系：
    第一，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的關系。
    我國是一個歷史上形成的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各個民族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如周恩來總理指出的那樣，歷史給我們造成的條件“適宜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而不宜于建立也無法建立民族共和國。”因此中國在國家的結構形式上采取了單一制而不是聯邦制。單一制與聯邦制的根本區別表現在組成國家的各個部分是否具有獨立性上。實行聯邦制的國家，組成聯邦的各共和國或州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他們擁有自己的國籍和憲法；而實行單一制的國家，各個地方只是統一國家內的一個行政區劃，沒有獨立性，沒有自己的國籍和憲法。我國目前以民族區域自治體系形式存在的少數民族政治體系就是處于這樣一種國家結構形式下的次級政治體系。
    第二，各民族與中華民族的關系。
    中華民族是包括中國境內 56個民族的民族實體，并不是把56個民族加在一起的總稱，因為這些加在一起的56個民族已結合成相互依存的、統一而不能分割的整體，在這個民族實體里所有歸屬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層次的民族認同意識，即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感情和道義。多元一體格局中，56個民族是基層，中華民族是高層。
    第三，家鄉、族群、祖國的關系。
    家鄉、族群、祖國都是人類認同的重要范疇，但層次、法律、道德要求各不相同，其中祖國觀是具有法律和道德約束力的最高層次，其他認同不能與此產生抵觸。

摘自《環球視野》：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2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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