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收官文章：“國家道德”的回歸與重構是中國2010年第一要務！（縮略版）

中共中央每年年尾都要為下一年的經濟和政治生活開會定調，對來年的GDP作個大致的安排，如果碰到什么“第N個五年計劃”之類的年份，還要搞規劃工作，作為一個平民，我也想對中國明年的工作，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提幾個建議性意見，我個人認為中國2010年的第一要務是：“國家道德”的回歸與重構。江澤民同志強調過“依法治國與依德治國”并重，胡錦濤總書記也多次強調過道德先行的重要性，我們不可以舍本逐末。

今天我的文章分三個部分展開：第一部分談“國家道德”的構成要素，“國家道德”與“公民道德”的關系（純屬個人研究思想，不具權威性，讀者自行解讀）。第二部分談當前中國道德缺失的主要表現。第三部分談如何讓傳統的“國家道德”回歸，并與時代結合進行重構。

第一部分：“國家道德”的構成要素，“國家道德”與“公民道德”的關系。

一般來說，公眾只關心“公民道德”，很少關注“國家道德”，因為個體很容易找到與道德直接相聯系的結合點，國家是否存在道德一說也還沒有達到完全共識，在封建皇權時代，子民的權力依附于皇權，皇帝的道德實際上決定了國家道德的走向和公民道德的走向，進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以后，從理論上講皇權決定人權的時代應當是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每個人都有權力決定自己的道德走向，但實質并非如此，無論多么民主的國家，絕大多數人的道德情操都會被公權力綁架，政府、政黨操控的國家機器一刻也沒有放棄對人民道德選擇的支配權，政府往往被視為一個國家最高道德的捍衛者和傳播者，看一個國家的國民道德首先要審視其政府、政黨的道德情操，在我看來，只要國家存在，政府存在，政黨存在，“國家道德”就永遠存在，并且，“國家道德”決定“公民道德”，“公民道德”只是“國家道德”的組成部分，“國家道德”是一個系統，“公民道德”是系統中的個體分子。“國家道德”是一個總體概念，它的代表和依附體又是什么呢？是政府，或者說是一個國家的專政機構的總和（包含政府、公檢法、軍隊，如果是黨政一體的國家還應包含執政黨）。

“國家道德”的主要構成要素有哪些呢？我個人認為應當包含五個方面：國家層面的誠信觀，國家的歷史觀，國家的人權觀，國家的榮辱觀，國家的發展觀。

我們常說：只有尊重歷史，才能更好地面對未來。不管你的國家有多大，不管你的國家有多久的歷史，但是，真實的歷史肯定只有一個，我們無法能強求歷史是絕對真實的軌跡，但作為已經十分發達的現代信息社會，我們完全可以對相對清晰的歷史進行還原和再現，并把真實的一面永遠保留下去，讓子子孫孫的后代能更好的以史為鑒，能更好的從歷史中吸取營養，能更多地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避免錯誤的道路再次重走，所以，我想把一個國家的歷史觀放在政府建立“國家道德”的首要位置。國家的誠信觀是僅次于歷史觀的第二個要素，尤其是是現代社會，不誠信所帶來的破壞力遠遠大于封閉時代的破壞力，其傳播速度是無法操控的，信息失真也是非常常見的，失真的信息往往可以誤導整個社會，對政府形象的損毀威力是核武器級別的，所以說政府對自身的行為尤其要慎重，不可失信于民。中國政府多年來一直強調“以民為本，執政為民”的理念，本質上講也是對中國人民人權的一種尊重，但是，人權的概念十分寬泛，不同的社會階段有不同的權力范圍，不同的政治制度也有不同的權力界限，中國的人權是由中國的《憲法》規定的，而人民能否享受到《憲法》中所規定的人權，又要看中國政府能否有效尊重憲法，能否做到依法行政，能否真正把《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如果憲法被束之高閣，中國人的人權就不可避免地被侵犯。國家的榮辱觀與個人的榮辱觀有聯系也有區別，聯系之處在于國家政府的構成都是人民的個體，只不過他們都是“權力個體”；主要區別在于，“國家道德”更多的體現在外交、軍事、國家領土完整和國家政策道德考量上，外交上奉行喪權辱國的政策就是一種典型的不知榮恥的缺失“國家道德”的行為，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刻軍事上采取投降的策略也是保政權、辱國民的缺德行為，國內政策如果以侵犯大多數人利益滿足極少數人利益為出發點，也屬于政策層面的“國家道德”缺失。國家的發展觀就是政府對子孫后代所持的態度，如果以對子孫負責的態度用可持續發展的方式搞經濟建設就是德行，如果以搞破壞資源透支后代生存依靠的方式發展經常就是對后代的掠奪，就是無德，或者說是缺德，有什么樣的現行發展觀，子孫就會給現行政府一個什么樣的歷史評價。

第二部分：現代中國“國家道德”和“公民道德”缺失的主要表現。

從政治上講，我們國家對新中國六十年來的歷史定位和評價還缺乏公眾認可，沒有取得社會共識，從而導致了很嚴重的內耗，對各個時期的國家領導人的歷史定位也缺乏客觀公正的態度，用“人治方式”定位前任領導人既不符合中國的歷史，也不符合世界的通用法則，有些前任領導人莫名其妙的從政治清單中劃掉，或者只字不提，有些人卻占據著本不應有的歷史記載，歷史不是以個愛好來書寫的，是按實事來記錄的，即使是一個昏君，也必須有他的歷史真實，你不能把他勾掉，即使他有蓋世功勞，如果你是宰相就只能是宰相，決不能記載是皇帝，HGF、HYB、ZZY等國家最高領導人“被虛無”了，“第幾屆”換成了“第幾代”，很不科學，也不方便，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再壞再無能，在清史中他也得被記為一朝皇帝，尼克松即使是因“水門事件”下臺，也不可能讓他從美國的“第N任總統”中劃掉，戈爾巴喬夫把蘇聯給分裂了，他仍然是蘇聯的最后一任總統，怎么記載是歷史問題，記好記壞是功績問題，切割歷史、混淆歷史則是道德問題。政治家和政治參與者的廉潔程度決定了一個政府和一個國家的政治操守和道德境界，如果官場腐敗、吏治混亂就表明“國家道德”的淪喪，如果政風清廉、官民和諧則表明一個國家的“國家道德”處于盛世年華，在很長時間內，陳希同、陳良宇、胡長青、成克杰等等高官腐朽墮落，各層地方官“無官不貪”已經成為百姓共識，決不是所謂的“大多數領導干部是好的，腐敗的只是個別極少數人”，是不是個別現象，人民群眾心中有桿秤。

從經濟上講，我們只有把案例展示一下才知道是多么的可怕！湖北大冶及全國其它地方某些私企業主將智障人員活活埋葬制造礦難以獲取保險陪償金，山西黑磚窯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無法計數的煤礦礦難，稀土精礦以白菜價出口，一家三代的幸福被栓在“一套房子”上，國有資產被少數人用銀行的錢步步私分的實事，外資的“超國民待遇”現實，一切的一切，無不是在“依法行政”的口號之下達成的交易和制造的人禍，挖光、用光、分光成了某些勢力粉飾GDP數據的最靈便的“三光政策”，從現實來看，今天讓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在高GDP盛世下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但是，他們都沒有從內心反問過自己是否對得起子孫后代，郎咸平說近幾十年的中國是處在5000年中道德最敗壞的一個時期，可吳敬璉不答應，他說是最好的時期，我不得不承認我只能站在郎咸平一邊，因為現實就擺在面前，根本無需咬文嚼字的去深究什么“特色論”和“初級論”，再好的理論，如果它是為道德淪喪作后臺支撐的，那么一定要被淘汰的，因為長期下去，它會讓整個政府的形象徹底丑化，讓政府的公信力徹底喪失，一個沒有道德支撐的政治基礎一定是最薄弱的，最經不起風雨的。

從社會生活來講，那就更加可怕了，甚至是觸目驚心，有幾個數字中國可能讓世界汗顏，中國從事色情行業的女性可能是世界同行的總和，中國盜賊人員數量也可能是世界同行的總和（偷盜人員有大偷和小偷之分，偷私人財物的小偷不貢獻GDP，偷國家財產和資源的大偷也是要貢獻GDP的），中國二奶、三奶的數量還可能是世界同行的總和，不可小看這三個“總和”，對GDP拉動效應絕對不亞于某些大行業，從產值上講，早已經超越農業了，妓女和二奶的社會地位正常化到底是道德的進步還是道德的倒退？人民自有公論，無論如何，發展到中國這樣如此龐大規模的地步決不是人民可以承擔責任的，更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業，出現如此局面的最大責任要歸咎于某些時期的錯誤的上層指導思想，“貓論”和“金錢崇拜論”不是人民的創新，更不是人民的決定，八十年代中期，中國人習慣于把道德敗壞歸咎于西方腐朽思想，認為改革開放初期，帶來一點腐朽的東西是很正常的，后來，隨著老百姓跨入西方腐朽社會的機會越來越多，我們發現西方社會也并沒有比中國的某些人更腐朽，更沒有中國妓女多，遠沒有中國盜賊多，貪官那更是沒辦法跟中國叫板，老百姓容忍著有關方面可能通過自身的“改革創新、反腐倡廉”還中國一個清新的世道，然而，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們并沒有等來設想中的道德回歸和清正廉潔，等來的卻是更加腐爛不堪的社會面貌，是更加觸目驚心的道德淪喪。

我想再摘錄一下網上朋友對當前中國一些不光彩事情的總結，這些總結無不滲透出墮落的道德氣味，制造墮落氣味的禍首到底是什么原因已經無需推定，早已經有答案了，現在最緊迫的問題是如何回收這些墮落氣味，讓中國人有一個可以呼吸的清新空氣：礦難死亡人數世界第一，強制拆遷導致的死亡人數世界第一，公路亂收費世界第一，國有資產流失世界第一，環境污染世界第一，學術腐敗世界第一，師德、醫德淪落世界第一，假大空專家數世界第一，假論文世界第一，二奶數量世界第一，妓女數量世界第一，強盜小偷世界第一，騙子流氓世界第一，私生子規模世界第一，拐賣人口世界第一，街頭乞丐世界第一，賭博人數世界第一，吹牛拍馬世界第一，貪官總數世界第一，公車消費世界第一，公款吃喝世界第一，公費旅游世界第一，吃公共財政人員比例世界第一，明星議員（人大、政協）世界第一，豆腐渣工程世界第一。雖然上述“世界第一”未必完全準確，但是，基本可以概括人民對社會的整體觀感，也流露出老百姓對政府的不滿程度，現行政府不一定是原因，但現行政府有責任解決問題，可以天天鶯歌燕舞，但是，決不能認為我們大中華帝國可以永享太平！

第三部分：“國家道德”的回歸與重構已經迫在眉睫！

今天不想闡述“公民道德”的回歸問題，我認為“國家道德”更重于“公民道德”，只要“國家道德”回歸了，公民不會滯后多少，當今中國的無限怪事均起源于“國家道德”的淪喪，所以，我想從幾個方面談怎么辦的問題：

1，還原歷史真相。我前面談到過因為某些原因，讓新中國的短短六十多年的歷史出現不該出現的人為性混亂，這些混亂的歷史記載混淆了大多數人的視聽，顛倒了黑與白的關系，模糊了是與非的道德界限，只要是可以解密的歷史信息應當真實地還原給人民群眾，讓人民來寫歷史，不要讓少數幾個政治人物和帶有派別偏好的“學者”來“編歷史”，不管誰是誰非，人民都可以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待所發生過的一切，是功是過，人民可以用歷史的眼光來評判其歷史地位，不要擔心某些信息會影響某個人的形象，無論多么偉大的人物都有其缺陷的一面，古今中外皆是一樣，找不出完美的偉人，也不要擔心真相會招來蠻罵，秦始皇也好，秦檜也罷，唐太宗也好，魏征也罷，罵罵贊贊不都過來了嗎？到底誰該贊誰該罵，也許我們這幾代人都難下結論，何必要怕呢？何必急著下結論？

2，規范國家禮儀。不管是在什么朝代，國家禮儀都是很嚴肅的，不是因哪個人的愛好而隨意亂變的，禮儀是普遍性的，也是全民性的，一個國家必須有整套即適用于國家又適用于普通百姓的建制式禮儀，國家知禮則國家有德，公民知禮則公民有德，天下無禮則天下無德，我們如何對待英雄？如何對待先烈？如果對待良民？如何對待罪人？如何對待國民？如何對待外人？都不能不知常禮。

3，尊重《憲法》。法律不能保證道德就不敗壞，因為法律也是人制定的，但是，沒有法律又是不能立國的，人類自從進入文明社會以后就一直在以不同的形式完善法治，而作為萬法當中的最根本大法《憲法》又是最重要的法律，其權威性和普適性是任何其它單項法律法規所不能比擬的，《憲法》在保證國家和人民基本權力的同時，也約束了政府的行為，讓國家政權機構在社會共同要求的軌道上行進，自然就不會產生嚴重的道德敗壞，然而，很令人不解的是，中國在維護《憲法》尊嚴方面做得相當的不盡于人意，時常發生踐踏《憲法》權威的實事，隔三差五的玩弄《憲法》，使其變成某些勢力的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當人民失去根本大法的保駕護航，各路牛鬼蛇神自然要出來作威作福，道德被蹂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誰對《憲法》的權威最負有責任？當然是執政黨和政府。

4，尊重自我。個人有自我，國家和政府也有自我，在與世界各國的外交活動中，政府就是一個個體，它代表的就是該國國民的所有個體，政府能否在外交活動中維護自身權益保護國家尊嚴直接影響國民的思維方式和感情走向。如果政府崇洋媚外，那么國民一定會有崇洋媚外的傾向，如果政府在國際活動中永遠韜光養晦，那么人民也會養成“事不關已、高高掛起”的麻木狀態，如果政府事事委曲求全，那么其國民一定也是難有血性，崇洋媚外、委曲求全、韜光養晦的行為歸根結底都是一種“不自我”的狀態，我們不要求事事自我，時時自我，但是，過分的“不自我”就是作踐自我，一個自踐的民族和國家是得不到尊重的，一個自踐的民族也決不會產生出值得自豪的“道德體系”，沒有受到廣泛尊重的國家豈能談得上繁榮盛世的時代？

5，尊重傳統文化。中國是以儒家為主的國家，但是，幾千年來儒家文化本身也經受著爭論和批判，然而，總的來說，我們不能否定我們是生活在一個為儒家文化為主導的社會，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十分豐富，決不只有哪家文化，中國文化本身的多樣性就決定了國民對文化的選擇性很多，地方文化和國家文化相輔相成，即使是在西方文化具有極強侵蝕力的現代，中華文化仍然具有相當的先進性和可傳播性，令人遺憾的是，由于某些精英利用崇洋媚外的幾十年慢慢把傳統文化一步步消磨，中華文化已經到了接近退化的地步了，前幾天看到國家大劇院的某個負責人在宣揚其貢獻時講了幾句話頗令人玩味：自從什么時候以來，國家大劇院演出了N場高雅藝術，比如歌劇、交響樂、芭蕾舞、歐美音樂會，極大地滿足了中國人民對于高雅藝術的需求。我一直在懷疑中國文化界的偽精英，他們一方面強調文化無國界，另一方面又對西方國家排斥中國文化的現實視而不見，偶爾看到西方國家的某個地區有洋面孔在展示一點中華文化，便大呼中國文化已經得到了西方人的承認和接受，其實，當你走進西方社會，中國文化除了在中華族群中有廣泛傳播以外，幾乎得不到主流認可，在很多文化精英心中，中國文化都屬于低俗文化，只有西方文化才稱得上高雅文化，庸俗化自己民族的文化，肯定會庸俗化中國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中國政府有責任在維護傳統文化方面做更多事情。

2010年就到了，數據也好，GDP也好，反腐敗也好，打黑除惡也好，都只是國家戰略中的局部，而決定最終成敗的關鍵還在最核心的上層建筑，而“國家道德”屬于上層建筑中的核心之核心，不解決“國家道德”的回歸與重建就談不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不談中華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并不是中華民族沒有文明，而是慘淡的所幸無幾，與其迷戀殘存的那么一丁點，還不如呼喚進行重構與找尋，如果中國新的“國家道德”能夠慢慢形成，就不用擔心具體層面的事情得不到解決。

“國家道德”的回歸與重構責任在黨和政府，希望引起重視！

胡總書記和黨中央最近的一系列動作和政策給我看到了一些希望，上層已經看到了“國家道德”的重要性，關鍵在推進和踐行，我相信胡總書記和黨中央，2010年將是中國“國家道德”回歸和重構的一年，是中國拋棄包袱、輕裝上陣的起始點，相信在幾代人的努力下，中國的未來會一片光明！

孫錫良（轉載須署名）　200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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