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危機與國有企業

——2009年11月在南京的講演提綱

左大培（2009年10月28日）

 一、在2007年開始的西方金融危機過程中，西方的金融市場陷入危機。特別是2008年9月雷曼公司倒閉引發了金融市場的崩潰。這場危機表明英美式的以金融資產投機買賣為特征的金融市場是高度無效率的，特別是以現代的金融衍生產品為支柱的金融交易是無效率而且有害的。

 二、為拯救金融市場和整個經濟，英美等國政府都推出了“救市政策”，投入巨額國有資金拯救企業，刺激內需。英國將瀕于倒閉的“北巖”銀行收歸國有，并向許多銀行注入巨額國有資金，實際上將大批銀行國有化了。美國政府向整個金融業注入了幾千億美元的資金，并對通用、克萊斯勒等汽車公司注入巨資獲得股權，實際上將許多支柱性的大企業國有化了。而美國和英國是西方國家中最排斥國有企業的國家。事實證明，就是在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僅中央銀行仍然是“最后的貸款來源”，而且政府的財政仍然是“最后的承保人”；西方金融市場需要國有資金的運營作穩定市場的支柱；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沒有國有企業是不能生存的。

 三、但是英美這樣原則上排斥國有企業的國家是在發生危機的“事后”動用國有資金“救市”，這是典型的“美利堅社會主義合眾國：虧損國有化，盈利私有化”。事實證明，像德國、法國、新加坡這樣的一直有強大的國有企業部門的國家，能夠更有效率地應對和化解金融危機。法國政府還專門成立了“戰略投資基金”，使用國有資金向本國企業注資，以防外國控制本國的戰略性產業。

 四、原則上說，當企業的規模足夠大，以致企業所使用的資金超過單個的個人所能夠提供的資金時，這種企業作為國有企業來經營，其效率完全可以不低于私營企業。這樣大的私營企業的典型是美國的所謂“公眾公司”。這樣大規模的國有企業內部的治理問題，與美國大公司、小股東的那種純粹的“公眾公司”完全一樣。這種公司不可能靠經理人員關心自己的私有財產那樣的動力來有效率地經營。這種企業的經營者經營的是別人的財產，要使其經營有效率，負責任命和撤換經營人員的外部所有者必須有恰當的措施。企業私有本身并不能保證恰當地解決這些問題，美國、日本的大企業都有自己特殊的“治理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西方各國政府也對企業有大量的干預和管制。由此看來，中國國有企業經營上的無效率，實際上是政府的管理有問題。政府如果對國有企業有恰當的管理體制和管制措施，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完全可以不低于私營的大企業。

 五、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國有企業虧損嚴重，有一系列困難，1990年和1991年虧損國有企業的虧損額接近國有企業的利潤總額，而1996年和1997年虧損國有企業的虧損額竟達到國有企業利潤總額的兩倍左右。有消息說，國有企業1996年和1997年的這種財務狀況，是促使中國政府高層下決心默認私有化“改制”的直接原因。

造成20世際90年代中國國有企業財務狀況惡劣的主要原因有：

 ——中國的國有企業仍然沒有完全適應市場經濟的經營環境，在技術開發、銷售、融資等方面都還有很大的缺陷；

——國有企業的管理部門一直沒有系統地推行要國有企業追求國有財產保值增值的政策。在近20年的時間中，對公有企業經營中的績效標準本身就一直沒有一種明確的定位；在公有企業的設立、關閉和重組上，在企業領導人的考核和報酬、任命和免職上，都沒有體現最大化利潤、使資本金保值增值的要求；即使有時對企業作了一些增加利潤的要求，也只是在現有企業及其人員的基礎上提出這種要求，沒有按最大化利潤來重組企業。

——一直沒有采取足夠有利的措施來嚴厲懲治企業經營管理中的腐敗行為，甚至在“改革”的旗號下掩蓋管理層的經營腐敗；這種貪污受賄行為主要表現為：公然開設私營的企業，并通過各種渠道向自己私人所有的企業轉移財富；在采購和銷售的各個環節收受回扣。這種貪污受賄行為的頂峰就是現在的“經營層收購”，許多經營者先有意使國有企業虧損，再以驚人之低的價格“購買”（實際是白拿）國有企業的所有權。

——到那時為止國有企業的員工在法律上不能解雇，而私營企業的經營方式又根本不顧及員工的福利。

除了產生“冰棍效應”的這些個原因之外，還有其它一些原因也使當時存在的國有企業嚴重虧損。這些原因主要有兩類：

一類是市場經濟中企業通常會發生虧損，這個因素與企業的所有制沒有任何關系。

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經營環境千變萬化，突然的宏觀經濟沖擊、行業特有的問題以及經營者的一時失誤都在所難免。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常常會由于這些偶然的沖擊而陷入嚴重的虧損以致倒閉。2005年發表的一份全國工商聯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非國有的所謂“民營企業”平均壽命只有不到3年，民營企業有60％在5年內破產，有85％在10年內消亡。這些“民營企業”的倒閉當然是因為它們不再能盈利。美國中小企業5年的生存率是40％，10年的生存率不過13％；連進入道—瓊斯股票指數的超巨型企業在幾十年中也會倒閉三分之一。而長期不關閉虧損的國有企業就會造成很高的企業虧損百分比。

從這個角度看，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60％多的國有企業虧損其實很正常，因為到那時為止，十多年中幾乎沒有再興辦任何新的國有企業，幾十年中也沒有關閉過多少國有企業，那時的國有企業絕大部分運營了20年以上，而20年前開辦的國有企業也幾乎百分之百存在到了那個時候。按中國“民營企業”的倒閉率，20世紀90年代中期存在的那些國有企業中應當有90％已經因為無法扭虧為盈而倒閉，它們當時還存在只是因為在那之前基本不關閉國有企業。那時國有企業只有60％多虧損這一點，只能說是證明了國有企業的經營比私營企業有效率。

造成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虧損比例高的最后一個原因，是20多年來的經濟政策系統性地虐待大多數國有企業。使國有企業經營狀況不好的另一類原因就是虐待國有企業的政策。這種錯誤的經濟政策表現于在20多年中一貫對國有企業竭澤而漁，而這種對國有企業竭澤而漁的政策，又集中體現在超比例地向國有企業收稅上。

1978年，中國國家財政收入約1132億元，其中來自國有部門的收入約985億元，大約占全部財政收入的87％。直到1994年，中國國家財政收入約為5218億元，其中來自國有部門的收入約3727億元，仍然大約占全部財政收入的71％。那一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達到46759億元人民幣，其中來自工業的只有約19360億元，占約41％，這一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工業總產值又只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37％，而這一年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上繳的稅金為2047億元，占國家財政全部收入5218億元的39％。

諸如此類的經濟政策一直在加重國有企業的負擔，從而加劇了國有企業的困境，它對國有企業的困境也要承擔重要責任。

左大培在《不許再賣》一書中系統地論述了上述因素。

 六、在中國的國有企業中，員工的地位一般都比私營企業中的普通員工高得多，按實際努力計算的“有效工資”也高得多。這本身增加了國有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了國有企業的利潤，就純粹的市場競爭力來說是國有企業的“劣勢”。但是如果從員工的福利角度看，這實際上是國有企業給職工的好處。因此，本來就不應當追求徹底消除國有企業員工待遇好于私營企業的情況，只是應當把這種略為好一些的國有企業員工待遇限制在一個合理的限度內，使它在國有企業內部的分配盡可能平等，使這種稍好一些的待遇限制在企業的經營狀況允許、社會能夠接受的范圍內。

 而私營企業成本低、利潤高甚至產品價格低的“優勢”，多半來自以犧牲職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

 2009年10月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有關山西煤炭產業“重組”的報道：中國（山西？）小煤礦平均回采率為10－15％，國內平均回采率為30％，世界先進水平為60％。中國（山西？）地方國有煤礦百萬噸死亡率是國有重點煤礦的3.8倍，而鄉鎮小煤礦百萬噸死亡率是國有重點煤礦的11.3倍。（在全部死難者中，國有重點煤礦占6.2%，地方國有煤礦占23.6%，鄉鎮小煤礦占70.2%）偷稅漏稅：近兩年山西煤炭實際產量8億噸，而每年的報表產量為6.5億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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