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船
這是一條長約5米、定員35人的白色客船，終點是湖北省十堰市鄖縣縣城，起點則是縣城上游約30公里處的孫家灣。在長江最長的支流漢水上，它已整整航行了十年，村民稱其為“班船”。
不過，當周文芬和鄰居劉開連等人坐上船時，有人會習慣稱這條船為“血船”。
“你們是不是去搞那個的？”總會有乘客問她們同樣的問題。
這些乘客，大都是方圓幾十里地的鄉親，盡管在背后，他們會直言“賣血漿”三個字，但面對面時，都會以“搞那個的”代之。
的確，這兩個農村女人都是“搞那個的”。她們的目的地，是鄖縣單采血漿站。在那里，她們每次被采走600cc的血漿，然后能拿到160元的“營養費”和8元的路費。種地之外，這幾乎是她們唯一的賺錢辦法。
在衛生部發布的《單采血漿站管理辦法》里，“供血漿者”是她們的標準稱謂。目前，鄖縣單采血漿站的固定供血漿者有6387名，他們大多是像周和劉這樣的山區農民。血漿站成立10多年來，已經有近兩萬人“奉獻了自己寶貴的血漿”。
在6387人中，約有200人是坐“血船”來的。當船下的江水奔流到武漢時，曾在周文芬他們身上流動的血漿，也會被一輛從武漢過來的運血車拉回去。每個月，這些血漿的重量在3噸左右。
“想錢嘛，不去怎么辦？”
這3噸血漿，大約5000袋，一袋一袋從鄖縣各個角落匯集而來。
其中一袋就來自46歲的劉開連。這個家住楊家溝村的農民知道，那個比“家里鹽袋子還要大”的塑料袋，能夠裝滿“一斤二兩”的血漿。
大約5年前，這袋血漿為劉開連換回了83元錢。那是她第一次獻血漿。她種完麥子的第二天，趁著黎明前的夜色，趕到孫家灣碼頭上了“血船”。
往返10元錢的路費，船老板老謝依照慣例，只收了她4元錢。這樣，從城里回家時，劉開連帶回了79元，這相當于半畝薄地一季的收成。
2007年冬天，53歲的周文芬也加入了這個隊伍。那時候，一袋血漿已經可以換回120元營養費和8元路費。
周家原本不缺錢。不過那年夏天，三歲半的孫子被查出患有再生障礙性貧血癥。兩年下來，醫藥費花了近十萬元。為給孩子治病，丈夫老高賣掉了家里的挖沙船，兒子小高賣掉了在縣城開的摩托車修理店。周文芬在家種地，偶爾靠“抽血”，拿回家100多塊錢。
8月18日，劉開連和周文芬再次前往血漿站。雞叫過兩遍，周文芬就起床了。
這是凌晨4點半，船6點才開，不過從這里到孫家灣，需要走1個多小時的山路。“再睡一會兒，就趕不上船了。”她一臉疲倦地嘟囔道。
同伴劉開連和桂芳已在屋外等著，對這些女人來說，錯過了船，就意味著將少掙164塊錢。
3個女人打著兩把手電筒，光束在空蕩蕩的山谷里搖晃，顯得格外微弱。天空飄著零星細雨，并且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這不算最糟糕的時候。遇上冬天，天亮得晚，手電筒里的電不夠用了，她們只能隨便撿點茅草或枯樹枝，做個簡易的火把爬下山。
“日他個媽，老子上次的血算白抽了”
“日他個媽，老子上次的血算白抽了。”剛開始爬屋后的山，劉開連便開始抱怨。她最近患了直腸炎，需要輸液一周。她算了一下賬，抽一次血的錢，還抵不上這筆藥錢。
這天本該輸最后一瓶，但劉開連決定第二天再輸。因為剛好趕上周二，根據血漿站的安排，該是她去抽血的日子，一旦錯過，會給以后的日子帶來“不少麻煩”。
按照《單采血漿站管理辦法》規定，兩次采集血漿的時間，間隔不得少于14天。這些年，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涌向血漿站，站里不得不為這些人排好時間表。
劉開連村子里的人，被安排在周二。每隔一周的周二、周三和周四，老謝船上的乘客大都是直奔血漿站。也是在這6天里，這條船被人稱作“血船”，而在縣城下游河段，還有一條類似的船。
這個縣長期以來是國家級貧困縣，也是南水北調中線的源頭庫區。早些年，江兩岸村莊里的男人們，大多在船上挑沙，靠力氣掙錢，女人們在家操持家務和放牛養豬。
只是每年夏天，當洪水頻發時，幾乎都會發生船翻人亡的事件。女人們在山上放牛時，偶爾會看見浮尸從河面靜靜漂流而下，這也是她們最為自己的男人擔心的時刻。
在1998年前后，這種擔心沒有了。城里的人們發明了挖沙機，沙船上不再需要這些男人的力氣。隨之而來的是，錢卻越來越難掙了。
十堰市扶貧辦前主任曹芳明在一篇題為《當前農村致貧因素的調查與思考》的文章中提到，直到2004年，十堰市的縣市人均GDP只有3829元，這個數字還不到城區同一指標的1／7。與此同時，年人均純收入在668元以下的有38.16萬人，占全國絕對貧困人口的1．5％。
也是在1998年，時任鄖縣衛生局副局長的李光成領頭，建立了鄖縣單采血漿站。當時，他在鄖縣城關鎮衛生院租了3間平房，買了6臺采漿機，找了4個人工作。供血的營養費由物價局規定，每次80元。
根據鄖縣單采血漿站站長李光成的最新計算，血站的采血量從最早的每年1萬袋上升到現在的大約6萬袋，血漿站僅僅每年發給獻漿員的補貼費就達1000萬元。“按照人均2500元計算，就是個400人的企業，這在鄖縣也是很少見的。”他說。
于是，村里越來越多的男人女人們想到了血漿站。“想錢嘛，不去怎么辦？”周文芬淚水漣漣地說。在自家的糧倉上，放著孫子騎著童車的照片，她一抬頭就能看見。
“扎著怕痛，不扎又不得過日子。”
不過這晚，周文芬并沒有休息好。睡前從天津打來的一個電話，讓她輾轉反側到凌晨3點。睡意目蒙目龍中，她聽見籠里的公雞叫了頭遍。
那是兒媳婦打來的電話。醫院說，孫子若要住院，得先交8萬塊錢。為了給他治病，小高帶著妻兒到了天津，一邊打工一邊求醫。
兒女們本不讓她去“抽血”，因為“現在掙這點錢，以后不知道要花多少錢”。但周文芬還在堅持。她一直把寫著“血液可以再生，獻血漿有益健康”、“一人獻漿，全家受益”等宣傳口號的獻漿卡和身份證放在一起，“怕丟了就抽不成了”。
不過，勸阻歸勸阻，每次抽完血，兒子還是會騎摩托車來接她吃飯，然后再送她到碼頭坐船回家。兒子常常發現，母親的“眼泡子都腫了”。
周文芬憂心的不是自己的疼痛和浮腫，而是時間。兩年后，她就55歲了。按照規定，女性超過這個年齡就不能供血漿了，她得抓緊時間，尤其今年春節后，營養費上漲，一袋血漿可以換回168元。
腳下的山路，這些年已少有人走，多為荒草掩沒。她們好幾次差點兒摔倒，幸虧一把抓住路邊的枝條。但隨即會“啊”地叫出來，因為抓住的是野刺。
這些對于經常起早貪黑的農村女人來說，都不算什么。她們最怕的，是經過農田時遇上蛇，再就是在“抽血”時暈過去。
周文芬的血管并不好找，每次“抽血”都要扎三四次才能成功。這常常痛得她直冒汗，“衣服都濕透了”。去年冬天，在抽血過程中，她渾身顫抖，幸虧劉開連及時端過來一杯糖開水，這才讓她緩過勁來。
而劉開連第一次看到那個“像是給牛打針的針一樣粗”的針頭扎進自己胳膊時，她當場暈了過去。后來，針一扎進胳膊，她就把頭扭向另一邊。
這事兒她至今不愿被人提及。雖然被旁人說成“賣血”，但她更愿意說自己是去“抽血”，其他供血漿者也大都如此。
在一個小山坡附近，劉開連停下腳步。“我們去年就在那兒狠狠摔了一跤。”她說。
去年的一個雪天，她、周文芬和村里另一個女人手拉手下山，結果三個人一起滾出去好遠。后來再遇到下雪天，她們會在前一天晚上就去孫家灣的親戚家住，這樣方便坐船。
而高從芬則“沒這個福分”，她住在離孫家灣更遠的鄭家河村。從2000年開始，她和丈夫老董就出門賣血。到了那天，他們得一早把豬喂飽，再把牛拴在山上。
同時，去抽血也需要在人前遮遮掩掩。“去之前也怕人說。可考慮到缺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先抽了再說。”這個51歲的中年婦女無奈地說。
那時，兒子剛上高中，家里的房子也搖搖欲墜。她跟老董到血漿站時，發現院子里都是排隊的人。一直等到半夜，他們才輪上。
看著“那針跟給豬打針的針一樣粗”，高從芬還沒開始抽，就覺得有點發暈。
大約半小時后，從她身體里抽出來的血漿，被放在一個小推車里，推到另一個房間。而還有些發暈的高從芬，起身去發放營養費的窗口，簽名領到83元錢。
她身體的不適感也隨之消失，因為“錢拿到手了，就只顧著高興了”。而丈夫老董則抱怨采血的機器太不懂得體恤人：“日他個媽，那個機器準得很，一斤二兩的袋子，差眼淚個兒那么大一滴都不行，非要給你抽夠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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