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權明晰：為國企做了什么

作者：江涌《世界知識》 2009年第17期

　　“7.24吉林通鋼事件”是近年來國有企業改制中對工人權益漠視的結果，是國有企業市場化所引發矛盾的集中體現。該事件清晰映射出，一段時期以來，以產權明晰為口號、以私有化為手段、以瓦解國有企業／侵占國有資產為目標的“改制轉軌”應該畫上休止符。國有企業改革路徑應當有新的考慮。
　　
　　新制度經濟學產權理論：一個似是而非的理論
　　
　　與眾多經濟理論一樣，產權理論形形色色。而在中國經濟改革實踐中，獨獨選擇了西方產權理論中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產權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產權理論認為，在存在交易費用的世界里，產權安排對經濟績效有根本性的制約作用；明晰的產權制度是產權自由交易的條件，并有助于降低交易費用，從而有利于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私有產權是最明晰的產權，所以最有助于增進經濟績效。
　　新制度經濟學產權理論源于所謂“科斯定理”，但科斯定理在作為西方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奠基人和最重要代表的羅納德·哈里·科斯那里卻從未有過明確的表述，只是后來的研究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加以闡釋。科斯定理與新制度經濟學在沉寂多年后，于蘇東巨變期間突然“煥發生機”，一時間洛陽紙貴。這當中有沒有什么玄機?自由派經濟學家、自詡為得到科斯真傳的張五常一語道破：“高斯定律(科斯定理)”使舉世開始明白私有產權的重要，間接或直接地使共產奄奄一息。該定理“功勛卓著”，科斯本人獲得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另外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在《關于國家的經濟作用》(1989年)一文中直截了當：科斯定理是科斯謬誤(The Coase Fallacy)。這位前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尖銳地指出，“經濟學中也許沒有一種神話像我要說的產權神話那樣影響深遠。這種神話是一種危險的神話，因為它誤導了許多轉型國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產權問題上，即集中在私有化上”。他認為，明晰產權，對于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來說并非關鍵問題，甚至是不必要的。“私有化不是萬應靈藥”，“私有化不能保證經濟有效運行”，“沒有私有化，甚至沒有清晰地界定產權，也能成功地進行市場改革”。他還指出，西方顧問前去指導前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時，片面強調產權而忽略了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在西方，大型股份公司、保險公司和銀行的資本所有者幾乎完全同管理職能相脫離。企業經營的好壞是企業治理問題，與所有權沒有直接的關系。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軟硬兼施、連哄帶騙地要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轉型國家“全面私有化”。在許多國家，私有化已經徹底攪亂了社會經濟，以至于私有化被描述成“賄賂化”。俄羅斯以前的決策者正是按照美國顧問的建議拍賣(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贈送)了幾乎全部國有資產，消除了國有股的“一股獨大”，然而改革的最終結果是，經濟效率并未提高而腐敗更加嚴重，導致經濟持續蕭條和嚴重貧富分化。從1992～1998年，俄羅斯大眾從大張旗鼓的私有化中僅得到相當于GDP 1％的收入，其余全部落入“寡頭”集團的腰包，約2／3的新企業主是原來黨、政府的官員與企業的管理人員，由此誕生了暴富的“新俄羅斯人”，西方媒體反過來則將俄羅斯稱為“強盜國家”。
　　然而，在新自由主義濫觴的英美，反倒沒有將自己牢牢地束縛在科斯定理及其私有化政策的繩索之下。巴西著名學者特奧尼托尼奧-多斯桑托斯指出：即使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英國經濟也沒有全面私有化，仍然保持著比較大的國有經濟成分，在英國石油工業的重組中，政府掌握著大部分股票，主要是便于政府對經濟進行有效控制。同期的里根政府也是動用國家力量，增加國防、軍事開支，以復興美國經濟。世紀金融大危機，英美等國不惜采取國有化等“極端手段”穩定金融市場、拯救資本主義。這清晰地展示，經濟領域沒有政策的最優化，只有利益的最大化，統治階級只是根據自己利益最大化來選擇適合自己的經濟政策。
　　
　　國企改制：理論偏差，政策誤導
　　
　　以科斯定建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產權理論，本來就是一個平常且充滿爭論的理論，但是出于某種需要，而將其上升為一種“定理”。連科斯本人都認為，由于西方經濟學的整個理論體系是以私有制已經存在為假定前提的，這就很容易推出私有制是市場經濟惟一前提的結論。單單僅就歷史經驗推論市場經濟只能在完全私有產權基礎上運行，而排斥其他基礎，這種推理不僅是先驗的、武斷的，而且很有可能是別有用心的。
　　在中國，公有產權、國有企業被抨擊的一個重要理由是“產權模糊”，由此導致“委托－代理”問題，即經理(代理人)違背股東(委托人)的意志為自己謀取不當利益。但是，“委托－代理”問題并不僅僅是國有產權下的問題，私有產權下同樣存在。西方經濟史與現實所揭示，只有規模小到個人企業才不會遇到“委托－代理”問題。近年來，美國一再出現諸如安然、世界通信等大型公司丑聞，尤其是此遭次貸危機，更是暴露出華爾街、美國金融業普遍存在的道德風險，當中的腐敗程度遠遠超過不規范的國有企業，而中國在“產權明晰”的改制后也屢屢出現銀廣廈、藍田等丑聞。由此可見，“委托－代理”問題絕對不是公有制的“專利”。
　　公有產權、國有產權被抨擊的另一個重要理由是“國有企業缺乏效率”，或“私營企業效率高于國有企業”。這更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命題。首先，效率本身的界定就存在著問題。國有企業在改制前長期肩負著一系列的社會責任，將一個包攬了“從搖籃到墳墓”職責的國有企業與“輕裝簡從”的私營企業做比較，無異于將滿載的大卡車與單人摩托車比油耗那樣荒誕。其次，現代社會共同關注的主題(效率與公平)從來沒有、也不應該割裂開來。沒有效率的公平等于落后，沒有公平的效率等于野蠻。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當然要同時考慮經濟效率與社會效益的統一。第三，市場機制不能覆蓋社會經濟所有領域，一些自然壟斷、具有較高外部經濟或高投入高風險領域(如水務、環保、航天等)，不太適合私有經濟的運行，公有制經濟則具有更好的適應性。世界銀行的專家們在廣泛考察西歐和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后寫到：決定一個企業有無效率的主要因素并不在于它是公有的還是私有的，而在于怎樣進行管理，從理論上講，任何一種類型的所有制都有可能創造最大限度提高效率的刺激手段。
　　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不僅存在理論偏差，而且一開始就可能存在某種政策誤導。也就是，相關利益集團為攫取國有資產，通過代言人，而努力鼓噪“產權明晰”，“產權改革是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企業擺脫困難的先決條件”，“國有企業改革的惟一出路是私有化”。然而，斯蒂格利茨特別指出，俄羅斯提供了“不惜任何成本實現私有化”的危害的破壞性案例研究。俄羅斯后來的執政者有無比的勇氣進行撥亂反正，中國也在2001年叫停實施國有股減持計劃，在2005年叫停國有產權向管理層轉讓，但是對于“產權明晰”的政策誤導始終沒有清醒的認知，因此國企私有化進程一直在不斷推進。“通鋼事件”從側面反映出私有化浪潮威力猶在。
　　
　　巨大而沉痛的代價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對“產權明晰”與私有化無限執著的背后有著重要的利益動因，這就是攫取國家財富與國有企業資產，挖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與共產黨執政的社會基礎。當初炫耀成功，如今已無法掩飾國家與社會付出的巨大代價。
　　職工權益被漠視。由于國企改制核心放在產權上，相關政府的管理者與企業經營者以及其他投資人股者暗箱操作，主導著企業改制的全過程，而作為企業大量的勞動者基本沒有發言權。由于股東權益至上，一旦政府管理者與相關股東達成協議后，股東便有全權處置企業，職工充其量不過是一種“生產要素”，可以被隨意處置。
　　國有資產巨額流失。國內有眾多經濟學家鼓噪，低估賤賣甚至賠錢出賣國有企業是“明晰產權”的最好方式。2004年6月23日國家審計署所發表的審計報告顯示，國有企業轉軌改制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十分嚴重，一部分人借助產權改革中出現的漏洞一夜暴富。在產權由“模糊”到“明晰”的過程中，由于相當大部分為暗箱操作，國有資產被賤賣比比皆是。若國有資產真是流到民間，繼續為中國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做貢獻，倒也算是一種安慰。但是，“產權明晰”不僅停留在私有化，還有更重要的國際化，這是新自由主義理論與“華盛頓共識”政策的必然要求。私有化只是為國際化做好鋪墊，讓發展中國家財富“自由流動”到國際壟斷資本的腰包，這才是目的。所以不難看到，改制后的國有企業到境外上市、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等，都是將財富流向境外的“成功范例”。
　　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與共產黨執政的社會基礎被嚴重侵蝕。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工人階級是中國的領導階級。國有企業被大規模私有化，工人大批下崗，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被嚴重侵蝕。在2005年開展的國企改革討論中，有些省市自豪地說，我們早就賣完了，怎么還討論這個問題?在經濟增長的政績推動下，資本早已取代勞動成為地方政府服務的對象。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諄諄告誡：“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斜路了。”
　　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國企改制導致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日趨嚴重，在被改制的企業，那些有幸在崗員工，其薪金也往往被壓低到生活基本保障線。通鋼集團工人之所以“鬧事”，就是傳言被建龍集團控股后，要辭退數千名工人，并削減薪金(此前在職員工一度每月只有二三百元)，而新任總經理的年薪至少有300萬元。傳言并非空穴來風，國有企業改制后，無論假公還是真私，企業經理的收入都有大幅度成長，與普通職工收入差距懸殊巨大，當然與買斷、辭退職工的收入差距更大。收入差距的擴大不斷加劇社會矛盾。近年來，由企業改制導致的群體性事件居高不下，而且“不明真相”的群眾鬧事越來越多。
　　貽誤國企同時也貽誤了民企的發展機遇。根據相關部門的調查報告，國有企業虧損，70％左右與經營管理松弛有關。由于“認定”國有企業就是搞不好，于是一門心思地對國有企業進行產權改造，而沒有在企業治理上多下工夫。很多地方政府將國有企業當作一種包袱盡可能、盡快甩掉。有經濟學家鼓噪，“賣掉了企業，政府甩掉了包袱，今后不再有補貼性支出，不再有人天天找上門來要錢、要物、要安置，不再天天發愁去解決國企內一大堆頭痛的問題……里里外外，減支增收，比拖下去不賣要合算得多。”“冰棍理論”認為，與其讓國有企業的資產逐漸“消融”掉，不如讓它被民營企業兼并。2005年，一場規模宏大的國資流失大討論在全國尤其是互聯網上掀起，國企改制幾乎成為官商勾結的同義詞，一些民企的貪婪與一些官員的貪腐結合，導致“國退民進”之路遭受廣泛的質疑。這兩股力量的結合反而吞噬了民企的健康前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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