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弒師案”的背后是文化的沖突

 

備受關注的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弒師案日前宣判，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23歲的付成勵死刑，緩期兩年執行（10月21日《廣州日報》）。

 

此案雖然還不能說就此塵埃落定，但出現戲劇性變化的可能性，應該也不大了。一起明顯的故意殺人且致人死亡案，主犯能夠逃出生天，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司法審判向社會輿論妥協的結果，因為輿論對付成勵的同情是明顯的。遺憾的是，輿論發揮作用的時間太晚了，假如輿論在被殺害的教授程春明和付成勵的前女友發生不倫之戀的時候，就能夠對之形成強大壓力，也許這起血案根本就不會出現。

 

對“弒師案”的出現，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提出解讀：法律的、社會的、心理的等等。但在我看來，也許從文化的角度進行解讀，更能看清事件的本質——在一定意義上，“弒師案”可以說是源自西方的自由主義性文化和中國傳統的性觀念激烈沖突的結果，由于兩種文化無法通過對話來解決彼此的矛盾，于是血案發生。

 

程春明曾經長期在以浪漫著稱的法蘭西留學、工作，歐風美雨的浸潤，使他自然而然地認同了自由主義的性觀念。這種性觀念，用知名性學專家李銀河的表述，就是：成年男女之間的性關系，只要其中沒有強制，其他人都不應該干預。基于這樣的理念，她認為無論是賣淫嫖娼還是聚眾淫亂，都應該非罪化。程春明無疑是認同這種觀念的，因此他并不介意自己的性伙伴是自己的學生，也沒有過多地顧慮自己為人師、為人夫的身份。

 

與程春明相反，出生于黑龍江省黑河市，父母又均是普通工人的付成勵，還來不及被這種新觀念所“啟蒙”，他的觀念仍然“陳舊”的。比如他認為，女孩子婚前應該守身如玉，“那種事應該結婚才有”，他憎恨“程春明和這個女孩在一起的時候已經是已婚男人”，在他看來，“程春明是老師，他不配稱為老師，根本不為人師表……”。

 

在一個全球化的觀念多元時代，不同的人群之間，發生觀念上的沖突，這并不奇怪，有沖突才有交流，有交流才有融合，有融合才有可能鑄造新的、更高層次的文明。但晚近以來的中國，一個獨特的現象是，來自西方的文化觀念，挾思想解放的話語霸權，迅速地在主流人群和話語中，占據了絕對強勢的地位，它不必也不屑于和中國的傳統觀念對話，秉持中國傳統觀念的人，往往會發現自己處于一種“沒地方說理”窘境。付成勵就是這樣，他發現“以前有學生向學校告發過類似的事情，但學校不管，沒有用”、“對于師生之間這種不道德的關系，無論是法律還是學校制度，都沒有辦法進行制裁”。

 

當然，底層輿論對他是同情的，但這種同情毫無用處。程春明依舊給女生寫詩，依舊穿著那條很“拉風”的紅色花格褲在校園里招搖……，對郁悶之極的付成勵來說，“殺一儆百”幾乎是唯一選擇——這是一樁刑事案件，也是中國的傳統文化被逼至墻角后不得不絕地反擊的文化事件，是不是這樣呢？

 

逝者已矣，殺人者也受到了法律的嚴懲，作為一個具體的案件，事情總會有個了結。但我們的思考卻不能停止：近代以來，一百多年的匆匆趕路，我們是不是拋棄了太多的東西？秉持傳統觀念的人，是不是只能被啟蒙，而不能被尊重？傳統文化在底層百姓心中的積淀究竟有多深？是不是靜水深流而不被精英所知？西風東漸的過程中，如何保持我們自己的主體地位？等等。搞清了這些問題，我們迎來的將是文化、文明的融合，搞不清這些問題，也許還有更激烈的沖突在等待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