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國慶的“反毛方陣”
黎陽
2009．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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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只看見了國慶六十周年前夕誕生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卻沒有看見幾乎與此同時誕生的“反毛方陣”。
　　2009年9月27日，“奮斗創業”方陣正式更名為“毛澤東思想”標語方陣。
　　就在第二天，2009年9月28日，《財經》雜志2009年第20期（總第247期）發表封面文章——《吳敬璉：中國經濟六十年》，而且發表了編者按（見附錄）。
　　這則編者按和吳敬璉的文章構成了一個“反毛方陣”，關鍵的關鍵是這兩條：
　　第一，聲稱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完全失敗：
　　——“60年前，中國開始了一個以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體制來實現民族振興的宏大嘗試。這個嘗試以失敗告終”。
　　——“集中計劃體制，非但沒有進一步激發人民大眾的創造熱情，相反形成了毛澤東故主席所說‘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缺乏生機與活力的局面”。
　　第二，聲稱大躍進、餓死人是毛澤東一手造成的：
　　——“各級政府響應毛澤東‘三年超英、十年超美’的號召……無償調撥農民的資源，來完成‘鋼鐵生產一年翻一番’之類絕無可能實現的高計劃指標。結果很快爆發了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爭奪資源的大戰，‘一平（平均主義）、二調（無償調撥）、三收款’的‘共產風’盛行，經濟秩序一片混亂。”
　　——“在食品供需出現短缺，全國性饑荒即將爆發的時刻，毛澤東卻在思考‘糧食多了怎么辦’的問題，提出采取‘休耕制’‘敞開肚皮吃飯’一類解決辦法。在人民公社中，紛紛采取了‘公共食堂’‘五包’‘十包’等‘各取所需’的分配辦法。”
　　——“因為政治局委員彭德懷致信毛澤東，要求認真總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經驗教訓，毛澤東臨時決定延長會期，對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活動’進行嚴厲批判，由此掀起了全國范圍的‘反右傾運動’。整個政治氣氛從‘糾‘左’‘轉向‘反‘右’’”。
　　——“由于封鎖消息和缺乏拯救措施，城鎮地區廣泛出現因營養不良導致的浮腫病，農村地區則造成2000萬至40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多年來諸如此類妖魔化毛澤東的胡說八道和信口開河已經司空見慣，許多人已經麻木了，干脆充耳不聞，所以對這次也沒當回事，更沒看出這里邊的奧妙和殺機。
　　以前對毛澤東的種種誹謗都是海內外文匪“精英”們以個人名義發表的，而這次不同。吳敬璉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這充分證明吳敬璉的身份是“國務院官員”。《財經》雜志應算是國務院下屬機構管轄的雜志。“國務院官員”在“國務院下屬的雜志”發表正式文章，還由編輯部加了編者按，那就證明這一切都不是個人行為，而是正式的官方行為，上述觀點表明了國務院的官方立場，否則必定要來一條“個人觀點、文責自負”，更不會定為封面文章還加編者按。
　　吳敬璉這次對毛澤東的誹謗內容雖然不新鮮，但由吳敬璉正式寫成文章、在《財經》雜志上正式發表、并由《財經》雜志正式寫出編者按這一系列舉動本身卻大有深意，而且意味深長。
　　第一，這客觀上屬于“國務院挑戰黨中央”：
　　關于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建設，中共中央已有結論如下：（摘自《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
　　——“三十二年來我們取得的成就還是主要的，忽視或否認我們的成就，忽視或否認取得這些成就的成功經驗，同樣是嚴重的錯誤。”
　　——“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十九點六，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四點八。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澤東同志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了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始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們雖然遭到過嚴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期間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面。”
　　如果中共中央的上述決議已經作廢，誰說的？何以為證？為什么沒見新的決議？如果上述決議依然有效，那為什么吳敬璉一個國務院官員就敢徹底推翻？如果這是吳敬璉個人自作主張，那要么是吳敬璉“官封弼馬心何足 名注齊天意未寧”、“尖嘴咨牙弼馬溫，心高要做齊天圣”，不當“弼馬溫”要當“齊天大圣”，所以來了個大鬧天宮；要么是中共中央已經威風掃地，無法維持有效的統治，所以一個國務院的官員便可以隨便挑戰中共中央全會的決議而不受任何懲罰。如果這不是吳敬璉個人自作主張，那豈不是說這是國務院的官方立場，即“國務院挑戰黨中央”？如果是這樣，那中國共產黨還是執政黨嗎？是黨中央領導國務院，還是國務院領導黨中央？
　　不是堅決反對“造反有理”嗎？不是千方百計“維穩”嗎？吳敬璉一個人就敢造中共中央全會決議的反，是“維穩”還是“顛覆”？是“維穩有理”還是“顛覆有理”？跟吳敬璉一個人挑戰中共中央全會決議之舉相比，屁民們上訪、請愿、游行之類算老幾？如果“維穩”不管吳敬璉挑戰中共中央全會決議的權威，那還有什么理由禁止屁民們哭訴各地土皇帝們的倒行逆施？
　　第二，為“餓死四千萬”提供了“官方證據”
　　海內外反華勢力、“民運人士”和國內文匪“精英”一直鼓噪“餓死三千萬”之類聳人聽聞，但從無根據，只能當神話說。而如今吳敬璉以“國務院官員”兼“經濟學家”的雙重身分發表正式文章向全世界公開“證實”中國“農村地區則造成2000萬至40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如果說以前誹謗中國共產黨“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找不到出處，那么如今吳敬璉為此提供了一個“權威”根據，從此可以做為中國政府的官方資料和證據——2009年9月28日，吳敬璉代表中國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正式向全世界提供了最權威的官方“證據”：由于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中國人被餓死的不止三千萬，而是四千萬。有了吳敬璉的這一條，本來沒有根據的聳人聽聞一下子就變成了“鐵證如山”。
　　第三，為將來徹底取締共產黨悄悄布閑棋、下冷子、奠定基礎
　　吳敬璉編造出個“餓死四千萬”，又把一切責任強加到毛澤東頭上，這就在事實上給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扣了頂“反人類罪”的大帽子——如果一把手不知情、皆因實際管事的副手陽奉陰違導致餓死人、一把手發現后立即糾正制止而且嚴厲懲辦了肇事兇手，那是一回事。如果完全因為一把手明知故犯、堅持蠻干而導致餓死人是另外一回事。蓄意餓死人、而且“餓死四千萬”之多則不折不扣屬于“反人類罪”。
　　犯了“反人類罪”的政黨還有資格執政嗎？別說執政，連存在都沒資格——二戰后德國納粹黨被定性為犯了“反人類罪”，于是嚴厲取締。不僅取締，而且全黨人人過關：從上到下，凡加入了納粹黨的，不管是一把手、二把手還是普通黨員，全部都要清理。不管與“反人類罪”沾邊的納粹黨徒們如何拼命聲稱自己不知情、僅僅是服從命令、沒主動干過壞事……結果呢？諸如此類辯解概不認帳，全部清算，一個不饒。鄧尼茨是海軍司令，跟“反人類罪”難得沾邊，但因為被希特勒指定為繼承人，那就照樣按罪犯抓，按罪犯判，判了十年。這就是歷史的邏輯——只要沾上了“反人類罪”，如何定性評價處理就由不得你了。犯了“反人類罪”的政黨即便指定了繼承人，那也不算數；當了繼承人，即便沒過失也要照樣算幫兇，照樣要拿下。
　　有些人以為把自己的罪責嫁禍給毛澤東就可以蒙混過關了，可以繼續大權在握唯我獨尊。吳敬璉的文章實際堵死了這條路，明確告訴這些人：這是不切實際的一廂情愿：
　　1．吳敬璉以“國務院經濟研究的主管官員”和“著名經濟學家”這一“官方權威”加“學術權威”的雙重身份編造了“餓死四千萬”的“事實”，再把全部責任都硬栽到當年的黨內一把手毛澤東頭上。這個“事實根據”一旦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反人類罪”的罪名就算坐實了，今后永遠想跑都跑不了。
　　2．吳敬璉號稱“經濟學家”，文章里大談特談的卻是政治，而且是“奪權”——名為“政治改革”，話中之話、重中之重卻是權力：以“改革”的名義要求中國共產黨交出一切權力：
　　——“現在的進一步改革將不可避免地損害一部分既得利益，包括政府自身”；
　　——“中國政府不但要克服強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更需要有改革自身的勇氣”；
　　——“推動國有壟斷企業和政治體制改革，意味著政府要對自身進行改革”；
　　——“中國經濟的改革過程遠未成功：……政府和國有部門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中大部分的資源”；
　　——“政治改革嚴重滯后，權力不但頑固地不肯退出市場，反而強化對市場自由交換活動干預壓制等尋租活動基礎所造成的，根本解決之道就只能是堅持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
　　——“既然‘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我們有理由期許，更為切實有效的改革方案能不斷推進”；
　　——“要將改革深化推進，還需要有更切實、有力的措施”；
　　——“目前中國社會中貧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機會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級黨政機關有過大的支配資源的權力”；
　　——“我國社會中目前存在的種種權貴資本主義現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約束的權力對于經濟活動的干預和對于經濟資源的支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強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加強政府及其官員不受約束的‘專政’權力，不正是強化腐敗的制度基礎，和他們所宣稱的目標南其轅而北其轍嗎？”
　　吳敬璉說得非常明確：“經濟學家”要改行搞政治了，“搞政治”就是要奪取權力——你共產黨“各級黨政機關有過大的支配資源的權力”，“絕對的權力會絕對地腐敗”，所以“政治改革”就是你共產黨把權力交出來，輪到你共產黨當“改革代價”：“現在的進一步改革將不可避免地損害一部分既得利益，包括政府自身”——而后呢？吳敬璉雖然沒直截了當明說，但結論不言而喻：既然“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既然不能“加強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加強政府及其官員不受約束的‘專政’權力，”，那自然就只剩下一條路：“普世價值”、“民主化”、“民主是個好東西”、“自由選舉”……只要到了這一步，今天已經被吳敬璉深謀遠慮地扣上了“反人類罪”的中國共產黨還想繼續存在下去嗎？一個有蓄意“餓死四千萬”的“反人類罪”的“前科”的政黨還想參加競選嗎？別說參選勝選，連存在都不可能——別看吳敬璉們今天只罵毛澤東、不罵共產黨，那僅僅是一時的策略，無非是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一旦成了氣候、由不得你共產黨說了算時，豈有不翻老帳之理？西方競選誰的老底不被翻個底朝天？中國如果也到了那一步，吳敬璉今天強加的“反人類罪”的“罪行”哪有不炒破天之理？那時誰沾“中國共產黨”誰等于是“罪犯”，想不“改名易幟”都由不得你。吳敬璉今天雖然對這種前景只字不提，卻一直在不聲不響為這種結局的出現創造充要條件。所以說吳敬璉今天的這篇文章正是為將來取締共產黨打下伏筆——當許多人為國慶六十年游行有了“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而歡呼雀躍時，吳敬璉們已經為將來徹底“族毛”、“滅共”而布局下子、組成致命的“反毛方陣”了。
　　吳敬璉在這里只犯了一個錯誤：小看了人民群眾，以為歷史是他們這些文匪“精英”們用嘴皮子創造的，可以任由他們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所以文章滿篇瞎話，處處造謠：
　　——吳敬璉說：“各級政府響應毛澤東‘三年超英、十年超美’的號召……無償調撥農民的資源，來完成‘鋼鐵生產一年翻一番’之類絕無可能實現的高計劃指標。結果很快爆發了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爭奪資源的大戰，‘一平（平均主義）、二調（無償調撥）、三收款’的‘共產風’盛行，經濟秩序一片混亂。”
　　吳敬璉在這里絕口不提大躍進時提出“十五年趕超美國”的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xx（1958年6月14日劉xx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負責人的談話、1958年7月5日劉xx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也只字不提提出興起“一平、二調、三收款”的“共產風”、導致“經濟秩序一片混亂”的也是劉xx。（見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報》《人民公社所見》：“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許許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視察時，徐水縣已經實現了“一縣一社，縣、社合一”。一縣一社，即一縣一個公社，全縣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原來各社隊的收入統一交縣，支出統一由縣核撥，供給標準，工資水平全縣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經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某些殘余，徐水全縣沒有一個小商販，他們全部實行了供給制。”）。
　　吳敬璉更不提反對“共產風”的是已經退居二線的毛澤東——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說：“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碗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刮遍全國。”他批評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采用贖買政策，怎么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么？這樣下去，一定垮臺！”他又說：“我代表一千萬隊長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按：當時如果誰反對劉xx推行的‘共產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澤東這樣說），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毛澤東在1959年3月5日的發言中說：“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已弄清，但根本不執行，等于放屁。”（毛澤東講的這些話，是對劉xx和xxx等人拒不執行武昌會議精神和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批評）。
　　吳敬璉就這樣顛倒是非，把一切責任全部強加給了毛澤東。
　　——吳敬璉說：“面對這種嚴峻局面，中共中央在1958年11月的‘鄭州會議’、195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擴大會議和1959年4月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要求‘壓縮空氣’、糾正‘左’的偏向。”
　　吳敬璉在這里又玩了一把偷梁換柱的把戲：那些要求“壓縮空氣”、糾正“左”的偏向的會議都是毛澤東主持召開的，而且“壓縮空氣”這個提法都是毛澤東的發明（1958年11月21日，毛澤東就壓縮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余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他說：“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 吳敬璉卻故意用“中共中央”這個含含糊糊的提法把毛澤東對劉xx的瞎指揮的反對一筆勾銷。
　　吳敬璉絕口不提、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直言不諱的事實是：退居二線毛澤東實際被一個“集體”禁閉起來、封鎖起來，幾乎與世隔絕，而毛澤東為打破這種封鎖想盡了辦法：
　　——毛澤東本人是希望到群眾中去的，但他面對的是一個“集體”，他同這個“集體”有過較量。在北戴河，他曾經堅持“出去走走”。走不出去還發了脾氣。……他發脾氣也沒用，換誰當警衛都會這樣做。
　　——我們衛士們多次私下議論：毛主席的生活太清苦，太單調，太枯躁，太沒有自由了。你不相信，你難以想象，是嗎？那你就想想太空船上的宇航員吧，這游十萬八千里卻始終在一個密封艙里。
　　——毛澤東的足跡遍全國。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園。不能隨便進電影院，不能隨便上百貨商店。他是人民的領袖，全國人民都喊他萬歲。但是他沒有隨便見人的自由，多數要經事先安排。就連火車專列上的服務員要見他，也需經我們衛士同意。他思想活躍，馳騁無羈，卻連飛機也不能坐。他只是個人，面對的是組織決定。有時，他一句話就能改變中國的歷史進程。但同時，他說一百句也得不到去飯館吃飯的自由。他在紅墻內講話地球也可以顫動，但是他要隨便走出紅墻一步卻是不可能。必須經有關部門同意安排……
　　——記得1958年我隨他去天津新立村參觀水稻，一位中央首長和當地干部說一畝地產十萬斤。毛澤東搖頭，說：“吹牛。”他們用燈光照，用吹風機往稻田里吹風，讓小孩往上站。毛澤東說：“靠不住，站得高跌得狠。”他說那位中央首長：“你沒種過地，你就會放大炮。我種過地，十萬斤不可能么，堆也堆不起來。你騙不了我。”
　　——到了1959年；毛澤東開始有些感覺，越來越不放心。他總想看到實際情況，可是不那么容易。……反正進城后，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慮，他越來越不易隨便行動。行動總是被事先安排好，都是有準備的。他發脾氣也沒用，就是不許他隨便行動，飛機都不許坐，是中央的決定。
　　——記得這一年，毛澤東視察各地，又來到河南。請一些同志來開調查會時，毛澤東反復問：“大食堂究竟怎么佯？好還是不好？你們要說實話。我希望你們講真話。”大家異口同聲說好。不但列舉出許多優越性，還拿出許多面包來，說是大食堂烤的，就是吃這種面包。他仍然不放心。他也想搞“突然襲擊”，看看實情。記得有次專列正在急馳，他突然指著遠處一個村子，吩咐我：“通知停車。我要到那個村子里去看看。我要討一碗紅燒肉吃，看能不能討到？我立刻去打電話。先打給上級有關部門，然后再去。等毛澤東來到那個村子，不要說討一碗紅燒肉，就是討一只烤小豬也早準備好了。
　　——毛澤東點頭：“那好，那好。”他抬起眼簾掃了一圈，目光變得嚴肅犀利：“要講真話，不許說假話。不許隱瞞欺騙！”那天夜里仍是封耀松值班。據他匯報，他替毛澤東做睡前按摩，毛澤東想著心事，淚水又嘩嘩地涌出來。毛澤東撫著封耀松的后背流著淚說：“小封，我不放心哪。他們許多事瞞著我，我出去到哪里，他們都能有準備。你們要下去。你們能看到真實情況，要告訴我真實情況……”
　　——毛澤東為了解全國的真實情況，特別是農村的真實情況，要求警衛他的一中隊“要搞成五湖四海。”此后，毛澤東堅持聽那些回鄉戰士的匯報，親自批改戰士們寫的調查報告。（注：毛澤東不得不通過身邊的警衛戰士來了解實際情況，可見被封鎖到了何等地步。）
　　吳敬璉們就是這樣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毛澤東“少數服從多數”、遵從中央決議，就象被軟禁一樣與世隔絕，什么真相也看不到，就只能根據錯誤的信息決策，出了錯誤卻全算在毛澤東頭上；毛澤東“造反”、破了這個“少數服從多數”，又被指責為“專制獨裁”、“獨斷專行”……總之怎么著都有“罪”。
　　實際上，對“大躍進”的經濟混亂、對“共產風”、對餓死人真正有罪的是當時主持一線工作、欺下瞞上的兩面派，也包括吳敬璉及其同伙。
　　比如1958年“大躍進”中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是“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胡績偉。就是這同一個胡績偉如今說：“國家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慘象完全是我們黨造成的”、“黨史從頭起就應該改寫”、“只有突破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統治，才能使我國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這是歷史的潮流，也是幾十年的慘痛教訓。新一代的黨的領導人必須有這種覺悟”……
　　又比如，吳敬璉說：中國理論界第一個對‘體制下放’思路提出批評的經濟學家是孫冶方……他在提出上述觀點后不久，就被說成是‘比利別爾曼還利別爾曼’的‘修正主義分子’而受到批判和迫害。”——而吳敬璉不肯說的事實是：吳敬璉是1964年批判孫冶方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學術模式進行了對孫冶方的批判。
　　吳敬璉女兒寫的《我和爸爸吳敬璉》一書披露了以下事實：
　　——吳敬璉“大義滅親”，跟當了“右派”的父母堅決“劃清界限”，毫不留情“揭發批判”。
　　——吳敬璉“文革”中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文革中以炮打周總理、大鬧打砸搶而聞名的一個組織）
　　——吳敬璉當初“左”到了家，教訓老婆不許坐沙發，說無產階級都坐凳子，你為什么要坐沙發？而吳敬璉更不止一次對全家人宣布：“一個人不應該有兩件以上的襯衫。”他對女兒往鉛筆盒、橡皮上寫名字很反感，“不要把這么一點點小東西都變成‘私有財產’”
　　——號稱“吳市場”的吳敬璉在十二大開過之后的1983年還在起勁地批判“市場經濟”，大罵“從計劃經濟改變為市場經濟”的主張是“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主義論戰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反社會主義派的觀點相似”。（吳敬璉：《論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工業經濟管理叢刊》1983年第9期）
　　吳敬璉如今洋洋灑灑大談反“左”，卻不說自己當年比誰都“左”；義憤填膺控訴“餓死四千萬”，只字不提自己當年正是為“餓死四千萬”搖旗吶喊的干將。
　　張翼德是“當陽橋上一聲吼，喝斷了橋梁水倒流”；
　　吳敬璉呢？“《財經》雜志上一聲吼，喝斷了歷史遮盡了丑”——搖搖筆桿舞文弄墨，就把毛澤東時代幾十年的經濟成就一筆勾銷，就給毛澤東強加了個“餓死四千萬”的駭人聽聞的罪行，就為徹底取締共產黨奠定了基礎，就把自己的一褲襠屎變成了“滿地黃金”……
　　光看到六十大慶前夕的“毛澤東思想方陣”還不夠，還得看到與此同時由國務院官員吳敬璉與《財經》雜志組成的反毛方陣。看不到后一點就急急忙忙歡呼“毛澤東思想重返中國”、“毛澤東思想將繼續成為我黨的指導思想”、“在四中全會指導下，全國將掀起一個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熱潮”的人其實太天真了點。
　　列寧說：
　　——“歷史上常有這種情形：當那些在被壓迫階級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領袖一旦逝世以后，他們的敵人便企圖竊取他們的名字來欺騙被壓迫階級。”（列寧：《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
　　——“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后，便企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即所謂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滅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對馬克思主義作這種‘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來。他們忘記、抹殺和歪曲這個學說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者似乎接受的東西放在第一位來加以頌揚。”（《列寧全集》第3卷165頁）
　　魯迅說：
　　——“對于舊社會和舊勢力的斗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柢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么。并且舊社會還有它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它自己是決不妥協的。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卻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譬如白話文運動，當初舊社會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許白話文底存在，給它一點可憐地位，在報紙的角頭等地方可以看見用白話寫的文章了，這是因為在舊社會看來，新的東西并沒有什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讓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滿足，以為白話文已得到存在權了。又如一二年來的無產文學運動，也差不多一樣，舊社會也容許無產文學，因為無產文學并不厲害，反而他們也來弄無產文學，拿去做裝飾，仿佛在客廳里放著許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個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別致；而無產文學者呢，他已經在文壇上有個小地位，稿子已經賣得出去了，不必再斗爭，批評家也唱著凱旋歌：‘無產文學勝利！’但除了個人的勝利，即以無產文學而論，究竟勝利了多少？況且無產文學，是無產階級解放斗爭底一翼，它跟著無產階級的社會的勢力的成長而成長，在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很低的時候，無產文學的文壇地位反而很高，這只是證明無產文學者離開了無產階級，回到舊社會去罷了。”
　　《共產黨宣言》說：“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做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如今被新貴們“當做旗幟來揮舞”以“拉攏人民”的早已不僅僅是“無產階級的乞食袋”，而是包括了能打動人心的一切：稻草、金條、花言巧語、哭天抹淚、道德的血液、詩詞書法、親民之舉、討工資、送醫院……
　　可惜新貴一轉身，便使正要“跟著走”的老百姓看到了自己“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 吳敬璉和《財經》雜志組成的反毛方陣，結果同樣是“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附錄：吳敬璉：中國經濟六十年[全文見鏈接]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7878
　　《財經》雜志2009年第20期
　　2009-9-28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年來，從計劃到市場，在經濟建設上走過一條迂回曲折的道路，期間經歷過無數艱辛、動蕩、搖擺與反復，既有山重水復之困惑，也有柳暗花明之轉機。這是一段中華民族走向復興之路的歷史；一段打破思想桎梏、尋找經濟規律的歷史；一段摒棄少數權威、尊重大眾個體權利與貢獻的歷史；一段重新劃定政府與市場界限的歷史。這個過程是人類探索未來發展方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人類社會貢獻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寶貴經驗和教訓。
　　60年前，中國開始了一個以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體制來實現民族振興的宏大嘗試。這個嘗試以失敗告終，有其內在的必然性。當整個社會取消了微觀個體對外探索的權利與自由，只由少數精英通過制定計劃的方式來引導全國人民向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進行探索時，偶爾可能會走對了方向，但更多的可能是誤入歧途；甚至其糾錯機制都是非常僵化而低效的：認識錯誤時要高度依賴少數精英，改正錯誤時是整個社會一致行動——但這種行動，往往也未必是正確的，整個社會來回往復地試錯，為此付出的不必要的成本，難以度量。
　　30年前，中華民族窮則思變，摒棄了在原有計劃經濟體制內的修修補補，開始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轟轟烈烈的轉型。這個過程，在當時叫做“摸著石頭過河”；到今天，則可以斷言，市場經濟是引領中國經濟再鑄輝煌的必由之路。
　　與此前的改良不同之處在于，從中國決定在公有經濟之外開始市場化改革之日起，普通民眾作為個體，在開始獲得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利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擔了探索社會發展方向的使命。理想的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在于，社會上每個微觀主體都可以向不同的方向探索，由于稟賦不同，際遇不同，不同的人找到正確方向的概率也不同。而一旦有人找到正確的方向，社會其他人可以跟進，并分享這個好處。在這個過程中，價格體系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既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引導和優化資源配置，更對人們行為的優劣起客觀的評判作用。找到正確方向的人，還可以通過價格機制得到合理的回報。
　　私有產權、市場、企業，市場經濟體系中這三位一體的基本元素，在計劃經濟中一度完全缺失。基于產權基礎上的人力資本或者物質資本，到底是通過價格機制在市場上配置或者組合，還是在企業中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利用，取決于兩種方式何者更有效。對于同樣一種經濟活動，由各種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通過締結契約而成的企業，如果其管理成本高于市場價格機制配置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則說明該企業從事此經濟活動是低效的，應該將之歸于市場。這種市場經濟中屢見不鮮的企業重組，在計劃經濟中是無從得見的，因為整個國民經濟就是一個大企業，但其運作的好壞，由于沒有一個外在的市場和價格體系來衡量而無從知曉，最終流于低效、破敗。
　　中國經濟60年的發展歷程，迄今為止絕大部分時間就是在對這套體系進行改革的歷程。從原來徒勞無功的體制內改良，到發展公有經濟和計劃體制外的非公經濟和市場體制，再到公有經濟和計劃體制的全面變革，方向早已明確，目標漸次清晰。產權改革，市場（價格）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以及政治體制改革，多管齊下，極大地釋放出國民經濟的活力，支撐了中國經濟30年來平均近10％的增長，使之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國經濟的改革過程遠未成功：產權改革依然任重道遠；許多要素價格如能源、利率、匯率等仍受政府管制；國企改革到能源、電信、金融等國有壟斷行業便難以推進；政府和國有部門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中大部分的資源。這些由于改革不徹底而造成的問題互相交織，是貪污、腐敗、社會不公、經濟結構失衡、環境惡化等問題的根源。
　　盡管中國經濟60年來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如果在國民經濟這些舉足輕重的領域上的改革不徹底，矛盾不斷積累，改革開放的偉業將難免功虧一簣，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將失去可靠的基礎。
　　改革已到深水區。如果說改革初期是全民受益，則現在的進一步改革將不可避免地損害一部分既得利益，包括政府自身。中國政府不但要克服強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更需要有改革自身的勇氣，前路挑戰重重。但既然“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我們有理由期許，更為切實有效的改革方案能不斷推進。
　　中國經濟，不走回頭路。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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