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打黑肅貪反腐斗爭的標本意義　　

李定凱（2009.9.30）　　

今年6月以來，重慶掀起了打黑肅貪反腐的陣陣風暴，在短短的幾個月里，先是摧毀了一個個富豪黑幫，接著掀翻了一頂頂黑幫保護傘，揪出了為數不少的貪腐黑官。據網上披露：截至8月15日，重慶警方成功抓捕黑惡團伙成員1544人，469名逃犯受到境內外追捕；收繳槍支48支、子彈877發；查封、凍結、扣押涉案資產15.3億元；累計破獲查處各類案、事件1009起，其中破獲刑事案件892起；14個橫行該市多年的主要黑社會團伙受到致命打擊，100余名黑社會團伙骨干成員被緝拿歸案，其中陳明亮、岳村、黎強等67名黑惡團伙首犯和骨干分子被警方先后執行逮捕。在8、9兩月，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市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市公安局交警總隊總隊長、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長陳洪剛、市高級法院副院長張弢、市公安局經偵總隊總隊長陳光明、市高級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烏小青、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副檢察長毛建平、市煤監局副局長王西平等一批重慶市原公、檢、法、經系統里位高權重的官員相繼落馬。從揭露出來的情況看，簡單地用“觸目驚心”、“駭人聽聞”這些字眼，已經不足以反映問題的嚴重性。我在經過最初的震驚之后，越是反復琢磨網上公開的材料，越是認為重慶的打黑肅貪反腐斗爭不是一個孤立的、一時一地的事件，而是一個具有典型和普遍意義的標本性事件。為什么呢？　　

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　　

首先，這場斗爭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說它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是因為它具有鮮明的階級斗爭性質，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在經濟、政治、法制方面與新生的不法資本家之間的嚴重較量。　　

重慶的黑幫老大們無一例外地都是從市場化經濟改革中崛起來的 “民營企業家”，他們通過合法的和非法的途徑迅速建造起他們的經濟王國，攝取了大量的經濟利益，甚至一度控制了重慶市的部分經濟活動。渝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黎強，從上世紀90年代涉足道路運輸，伙同其家族成員采取收購客運線路運營權，威脅毆打競爭對手，越線奪線經營，隱匿會計憑證和賬簿，組織、領導和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等手段，直至把渝強實業打造成擁有20多家子公司的企業集團，涉足客運、房地產開發和汽車維修等諸多領域，成為重慶巴南區第二富豪。另一個黑老大陳明亮，2001年與他的同伙在重慶市渝中區大世界酒店開設云夢閣夜總會，2004年開設豪城夜總會，2006年在澳門賭場開設洗碼公司，窮兇極惡地糾集刑滿釋放、解除勞教和社會閑散人員，以創辦經濟實體為掩護，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銷毀、偽造經營憑證，組織、介紹、容留賣淫、吸毒和賭博，洗錢，放高利貸，暴力綁架敲詐，故意傷害和報復殺人等犯罪手段瘋狂斂財高達數億元人民幣。還有一個王天倫，1996年創辦以經營生豬為主的永紅食品有限公司，2003年創辦重慶今普食品有限公司任董事長，他借助黑惡勢力開道，終于在2006年靠一路打殺“成功地”以“放心肉供貨企業”資格進入重慶市各大中小學食堂，并在全重慶各大市場開設專賣店，占據了重慶豬肉市場41%的份額，同時成為西南地區最大的生豬屠宰、加工企業。再介紹一個在重慶摩托車行業中名聲顯赫的億萬富翁龔剛模，此人曾經擔任重慶銀鋼集團銷售公司總經理，被譽為銷售奇才；他與另一個黑惡勢力頭目陳坤志共同成立重慶萬貫財務公司，作為其施展“財技”的指揮中心，放水、洗錢，無惡不作：2005 年，龔剛模無視相關國有企業的不滿，以不到原資產2.1%的價格（4300萬元），順利完成了東方資產管理公司重慶辦事處“打包處置”21億元“不良債權”的交易；在隨后的一系列資產處置，包括采用黑惡手段操控土地拍賣中，龔剛模都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他還為了經濟利益，不顧鋌而走險，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和故意殺人。　　

列寧說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些被市場化經濟改革乳汁喂養得碩大無比的“民營企業家”們，當然不會違反這個客觀規律。他們時刻不忘憑借手中巨大的經濟實力，無恥地尋租政治保護，騙取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以實現“以商養黑”與“以黑富商”。他們或者以金錢、美女作為“糖衣炮彈”打倒手握權力的官員，俘虜過來成為他們 “馬仔”；或者想方設法給自己帶上一頂頂“紅帽子”，撈取政治資本，掩蓋他們的丑惡面目；或者像心術不正的演員一樣作秀，把自己打扮成代表社會良知的“精英”，欺世盜名，招搖過市。總之，他們采用“拉出去、打進來”的策略，在政治上大做文章。文強和他手下的“四大金剛”就是被陳明亮等黑幫頭目拉下水，成了他們的保護傘。在被繩之以法的黑老大中，黎強除了戴過重慶市第三屆人大代表的桂冠、還掛有多個官方或半官方的頭銜：重慶市巴南區第十二屆政協常委、巴南區工商聯(總商會)會長、中國道路運輸協會出租與租賃協會常務理事、重慶市道路運輸商會(協會)常務副會長；王天倫曾是重慶市大渡口區政協委員；陳明亮曾是重慶市渝中區人大代表；重慶市華廈建筑公司總經理賀倫江曾是渝北區政協委員。這些人物不僅曾經在政權層面上有發言權，而且在社會上還以“創造就業機會”、“上繳稅收”自我吹噓，用他們掠奪的不義之財“樂善好施”，顯得他們比共產黨還共產黨，忽悠共產黨的官員，拉攏不明真相的群眾，掩蓋他們的貪婪本性，行“吃小虧占大便宜”之實。如陳明亮就曾以重慶江州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的名義先后捐款8萬余元用于建設光彩小學、資助貧困大學生、抗洪救災和修建人民廣場；五年捐資30萬元向渝中區50戶孤寡老人和下崗職工每人每月發放100元。今普公司的王天倫在2008年春節前聲稱“在喜迎新年的時候，不要忘記在我們周圍還有一些困難群眾吃不起肉。”驕傲地委托大渡口區民政局向5300多個低保困難戶發放“愛心豬肉券”，每戶憑劵在今普公司展銷大廳免費領取價值30元的豬肉。另一個黑老大賀倫江在2005年捐款20萬元修建“黔江圣然希望小學”；2006年捐款20萬元修建江津區龍華中學教學樓；從2005年起，每年拿出五萬元資助渝北區暨華中學七名學生讀大學；2008年，在重慶一民主黨派與萬州區委簽署合作協議的儀式上，向柱山鄉捐助20萬元教育基金。賀倫江也因此赫然入選重慶市某權威部門編寫的《當代重慶名人志》一書，獲得“工商巨頭、貢獻卓越”的美譽。這些黑老大很會算“投入產出”的經濟賬，他們投入“慈善”事業的費用與他們獲得的回報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網上披露出來的以上事實無可辯駁地說明了，人民政府與這些新生的涉黑不法資本家的斗爭，就是不折不扣的階級斗爭。從今年7月開始的這場斗爭，重慶警方整合公安及特警部隊之力，成立打黑專案組200個，參戰警員由3000人超常規集約到了7000人。重慶人民群眾和全國網友對薄熙來同志在重慶領導的這場斗爭給與了熱烈的支持和廣泛的關注，也說明這場斗爭不是一般的打擊刑事犯罪，而是如同兩軍對壘的一場大戰，是一場牽動千百萬人民思緒的階級斗爭。　　

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重慶打黑肅貪反腐斗爭的標本意義還在于，它再次證明了毛主席的如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說“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并不是說共產黨外面沒有資產階級，而是說資產階級的重心和大頭在共產黨內。如上所說，黎強、陳明亮、王天倫、龔剛模、岳村這些黑富豪們就是黨外資產階級中最惡劣的成分，而他們的產生、成長和發跡無不與黨內資產階級，即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共產黨不是孤立于社會之外，而是存在于社會之中，時時刻刻受著國內外各種利益集團、社會思潮和文化的影響，共產黨本身也受著對立統一規律的支配。尤其是共產黨執政以后，掌握著各種巨大的資源和權力，主導著社會生活的主要方面；工人階級和其他人民群眾需要通過她享有各種權利，進行勞動和生活；資產階級也需要利用她達到復辟自己階級利益的目的。對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大眾來說，“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還意味著，最大的危險在于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層可能在國內外資產階級的影響下，通過改變正確的路線或制定錯誤的政策，導致資本主義全面或局部的復辟，甚至導致整個國家的土崩瓦解，就像在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發生的那樣。　　

在重慶的打黑肅貪反腐的斗爭中，抓住了黎強、陳明亮等重量級富豪，才拔出蘿卜帶出泥，把文強等一批黑幫富豪的保護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強長期在重慶市公安、司法系統握有重權，前后達17年之久。1992年，他被調到四川省重慶市公安局任副局長；從1997年重慶改為直轄市到2008年，他連續11年擔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黨委副書記、常務副局長，2000年時被提升到正廳級；2008年調任司法局局長，直至今年8月被捕。因為他執掌著重慶市的公安大權，黑幫富豪們就打他的主意，用金錢拖他下水。長期以來，文強和他手下的四大金剛（重慶市公安局刑警總隊原副總隊長黃代強，治安總隊原總隊長陳濤，公交分局原副局長趙利明，墊江縣原副縣長、公安局長徐強）與6大“民企”黑幫形成了盤根錯節的社會關系，在為黑富豪們撐開保護傘的同時，他們自己也成為黑社會的成員。在查處的文強罪證中，有他聚斂的近億資產，其中包括8處住房，有一處價值3000萬元左右的雙棟別墅位于重慶最著名的旅游景點和避暑勝地之一的仙女山，占地20畝，地是武隆縣一位主要領導白送給文強的，房子是建筑商免費替他建設的。在一處住所中，文強藏匿了各種外幣和金條，價值3800萬人民幣。更令辦案人員驚愕的是，文強還在重慶機場高速公路邊的一個深水魚塘的淤泥里藏匿了2000萬元現金。涉黑富豪黎強和文強像“袍哥”一樣稱兄道弟，文強也利用黎強使他的親屬進入到黑社會斂財。其他如彭長健、毛建平、陳洪剛、張弢等人莫不遵循了同樣的模式。　　

據報導，在不久前重慶市公安局舉辦的“打黑除惡階段性成果匯報展”中，專門繪制了以文強為首的黑保護傘的組織結構圖，其中文強為傘尖，下面分別是文強的四大金剛，再下一層就是幾十位處級警官和近200名警員。這還僅僅是文強控制的一個分支。試問，在重慶市的打黑肅貪反腐風暴之前，其公、檢、法系統是否發生了相當程度的局部變質，成了黑惡資產階級的保護傘呢？與黨外的黑富豪們相比，這些手握大小不等權力的共產黨里的貪腐勢力是不是更危險呢？　　

干部“四化”，革命化是核心　　

重慶打黑肅貪反腐斗爭的第三個標本意義，是亟待解決的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各級黨的組織不停地抓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四化”建設，但這次重慶公、檢、法等系統的一批干部及前幾年另一批干部的倒掉，不是倒在后三化不到位上，而是倒在革命化不到位上。　　

先看年輕化：　　

l  文強1955年出生，他1992年擔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時才37歲。　　

l  陳光明1954年出生，1979年從警，1996年擔任重慶市公安局禁毒總隊總隊長時也只有42歲，可謂年富力強。　　

l  毛建平，1963年出生，42歲時升遷為重慶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副檢察長。　　

l  張弢，1963年出生，一路仕途平坦，39歲時任重慶市高級法院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二級高級法官。　　

l  其他倒掉的廳局級官員的年齡都不大。　　

再看知識化和專業化：　　

l  文強，大專學歷，一級警監，曾是重慶警界的刑偵破案高手。有媒體稱：“文強是因為（2000年破獲新中國成立以來死傷人數最多的）張君暴力搶劫特大案件而聞名全國的。其實在此之前，隨便點出幾個文強辦的案子，人們的崇敬之情便會油然而生：1992年那次震驚全國的重慶警匪槍戰；1994年中國第一盜案；重慶的搶劫運鈔車案……他破獲的好幾個案件被公安部記一等功。”　　

l  陳光明，大學文化，有“三個一”之稱：重慶公安史中的第一位女總隊長、重慶公安刑偵戰線唯一的女總隊長、全國省(市)級公安禁毒戰線唯一的女總隊長。由于工作業績突出，多次榮獲個人二、三等功和重慶市先進工作者、“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勞動模范”、“第五屆全國十大女杰”、“重慶市首屆十大女杰特別獎”等榮譽稱號，2007年出席重慶市第三次黨代會，在會上被推選為黨的十七大代表。　　

l  毛建平，法學博士，三級高級檢察官，兼任西南大學教授，是個典型的學者型官員，在全國檢察系統中也是個名人。他主辦和指揮偵辦了一批重特大貪污賄賂案件，先后7次立功受獎，發表論文40余篇，合作專著2部，參與科研項目2項、獲省級論文獎4次。2006年被最高人民檢察院授予“全國檢察業務專家”稱號。　　

l  張弢，法學博士， 1997年隨“博士服務團”赴重慶市掛職；2002年任重慶市高級法院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二級高級法官；2007年入選首屆“重慶市十大優秀中青年法學、法律專家”，還是重慶一所知名高校的兼職教授。　　

l  還有2008年被“雙規”的重慶市原規劃局局長、黨委書記蔣勇（40歲任職），1962年出生，1992年獲英國威爾士大學加的夫學院碩士學位，曾任中共重慶市三次黨代會代表、三屆市委委員、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上述具有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的廳局級干部，在自己的崗位上，都創造過不少，甚至是突出的業績，若按新時期干部“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要求，是完全合格的。但是他們最后都墮落為人民的罪人，不免令人扼腕嘆息。原因何在呢？一句話，“革命化”不合格！　　

我以為，干部“革命化”的含義可分三個層次，首先是要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理論的武裝，樹立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理想，其次是要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的人生觀，再就是要有密切聯系群眾、艱苦奮斗的工作態度和作風。革命化是管方向的，是靈魂，必須要以“革命化”統帥“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否則就會像毛主席說的那樣：“沒有正確的政治方向，就等于沒有靈魂”。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需要特別注意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我看過原重慶市委書記汪洋2007年5月23日在重慶市第三次黨代會上的報告，其中第五部分的內容是“與時俱進，加強黨的建設”，對黨風廉政建設、干部隊伍制度建設和防腐拒變講得面面俱到，唯獨不提階級和階級斗爭、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問題，這也許是重慶市公、檢、法系統出了這么多問題的一個領導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各級黨的組織在抓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四化”時，對后三化往往很具體，很落實，甚至提拔干部要求高學歷，卡年齡，一度從中央組織部到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組織部都要求把干部分期分批派到美國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去培訓，“和國際接軌”，而對“革命化”卻虛與委蛇，甚至錯誤地引導。不少輿論媒體宣傳年輕人要“自我設計”前途、個人奮斗；制度的設計也是鼓勵個人奮斗。這與黨歷來的干部培養政策是背道而馳的。毛主席在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多次指示干部和黨員要讀基本的馬列原著，并且親自開列學習書目，目的是要端正黨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我入黨40多年了，前半段還能在黨組織的領導下讀點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可是在后半段20多年的時間里，就很少有那樣的機會了。現在走到書店里，連《共產黨宣言》這本共產黨的“圣經”都很難買到。周圍許多年輕的共產黨員把我看作老古董，我也對他們的馬列主義理論素養和政治素養實在難以恭維。我常常“杞人憂天”，這樣下去，如何能把干部隊伍培養好！重慶一批干部的垮臺，是否與此有關呢？　　

建議中央推廣重慶打黑肅貪反腐的經驗　　

重慶打黑肅貪反腐斗爭中暴露出來的涉黑不法資本家的犯罪行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矛盾，隱藏在公權部門的資本黑惡勢力代理人的貪贓枉法與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矛盾，黨內外資產階級的貪腐行為與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制度要求的矛盾，不可能是重慶一地獨有的現象，因為其它地方也存在重慶產生這些矛盾的條件和土壤。從網上反映的情況看，在重慶表現出來的社會現象，全國不少地方也有程度不同的表現；許多群眾也在網上呼吁中央認真總結重慶的經驗，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把重慶的經驗推廣到全國其他地方去，取得全國范圍內打黑肅貪反腐的新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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