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中國工業化的絞索？

——中國經濟安全系列之二十二
江 涌

原載《世界知識》2009年第13期

2009年5月21日，美國眾議院能源商務委員會以33比25票通過了《美國清潔能源與能源安全法案》。這為雄心勃勃的奧巴馬政府力圖在全球氣候問題上贏回國際領導地位，做了較好的鋪墊。今年年底，國際氣候大會將在丹麥的哥本哈根舉行，國際社會普遍認為，這將是一次對地球未來氣候變化走向起決定性作用的會議。屆時，192個國家的代表團將就2012年后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行動簽署新的協議。若將全球氣候問題、國家競爭戰略、大國責任以及中國崛起等關鍵詞放到一起，便可以引申出一個深刻話題——中國將面臨更大的壓力與更深的陷阱。

撩開“碳交易”的面紗

地球變暖，本是一個似是而非、見仁見智的話題，但是如今在西方強大輿論攻勢下，懷疑論者的聲音越來越微弱了。在地球變暖的“定理”下，全球人民行動起來了，在西方的“一二一”的口令聲中，調整參差不齊的步伐，以“拯救”人類的共同家園。

為迎接日益緊迫的挑戰，國際社會在1992年制定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7年12月，《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在日本京都召開，149個國家和地區的與會代表達成了《京都議定書》（以下簡稱《議定書》）。《議定書》規定，到2010年，所有發達國家二氧化碳等6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減少5.2%。《議定書》于2005年 2月16日正式生效。

由于對地球溫室氣體存量影響的差異，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在履行減排義務時所付出的代價不同，所以《議定書》賦予各國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具有“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已完成工業革命的發達國家應對全球變暖承擔更多的歷史責任，自工業化時代起所排放的每10噸二氧化碳中，約有7噸是發達國家排放的，因此《議定書》只給工業化國家制定了減排任務，對發展中國家沒有相應的硬約束要求。但是，占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約40%的美國和澳大利亞當時沒有批準《議定書》。2007年11月，新任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上任不到3小時，就簽署了《京都議定書》。至此，美國成了孤家寡人。

迄今，二氧化碳減排主要有三種技術方向和選擇：一是以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新能源 (不包括核能)等技術來替代化石能源技術；二是提高能效，進而通過減少能耗實現二氧化碳排放的削減；三是碳埋存及生物碳匯技術。

按照《議定書》的減排目標，2012年前發達國家需要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約在50-55億噸，其中一半減排量由發達國家通過各類技術改進等方式“內部消化”，余下超過25億噸則需要通過向發展中國家輸出先進技術或設備改造資金實現減排抵免，或經由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基于項目合作的清潔發展機制（CDM），進行排放額度轉讓貿易來完成。

由此，便人為形成了一個奇特的“碳交易市場”，實際上就是CDM市場。核心內容就是，有減排義務的國家，通過和沒有減排義務的國家進行CDM項目合作，發達國家獲得項目產生的全部或部分經核證的減排量(CERs)，用于履行其在《議定書》下量化的溫室氣體減排義務，同時相關發展中國家可以獲得額外的資金或先進的環境技術。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場一經產生，成長迅速，如今在千億美元左右規模。專家預測，未來這個市場的規模可達到2000至2500億美元，超過國際石油交易規模，中國有可能將占有該市場1/4的份額。

自《議定書》生效以來，國際上出現了名目眾多的、專門從事碳交易的“碳基金”和公司。按現行規定，發展中國家企業不能直接將配額出售到西方市場，這些企業賣出的二氧化碳“減排權”主要由來自西方的“碳基金”和公司，或通過世界銀行等機構參與后才能進入國際市場，這使得投資于“減排權”轉讓的基金或公司可以從中賺取豐厚利潤，每項交易差價往往比發展中國家出售的“減排權”還要高。因此，整個國際碳交易市場如今還是一個買方市場，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本來就沒有定價權，議價能力又較弱，信息與能力的不對稱，使發展中國家處于被動與不利地位。

發達國家借氣候變化來“拯救人類共同家園”這一道德高地，一開始就有令人質疑的動機。例如，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表現得最為積極歐盟，在技術轉讓與資金援助方面的態度卻非常消極，它們不斷以知識產權為借口，拒不履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的承諾。國際媒體早就披露，歐盟有意通過全球變暖議題，積極推動氣候談判，目的是增加其環保、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和對外出口。同時，在全球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歐盟將自己現行的生態保護標準推廣到全球其他地區，將迫使其主要競爭對手提高類似的生態成本支出，借以遏制其經濟競爭力。目前，歐洲聯盟與傘形國家（美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的地圖連線形似一把雨傘）正積極著手2012年以后（即“后京都協議”）的二階段碳排放的國際角力，而發展中國家尚沉溺于如何向發達國家更多更好地“賣碳”賺錢，而且為更多地“賣碳”賺錢而相互殺價，相互指責，不亦樂乎。

后京都時代，國際角力日酣，中國何為？

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近二十多年來集中出現。中國在傳統污染問題（空氣、水、酸雨、土壤、海域等污染）依舊十分嚴峻的態勢下，溫室氣體排放等新型污染也在迅速增加。

英國和美國的二氧化碳人均歷史排放量約達1100噸，而中國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別為66噸和23 噸。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2007/2008年人類發展報告》，到2015年，中國的人均碳排放量預計會達到5.2噸，只相當于屆時美國人均19.3噸的1/4，或相當于整個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1/3。但是，中國如火如荼的工業化，使得二氧化碳排放增量迅速，未來十年內勢必成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西方有報道渲染，中國如今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頭號碳排放國。

中國“以煤為主”的一次能源結構短期內很難改變。中國正進入工業化中期，重化工業比重仍在持續增加，能源密集度在不斷提高，能源消費呈現迅速增長態勢，由此決定了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大、增速快，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高。由于能源結構的剛性，以及能源效率的提高受到技術和資金的制約，因此中國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前景不容樂觀。中國政府不但要承擔各種各樣的國內責任，如今撲面而來的是多種多樣的國際責任，減少碳排放只是新增加的一種。

在《議定書》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下，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如今仍享有減排達標的“豁免權”。但是，中國要捍衛這種權利，已經越來越不輕松。首先，美國一直將中國作為它拒絕《議定書》的“擋箭牌”，前布什政府就認為，不對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設置控制標準是不公平的。其次，2006年8月,巴西推出了一個后京都國際氣候制度的全面設計方案,簡稱《圣保羅案文》。《案文》呼吁限制中國在CDM市場的發展，認為中國應該在CDM市場達到一定規模后，轉換成定量減排目標。也就是，在中國尚未完成工業化、實現消除貧困人口之時，逼迫中國提前進入“買碳”行列。

更值得關注的是，奧巴馬政府一改前任在溫室氣體排放與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上的消極態度，以高姿態積極介入。明確提出以優先發展清潔能源、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為內容的綠色能源戰略。5月21日，眾議院通過了《美國清潔能源與能源安全法案》，確立旨在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總量管制和交易”制度已在預料之中，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排放限制會變得日益嚴厲。因此，可以預期，一旦美國采取行動，世界多國將仿效美國的做法。而拒絕限制其溫室氣體排放的國家將面臨制裁。

3月17日，美國能源部長朱棣文在眾議院科學小組會議上稱，如果其他國家沒有實施溫室氣體強制減排措施，那么美國將征收碳關稅(Carbon Tariff)，這將有助于公平競爭。所謂碳關稅，是指對高耗能的產品進口征收特別的二氧化碳排放稅。歐盟一直積極倡導，對未遵守《議定書》的國家課征商品進口稅。西方已經著手“后京都時代”的國際競爭戰略布局。

那么，中國為此做了些什么？2008年4月，美國國際集團（AIG）宣布，將注資400萬美元于中國和美國溫室氣體減排項目，用于補償該公司2006年業務部門所排放的62萬噸溫室氣體總量，其中200萬美元將投資在中國新疆和四川的農村，并將碳減排的補償額度在北京產權交易所進行注冊，并被封存。中國官員非常高興，“通過使用沼氣減少氮肥和機械使用的四川60萬戶農民參與該交易”，“要讓農民知道，除了農產品，還可以賣碳排放指標”。當中國還在樂顛顛地尋找賣碳商機，忙活著與美歐經濟戰略對話時節，西方的氣候變化軟刀正指向中國。今天興高采烈吃下去的，不久的將來，恐怕連本帶利都要吐出來。

不僅關注天空，更應留意腳下

由于中國處于世界產業鏈的低端，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產品在總出口中占很大比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能源消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持續上升是因為相關產品出口的不斷增加。

發達國家消費了“中國制造”，卻把巨大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留給了中國。據國內研究機構測算，2006年中國的“內涵能源”出口量達6.3億噸標準煤，占當年一次能源消費量的25.7%；凈出口“內涵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過10億噸，占當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35%以上。“內涵能源”是指產品上游加工、制造、運輸等全過程所消耗的總能源。2007年11月，根據英國一家研究機構的研究，中國大約25%的碳排放是由于出口導致的。如果把出口產品的“內涵能源”計算在內，中國實際上是能源的凈出口國，并不是國際社會指責的凈消費國。換言之，某種程度上，“中國制造”非但不是推高國際能源價格的罪魁禍首，而且還是幫助發達國家降低碳排放的犧牲者，中國是在用本國能源貼補發達國家的消費者。

但是，當今國際游戲規則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話語權、裁量權也在它們手中。在后京都時代，發達國家針對“中國制造”征收碳關稅，并非遙不可及。一旦碳關稅付諸實施，“中國制造”的低成本優勢將不復存在。例如，按碳排放硬約束推算，未來電價至少得上漲一倍，太陽能電池板所需的硅原料加工的耗電成本就會超過了三四百元，如此相較于美國，中國新能源的電池組件就沒有任何優勢了。出口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2008年中國GDP為4.22萬億美元，進出口總額達到2.56萬億美元，其中出口1.43萬億美元，進口1.13萬億美元，貿易順差2954億美元，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出口約占34%，凈出口約占7%。碳關稅的征收必將對中國外貿進而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重大影響。

原煤儲藏豐富是中國的比較優勢同時也是中國制造的競爭優勢所在。但是，在國際責任的重壓與未來貿易大棒的高壓下，中國在工業化尚未完成之際，將被迫進行能源消費結構的調整。有關部門以2003年中國能源消費數據進行了相關推算，當年煤的比重為67.1%，天然氣的比重為2.8%。如果將煤的使用比重降低1個百分點，代之以天然氣，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會減少0.74%，而GDP會下降0.64%，居民福利降低0.60%，各部門生產成本普遍提高，其中電力部門受影響最大，平均成本提高0.60%。如果“氣代煤”的比例為5%，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會減少4.9%，而GDP會下降2.0%，居民福利減低2.0%，電力部門平均成本提高2.4%。因此，中國能源結構調整的后果是，一方面二氧化碳排量會顯著降低，另一方面GDP增長速度會放緩，居民福利受到的影響較大。在2020年之前，中國一直將面臨巨大就業壓力，“保增長，就是保就業，就是保穩定”。因此，碳排放問題直接關系到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增長、就業增加與社會穩定。

此外，還有一個重大危險就是財富的大量流失。在后京都時代，發達國家將以碳關稅的形式，可以堂而皇之地直接虹吸中國的財富。此外，依照《圣保羅案文》，中國應該在CDM市場達到一定規模后，轉換成定量減排目標，中國將由“賣碳”者變為“買碳”者，企業的利潤由此將被大量分流。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相關部門，為轉移國內對巨額外匯儲備面臨嚴重縮水的視線，提出不切實際的超主權貨幣，恰好給西方正在醞釀的碳貨幣本位的推出提供契機。由此，中國將在“美元陷阱”與“金融陷阱”中越陷越深。國際金融危機與世界經濟衰退當頭，中國正興致勃勃參與全球新金融秩序的重建，增強自己的國際話語權，無意中卻很有可能奉送出自己未來的利益。

全球氣候變暖，增進國際合作，發展低碳經濟，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已逐漸成為世界共識。對中國而言，研發和推廣低碳能源技術、發展低碳經濟既是中國負責任形象的展示，也是中國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實現可持續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歷史機遇所在。但是，中國的行動應當更具戰略眼光，在關注天空的同時，應當密切留意腳下，避免落入西方的新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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