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跛腳全球化”下的勞動價格
文/本刊記者 歐陽君山

    資本單方面的全球化造成了勞動和資本博弈雙方力量的巨大失衡，勞動者只能接受資方開出的低價，尋求與資本的結合
   
   
    2007年中，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完成了一項關于中國儲蓄結構的研究，由于資金流量表的數據要滯后兩年，研究只覆蓋1992年至2003年，主要有三個結論：
   
    第一，居民儲蓄率明顯下降。1992～2003年，居民儲蓄率從22.6%下降到18.1%。到2003年，居民儲蓄在總儲蓄中的占比僅為42.1%。
   
    第二，企業儲蓄率緩步上升。1992～2003年，企業儲蓄率從11.55%上升到15.47%，提高了3.92個百分點。2003年，企業儲蓄占總儲蓄的36%。
   
    第三，政府儲蓄率急劇上升。1992～2003年，政府儲蓄率從6.55%提高到9.39%，政府儲蓄在總儲蓄中的占比為21.7%。尤其是2000～2003年，我國增加的國民儲蓄中有近75%來自于政府部門。
   
    應該說，居民的儲蓄主要對應著勞動的收入，企業的儲蓄和政府的儲蓄主要對應著資本的收入。從儲蓄結構的變化可以充分看出，勞動的收入正在急劇下降，資本的收入正在明顯上升。
   
    從西方發達國家看，近年來，勞動收入亦正在下降。根據摩根士丹利研究所發布的數字，2006年，七國集團中，資本利潤占國民收入的比例達到創紀錄的高點——15.6%，而勞動收入則達到創紀錄的低點——53.7%。
   
    為什么勞動收入會越來越低，而且呈現出全球化趨勢呢？
   
    重提“為什么總是資本雇傭勞動”
   
    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曾詢問：為什么總是資本在雇傭勞動，而不是勞動在雇傭資本？他最后的回答是，資本可能要比勞動更講誠信。
   
    事實果真如此嗎？
   
    經濟學說史上，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曾引發巨大的爭議。即使到今天，相關爭議亦沒有停止，而爭論的焦點就是，到底資本有沒有創造價值。18世紀占主導地位的重農主義者只承認勞動創造價值，只有農民具有生產力。到19世紀，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亦只承認勞動創造價值，只有工人和農民具有生產力。
   
    單純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勞動與資本是一對博弈關系，而它們之間的博弈結果會直接決定新創造出來的價值的分配情況。抽象地說，資本與勞動的關系應該是平等和均衡的。理想的市場模型下，博弈雙方或者說供給與需要雙方，必定能發現一個均衡點，如果沒有均衡點，供給方會自動調整供給，需求方也會自動調整需求，以至最后達到平衡。具體就勞資博弈而言，如果勞動收入過低，勞動方就可以減少勞動，甚至罷工，以逼資本方增加工資；如果勞動收入過高，資本方就會壓縮投資，甚至破產，以讓勞動方減低工資。
   
    但市場要實現均衡是有前提條件的，那就是博弈雙方能夠自動調劑自己的力量，供給者能夠自己調劑供給，需求者能夠自己調劑需求。雙方中只要有一方不能夠自動調劑自己的力量，都不構成真正的博弈，更不可能達到均衡。更明確地說，只有在限定系統內，市場才可能達至均衡。系統無限開放，連穩定的博弈都不可能，何以均衡？
   
    但洶涌澎湃的“跛腳全球化”浪潮在成全了資本全球自由流動、自由尋找更價廉物美的勞動訴求的同時，卻剝奪了勞動自動調劑的能力，迫使勞動方只能被動接受資本方的條件。換言之，正是資本的單方面全球化造成了勞動和資本博弈雙方力量的巨大失衡，造就了資本方的強勢地位，而勞動方只能接受資本方開出的低價尋求與資本的結合。從這個角度講，正是“跛腳全球化”造成了當今勞動收入越來越低的不公正現實。
   
    資本自由了，勞動呢
   
    資本曾被亞當.斯密喻為自由的鳥兒，總是從成本高的地方飛往成本低的地方。
   
    “跛腳全球化”成全了資本自由飛翔的夢想，但是勞動呢？他們多數只能困守原地，被動地等待資本的選擇。
   
    外包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資本全球化，勞動被迫以低價尋求與資本結合的生動案例。
   
    美國南加尼福利亞州的帕沙迪納市有一家地方報紙。從常理推，地方報紙當地人看，自然就應該當地人辦。但這家報紙卻把主跑市政府的記者職務給了兩個印度人。為什么他們會舍近求遠，讓兩個幾千里之外而且完全沒有進過帕沙迪納市政府的印度人，去寫南加州的地方新聞，給南加州本地人閱讀呢？
   
    理由其實很簡單：聘請印度人比聘請美國當地人便宜。如果用流行的經濟術語說就是專業分工，即所謂“做你做得最好的，其余的讓別人去做”。事實上，外包已成為現代公司特別是跨國公司最主要的生存形式和最重要的發展方向。根據美國項目外包研究機構的一項調查，采用項目外包方式的美國企業總裁們認為，無論是經濟繁榮時期還是衰退時期，項目外包都成為關系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經營管理手段。被譽為美國現代營銷學創始人之一的科特勒曾撰文指出：“在2005年大多數公司的活動和需求中，有60%以上通過外包實現，少數公司甚至100%依賴外包。”另有統計數據顯示，2004年全球業務外包的產值超過3000億美元,全球外包服務市場的年增長率達12.2%。預計到2008年，全球外包總產值可能突破10000億美元。
   
    但全球化下的外包似乎又不能再以專業分工來簡單看待。
   
    從有關統計來看，美國是外包最活躍的國家，美國85%的企業進行了人事外包，業務量超過1500億美元；亞太地區是外包成長最快的地區，2004年的增長率高達15.1%,高于同期全球近3個百分點，其中又特別以印度和中國為最。
   
    印度目前已形成年銷售收入300億美元、出口230億美元的服務外包產業，承接了全球65％的軟件外包市場業務和46％的其他服務外包市場業務，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提供服務外包的國家。
   
    中國正在急起直追。2007年11月8日至9日在西安召開的第四屆中國國際軟件服務外包大會傳出的消息，截至2007年6月底，西安從事軟件服務外包的企業共600家，從業人員近5萬人，其中技術人員本科及以上學歷所占比重為83%。2007年上半年，西安軟件及服務外包營業總收入達75.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7%。歐美知名企業紛紛在西安設立研發中心。美國IDC公司最新發布的《中國西安外包產業白皮書》報告指出：西安是理想的全球服務外包基地。
   
    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和印度這樣勞動儲備豐富的發展中大國，為全球流動的資本提供了大量的素質較高、價格低廉的勞動。因而，全球化致使勞動幾乎形成無限供給的局面。由此必然導致的一個結果是，美國的勞動成本高，那資本就流到亞太地區；亞太的香港地區的勞動成本高，那資本就流到中國內地的珠三角；中國珠三角的勞功成本升高，那資本就流到旁邊的越南；有朝一日越南的勞動成本也會升高，那就再流到遠一點的非洲大陸……
   
    “為所有人創造機會”
   
    那么，該如何平衡資本與勞動的博弈關系呢？
   
    隨著全球化的迅速推進，反全球化也在狂飆突起。1999年11月28日至12月4日，當世界貿易組織部長會議在美國西雅圖舉行時，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數百個非政府組織和5萬多名抗議者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抗議。他們占據交通要道，阻止代表前往會場，并高呼“關閉WTO”之類的口號，被稱為上世紀“最大規模的激進政治反抗運動”。
   
    簡單的反全球化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現實的，全球化浩浩蕩蕩，誰也擋不住。但問題的確需要認真解決。首先可能要預防口水仗，即反對種種認為別國人民搶了自己飯碗的論調。顯而易見，這是非常不全球化的。但這類論調卻常常發自全球化的領跑者——美國。比如美國人老說中國人搶了他們的飯碗，一個叫“拯救美國制造業(SAM)”的組織直接宣稱，美國制造業應該“對中國扣動保護主義的扳機”，一部分有影響的人士也聲稱：美國高失業率的罪魁禍首就是中國。問題的關鍵不是誰搶誰的飯碗，而是資本為什么要把飯碗擺放到另一邊去。
   
    其次就是要全球協調行動，國際組織負起責任，資本大國擔起道義，乃至組建專門的全球機構，比如說全球工會。2004年2月底，國際勞工組織發表了題為《公平的全球化：為所有人創造機會》的報告，呼吁世界各國朝著建立一個全球政府的方向努力，通過全球稅收系統把全球化的成果分配給貧窮地區的人們，建立一個全球議會來監督世界金融機構的運行，成立一個全球論壇就世界經濟形勢發表報告。這的確是人類應該努力的地方，既然已經全球化，就應該有天下一家的組織和作為。
   
    2007年6月，在《經濟觀察報》所主辦的第一屆私募基金論壇上，筆者向專家和經理嘉賓們拋出了一個冷不丁的問題：經過多年的發展，金融服務已經五花八門，資本市場更是體系復雜，但說到底，所謂資本市場，就是要把資本組織起來為資本搏取利益，可利益從哪里來呢？難道不是勞動嗎？我們何曾見到勞動也被組織起來搏取利益？當今時代，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是不是正在失去應該有的平衡呢？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勞動者應該首先得到尊重，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首先都必須勞動。在美國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前后，面對紙上談兵者勝過從事生產者、投機者勝過經理人、交易員賺得比企業家多、套利者賺得比穩扎穩打者多的現實，美國歷史上執政時間最長的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曾發出號召：必須把“錢商”從“文明殿堂的寶座上”推下去，我們必須“重建古老的真理”，也就是種植、制造和發明的工作，應該比“錢商”所做的享有更高的榮譽和更好的報酬。
   
    勞動如果不能得到它本來的光榮和應該的實惠，毫無疑問，社會將走向畸形甚至人性都會扭曲——比如“笑貧不笑娼”，而且也會直接影響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無論從哪一個角度講，當務之急都必須讓勞動光榮起來，實惠起來！  

責任編輯：文/本刊記者 歐陽君山

中國式“朝九晚五”

文/本刊記者 胡  雄

   
   
    進城務工者用簡單卻沉重的勞動換取微薄的報酬，可是他們和身邊城里人的生活卻恍若隔世。沒有時間休閑，沒有財力消費。加班，成了他們最不想做又不得不做的事情。
  
    多勞多得，決不是進城務工者們主動超時勞動的真正原因。勞資力量強弱懸殊、勞動力過剩，令這個失語的群體只能埋下頭去壓榨自己的身體。   
   
    在打工者缺乏自我保護手段，更缺乏真正有效的維權機構的大環境下，完善相關制度，加強監管，令資方違法成本高于獲益，似乎才是遏止工人超時勞動的破解之道
   
    延續了近二十年的打工熱潮構成了中國城市經濟發展的獨特圖景，數以億計的進城務工者們出生背景相同，城市夢想一樣，流動軌跡相仿，生活場景類似，加班動機雷同，甚至，連死亡都如出一轍……
   
    打工者的中國式“朝九晚無”，成就了經濟的急速增長和財富神話，但留給打工者的是血淚和疼痛。
   
    夫妻上班地點不足兩公里，卻數日不曾謀面
   
    2007年12月5日晚10時，北京海淀西四環四季青橋西北角某民工房內。
   
    屋子里只有一張大床墊橫在中間，臉盆、油瓶、鞋盒等家什凌亂地擺放了一地，沒有電源，令人感覺初冬的寒意甚于戶外。可是此刻屋子里一大一小的姐弟倆卻在興致勃勃地嬉鬧瘋跑，姐姐徐秀霞一會把應急燈的光照到這里，一會打到那里，4歲的弟弟鬧鬧就興奮地隨著光線東奔西跑，他們的媽媽劉珍在屋內一角燒飯。
   
    10時30分，劉珍叮囑女兒秀霞等爸爸回來后告訴他吃鍋里的菜和半張烙餅，之后把一雙兒女反鎖在屋子里，臨出門前向記者說了自己的去向：到廠里加班。從晚上9時30分，回到家中做飯，她剛好逗留了一個小時。劉珍向記者透露，自己已經近半個月沒見過同樣在工地上加班的丈夫徐富春了。夫妻倆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卻多日不曾謀面？記者一直疑惑著，直到了解了這對夫妻的北京打工生活狀態之后才明白：還是因為加班。
   
    老徐來自安徽池州的國家級貧困縣石臺，于2004年底進京務工，妻子劉珍帶著一雙兒女于次年追隨而來。三年的漂泊生活下來，夫妻倆工作的內容一直沒變過。近幾年北京海淀區新開了大量樓盤，老徐以前在老家當過架子工，其他工種也還熟練，所以，一直輾轉于海淀的一些工地，平均十個月換一個施工隊。劉珍的工作倒還穩定，從2005年到現在一直在頤和園附近某家制衣廠打工。
   
    老徐是上個月才來到西四環邊的這個工地打工的。此前，老徐隨30余個安徽老鄉到中關村附近裝修某大廈內的商務會館，從5月一直干到11月工程驗收后，承包公司卻只支付給工人30%的勞務費。根據以前的經驗，老徐覺得討回剩下的工錢可能遙遙無期，因此趕緊找了這份新活計。工程是包工頭顧某從海淀的一個建筑公司轉包來的，老徐和工友既沒有與建筑公司簽約，也未與顧某個人簽訂任何書面合同，幾十個務工人員沒有嚴格的出勤情況記錄，更沒有編制工資表，每月1200元的工資完全出自口頭約定。
   
    老徐還給工頭顧某送了煙酒，希望自己的工作量比別人大些，這一切都是為了能在春節回老家過年時不至于行囊空空。送了煙酒后，顧某答應每月給老徐加300元工錢，條件是隨晚班工作到10點下班。老徐似乎把這300元當成了外財，卻從沒計算過自己的“性價比”。
    劉珍的北京生活也一直被加班全盤占據著。近兩年她所在的制衣廠規模不斷擴大，生意、名氣與日俱增，劉珍見證了它的發展，也漸漸習慣了“自愿”加班這件事情。她在沒結婚前參加過縫紉技術培訓，在安徽老家也當過制衣女工，據同廠的老鄉講，劉珍算是數一數二的熟練工。可是她來北京的服裝廠打工后做活就開始變得吃力起來。
   
    劉珍說，自己剛來北京打工的時候就常常為做不完活上火，開始時認為是自己的手藝不行不適合做北方服裝，可是后來卻逐漸發現，廠里定的工作量總是超出力所能及，但卻超得“恰到好處”，讓工人能在身體行將堅持不住的時候剛好完成任務。
   
    比如該廠在近期接的這批貼牌加工的西裝訂單，客戶要求很高，很多細節都必須手工處理，任務又急。根據老板的規定，每天每人需要趕出8件，少完成1件扣15元，每月被扣工資達500元以上作開除處理。但是劉珍告訴記者，熟練工做這樣的活，正常每天最多能趕制出4～6件，人平均出活量為5件，在正常的8小時工作時間里是不可能完成8件的，不加班的話，每天欠交3件，一個月下來差不多就剛好要被扣除工資500元左右，就可能被開除。而如果加班的話，又剛好能在半夜之前做完這3件的量，不至于通宵達旦。可是這樣一天下來，工作時間往往已經高達15個小時了。而如此費時耗力的勞動是沒有任何報酬和贊揚的，反倒像是女工們應盡的，因為她們“沒完成規定”。
   
    該廠的一些從河北、河南等新來北京的小姐妹時常會偷偷來找劉珍“取經”，她們很是苦惱為什么自己總是完不成任務，想知道劉珍是不是有什么趕活兒的訣竅。每到這時，劉珍總是苦笑地告訴姐妹們：“還是盡量往出趕吧。”老實的劉珍不想向工友說出她發現的實情，因為“說了也沒用，你不做了立刻就有想做的換上你”。可是最后她也忍不住向記者抱怨：“這不就是在變相延長勞動時間嗎？”
   
    通過近一個月的暗訪，記者發現，這家制衣企業的員工常常加班到午夜零時，多個生產車間的員工每月加班天數均在15天以上，平均日工作時間均達到或超過12小時，每月完整的休息日只有1~2天，個別車間的女工甚至整月無休。而多位工友向記者證實，該廠從未向工人支付過加班費。
   
    從11月底開始做這批西裝，劉珍就沒有休息過一個周末，到后來只好住在廠里。她只能在晚上8時前后從廠里跑回來做一頓飯再趕回去做剩下的活計，而此時老徐還沒從工地下來。所以，盡管夫妻二人每天都在相距不過兩公里的地方各自忙碌，卻長達數天無法見面。每次劉珍晚上回來做飯時，總是不停地向女兒秀霞詢問丈夫老徐頭天晚幾點回來的、吃了什么之類，然后在女兒的講述之后或欣慰或擔心。這一家四口共同的念想，就是期盼著時間過得快一些，早回安徽老家過個團圓的春節。
   
    夜已深，記者起身向與兒女一起獨守寒居的老徐告別。老徐把著手教小兒子鬧鬧說再見，而鬧鬧似乎和爸爸不甚親近，掙脫出去跳到床墊上繼續玩耍。可老徐對自己的兒子似乎已經很滿足，他說在頭兩年，因為自己總加班，搞得兒子認不出他，那一刻才真正讓他覺得有點難受。
   
    工作沒有保障，迫使打工者集體失語
   
    徐富春、劉珍的城市生活，無疑是當代中國億萬進城務工者的縮影。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工人勞動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這是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一個官員在2007年向媒體發布的信息。他同時透露：“在多個行業里，中國工人的勞動時間早已全面超趕日韓。”
   
    上海市勞動保障監察機構2006年共查處超時加班單位2000多戶，涉及勞動者18萬人，累計超時900多萬小時。2007年，這三組數字都在成倍上升。
   
    國家統計局甘肅調查總隊近日完成的一次農民工問題專項調查顯示，甘肅省進城打工者平均每周工作6．59天，平均每天工作9．52小時。超過一半的打工者每天工作時間在8小時以上，近七成的打工者每周7天都要工作。
   
    而這一現象在珠三角一帶的“世界工廠”中，則更為普遍。
   
    據國家統計局的權威調查，我國進城務工者日工作時間11個小時，每月工作時間超過26天。76％的進城務工者在節假日加班未享受過加班工資。有些企業甚至通過扣留部分工資做押金，強迫進城務工者加班加點。
   
    目前國內相當多的單位都在以員工是自愿加班為由，逃避勞動部門的監督檢查。如一些企業把勞動定額定得很高，即使是手腳非常利落的工人，也難以8小時之內完成勞動定額。完不成勞動定額，就拿不到基本工資，于是為了多掙點錢以維持生存的工人們只好被迫“自愿”接受加班，有的甚至每天工作長達16個小時。企業這么做，一方面是變相延長勞動時間，壓低人工成本；另一方面還規避了以更高的單位時間工資支付工資的法定責任。與此同時，勞動者在勞動關系中本就屬于弱勢一方，加之工人害怕丟掉飯碗，往往對超時勞動、對違法加班加點忍氣吞聲，不敢主張自己的權利，很少有合法權益被侵害的勞動者去相關部門投訴，因此，更加縱容了某些企業的違法行為。但在這些地方，卻鮮見勞動保障監察部門的執法身影。
   
    進城務工者的超時勞動，可以讓一些企業在一定時期內獲得經濟利益并取得市場競爭優勢，但對個人、對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社會的穩定和諧，都有著巨大的危害性，眼前的短暫利益換回的只是透支的未來。
   
    2006年5月30日23時59分，端午節的前一分鐘，在經歷四天連續高強度工作54小時25分鐘之后，來穗務工的四川籍女教師甘紅英猝死在海珠區鷺江的一間出租屋內，年僅35歲。
   
    2007年7月10日中午12時26分，工人羅永東猝死在中山市三角鎮千色時裝廠一樓的電腦繡花車間，而當時幾十名工人正在忙碌。從監控錄像來看，羅永東暈倒兩分鐘后，才有一名女工注意到他。而就在羅永東死前五天，距三角鎮40分鐘車程的中山小欖鎮上，他的四川瀘州老鄉張明棣也在長時間加班后離開人世。羅永東25歲，張明棣27歲。
   
    2007年9月2日，在南昌某工地打工的陸姓男子因為連續加班過于勞累，請假回鄉養病，在長途客運車上停止了呼吸，落葉沒來得及歸根。
   
    ……
   
    盡管《勞動法》里對勞動時間有明確的規定，盡管勞動執法部門也經常“突擊檢查”，但超時加班卻屢禁不絕、常查常犯。面對激烈的競爭，進城務工者不得不在現實的壓力下“自愿加班”，作為城市里的弱勢群體，他們的合法權益往往很難得到保護。公眾對早逝打工者的一句“但愿天堂沒有加班”令人動容，但仍在用透支生命換取薄薪的打工者們更應該被關注。
   
    底薪過低，工人只能選擇“主動”延長工時
   
    工人接受超時加班，實屬無可奈何。
   
    據廣東省總工會所作的調查，珠三角76.3%的進城務工人員月工資水平處在1000元以下，1001~1500元占17.5%，501~1000元占63.2%，500元以下占13.2%，而他們的生活成本卻達到每月500元左右。調查表明，珠三角地區進城務工人員月工資十二年來只提高了68元，13.2%的進城務工人員入不敷出，63.2%的人沒能攢下多少錢。為了掙錢，為了多掙錢，他們只能加班。
   
    據報道，已對“超時加班”實行嚴管的深圳，有關勞動部門在查處超時加班的企業時，卻兩頭不落好。企業管理者認為：“如果嚴格按《勞動法》辦事，企業賺不到錢。”而受到勞動執法“保護”的許多勞動者也說，只要老板給工錢，他們寧愿加班，因為“出來打工就是為了掙錢”。
   
    為什么作為受益方的工人也不贊成該措施出臺？一位從四川農村到深圳的打工者給了一個答案，他說：他的月工資底薪只有600元（深圳市政府規定工人最低工資為590元），但月收入能拿到1200元左右，另外的600元靠的就是每月的加班。因此，“只要給錢，我們愿意加班。”
   
    盡管低工資現象與我國大量存在剩余勞動力的因素有關，但政府在解決低工資問題的偏差，以及各地的法定最低工資額度偏低，也是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因素。據統計，近十年來，我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增長了5倍。以天津為例，天津市1994年開始實行的最低工資標準為210元，九年間經過八次調整，到現在已上漲為每月530元，僅增加了1.5倍。而最低工資往往是外來打工者工資的參考，由此可見他們工資水平之低。這里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擔心若把最低工資數額定得高了，會使資本抽逃，不利于當地經濟增長。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低工資政策是政府與企業達成的一種妥協，而勞工利益則成為了犧牲品。
   
    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指出，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超時勞動問題，首先就要解決低工資問題，解決的方案不妨就從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入手，或者制定一個最低工資水平與國內平均工資水平同步增長的政策，以解決一些工人主觀上愿意加班的問題。在此前提下，嚴禁“超時加班”方能貫徹實施下去。
   
    監管部門被動執法，給企業留下操作空間
   
    目前，被迫加班等勞動者合法權利受侵害的現象已引起輿論高度關注。
   
    采訪中，很多被訪者認為，我國目前制度保障存在缺失。由于企業處于強勢，進城務工人員處于弱勢，勞資方的博弈中，打工者既缺乏必要的自我保護手段，更缺乏真正有效的維權機構，加之制衡機制的缺失，致使勞動者合法權利被隨意侵害的問題很難得到徹底解決。
   
    但事實上，我國的《勞動法》和相關部委出臺的規定，早已確立了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加班必須得到工會和勞動者同意，每日加班不得超過3小時，每月加班不得超過36小時的制度。但與此同時，《勞動法》已經實施了十多年，相關規定目前看來仍需細化。比如，每周加班時間超過36小時是否就應該增加雇傭人數，體力和腦力勞動的工作量沒有具體的界定，使得企業可以輕易規避法律法規的約束，對人力資本進行掠奪式開發。只有完善的法規和有力的監管執行，勞動者的基本權利才能得到保證。
   
    另外，勞動保障部門的監管不到位也給用人單位隨意侵害工人的權利留下了廣闊的空間。勞動者是分散的個體力量，在勞資關系中天然地處于弱勢，根本無法對抗用人單位。勞動者維權的根本出路在于政府強化對用人單位的監管，而不是靠勞動者個人的努力。為此，勞動監察部門就更需要加大監察力度，使得那些企圖通過提高勞動強度、超時加班來獲得非法利益的企業有所忌憚，使得他們為自己的違法行為付出高成本。
   
    我國的《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第10條規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實施勞動保障監察，履行下列職責：（一）宣傳勞動保障法律、法規和規章，督促用人單位貫徹執行；（二）檢查用人單位遵守勞動保障法律、法規和規章的情況；（三）受理對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或者規章的行為的舉報、投訴；（四）依法糾正和查處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或者規章的行為。第11條規定了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實施勞動保障監察的事項，其中第5項為：用人單位遵守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規定的情況。該條例第14條還規定：勞動保障監察以日常巡視檢查、審查用人單位按照要求報送的書面材料以及接受舉報投訴等形式進行。
   
    由以上規定可以看出，我國的勞動保障部門有責任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有責任對用人單位是否遵守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的情況實施監察。而且，勞動監察部門應該主動進行監察，并對違法行為進行處罰，而不是被動地等著勞動者的舉報投訴，再根據舉報投訴去檢查和監督。
   
    “我們只有在完善法制、確立企業社會責任體系和增強勞動者自我保護意識等諸多方面，作出長期不懈的努力，才能有效地遏制超時勞動。”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教育部部長谷常生的一席話或許能讓老徐、劉珍們看到一絲結束“同城分局”生活的希望。

文/本刊記者 胡 雄

勞動合同新規加速廉價用工時代結束

文/中國中信集團公司人事教育部規劃與配置處 劉鐵山

    繼《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頒布之后，《就業促進法》也于2007年年底之前正式出臺，兩部法律已從2008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隨后，中央有關部委還會陸續出臺《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最低工資法》、《工作時間法》、《勞動監察法》等一系列勞工法律。因而，《勞動合同法》的頒布僅僅是一個開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政府如此密集地通過勞工法律對勞工的權利進行保障，確屬罕見。
   
    《勞動合同法》之所以引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不僅僅在于其涉及的內容直接關系到企業和員工的切身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已為世界矚目、中國幾乎成為世界產品的制造基地、廉價勞工的優勢搶了西方發達國家勞工飯碗。在這種局勢下，關乎勞工的“游戲規則”變了，關乎勞工是否依然廉價的“游戲規則”變了。
   
    許多同行和企業高管曾問我：從大的方面看，《勞動合同法》究竟改變了什么？我說：《勞動合同法》改變或將改變的東西會很多，但最大的改變體現在四個方面：
   
    粗放用工模式的終結
   
    至少在剛剛過去的二十多年間，中國大陸大部分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模式是粗放型的，不太講究法律規則，不太講究管理技巧，出了問題往往采取“花錢買平安”或高壓的辦法。從全國勞動爭議統計數據看，企業勝訴率極低，越是發達的地區勞動爭議案越多，越是發達的地區企業敗訴率越高。
   
    對企業的違法行為，《勞動合同法》一改行政處罰的做法，調整為對員工的賠償，如：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不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兩倍的工資；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滿一年不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視為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已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不與勞動者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自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之日起向勞動者每月支付兩倍的工資，等等。《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使違法用工的成本大幅提高，粗放的用工管理將使企業付出巨大的代價，粗放的管理模式下“買平安”的錢將使管理者越來越難以承受，越來越不愿意承受。
   
    廉價用工時代的結束
   
    農民工、臨時工、勞務派遣工（指人才派遣和勞務派遣）這三者是最廉價的勞工。農民工和臨時工早就納入了《勞動法》的范圍，但執法力度有限。2005年進行的《勞動法》執法大檢查發現了太多的問題，山西“黑煤窯”事件就是突出的代表。勞務派遣的用工方式在過去的五年來迅猛發展，中石油、中石化等單位正式工與派遣工10倍的工資差距揭示了這類勞工是如何的廉價。中央電視臺的差距就更大了，這還不算保險和福利在內。
   
    《勞動合同法》對勞務派遣定位在限制，至少是不鼓勵。如：勞務派遣單位應當與被派遣勞動者訂立兩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按月支付勞動報酬；被派遣勞動者在無工作期間，勞務派遣單位應當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向其按月支付報酬；被派遣勞動者享有與用工單位的勞動者同工同酬的權利；勞務派遣單位違反本法規定給被派遣勞動者造成損害的，勞務派遣單位與用工單位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等等。勞務派遣工作難做了，成本大幅度提高了，風險大幅度增加了。可以預見到的是，《勞動合同法》的執法力度一定會加大，粗放、廉價用工的時代快要結束了。
   
    員工自由流動時代的來臨
   
    我常跟企業界的同行講，一部法律出來了，不會所有人都是一個態度、一個反應。《勞動合同法》的出臺，對企業界來講，有人歡喜，有人憂。為何呢？因為《勞動合同法》把員工流動的障礙基本上拆除了，今后員工可以自由流動了，效益很好、人力資源管理基礎很好的企業，他們非常高興，今后他們可以更加容易、更加低成本地、更加快速地得到優秀人才，而目前就有嚴重的骨干流失問題的企業，今后的日子就難過了。《勞動合同法》只允許對用人單位為勞動者提供專項培訓費用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以及對負有保密義務并約定競業限制條款的勞動者可以約定違約金，對其他員工一律不得約定違約金。而勞動者卻可以在遞交書面辭職報告的30天后自由地離職，不需要企業的批準，也不論簽訂的是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還是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這還沒有說到更加讓企業頭痛的第38條。
   
    企業用工風險大幅增加
   
    粗放的用工模式下，到處都是漏洞。從不簽訂合同就對員工進行試用，對臨時工、農民工不上法定社會保險，到風險抵押金、擔保和不給加班工資；從隨意罰款，不同工同酬，末位淘汰，到終止合同、自動離職的不辦手續，舉不勝舉。隨著《勞動合同法》實施力度的加大，員工自我保護意識的加強，再加上市場競爭的日益白熱化，企業用工的法律風險會與日俱增。
    

文/中國中信集團公司人事教育部規劃與配置處 劉鐵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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