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企業遷移調查

2008年04月02日  《商務周刊》

　　“珠三角有上萬家外資企業倒閉或外遷。”2008年3月初，《華爾街日報》的這則消息引起了全國乃至國際上的關注。“根本沒有這回事。”在北京參加“兩會”的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專門召開新聞發布會澄清此事。但不可否認的是，經過多年發展，作為世界制造工廠的珠三角正在發生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當年，珠三角制造業快速崛起，產業、工廠、工人蜂涌而至，然而僅短短十多年間，城市功能升級了，政策指向升級了，這使得舊產業格局的機會成本加大，城市、產業、工廠和工人都要面臨一次利益與成本，道德與誠信的再選擇

　　記者 謝鵬

　　“閃”離珠三角

　　3月中下旬，《商務周刊》記者深入珠三角，就為世界矚目的廣東企業遷移狀況展開調查，記者先后走訪了廣州、云浮、佛山和東莞等城市。試圖按照珠三角產業轉移“產業走廊”的路線，通過給讀者展現一位制鞋作坊主的艱難時世，一位臺灣老板的咬牙觀望，一家港資企業的“敦刻爾克大撤退”，和一家提前上岸而免于在由一片紅海變成干涸的死海里“露腚”的美資企業，描繪出珠三角的躁動、茫然與期望。

　　“最富在廣東，最窮在廣東。”這是記者在云浮這個廣東最年輕的地級市聽到最多的一句話。未來的幾年里，粵西北這塊青山綠水上將挺立起從珠三角遷移過來的大量企業。這個城市似乎正在翹首以待變成新的東莞和佛山。

　　在云浮迎賓館的陽臺上俯視整座山城，記者突然有一種莫名的感觸：隨著珠三角產業遷移而來，這個如此安寧和清新的城市幾年之后是否依然青山綠水？幾年之后，它會跟東莞厚街鎮一樣，到處是行色匆匆的人們嗎？

　　前幾年有一篇十分流行的文章叫《深圳向何處去？》，如今這個魔咒開始落到了珠三角的其他城市。東莞，這個年輕的城市里，很多人都在熱烈討論一個問題：東莞向何處去？

　　東莞的交通建設非常發達，車流也不是特別多，很少遇到堵車。但這座城市的人們似乎十分的躁動，開車的人都喜歡鳴笛，無論主輔道路上，嘈雜的喇叭聲十分刺耳，人們似乎都在趕路，但是，他們將要去向何方？

　　商人分步變“閃人”

　　“你先別問我代理費多少錢，你先想想你能拿到多少賠償吧。”廣東旗峰律師事務所律師何云龍，在電話里對一位咨詢起訴費用的打工仔說。

　　從去年下半年到現在，何云龍的工作突然繁忙起來，開始接到很多東莞打工仔和為出口加工企業提供原材料的供應商的起訴狀。被訴對象是東莞大大小小突然“消失”或關閉的工廠老板。正是這些工廠“逃逸”引發的訴訟風潮，讓何云龍的生意突然紅火起來。

　　3月18日晚上，記者在素有世界鞋都之稱的東莞市厚街鎮一個飯館里與一群制鞋業老板吃飯。酒過三巡后，他們先是熱烈討論起當天溫家寶總理在兩會上的答記者問，后來話題一轉，就談到了春節前發生在厚街的一起“臺灣老板逃逸案”。春節前夕，東莞鼎馥鞋廠老板利用周日休息的機會，卷款逃回臺灣，此后一直沒再出現。該廠拖欠的工人工資、供貨商貨款以及水電等各項費用超過2000萬元。

　　“近來這樣的事情很多，突然‘蒸發’也不僅僅是臺灣老板，東莞本地的個人獨資企業也有。”一位鞋廠老板對《商務周刊》說。

　　在律師何云龍處，記者看到了一份民事起訴狀。被告是東莞一家塑料五金廠的老板，原告是其原材料供應商，兩者一直有業務往來，交易習慣一般是原告向被告開出報價單，被告再回傳，然后被告向原告下訂購單，原告送貨被告簽收，雙方每月進行對賬結算。所售貨物為清漆、固化劑、底漆等涂料類貨物，約定為月結付款。但自2005年以來，被告不斷拖欠原告貨款。現被告下落不明、工廠解散、逃避債務。

　　業主逃走是因為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嗎？“不全是，主要是大環境變了。以家具行業為例，現在國外訂單越來越少，資金周轉不過來，老板們不想扛下去了。”何云龍是東莞很多出口加工型企業的法律顧問，但現在連他自己也聯系不上這些企業的法定代表人。

　　據何律師介紹，欠薪逃逸的企業主一般是戶口不在當地的外商，他們租用當地廠房，用廉價的舊機器設備開展生產。這些企業惡意倒閉之前的共同征兆是： 拖欠工人工資、水電費、廠房租金及原材料貨款，企業資金流動特別頻繁，老板在為逃跑做好準備，工人加班突然增多，老板急于趕完一批貨拿到貨款，拿到貨物訂金或部分貨款后，在自己有能力生產時仍將訂單貨物轉給另一廠家生產。

　　目前東莞出口加工企業倒閉后的普遍情形是，年前還在開工的企業，春節一過就關門了。工廠一關門，村委會的水電費和房租費還沒有繳納，工人的工資沒有負擔，稍微有點“良心”的老板會支付2—3個月的工資作為遣散費就走人，大多數選擇直接“閃人”。

　　記者從東莞一些出口加工型企業密集的地區了解到，當地政府對于這類“蒸發”企業的處置辦法是，由村委會先行墊付工人工資，倒閉后工廠拍賣的設備等財產所得歸村委會。其他的債權人基本分不到任何利益，即使有些供貨商能夠從拍賣中獲取一部分賠償，但往往比實際貨款額大打折扣。

　　“我最近手頭接了個案子，按照最低的標準補償工人的話，應該是200多萬元，但最后只補償了99萬元，這是違反規定的。但法院也沒有辦法，必須考慮到企業資產的承受能力。”何云龍說。

　　在東莞，這種企業“蒸發”而起訴難，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很多出口加工型企業在注冊登記的時候鉆了空子。何云龍舉例說：“一些臺資老板甚至以自己情婦的名義注冊公司，幾年內換好幾個情婦，法人代表也跟著換，根本無法起訴。”

　　目前何云龍的每個同事手上都有好幾個類似的案子。普遍情況是，老板蒸發之前就有一些供應商在起訴，等到老板逃跑，其他的供應商蜂擁而來，但大都失望而歸。拖欠貨款比較少的供應商選擇放棄起訴，而有些涉及金額比較大的供應商則希望至少拿到一份判決書，如果能拿到兩三成的賠償就“謝天謝地”。

　　“三年換了三個法人代表，開的都是空頭支票，從法律上講涉嫌詐騙。我們找過公安局，希望將這些老板的逃跑定義為詐騙，但很少獲得立案支持，他們的理由是：如果這樣的事情公安局都受理，工作量將大大增加。在東莞，這類事件公安局一般是不做處理的。”何云龍說。

　　本刊記者了解到，以制鞋廠為代表的東莞出口加工企業，大都開始縮小規模以減少經營風險，業內將這一現象稱為“化整為零的游擊戰”。不過，即使是小到只有幾十名工人的作坊工廠，其生存壓力同樣巨大。

　　一眨眼口號變了

　　在一些企業主眼中，各種壓力并非全部來自市場環境。

　　“我現在不好意思找臺灣人喝酒，他們心情不好。”28歲的陳燈龍創辦了一個作坊鞋廠，取名東莞金億鞋廠，希望能夠賺到“億萬金錢”。之前，他一直輾轉于幾家大型臺資鞋廠。

　　金億鞋廠去年7月籌建，8月份開始正式接單。工廠去年下半年一直在虧損，主要原因是經營和管理不善，更讓陳燈龍沒想到的是外部環境惡劣得如此之快。

　　春節時，陳燈龍還計劃2008年要好好干上一年，打算找一個比較有“場面”的廠房，并且在年前對一些技術骨干許諾了高薪。但過年一回到東莞，局面卻突然壞了起來。陳燈龍發現自己的很多同行都關張走人了，留下來的要么縮小規模，要么大量裁員。

　　“國內物價上漲，原材料在漲價，工人工資在漲，利潤就這么多，國家吃掉一點，物價上漲吃掉一點，剩下的這一點點讓你如履薄冰。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冒險了。”陳燈龍說。他已經將本來只有40人的工人隊伍裁減了一半。

　　春節的時候對賺錢還充滿信心，現在卻心情郁悶，陳燈龍無奈地表示，東莞對于產業的強制性提升措施也讓他措手不及。他很難理解為什么江蘇和山東等GDP已經跟廣東不相上下的省份尚且能夠接收珠三角轉移過去的制造業，而東莞就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他甚至有點嫉恨地說： “廣東人一有錢就膨脹的不得了。”

　　2002年陳燈龍剛到東莞時，厚街基本還是一片荒地，交通工具依靠的都是私人中巴，并沒有公交系統。這幾年來，厚街發展很快，鎮與鎮之間都修了高速公路，如今廠房才被利用不到4年時間就要空置下來，這讓他實在想不明白。

　　陳燈龍依然記得他剛到東莞時這座城市制鞋業的繁榮景象。那時候正是非典肆虐，為了趕一張訂單，工廠每天加班到凌晨2點，管理干部都是睡在流水線上。

　　“以前一張單子少則100萬雙，現在3萬雙就了不起，很多工廠只開一半的生產線。”陳燈龍感慨到，“真想念那時候站著睡覺的光榮時代。”

　　實際上，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東莞鞋業已寒流暗涌，“電荒”、“油荒”、“勞工荒”接踵而至。還有反傾銷、44號公告、新《勞動合同法》即將實施等不利因素，一次比一次更猛烈地沖擊著東莞鞋業發展。一批“觸覺比較靈敏”的臺資鞋企索性選擇關門，或者將廠子轉手給那些愿意留下來的企業。

　　這些主動關張的臺灣老板們，有些轉向投資東莞的房地產業，有的干脆直接回臺灣，反正機器設備也不值錢。目前厚街鞋廠的很多訂單已經流失到溫州和福建。

　　而那些依然想做鞋的老板則采取“化整為零”的方式，縮小企業的規模，謹慎接單，并以接小單為主。據陳燈龍了解，2007年東莞鞋業擴張的公司只有一家，而且還是貿易公司，大多數老板都不敢加大投資。即使是小作坊作業，陳燈龍也是不敢貿然出擊，他甚至拒絕了他的老師的入股投資要求。

　　這些臺資企業也進行過自我救贖，他們曾試圖通過與原材料供應商簽訂“期貨合同”以對沖風險，但是遭到了供應商的一致反對。“理由很簡單，以做鞋的皮子為例，幾個月的價格相差4元錢，供應商們怎么可能那么慷慨？”陳燈龍解釋說。

　　一些大的臺商通過行業協會和商會也向政府提出了意見，建議進一步討論新《勞動合同法》實施細則，甚至在東莞“推遲或緩慢”實施。

　　“受影響的主要是一些大的聽話的外資鞋廠，目前東莞的一個怪現象是，外資老板越好說話越麻煩，老板越橫反而沒事。”陳燈龍說。

　　在陳燈龍有些破舊的辦公室里，記者看到了大量的報紙雜志。盡管企業很小，陳燈龍也開始十分關注時事。他告訴記者，自己注意到了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對于廣東省要加快實施產業轉移的講話。在這位小作坊主看來，廣東地區的經濟發展確實到了需要進行產業升級的時候，但這種節奏讓企業們很難適應。

　　“東莞市花很多錢搞了個松山湖高科技園，但你自己去看看就會發現效果很不理想。就在幾年前東莞還在談要做國際化的制造業名城，怎么一眨眼口號就變了？”在陳燈龍看來，過去的5年，以制鞋業為代表的東莞的產業布局很不規范，現在即使要重新拿出一片地來規劃也不太可能。

　　但也許正是這種亂局，讓東莞市政府下決心一刀切地剔除低端產業。東莞市高層領導對于外資撤離現象的公開回應是“我們不是在有意排擠外資”——這也被這些制鞋廠老板戲稱為“不打自招”。

　　記者到達東莞厚街鎮的當天，當地酒店的入住價格都翻倍了。問及原因才知道是東莞正在舉辦國際家具展。不過，與火熱的酒店業相比，這屆家具展透露出了絲絲寒流。過去的大半年里，東莞的家具制造業也出現了企業倒閉和關張的潮流。

　　“產業轉移沒有錯，但你得慢慢計劃，否則城市會空心化，菲律賓當時的產業轉移也出現了這狀況，新加坡和韓國就轉移得很好，我建議政府可以借鑒一下。”陳燈龍說。

　　在厚街，很多制鞋業的人認為，鞋業的寒流可能要一直持續至明年下半年。實際上，之前東莞鞋業已經歷過兩次寒流，一次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還有一次是2001年的“9·11”事件。生命力頑強的東莞鞋業成功度過了這兩次危機，很多人相信，這一次他們能再次成功，于是他們咬牙觀望。

　　林老板的困惑

　　事實上，珠三角地區的工廠關閉和老板逃跑事件，是在廣東省全面進行產業轉移和升級的大背景下發生的。按照廣東的規劃，珠三角自然是產業移出地區，而廣東的東西兩翼和山區將是未來的移入區。不過，再宏偉的戰略也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接受。

　　東莞新藝鞋廠大門口的招工廣告已經泛黃，這家臺資鞋廠已經很久沒有招入新人了。鞋廠的老板姓林，2003年來東莞辦廠前已經在臺灣制鞋業打拼了20多年。

　　下午3點多，林老板還在午休。他手下的一名工人告訴記者，林老板今年變得“懶惰”了很多。以前，工人7點開工，他6點半就會出現在廠房里。但去年下半年以來，林老板的工作狀態開始“消極”起來。

　　“現在各行各業都很糟糕，都沒有訂單，我們最近賠了幾十萬元，現在我寧愿少賺點，接一些代工的訂單來做，因為這樣沒有風險，我交貨就行。”林老板已經不愿意再接美國鞋子大賣場和貿易商的訂單了，在他看來這樣風險實在太大。

　　“東莞市做鞋子的企業最近至少倒閉了2000家，6月份之前可能還得倒閉一批。”林老板十分肯定地對記者說。

　　今年以來，新藝光在匯率上的損失就達到250萬元。由于擔心人民幣繼續走強，林老板已經不敢接下半年交付的訂單。加上新藝進入內地鞋業的時間相對較晚，這幾年發展下來利潤越來越稀薄。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去年一年，受人民幣升值的影響，新藝的成本增加了8%，原材料上漲增加的成本是7%，新《勞動合同法》的頒布，又讓新藝多上了5%的成本。合計增加的成本超過20%。這還只是新藝這樣1000人左右規模企業，東莞規模上萬人的大鞋廠受到的影響只能是更大。

　　但并不是所有的企業都像新藝一樣能夠幸運地拿到代工的單子，這需要廣闊的“人脈資源”。好在林老板在這行闖蕩多年，尚可以通過一些代工單子賺點小錢。從春節過后的2月10日到現在，新藝每周只開工4天左右。更多的中小鞋廠則處在“休息”的狀態。用林老板的話說：“大家都在等，在博弈，在觀望。”

　　“廣東有云浮市嗎？我不知道這個地方。廣東山區對我來說太陌生了，我沒有太大的興趣內遷，到一個地方又得從頭再來，需要很多時間。”林老板這樣回應記者提出的是否考慮過借這次廣東產業轉移的機會，內遷到云浮市這樣的粵西北山區投資的問題。在他看來，最為關鍵的是，要找到一個像東莞這樣出口加工型產業鏈條如此成熟和完備的地區，從目前來看幾乎不可能。

　　林老板認為，遷移到內地或廣東山區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材料的補給。即使東莞的鞋廠都遷移到廣東山區，如果產業鏈上相關的配套企業沒有進入或者無法在短時期內培育起來，“騰籠換鳥”戰略的實際效果將大打折扣。而且，他擔心內遷之后獲得的一些勞動力成本優勢，將很快被增加的物流成本所吞噬。

　　“補給線拉得很長，對我們來說將是致命的打擊。現在政府是在有意排擠我們這些低端產業，但是政府有沒有考慮過，今天的東莞和廣東經濟的成就靠的是什么？”林老板同樣警告說，“我們倒下去了，新的高科技產業一時半會進不來，經濟很容易空心化。”

　　與東莞市政府傾向于鼓勵這些鞋廠遷出東莞不同，新藝鞋廠所在的村委會對這家工廠極力挽留。對于他們村莊來說，如果沒有了這家千人工廠，整個村莊將變得蕭條起來。今年以來，這里的飯館和娛樂場所已經關閉了幾十家。在夜晚，已經很難見到下班后的工人們成群結隊去吃宵夜的情景。人們的生意似乎都越來越難做。

　　林老板有朋友勸他將工廠遷移到越南。但林老板看得很清楚： “越南勞工其實并不會很好找，越南打了多年仗，已經是母系社會，男性勞動力缺乏。而且越南人不好管理，稅收各方面跟這里差不多，我一些朋友搬到那里了，也沒有好到哪里去，做幾年我估計他們也會走。”

　　目前，林老板在江西龍南設有工廠，但是規模不大，人數在300人左右。這個工廠是從朋友那里盤下來的，廠房和工人都是現成的。林老板說，要想讓他轉移到廣東山區或者內陸省份去，除非承接地將廠房建好，否則自己承擔不了搬遷的成本。

　　當記者問林老板，有沒有考慮走出低端化生存，增加企業的研發能力，推出高端產品時，林老板有點無奈地笑著說：“現在我們還沒有這個能力，我們要走這一步，但事前要規劃好，也許過幾年我們會加大獨立研發并向高端靠攏。”

　　但現在的問題是，林老板自己也不知道，到那時，自己的企業是否還活著。

　　轉移？還是沒人挽留的告別？

　　戰略轉移也好，產業升級也好，是否是市場行為主要是看靠價格調節還是行政調節，但事實上，這兩種手段在廣東是分不清的。

　　1987年，熊永其來到深圳創辦金屬制品公司，一開始只有60人的規模，到后來最高峰的時候，他的宏利達金屬制品廠規模達到了8000人。

　　“以前我們在深圳做生意，按規定要繳納17%的稅，但一般最后優惠下來只需要交5%—8%，現在不行了，得交12%。”與東莞很多依靠出口的金屬制品廠一樣，國內外的用工環境和政策波動讓宏利達的利潤逐年稀薄。最終熊永其決定將工作遷移到自己的祖籍所在地——云浮市下轄的縣級市羅定。

　　2003年，熊永其與羅定正式簽訂落戶合同，并于2004年開始投產。企業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進入大規模投產階段。按照熊永其的估計，今年的出口額將超過2000萬美元。目前羅定工廠員工數大約3000人左右，熊永其表示，他計劃2年內將企業員工數增加到2萬人左右。

　　從2003年開始，宏利達一點點往云浮搬遷。搬遷最大的困難就是員工的安置問題。很多工人并不愿意隨宏利達搬遷到地處山區的羅定市，自愿接受遣散。但很多工人在1987年公司創辦時就入廠工作，要遣散這批人需要一大筆費用，而且隨著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這種遣散的補償費用越來越高。

　　“我們很多員工在工廠都待滿了10年時間，他們的工資都在2000元以上，收入過萬元的中高層管理者大有人在。”熊永其說，“如果政府要求我們賠償20個月的工資，那我們很多老員工將獲得20萬元的遣散費，普通員工也得4萬元。”

　　被迫無奈的熊永其甚至想到過與其他企業一樣，搶在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大量遣散員工。但一個現實問題又擺在面前——突然性的大量裁工將造成生產脫節，而且在宏利達羅定工廠培養起大量熟練工人之前，熊永其必須繼續依靠深圳工廠的開工來維持公司運作所需的資金。

　　“我們將一條流水線搬到云浮，各種成本加起來要10多萬元，而光蓋一個廠房就需要1億元左右。我算過了，等全部投資完成，大概需要5億元。”熊永其說。

　　熊永其表示，自己選擇落戶羅定的理由很簡單。一方面，自己祖籍羅定，人際關系比較好溝通；另一方面，深圳的客商太多，政府在服務上“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在羅定，很小的事情都能夠獲得政府的幫助。這讓在深圳“受氣”的熊永其感到很欣慰。

　　“我的感覺是，深圳市政府對我們這類企業的態度是要走就走，從來沒有過什么挽留。我們的工廠在深圳松崗鎮是個不小的企業了，政府尚且這樣對我們，更別說比我們小的工廠了。”熊永其說，深圳的整個投資環境對于加工貿易型企業來說已經越來越不利，這是他決定“內撤”的主要原因。

　　目前，宏利達的深圳工廠一周只開工5天，而以前1個月開工28天。由于工人的工資是計件方式結算，因此開工不足意味著工人收入下降。一個月少工作8天，收入差不多要從1500元下降到1000元。工人意見很大，熊永其只能裁減員工。

　　熊永其的很多朋友是做電子廠的，他們有的搬到了廣東省清遠市，也有的遷往江西、湖南和廣西，也有很多朋友去了越南和柬埔寨，但熊永其說他并不看好這類選擇，而且朋友們也告訴他，遷移到東南亞只是權宜之計，是過渡性的做法。

　　但并不是所有的企業都有能力來一次“敦刻爾克”大撤退。很多幾百人的中小企業更多的是選擇了關門走人。“他們夠年齡了的就退休了，如果以前賺到了錢，就在香港買一個店鋪，每月收租。如果賺到大錢了，就轉行投資其他。但有很多很凄涼，有的回香港開出租車去了。”熊永其說。

　　與林老板擔心的一樣，另外一個讓熊永其感到頭疼的問題是，上下游的配套產業鏈條在羅定還不是特別完善。與深圳相當成熟的產業集群相比，羅定的整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鏈接還有待完善。“上下游產品的廠家上來了一些，但不多，我希望他們能夠追過來。”熊永其說。

　　當記者讓熊永其介紹一位撤離珠三角的港資企業的朋友接受采訪時，他婉言拒絕：“算了吧，我怕他們在你面前哭。”

　　禍，福之所依

　　“13年了，回想起來，當時的決定很正確。”作為雅達集團董事總經理，徐劍雄談起自己的同行和朋友的境遇，一臉的慶幸、后怕和無奈。

　　徐劍雄一再跟記者提起自己依然在東莞等珠三角地區辦廠的朋友們的境遇——《勞動合同法》、外資企業加重的納稅負擔、更為嚴格的環保法規，以及日益走強的人民幣匯率，這一切都在擠占著朋友們的利潤空間。

　　只不過，提前13年向廣東山區云浮市下轄的縣級市——羅定市遷移的雅達電子，在這場珠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由紅海變成干涸的退潮過程中，幸運地使自己避開成為無數個沒有“穿內褲”的外資中的一員。

　　雅達電子1971年成立于香港，是全球500強企業美國愛默生電氣的全資控股子公司，自1988年開始向中國內地投資，同年成立深圳雅達電子有限公司。是全球數一數二的電源供應器制造商。1988年，出于生產成本和人力資源的兩方面考慮，雅達進入深圳寶安區開設工廠。

　　“到了1995年，我們發現深圳本地可供我們調配的資源越來越少，生產成本已經很高。所以決定將工廠遷出寶安區。”徐劍雄回憶說，在決定進入羅定之前，他考察了很多地方。除了考察廣東東部、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地區外，還考察了浙江和福建一帶的投資環境。但最終還是將目標鎖定在靠近公司訂單集中地香港的南方城市，并最終選擇落戶羅定。

　　1995年，深圳已經開始提出著重培育和引入高科技的企業，雅達這樣的加工生產型企業受到重視的程度越來越低。當年還云集著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深圳寶安區，如今已經成為商業區。

　　“現在回想起當年選擇羅定的決策，我覺得非常的正確。”徐劍雄說，1995年，在深圳寶安區，像雅達一樣做出類似選擇的電子企業并不多。后來這些企業都陸續遷移到珠三角的東莞和佛山一帶。從競爭力上來談，13年前的選擇，也拉大了雅達和同行的距離。雅達目前在全球有兩大生產基地，一個是在菲律賓，一個就是在中國的羅定。徐劍雄表示，未來羅定基地將承擔更多的產能。

　　對于目前東莞和佛山的電子、制鞋企業紛紛倒閉和撤離的現象，徐劍雄將原因歸結為近幾年中國勞動力成本的過快增加，特別是新《勞動合同法》頒布之后，很多規模較小的企業已經難以承受。

　　他說：“盡管我們13年前把自己使用大量勞動力的加工環節搬到了羅定，但是《勞動合同法》頒布、兩稅合一以及環保等問題，已經成為外資在中國投資的剛性成本，無論這些外資遷到何地，能夠對沖的成本空間其實并不大。”

　　好在云浮地區的綜合生產成本要比珠三角和其他內陸城市低很多。徐劍雄給記者算了一筆賬，遷到羅定之后，雅達的勞工使用成本減少了30%左右，運輸成本則只增加了5%。這樣算下來，雅達至少節約了25%的生產成本。

　　另外，雅達的產品過去主要是出口，但今年以來內銷的部分有所增長。因此，將工廠遷移到羅定這樣的內陸城市，實際上為這部分內銷產品節省了不少的物流成本。云浮經濟貿易局的一位官員對《商務周刊》表示，雅達在羅定13年，從1億元的規模到現在的20億元，“十一五”期間還要搞大到40億元的規模，云浮正爭取說服該公司把總部也遷往羅定。

　　徐劍雄告訴記者，他到東南亞地區做過詳細考察，得出的結果是，不管從人力還是其他各方面的資源支持來看，中國依然是不二選擇。

　　“我也考慮過只保留菲律賓一家基地，以前中國的成本比菲律賓要高，但是現在兩個基地的運行成本已經相差無幾了。”在徐劍雄看來，羅定的零部件配套和資源配套都好過菲律賓。

　　目前讓徐劍雄最為頭疼的是高級技工的缺乏，現在雅達電子的中層以上技術人員都來自羅定或者云浮其他下轄縣市。不過，由于目前云浮的職業教育不是很發達，技工學校十分缺乏，雅達電子依然有50%的勞工需要從外地招聘。“一個重要難題是，很多技工人才都喜歡在深圳、珠海等城市工作，我們雅達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給他配套一些比大城市的優惠措施，比如說更高工資，讓他們愿意來云浮。”徐劍雄說。

　　徐劍雄建議，目前很多云浮當地人都到珠三角城市去打工，云浮市政府完全可以想辦法把這些在珠三角務工的成熟產業工人吸引回家鄉就業，特別是吸引那些從云浮走出去的大學畢業生們回來建設家鄉。

　　“有很多同行或朋友都在我的介紹下來到云浮，不過他們最看重的還是交通問題，我想這也是云浮需要努力改進的地方。云浮的優勢更要保持，如果優勢太少了，就不能吸引那么多的企業來投資了。”徐劍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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