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不如妓女的年代

     參加工作我才知道這個社會多么的荒唐和黑暗.我2003年大學畢業,畢業那年我的壓力很大, 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都市里，與到處可見的民工這類“農村剩余勞動力”“相映成趣”的竟是“碩士賤如狗，博士滿街走”。這迫使不少大學畢業生只好繼續考研究生，社會將這種現象戲稱為“就業問題緩期三年執行”。 我經常問自己,我的家庭節衣縮食、負債累累供養出來我這個大學生,最后我用找不到工作來回報他們??父母乃一介草民,沒有復雜的關系網,我靠自己的不擇手段進入了收入很好的機關單位.到了機關我才知道,有什么不如有個好爸爸,你們有誰聽說過當官的子女沒有工作的?他們中好多的子女都在重要的崗位上,他們的學歷大多是買的,我難以接受這個現實,我們要花十六年才能拿到的文憑人家那么容易就買到,尤其是罪惡的長安大學給我們單位賣了不少文憑,這些當官的子女他們的無知和淺薄讓我無法忍受,總是用笨辦法叫聰明人辦錯事,象我這種沒有背景的人在機關,只能象奴隸一樣的干活,干不完的活,那些當官的子女連領導都可以不放在眼里,他們什么都不用干,上班也不用來,工資照樣拿,好幾個是自治區主席的親戚,領導還得敬他們三分.
     參加工作我才知道當官的有多么的無恥,他們白天在臺上西裝革履,喊著“三個代表”、為人民服務等口號，晚上就抱著小姐。
      中國的就業問題現在已經進入了漫長的“寒冬”時期，實際失業率遠遠高于政府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4.3％，據筆者的分析計算，2000年中國的城鄉總失業率至少為20.2％，失業的3大社會群體為原城市國有企業工人、農民與大學畢業生，幾乎囊括了中國幾個最大的社會群體。在今后的20至30年內，就業市場過度競爭將會成為一種中國人不得不忍受的社會常態。
    近幾年開始出現的“知識型勞動力過剩”足以反映當前中國就業之艱難。從2001年到現在的幾屆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每況愈下：2001年，畢業生115萬人，本科生就業率為80％，專科生為40％[22]；2002年畢業生145萬人，就業率降為53％；2003年共畢業212萬人，未能就業者達106萬人，就業率僅為50％（據說這還是高報的）；2004年畢業生達280萬人，就業狀況非常艱難。由于2003年高校畢業生就業率過低，中國政府今年禁止國內媒體再發布有關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的全國性數據，只是由教育部和勞動部宣布：一定要在今年9月1日以前保證高校畢業生一次就業率達到70％。按照中國的官場政治文化，既然大學畢業生就業率成了有既定目標的“政治任務”，那么各有關部門和各地政府就一定會“全力完成”，否則烏紗帽難保。相信到了7月底，中國官方媒體披露的大學畢業生一次就業率一定會“達到或接近”70％這一目標。至于其真實數字則成了“國家機密”，不對國人公開，當然更不讓國外知道。
    但許多信息表明今年就業形勢比去年更艱難。據報導，已經有大學生出于百般無奈在職業招聘會上舉起了“無薪就業”的招牌，表示愿意義務為企業工作、不領分文，以換取未來可能的聘用，但此舉并未讓他們贏得工作機會。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都市里，與到處可見的民工這類“農村剩余勞動力”“相映成趣”的竟是“碩士賤如狗，博士滿街走”。這迫使不少大學畢業生只好繼續考研究生，社會將這種現象戲稱為“就業問題緩期三年執行”。結果，中國的研究生招生規模連年擴大，1999年增長27％，2000年增長35％，2001年增長35％，招生數量急劇擴大到1998年的2.31倍。2003年全國有79.9萬人報考碩士研究生。 
    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結果是導致過度競爭。這種過度競爭的壓力終于以非?；恼Q的結果顯現出來了：2003年廣州《新快報》曾報導一則消息，大學生們竟然接到這樣的招聘試題：“當工作需要你出賣肉體時，你會怎么辦？”這則報導的作者憤概地評述：“不知道這家公司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出這道試題，不過清楚的是，這家單位大概經常需要員工出賣自己的肉體或者靈魂，或者，在商業社會中，出賣肉體是經常的交易，大家都是動物，都有動物的需要，然后以動物的方式來交易?！比欢腿藢の兜氖菍W生們對這道試題的回答，竟然大都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這種不肯定的曖昧回答 。部分地區女大學生應聘時遇到嚴重的性騷擾，招聘方更是直接了當地表明，需要她們做的不僅僅只是白天的工作，而是晚間陪伴 。這類例子并非個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在職場上的地位竟然只體現為能在各種性交易中增加附加值，充分反映出社會生存質量的墮落。 (
    最容易做的事情當然是指責這些“新生代”大學生們缺乏人格尊嚴。但是這早已經不是道德范疇的問題，而是人力市場過度競爭的結果。中國的大學生們經過至少16年的寒窗苦讀，好不容易熬到大學畢業甚至研究生畢業，等待他們的卻還是無業可就的命運，面臨的幾乎是無窮無盡的過度競爭。這種競爭已經到了讓人崩潰的程度。2002年12月，復旦大學一位博士生心臟病猝發死亡，而死亡原因竟是“貧困，過度競爭引起的焦慮，就業壓力?！币恍┡髮W生因為求職艱難，已經“自覺”地利用色相為自己在求職中“加分”。而這些“社會精英”就算是找到一份職業以后，等待他們的也將是壓力過大的工作環境，人稱“中國白領的工作強度已經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中國的寫字樓是全世界最累的寫字樓”，“為了抓住每一個賺錢的機會，人們普遍愿意犧牲休假、犧牲睡眠、犧牲與家人在一起的時間，而忘我的工作”。尤其是年輕的白領，他們甚至不愿意錯過任何一次老板的表揚，哪怕只是口頭表揚。他們對自己的感覺竟是“站在財富與時尚的風口浪尖上，只能往上混，混到半空中，既沒有機場也沒有降落傘，不知道怎么平安著陸”。據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共同完成的一份報告，中國平均每年每10萬人中就有23人自殺，自殺已成為15歲到34歲年齡段的人的第一大死因，其中不少自殺者竟是萬千中國大學生們渴慕的“成功白領”。     
      知識型勞力過剩的出現，迫使中國人面對“就業的嚴冬”這一殘酷現實。這與80年代開始日趨龐大的過剩農村勞動力以及90年代陸續出現的城市下崗失業大軍不一樣，這兩個群體被認為是素質偏低、不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要求而被現代化列車甩落的群體。而目前在中國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社會背景下過早出現了知識型勞動過剩，卻反映出中國社會最深刻的社會危機：人口與資源的關系高度緊張，持續多年的表面經濟“繁榮”并不能緩解這一根本矛盾，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勞動力也無法獲得進入職場的入場券。
    這樣的場景曾經在20世紀30到40年代的中國出現過。那時中國的高等教育非常落后，受過高等教育乃至中等教育都算“稀缺物品”，但當時中國基本上還是不發達的傳統農業社會，缺乏吸納人才的現代部門，“畢業即失業”的現象非常普遍。不少女大學畢業生被迫給官僚軍官做妾，大量沒有出路的青年則選擇了革命、投奔延安。當然，革命勝利以后當年投奔革命的人不會把自己參加革命的原因歸結為生活出路無著，只會說自己向往進步。如今，中國實行了25年的改革開放，這種“畢業即失業”的現象卻再次出現，它表明中國的現代經濟部門的發展遠未達到能夠正常吸納知識型勞力的狀態。
    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有必要重新估計中國經濟發展的真實水平和現代產業部門就業容納量不足的真正原因。2003年，有學者在論文中介紹了一個新的發現──中國的制造業自90年代以來進入了相對萎縮階段，大批原有的制造業被來料加工型企業替代；與現代化發展的正常道路相反，中國這個擁有數億剩余農村勞動力、迫切需要通過工業化來擴大非農就業機會的國家，卻正經歷著“去工業化”這樣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發展階段。這一發現為目前的就業難、特別是大學生就業難提供了解釋：正規制造業的萎縮意味著技術工人、企業管理、工程師職位大批消失了，這就是為什么現在中國一流工科大學的畢業生也很難找到可以發揮其才能的工程師職位，而只能充當秘書、推銷員；與此同時，以來料加工為主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所需要的往往只是年青、只要求最低工資、不必提供福利、不必長期雇傭的農民工，因此，中國就業勞動力的總數雖然沒有明顯下降，但對知識型勞動力的需求卻在相對萎縮。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知識型勞力過剩”不僅僅只是勞動力市場結構調整問題，它還意味著一個非常嚴酷的事實：社會精英向上流動的渠道發生梗阻，這將引起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梢灶A見的一個必然結果是，在高等教育部門短暫的盲目擴張之后，隨之而來的將是高等院校的調整收縮。中國政府今年規定，就業率過低的學校必須減少招生，就是高等院校調整的信號。當許多家庭節衣縮食、負債累累供養出來的大學生、碩士、博士都難以就業時，人們將不得不減少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資”；而無力為子女投資高等教育，又使子女更加難以就業。另一個必然結果則是，幾百萬長期失業的大學畢業生在中國人的忍耐底線上勉強“活著”，當他們和眾多國民感到連“活著”都困難時，大量受過教育卻沒有生活出路的人士將可能重復上個世紀小知識分子們走過的“革命之路”，統治集團“穩定壓倒一切”的治國方略必然會受到持續不斷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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