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勢資本下的勞動無奈

2008年02月20日  南風窗

卓勇良

　　勞動的無奈與資本的強勢，是中國當前結構性問題的主要根源。

　　整體上看，由于中國農村存在著大量剩余勞動力，全國的勞動供給大于勞動需求，勞動要素缺乏對于資本要素的競爭力。與此同時，經濟快速增長導致的規模效益增強，從而又使得生產率快速提高，資本利潤較快增長。因此，在勞動很無奈、資本很強勢的雙重因素之下，勞動所得占GDP比重長期持續下降，資本所得占GDP比重長期持續上升。

　　而通過進一步深入分析，就會發現當前對于勞動收入占GDP比重的擠壓，是技術進步、市場需求、宏觀政策、政府行為等多因素交織而成的。

　　“拿來主義”強化資本

　　后發國家由于技術上的拿來主義，因此資本具有更高的技術含量，形成了對于勞動的較強替代，弱化了勞動對于資本的競爭力。

　　首先，較多的資本只需較少數量的勞動。以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1998年至2006年數據為例，1998年，每1億元固定資產原值有956個職工，2006年減少到436個職工，是1998年的1/2弱。勞動邊際需求減少幅度更大，2002至2006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新增1億元固定資產原值，按算術平均計算，只能新增213個職工。

　　其次，較高的技術裝備只需較低技能的勞動。技術進步特別是微電子和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大大提高了各種機械電氣裝備的自動化水平，形成了技術裝備“傻瓜化”趨勢，大大降低了一線技術人員和操作工人的技能要求。這就導致一線技術人員和操作工人學習曲線下降，以較低的薪酬水平也能招聘到相應的一線技術人員和操作工人。

　　再次，較快的增長只需較少的高素質勞動。我國在技術進步上采取全面的“拿來主義”，形成了與發達國家早期發展完全不同的技術進步路徑，整個國家對于高素質的研究開發和技術人員的勞動需求相對減少。如日本1980年時的大專以上學歷人口占15歲以上人口比重的13.7%，而我國根據2006年人口抽樣調查，大專學歷以上人口占15歲以上人口比重只有7.1%。盡管我國人口的總體文化水準相對較低，但仍較好地維持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而浙江在這方面尤為明顯，據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2004年浙江法人單位大專以上學歷人員比重為14.9%，只有全國的61.2%，但同樣較好地支撐了浙江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

　　低估匯率對勞動利益的長期損害

　　低估人民幣匯率導致需求增加，但也阻止了效率提高本應導致的價格下降，從而在增加就業的同時，也出現了對于勞動利益的長期損害。

　　我們假定在一個沒有外貿出口或外貿出口較少的經濟中，供給持續增長會引起價格下降，總利潤雖然繼續增加，但資本利潤率下降。這時，盡管單位資本雇傭的勞動會因技術進步而減少，但因利潤率也在下降，因此勞動所得和資本所得各自占 GDP的比重會保持相對穩定。

　　而在一個外貿出口持續增長的經濟中，由于需求增長較快，不僅將大大延遲供給增長所出現的價格下降，而且有可能導致價格上升。這時，由于勞動無限供給導致勞動難以分享效率提高而價格穩定帶來的收益，從而使得總利潤大幅增長、資本利潤率有所提高；同時，單位資本雇傭的勞動力因技術進步而減少，人均工資水平則因勞動無限供給而保持穩定，則每一單位資本所支付的工資下降，利潤總額增長快于工資總額增長，資本所得占GDP比重上升。

　　從直接觀察看，資本所得占GDP比重的上升，并不是通過擠壓勞動所得導致的，因此不僅沒有損害勞動的利益，反而由于出口增長導致就業增長，從而提高了全社會工資總額。但考慮到人均工資水平并未變化、以及價格相對較高，全社會實際工資總額的提高還是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導致勞動所得占GDP比重長期持續下降的相對損害。

　　持續出口增長實際降低了工資購買力。如果沒有出口的較快增長，國內價格就將因效率提高和規模經濟改善而出現下降。在這一情況下，即使人均工資水平不變，工資的實際購買力亦將有所提高，從而在工資不變情況下提高了居民實物消費水平，而這對農民尤其有利。

　　國內微利行業在這種環境下尤其發展困難。由于全社會資本利潤率持續較高，社會資金平均利率亦較高，微利行業不僅難以具有足夠的資金支撐，且由于缺少足夠的利潤激勵而發展較慢，這些微利行業如大眾化的旅游、餐飲、零售、維修、家政、小規模制造企業等，而這些行業原本可以安排較多的低層次勞動力。

　　重資輕勞擠壓勞動所得

　　重資輕勞，財政收入增長過快，進一步擠壓了勞動所得。除了基層政府勞動執法不力、拖欠工程款項、遷就資本等外，稅收政策也影響了工資水平的提高。個人所得稅即使按2000元征收，對于發達地區來說，也還是存在著起征點過低問題。如浙江當前人均GDP幾乎是全國平均的2倍，人均消費性支出是全國平均的1.5倍，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卻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其合理性顯然值得商榷。同時計稅工資導致的雙重征稅，使得同一筆所得，分別對企業和職工征稅，即經濟性雙重征稅，既直接減少職工收入，又弱化了企業主增加職工工資的激勵。

　　財政收入的較快增長則進一步擠壓了勞動所得比重的提高。從1995年開始，財政收入結束了占GDP比重下降局面，開始較快上升。至2006年，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已達到18.4%。財政收入占GDP比重過低固然不利于經濟穩定健康增長，但財政收入增長過快、占GDP比重過快上升，也不利于國民經濟。而對于當前的中國來說，則在資本所得擠壓勞動所得的同時，又出現了財政收入對于勞動所得的擠壓。

　　上述因素交互作用，導致了現在所看到的勞動所得比重較低并持續下降的局面。可以說，勞動無限供給是市場供求規律對于藍領收入的打壓；不合理的稅收政策則是政府對于白領收入的打壓；長期低匯率政策則是在增加社會就業的同時，由于物價未能隨效率提高而相應下降，同時人均工資增長較少，從而在整體上降低了實際工資水平，特別是降低了農民和廣大低收入群體的購買力。

　　“風起于青萍之末”。勞動與資本的分配關系，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主要變量，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結構性問題，大多與勞動所得比重較低、資本所得比重較高有關。

　　在居民收入增長低于經濟增長，居民消費能力未能隨經濟發展而有相應提高的局面下，資本利潤難以按正常狀況投資于消費品生產和服務業領域，其實質是國民經濟生產、消費和積累的正常循環受阻。在這一情況下，資本出于利潤最大化本性，一方面是只得持續地集中投資于投資品生產領域，另一方面是轉向樓市以及其他投機性投資領域。

　　當資本利潤大量投向投資品生產領域時，形成了一種“資本自循環”的增長型式。資本由于效率提高和價格穩定而產生高額利潤，利潤大量投向投資品生產，由此而產生的利潤推動資本快速擴張。在這一增長型式中，出發點是資本追求利潤，結局點的主要客觀效應是資本規模的較快擴張，反映在實際經濟運行中是較高的積累率。接下來則繼續是資本追求利潤、以及利潤導致資本擴張的新一輪循環。在這一增長型式中，發展生產的主要目的成了資本擴張和出口，客觀上不再主要是滿足國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需要。

　　在這一增長型式中，由于全社會剩余產品較多地用于擴大再生產，因此經濟增長速度較快，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則是長期持續低于GDP增長，占GDP比重逐漸下降，導致人民群眾實際利益相對減少，埋下了種種影響中國經濟社會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一系列重大隱患。當資本利潤大量進入投機性投資領域時，出現了樓市的劇烈波動，致使部分社會群體利益嚴重受損，同時還降低了全社會要素效率。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的結構性問題，就是消費比重較低，投資比重較高。1990年以來，居民消費占GD P的比重持續下降，2006年居民消費僅占GDP的38.0%。與此相應的是資本形成占GDP比重大幅上升，2004 年為43.2%，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水平，2006年仍有42.5%，只比2004年下降0.7個百分點，比200 0年高7.2個百分點。

　　從其他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結構看，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具有如此低的居民消費比重和如此高的資本形成比重。20 02年，在我所搜集的15個國家和地區中，居民消費比重最低的新加坡占國民收入的42.2%；最高是美國，占國民收入的70.3%；算術平均為58.1%；資本形成比重最高是香港，占國民收入的26.5%，最低是俄羅斯，占國民收入的 16.3%，算術平均為20.3%。十分明顯，與這些國家和地區比較，中國的居民消費比重明顯偏低，投資比重明顯偏高。如果以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算術平均值為基準，則中國的居民消費比重偏低約20個百分點，資本形成比重偏高約20個百分點。

　　此外，我國第三產業比重長期較低，制造業層次亦較低，深層次原因也就是城鄉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較低。

　　生活服務業發展嚴重受到絕大多數居民缺少購買能力的制約。生活服務業發展的主要推動因素，就是城鄉居民購買勞務消費，但由于居民收入相對較少，因此在購買必要的物質消費之外，就很少再有較大的支付能力。在這一狀況下，居民要么是選擇價格較低的勞務消費，要么是以自我服務來替代勞務消費，所有這一些都阻礙了生活服務業的發展。

　　服務業增加值還由于勞動力價格較低而被大大低估。工資是服務業的主要成本，勞動力價格較低情況下，同樣功能的服務業產生的增加值也較少，從而大大低估了服務業在GDP中的地位。這也使得服務業的發展較難產生相應的利潤和稅收，進一步弱化了企業和政府的投資積極性。如杭州市具有很好的山水資源，但旅游利稅收入卻較少。需要說明的是，制造業由于能源原材料和技術裝備價格的國際化，加之工資比重較低，因此增加值低估問題尚不嚴重。

　　勞動所得比重較低、資本所得較高，是收入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并由此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同時，由于絕大多數城鄉居民收入相對較少，因此用于購買教育、醫療保健、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服務亦相應較少，用于其他社會活動的支付能力也較少，從而直接制約了社會發展。這還影響到價值認同、社會分工等社會發展諸因素。

　　仍不樂觀的勞動前景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然而從當前國內情況看，近期內提高勞動所得比重的狀況并不樂觀。

　　盡管有研究者指出，農村勞動力剩余數量已大大減少，但也只是審慎地認為當前只是進入了“劉易斯轉折”區間，尚未出現勞動力全面短缺。特別是當前大學生就業難及其薪酬水平下降，更是威脅著中低層白領工資水平的提高。即使若干年后勞動需求大于供給，也會由于資本自身的調整和適應，而延緩工資提高。

　　當前我國勞動力還存在著多重的競爭力較弱狀況。高端勞動較難和境外同行競爭，如中國科技發明水平仍較低，又如麥肯錫在中國咨詢項目的收費，動輒幾十萬上百萬美元，國內咨詢機構收費至多幾十萬元人民幣。低端勞動既較難和工資水平更低的越南、印度等國競爭，也較難和現代裝備競爭。

　　近年來，中國的制造業結構越來越偏“重”，這些行業大都屬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同時由于國內外競爭加劇，傳統產業的自動化和信息化水平不斷提高。這些都有利于資本所得占GDP比重的提高，而不利于勞動所得占GDP比重的提高。

　　盡管勞動所得占GDP比重對于宏觀經濟結構具有決定性影響，但政策空間有限。如對于政府推行的最低工資制，國內外有關的經濟學家一般都持否定意見，尤其是在微觀經濟單位中，勞動者自己沒有聯合議價的權力時。

　　政府現在必須著力解決的，是對資本投資和個人因資本所得的稅收落實問題，以及為出口導向服務的各種政策轉型問題。消除稅收體系設置和出口導向政策體系存在的巨大漏洞，以及他們對勞動利益的損害，是政府不能回避的責任，也是實現十七大提出的“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的要求。

　　(作者為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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