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額債務：高校不能承受之重？——專訪北京師范大學袁連生教授

高 艷　

    高校，這個一度被譽為“象牙塔”的神圣之地，近年來在國內卻被輿論頻頻推到峰口浪尖。各種負面報道將人們眾人的目光齊齊聚焦于此。
    這一次，高校廣受矚目的是其自身嚴峻的債務問題——吉林大學在其網站公開承認，該校現難以償還巨額貸款利息，已陷入嚴峻的債務危機，這一消息猶如一枚被引爆的重磅炸彈，迅速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震蕩。
    據稱，國內相當部分高校，都面臨程度不等的債務問題，如何“解決高校債務危機”，由此成為中國的一個新焦點。

                            高校積弊被推上輿論浪尖

    高校，這個一度被譽為“象牙塔”的神圣之地，近來卻頻頻被輿論推到峰口浪尖上。各種負面報道讓人將目光齊刷刷地聚焦于此，各種鞭撻之聲不絕于耳。
    當屢見不鮮的學術腐敗頻頻被曝光于高校，“有知識沒文化”被眾多專家學者看成對如今大學生素質的概括，由此讓人不得不對當今高校人文環境產生深深隱憂。
    當大學生已然成為一個非常龐大的失業群體，“畢業=失業”從過去的口號，成為今天不得不直面的嚴峻現實時，讓人不得不反思我國高等教育在人才培養模式上的積弊。
    當教育與住房、醫療被百姓視為壓在自己頭上的三座大山。供養一個大學生，需要一個城鎮居民4.2年純收入，需要一個農民13.6年純收入。原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在媒體前公開坦言：“現在的大學學費已經超過了老百姓的經濟承受能力，是有點高了。”讓人不得不去沉思，我國的大學收費緣何高到如此畸形的地步？
    當媒體爆出，北大每年的對外接待費相當于一個中等省份的規模，眾人無不在驚嘆之余，發出如此質問：“中國的高校到底有多少錢，可供這樣大肆揮霍？！”
    當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主任、博士生導師張鳴教授在其博客里怒斥，大學已經衙門化黑社會化幫派化。由此，有人對目前高校的管理體制產生質疑。
    而這次，高校受到眾人矚目的是其自身嚴峻的債務問題。
    當吉林大學在其網站上公開承認，該校現因陷入嚴峻的債務危機，而難以償還巨額貸款利息時，猶如一枚重磅炸彈迅速被引爆，一石擊起千層浪：“全國還有多少這樣的高校？誰能將其從這場危機中拯救出來？！誰又該對如今高校大面積的債務問題進行擔責？！解決高校債務危機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對此，本刊專訪了一直致力于教育財政領域問題研究的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袁連生。

                             不負責任的資金使用者

    《中國財富》：“2005年起，吉大每年要支付貸款利息多達1.5億至1.7億元，學校資金入不敷出的情況日趨嚴峻……為集思廣益，盡快解決財務困難，我們迫切需要向廣大師生征集具有建設性、操作性強的合理化建議。”吉林大學前不久將這樣一個債務難題拋給了該校師生，同時也拋給了社會。由此是否可以推測，高校的債務問題是否到了開始引爆的臨界點？
    袁連生：高校的債務大都是在2000年后形成的，很多借款的期限在5年左右，相當一部分開始到期，舉債較多的高校陸續感受到還本付息的壓力。由此，目前高校債務問題日益集中顯現。
    《中國財富》：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顯示，2005年以前，我國公辦高校向銀行貸款總額達1500億——2000億元，幾乎所有高校都有貸款。有部分業內人士認為，現實情況比這還要嚴重得多。您認為，為什么會存在如此大面積的負債額度？
    袁連生：高校的大量借款是1999年后連續擴招的結果。我國普通高校招生人數從1998年的108萬，增加到2005年的504萬，增長了367%；在校生從1998年的341萬增加到2005年的1562萬，增長了358%。幾乎所有的高校都成倍的增加了招生數和在校生數。為了滿足高速擴張的需要，高校必須大規模建設教學和生活設施。
    但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撥款遠遠不能滿足高校建設資金的需要。1998年預算內高等教育撥款為270億元，2005年增加到1046億元，增長了287%，但遠遠低于招生數和在校生數的增長幅度。雖然學費提高了不少，但學費畢竟只能彌補高校經費的一小部分。
    在政府撥款不足的情況，公立高校只能通過貸款來籌集建設資金，應對擴招后建設新校舍和增加設備的資金需要。這是幾乎所有公立高校都存在負債的主要原因。
    《中國財富》：為什么這些高校敢在已經虧欠巨額款項的情況下繼續貸？這種底氣何來？ 
    袁連生：公立高校的舉辦者是政府，雖然高校是事業法人，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六十一條規定，高等學校的舉辦者應當保證穩定的辦學經費來源。因此，政府對公立高校應該承擔財務責任。
    公立高校在借款的時候，自然會考慮到還款問題，但更多的高校會認為，政府是學校的舉辦者，擴招任務又是政府下達的，為此發生的債務責任政府當然會承擔。這是公立高校不怕債務壓身的主要原因。
    《中國財富》：與此同時，金融機構作為一個以贏利為主要目的的市場主體，為什么在明知這些高校已經開始陷入嚴重債務危機的情況下，還繼續放貸？難道他們沒有預料到可能導致的金融風險？
    袁連生：同樣的，從銀行的視角看，公立高校壞帳風險不大。第一，如上所述，政府對公立高校的債務承擔責任，政府是不會坐視公立高校被債務壓垮的；第二，公立高校的資產遠遠大于債務，如果真到了不能還本付息的地步，通過法律途徑強制高校變賣資產，是可以償還債務的。對銀行來說，給公立高校貸款是沒有太大風險的。
    《中國財富》：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把大學變成一個負責任的資金使用者？如何讓銀行成為負責任的資金借貸者？
    袁連生：到目前為止，我國的公立高校現在還不是真正的獨立辦學實體。一方面，無論是校長的產生還是招生數的確定，都是政府決定的。另一方面，因為政府沒有全面負擔高校的經費，而是讓其多渠道籌資，對高校的財務管理和監督沒有到位。再者，公立高校普遍沒有建立反映多方利益的董事會作為最高決策機構。
    在這種狀況下，要求公立高校變成一個對社會公眾負責任的資金使用者是不現實的。

                                擴招是直接誘因

   《中國財富》：一方面是高校逐年高漲的學費令眾多學生家庭不堪重負，教育消費已然成為民眾不堪承受之痛，另一方面是高校自身紛紛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兩者看似矛盾，為何同時發生？
    袁連生：擴招以后，高校學費確實大幅增加，對貧困學生的資助體系還不完善，使得部分家庭教育負擔沉重。但整體來說，學費加上政府的撥款還是不能滿足高校經費的需要，特別是不能滿足大量建設新校舍和購置設備的資金需要，出現債務也就不足為奇。
    《中國財富》：北京市海淀區政府日前提供的一份新聞材料指出：“據調查，北京大學每年的外事接待費相當于一個中等省份的規模，清華大學近幾年召開的國際會議年平均300-400 次。”您怎樣看待目前大學的行政成本控制狀況?長期以來，教育主管部門在對各大公辦公立學校的資金監管和操作使用情況有無明確具體的嚴格限定與限制，在監管力度上是怎樣的狀況？
    袁連生：如美國著名高等教育財政學者鮑文（Bowen）所指出的，非營利性高校支配性的目標是追求卓越、聲譽和影響力。為追求卓越、聲譽和影響力，高校需要花費的資金幾乎沒有止境，其結果就是高校成本的持續上升。行政成本是追求聲譽和影響力的付出，對高校來說很重要的。由于前面所談到的高校資金來源多樣化，政府對高校財務的約束和監督不很嚴格，以及沒有建立代表多方利益的董事會等原因，高校確實存在奢侈浪費的現象。
    《中國財富》：國內高校近年的急速擴張，有評論認為這是一次非理性的大躍進。此背后，眾多高校走入了“擴招——借貸擴建——再擴招還貸”這一怪圈。您怎樣看待擴招與巨額欠債之間的關系？
    袁連生：高校的巨額債務是擴招的直接后果。
    《中國財富》：曾想在教育產業化中分一杯羹的部分民辦高校因各種主客因素限制景況并不樂觀，一些已經關門。公辦高校在面臨巨額債務的情況下，將來會否面臨同樣倒閉的結局？
    袁連生：公立高校是否會倒閉，取決于政府。絕大多數公立高校資產遠遠大于負債，即使是償還債務有困難的高校，主要也是現金不足，不是資不抵債。政府作為主辦者，對公立高校承擔財務責任。因此，如果有一些高校出現不能還本付息的狀況，政府應該承擔債務責任。如果政府不承擔責任，可能會出現法院判決公立高校拍賣資產還債的現象，有的高校確實有可能倒閉。

                             建立董事會勢在必行

   《中國財富》：教育部部長周濟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部分高校‘破產說’言過其實，教育不會成為第二個國有企業。”大學即使不會破產，而債務卻在飛速增加。一旦風險引爆，就您看，災難殃及的會是誰？誰來承擔這個風險？該追究誰的責任?
    袁連生：我認為，高校負債問題雖然嚴重，但沒有到產生災難的程度。周部長說的有一定道理，高校的負債主要是用于購置土地和建設校舍的，形成的資產質量還是不錯的，資不抵債的學校很少很少。如果某些高校真的不能償還債務，即使政府不承擔責任，只要允許拍賣資產，銀行是沒有很大壞帳風險的。
    如果要追究公立高校債務責任的話，我認為政府應負主要責任，一是政府沒有提供足夠的資金，二是政府沒有負到監管責任。公立高校校長等主要負責人也應該承擔一定責任。因為目前對校長等決策者的外部制約不力，有些校長為了追求政績，在任期內大舉舉債建設，將還債責任留給后任和政府。
    《中國財富》：今年兩會期間，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在談到關于財政教育支出時表示，今年我國用于教育的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有可能會超過3%，根據國家財力的增長，會逐步向4%的目標推進。這個比例相對于目前高校正常運轉所需要的資金而言，是個什么概念？
    袁連生：我可以肯定，今年我國用于教育的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無望接近4%，能接近3.5%就是奇跡了。
   《中國財富》：如果財政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達到4%，會給高校目前的狀況帶來哪些變化？
    袁連生：若真如此，那我國教育財政狀況就能大大改善。
    2006年我國GDP總量約為21萬億元，財政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3%左右。2007年我國GDP總量應該能達到23萬億元，如果財政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達到4%，教育經費將增加2900億元左右，如果將其中25%用于高校，高校可以增加經費近725億元。不但可以緩解正常運轉資金的壓力，還可以用一部分來償還債務。
    《中國財富》：您認為，應該建立怎樣有效的高校債務防范機制?解決高校債務危機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袁連生：我認為，一是政府要承擔公立高校的財政責任，要根據政府財力的可能來確定招生數等事業發展目標，不能只要求高校增加招生，而不提供必要的財力支持。二是要改革高校治理結構，建立有人大代表、政府官員、校友、教師代表、學生代表等組成的代表多方利益的董事會作為公立高校的最高決策機構，負責招聘校長等學校的重大決策。三是要明確公立高校的財務責任。
    公立高校應該是以財政資金為主支持的公眾機構，其財務收支應該受人大和政府控制，不能獨立承擔財務責任，也不能享有重大投資和負債的財務決策權。要將公立高校全部收支納入規范的預算管理，并將公立高校預算納入相應的政府預算，接受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審核和監督。
    對于公立高校已有的債務，要由政府出面作出償債安排。政府要拿出一部分財政資金償還公立高校債務，還可以幫助高校通過土地等資產置換方式償還部分債務。高校自身也要盡量減少開支控制成本，以自有資金償還部分債務。
    （《環球視野》摘自2007年第5期《中國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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