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營經濟”的反人民立場，注定了其“不重生便消亡”的命運！
民營經濟即私有經濟，其本質是生產資料及剩余價值歸個別人或一小部分人所有，當下的私有制、合資企業和股份制企業均屬此列。
根據國內媒體的專業統計，民營經濟在注冊數量和稅收貢獻份額上已超過7成。于是，一些高校的學者，甚至能直接影響改革決策的“主流精英”都樂觀地認為：民營經濟將以“主力軍”身份主導中國社會的改革方針和發展方向。而且，相信了解內情的人肯定都感受到了，該“樂觀”帶著強烈的“不可抗拒”及“不容爭辯”的“強暴”色彩——大有不管民營經濟是否就是事實上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也不管這種格局的形成是否普遍性是“違法”行為在推動，反正“民營經濟當家作主”就這么定了。在這方面，一再要求 “黨靠邊站”、“原罪豁免”、“服務政府”、“國退民進”、“私有財產保護”、“民意不可取”、“革命不對”、“官員補償”、“私營企業主參政”和“金融資本速溶”等中央改革態度的張維迎、厲以寧和張曙光等學者類“主流精英”，深圳市市長許宗衡前不久前公開借輿論表明代表深圳市黨委和政府“高看民營經濟”、“放膽支持民營經濟”、“全力服務民營經濟”這一立場和態度，并揚言該“高看”是民族高度、歷史高度和“黨和政府大局”高度使然……如此等等，這些可以說就是最好的說明。
事實上真是這樣的嗎，“民營經濟”真的是理所當然的“中國經濟主力軍”，真的會主導未來的中國發展嗎？
我以為，這是一種忽略本質屬性，忽略人民根本與長遠利益良性發展需求，忽略改革中既存問題危險性，甚至忽略自身執行力的“政治狂囂”，同時也是一種妄圖摧毀百姓表征為“公共利益為先”這一社會主義信念的“強盜邏輯”與“野蠻行徑”。
為什么我會這樣認為呢？我們不妨來看看如下事實性分析。
中國民營經濟的內核是“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有制及資源運行規則是其核心，所有制又以“家族制”“友邦制”“股份制”三種形式為主要表現，資源運行規則有常規和非常規兩部分構成，以家族、宗族、行業、區域的逐級社會性是常規，“雇傭制”、“現代企業制度”、“運行成本”、“特權收益”和“剩余價值”是其主要價值構成要素。
客觀地說，“民營經濟”在中國得以發展，主要得益于短缺經濟狀態下社會各界尤其是當權一族的“松綁”要求，外在“時務”性、現實政治性和短視性的背景色彩一覽無遺，時代、民族和主要領導人泛化功利性特征無可非議。遍地綠燈下的“恢復式”自由發展，讓其因既有能量得以充分持續暴發而產生了一些實實在在的“經濟增長”性業績，然而其忽略時代和綜合環境資源的科學開發，忽略根本及長遠發展良性需求，以及其欠開放及規范的發展特點也同樣顯而易見，因而也為國家、民族和社會帶來了眾多危害，從而為自己寫下了行將“壽終就寢”的現實注腳。
“民營經濟”及其關聯生態文化和“走資”政治主張的“膨脹”，究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那些客觀上的變化及危害呢？
我們不妨由當前我們隨處可見的一些社會現象來進行描述和分析。首先，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老板已然充斥我們社會各層面的各個角落。他們已經成為中國這塊大陸上舉足輕重的一支經濟力量，也即將會成為一支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他們是當前中國土地“勞動熱情最高”的人，最富有的人，最活躍的人，但又是最不受人管、生活最奢華、最善變、欺詐工人和黑暗腐敗的事情干得最多的一批人。我曾到一些建立黨和工會組織的民營企業里去做過明察暗訪。那些企業里的黨委書記、工會主席，或黨支部書記，站在他們的老板面前。說得不好聽一點，幾乎跟兒子站在老子面前一樣，少有不唯唯諾諾的。至于那些明目張膽地拒絕建立黨團工會組織的老板就更不用說了：打開近十年各地紀檢委、反貪局的反貪檔案，你一定能發現每十起黨政干部犯下的大要案中，足有七八起會跟某些老板有關。這也難怪，在當今的中國，誰能一下就拿出幾十、幾百，甚至上千萬理金來購買權力為自己服務?只有一種人，那就是這些老板和包工頭。黨政干部一批又一批血淋淋地倒下，這只是結果（這些人也是罪有應得），從社會良性發展需要和事物內在規律角度來講，我們無疑還當從“結果形成機理”方面去發現并解決問題——否則，我們只會因忽略了“不去清源，哪來的河清有日？”這一名諺揭示的事物發展而白忙活，其理就如大學者朱熹說的“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另外，由“銀行壞帳”這一當前“主流精英”們為“民營經濟叫屈”慣用的借口，我們也能發現若干“問題”。首先，貸款額度最大和概率最高的房地產公司、保險公司、媒介集團、投資公司、實業集團目前還姓“國”的已經很少。其次，掛靠在“國營經濟成分”、“政務浪費”和“資產轉移”方面的那部分“壞帳”，也有很大原因是民營經濟的“非常規操作”所致。比如，國營經濟由于職工隊伍超編、家屬隊伍龐大、技術設備陳舊等歷史包袱較為沉重，參與“市場經濟競爭”的起點自然就很低，經不起“輕裝上陣”的“民營經濟成分”比價格、比闊綽、比無恥等折騰，結果則自然是為“業績差，但得確保安定團結”而不得不貸款。至于公車消費、非必須性基礎建設競賽浪費、貪污腐敗等“壞帳成分”，肯定有黨政建設不力的因素，但我們只要務實地追根溯源，我們還是不難發現此心痛局面的主客觀原因主要還是“民營經濟成分對社會人文及民族文化的摧殘和惡化”，比如：與國內走資勢力、國內外反華勢力勾結甚深且母于“資本主義社會人文”的“民營經濟成分”奢侈消費風潮，于貪污、腐敗和浪費攀比風潮的召喚力和主導力，就顯然不是一個因成長歷史尚短而必然欠成熟的“政黨”所能抗拒的——本質如此，“銀行壞帳中”其他或直接或間接被“民營企業家”們“豪奪”到手的額度和份額，于此就沒必要去深究了。
站在國際視野和唯物立場的高度來看“民營經濟勢力”一再膨脹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我們不得不承認其對表征為“政府制度力”和“黨員身心健康”的“政治”文化，以及對表征為“個人理想和追求”與“行為動機”的“民族文化”腐蝕、摧殘、破壞及顛覆力，是眾多“民族性危害”中的“重中之重”。
各界學者對“改革開放沿革”已公開的分析，近乎一致地表明：“民營經濟”從一開始其純潔度就突破了“國家公民經營”境地，目前眾多在職官員、“主流學者”或其等子女，都擁有較多“商業身份”、“股權”、“控股公司”或“無名法人全資公司”，“‘民營經濟一路高歌’時境外媒體贊聲總如潮水”以及“‘一提規范民營經濟’國內外反華勢力面目必猙獰”等事實，都證明了民營經濟的排頭兵多是原計劃經濟當權者或“權利關聯者”借“資產變更”、“父母官家族經營”、“參股式公權出租”、“國際性資產交易”培育起來的“經濟怪胎”。其黑道、白道 “如膠似漆”實態，則使其成了中國腐敗與反腐敗活動中最有力良的“幕后組織者”。近年來，十起腐敗大案，起碼有七八起，背后都有“超級大老板”在作祟，他們有的混進了官場，有的憑著手中的大把來路難明的錢財操縱著各級官員，讓中國上層社會想不污七八糟都沒辦法，讓一起稍微有點背景的案件想清白都無法清白。他們拿錢買當權者的良心、忠誠和話語權。有人為這些民企老板辯護說：他們這么做是不得已而為之，是因為目前體制上對民營企業不公平，沒有提供和國企同等的待遇。他們舉步維艱，不如此就不可能發展自己的企業，不能發展中國的民營經濟。如果這樣的說法是合理的話，那么腐敗分子也有同樣的理由來為自己開脫?。何夜ぷ鬟@么辛苦，為國家的發展（包括民企的發展）做了那么大的貢獻，而我的月工資卻只有一兩千、兩三千元，有的甚至更少?！案锩睅资?，月收入還不及自己剛大學畢業、在外資或合資企業工作的兒女——而我只要點點頭，簽個字，那些老板就可以從中賺上幾十、幾百萬，甚至幾千萬。我從他們那兒拿一點“辛苦費”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況且我拿的又不是國家的錢、老百姓的錢，是那些“老板們”的錢。他們的錢不拿白不拿嘛。在渡過了艱難的原始積累階段后。尤其是近些年一大批千萬億萬富翁“突然涌現”后，這些“大富豪”拿個幾十萬幾百萬甚至一兩千萬“收購”一個或數個數十個當權者的“良心”、“忠誠”和“話語權”更是“得心應手”，在這種情勢下一個月收入只有幾千元的官員在幾十萬幾百萬的現金面前真正做到眼不紅、心不跳、氣不喘，完全不動搖，如非具備百煉成金的道行和根底又怎能幸免呢——誰叫他們生在一個由名為“民營企業家”實為“壟斷資本家”或“超級大富豪”主導的轉型時期呢？
此外，關于中國民營經濟現狀真實，我還想說由于“不講究規則”和“無規則可尋”是其成長過程的主導文化背景，“基礎需求”是其初始化市場環境——不按經濟規律和社會規律出牌、輕視包括經濟規律在內的所有一切知識、理論、人才、環境親和和其他無形化智能資源，則是其最為本質的運行特征，以致現在中國加入WTO之后，面對新的市場環境特質和競爭形式，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價格比別人低的多都無法正常運轉，相當一部分企業由于宣傳投入大而風光無比但卻同樣面臨著“頃刻間便會消失”的威脅，更甚至有部分企業目前由于介入暗箱操作成了今日“區域龍頭”，但由于其運作價值和市場價值的確實“空虛”其“規?；删汀睍r刻都可能成為社會不良資產——至于其中的更深層原因，則是因為中國民營經濟沒能吸取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的“必然性”教訓，因而沒能擁有“持續良性發展”的環境土壤，從而因缺乏同步時代、環境的科學理論指導致使其等順風順水時確立的運作規則和價值理念，在矛盾、困難來臨時顯示出了客觀性的欠健康。
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由于缺乏堪以滿足時代及新市場環境要求所必須的客觀、開放、責任和公益精神，進而背離了民族的期望和百姓的生存與發展渴望，只能“孤軍作戰”的中國民營經濟目前已經面臨如山一般巨大，也如鋼鐵一般現實的困境——因為關聯人士在借“暴利”而成為“既得利益者”、“人民利益殺手”和“民族公敵”的過程中，自行將生存與發展所必須的環境良性顛覆成了“支離破碎”。生產關系科學性、環保意識、社會責任意識、人文良性維護和“親和力建設”等健康機理本不該有的“缺失”，以及對資源浪費、環境惡化及惡性競爭等本不該有的放縱，目前已然成為表征為“惟利是圖”、“投機倒把”和“不擇手段”等泛化事實，就是最好的說明。
所以說，中國民營經濟近些年必將“涅盤”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因“經濟危機”無可避除的必然。
二、“國營經濟”與“民營經濟”并舉的“現代企業制度”方針將夭折于民意
中國的改革是在“市場化”這一基本方針，“仿西方”思路及模型下運行的，“法理先導”是其基本思路，起源于美國哈佛大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其基本方針，應急于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誕生的“國家資本主義”論者“JM凱恩斯”是中國主張市場化的“主流經濟學家”們鼻祖。這些“主流經濟學家”包括吳敬璉、厲以寧、張維迎、張曙光和樊綱等。
認真觀察中國“仿西方”式“市場化”改革運行后的世界局勢變化，美國每四年一次的跨國界、跨地區侵略戰爭，說明了“國家資本主義”已經無以為繼?？赡苁巧鲜隽_列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看到了這點，也許是他們還有其他關聯國內外“中國市場化”改革支持者、境外贊助者和改革顧問團切身利益的想法，中國最終沒有走強調“政府管理至上”的“國家資本主義”道路，而是舉起了強調“無執政黨意志”和“政府不管理只服務”的“自由市場化”路線。
由當前民營企業、國營企業在他們“自由市場化”路線的支持下，高舉“現代企業制度”旗幟的快速改革步伐的若干表現來看，他們的這條路也是走不通的。這不僅僅是“執政黨和政府不可能任由沒有責任能力的‘改革家’自由發揮”這一“政治責任原則和民族覺悟”上走不通，其遍地都是因貧富分化、信仰迷失、階級對立、民生惡性、公共利益惡性等“自由市場化”類病灶愈顯“極端”而凸顯出來的問題和危害，就說明了他們從經濟要素發展邏輯和社會規律支撐的“經濟技術”層面上也是走不通的。
更為具體的，則請諸君詳看以下分析。
國營經濟在取向“現代企業制度”的改制過程中，因為強行扼殺工人階級主人公地位、經濟生活民主及公平爭取權利，蠻橫扭曲企業覆蓋區域內百姓“公共利益至上”的價值觀，無形中促成了以既得利益集團為事實性主體的改革者與民眾之間的諸多“對立面”、“沖突點”和“矛盾性”，從而使改革獲得的支持僅限于既得利益集團的“以死相博”和“以死相脅”，其前進的步伐可謂“十分艱難”，其成效即便不是負數也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其理，就如同前些時日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在其《中國改革的經驗教訓》一文中所形容之：在“窮廟富方丈”的同時讓工人空手“下崗”，或者強迫工人出錢為“窮廟”填補窟窿，再或把“窮廟”粉刷一下上市騙錢，都會造成嚴重的不公正。
體現“現代企業制度‘惡性’”的事實性案例，由于已近乎“全民同感”而數不勝數，且依舊每天都還在發生著，故不再枚舉。其外，“現代企業制度”文化背景、機理和規則等內涵也充分印證了如上描述的事實性，以及本文論斷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實用主義人文驅動的“效率、效能至上”意識形態是“現代化企業”的理念根基，“哈佛大學”是該機制的規則母體。其特征可歸結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特征對應的組織制度和管理制度，組織制度由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人等層級文化構成，管理制度包括計劃管理、生產管理、質量管理，財務管理、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規章制度——“既能夠高效運轉，又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便是其建制目的。
很顯然，“現代企業制度”從宗旨上是維護“以企業個體利潤為天職”（或者干脆說是“惟利是圖”）和“擁有競爭優勢”的既得利益級“主流精英”們的。其與社會主義制度要求的“公共利益為先”，以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提倡的“以人為本”和“共享改革成本”等主張都是背道而弛的。因為“職業經理人”、“企業家”、“股東”、“公權出租者”和“集體、國有資產等公共利益出賣者”為“價值最大化方向”的“技術模型”，決定了其將進一步擴大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進一步地破壞甚至扼殺“階級之間的公平可能”，進一步地摧殘甚至顛覆制度支撐的“公正現實性”。
民營經濟與國營經濟是當前中國經濟的兩大“事實性成分”。所以，由于高舉“現代企業制度”中國經濟因受制于“效率奢望”理念牽引的“必然野蠻”、“強迫服從”和“資源掠奪”技術策略，兩者對應于“市場經濟制度”的名為“交易成本”實為“激進改革成本”都一定會“很高”——而且，照目前高喊“堅持市場經濟改革不動搖”這一政府認識與覺悟來看，其改革成本還會“越來越高”。
也正因此，我于此愿意負全責地宣言：中國經濟照目前明顯偏向“自由化市場經濟”的理念、思路、方針和政策實態發展下去，不久將必然會面臨“滅頂之災”極悲情。其悲劇邏輯則是：由于生命意旨已在事實上嚴重背離了廣大勞動人民之根本和長遠需要，其表面上看是為“應對全球一體化競爭要求”，實際上是為“更快速度地借政策性‘資產轉移’充實既得利益階層實力”既行的“現代化企業建制”方針肯定會于近期“夭折于民意”。因為他們如此而為，肯定會通過增加下崗人員、提高個人所得稅收、提高個人應繳福利金額度、提高通貨膨脹率、提高民眾貸款利息、提高住房價格、提高教育費用、提高醫療價格等方式體現于“弱勢群體負擔的加重”，結果則是發生在工人和農民身上的“負債率”愈發驚人，從而促使中國社會不得不在民族覺醒的過程中逐步升溫一場反思改革的大熱潮——其結果則肯定會使中國社會的“穩定”從此成為泡影（只是其究竟是“福”還是“禍”因為涉及眾多不確定因素誰也無法預知）。與此同時，大規模的改革反思肯定會讓人們認識到：“官商勾結”、“內外勾結”、“金融資本相狼狽”、“減低工人和農民福利”、“既得利益階層政策性優待”，以及借助稅收、管理費、剝削與變相剝削、欺詐與變相欺詐、流毒和壓迫等形式向工人和農民“過度索取”，確實是當前中國社會絕大部分“既得利益”和“存量資產”的運動邏輯，也是廣大勞動人民日趨貧困的根源。
那么，中國社會又想在“安定團結”的局面下，邁向真正意義上的“持續與良性發展之路”，其下一步可取的出路何在呢？
我們不妨來就中國的現實國情做一盡可能全面和客觀的分析。
對國際局勢及國內格局有初步認識的人一定知道：中國現在的國際形象仍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其實質卻和形象大相徑庭。雇傭制、剩余價值、資本家和市場經濟制度、壟斷級資本家參政等相形“資本主義社會體制”要素的齊全，已足以說明一切。
難存個人私心地指明這一切，顯得我多少有些類似于“皇帝的新裝”童話中的無知孩童，但為了闡明一些比個人掉腦袋更為可怕，但卻于中國社會良性而言實屬必須的事實，我卻不能不繼續實話實說：在“反帝國主義”的共產主義志向明確前，中國目前面臨著尤其可怕的“帝國主義”傾向。因為雖然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博弈階段，公知世界的“不稱霸”言論也還在反復強調，但多年的備戰累積已使中國在事實上成了軍事強國，市場經濟的深化已經讓中國面臨了比晚清時期“八國聯軍”共同瓜分中國市場更甚的再發展壓力，資本主義人文瘋狂洶涌激越的貪欲加劇的腐敗、貧富差距、權益落差、剝削程度和病態消費——則不僅讓中國原本緊缺的資源更加緊缺了，也把中國的勞動人民逼到了“要么向勞動者價值良性方向改革，要么革命”的境地……如此等等，這些活生生且幾近公知的國情現實，都在逼使中國挺身“帝國主義”或即刻啟動“反帝國主義”的共產主義征程。中國政府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不得不把“創建節約型社會”當作基本國策，按照“社會主義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援助非洲依然被西方國家尤其是帝國主義國家冠之“新殖民主義者”，則更是一覽無遺地表明了歷經長期備戰的中國已然在難容遲緩的“帝國主義”道路或“反帝國主義”的共產主義征程面前面臨巨大壓力。于此，國家外交部發言人前不久公開指責尼泊爾的無產階級黨派（對方已自稱號稱“毛主義”共產黨）這一明顯違逆“把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解放全世界勞動人民”這一“共產主義”文明的“欠成熟政治行為”，就充分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之于國際局勢的復雜性和“或‘帝國主義’或由‘反帝國主義’步入共產主義征程”選擇前的“艱難”。
與此同時，從尊重現實國情的唯物主義立場出發，我們也已能較為容易地看到：中國經濟目前已無以為繼續。
中國目前的現實國情，具有如下特點：
一、戰略隱患顯然。全球經濟相連的外來投資與出口增長，外資依賴及出口依賴度過高則勢必侵蝕國家發展主動性，甚至危及國家安全。故其本身存在不可持續性。促成這一特性的主要原因，在于外資來源及貿易逆差承受國大多是西方發達國家，他們的政治制度、價值觀和國家利益模型，與我國人民渴求的"社會主義"存在短期內根本無法調和的沖突。
二、金融良性存在巨大威脅。銀行系統所背負之沉重壞帳的形成過程固然加大了國內投資，但這卻將打擊國民信心、增加國民負擔或抬高物價，進而抑制國內消費。政府大規模地啟動基礎建設項目，尤其是各地方政府展開的基礎設施競賽，固然從產業循環角度帶動了各行各業的發展，但其實際價值度過低的特性則等于是在對金融系統的雪上加霜。
三、經濟方針科學性差。當前的經濟方針集中表現在國家性基礎建設投入、外資利用、外貿創匯，而這些不僅存在無法持續的裂痕，而且舍本逐末的意味尤其明顯：其一，外資大量涌入及國家基礎建設投入構成的大量資本投資，將導致兩極分化、貧富差距加大、買辦與腐敗橫行；其二，廉價且大量的青年勞動力之存在，無形之中會助長資本家的狼性，無止境的剝削加劇與身心危害則勢必會將社會導向混亂；其三，目前中國制造業占52%（主體為中等復雜程度及低等復雜程度的低價品生產，高附加值產品制造由外資主導），生產著世界上75%的玩具，58%的服裝，29%的手機。服務業占40.7%，農業占7.3%，截止今日外匯儲備約為8536億美元，每年有600億—70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涌入，同時涌入中國的還有若干“高級大米”、“高級水果”等其他價格肯定昂貴的農作物。由此可見，中國近些年來導致貧富分化差距愈大和人文惡化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界定下的低端工業、寄生業支撐的服務業建設和培育做了不少，而利于貧富差距縮小、國力根基扎實化和人文優化的新型農業、健康服務業——尤其是標志文明的“非雇傭制”類經濟模型的培育和建設方面的重視度和投入力卻十分之有限。
所以，由于要應對開放競爭，中國政府必須啟動的工作便是新型農業、健康服務業和“非雇傭制”經濟模型的培育和建設，以及時優化經濟結構和促良社會人文。與此同時，國企組織改革的必要性固然無可非議，但怎么改還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如果要想趁私營化引起的勞動市場混亂再去打"加大下崗力度"的算盤，則必屬愚昧之舉。因為經濟問題轉向社會問題后只會引來更大壓力。更因為1997--2003年已經產生的2300萬下崗大軍，已經讓中國貧困戶數量實現了暴漲。
四、發展壓力難以消化。未來10年，中國每年有2400萬人首次進入勞務市場，只有一半人能找到工作。大于50%的投機商人之比例，以及金融與資本的融合速率，則勢必會增加國民的舉債幾率及加重底層社會貧困程度--學習費用、資格證、語言費用、醫療費用，以及“勞動力轉成過渡期間”的食宿、交通和水土不符克服費用構成的流動成本，都將成為新時期的一般性國民負擔。在社會福利系統明顯不夠龐大和健全，尤其是農村醫療制度、費用、設施、質量和條件均極為缺少的今天，經常導致社會緊張之不平等現象得以彌合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五、現狀促良壓力巨大。約2億民工，6000萬災民，7500萬以上農村貧困人口，1.4億退休職工，6000萬殘疾人。約2億的失業大軍。國企虧損嚴重，銀行系統壞帳高達40%，而注冊公司超過1000萬家以上，資產在100萬美元以上的中國人則大約有23萬，45%財富掌握在10%人手中，最富有的40名中國人擁有260億美元財富。
以上關于中國現實國情的宏觀與微觀刻繪，均說明了“在現有制度和文化基礎上，促良現狀是幾乎沒有可能做到的。”，因為其必然將會涉及存量資產和增量資產分配規則調整、政治地位及權力結構調整意味的階級劃分等實際問題，而這些都難免會引發一些可能過激的沖突?？梢赃@么說，中國目前面臨的國際和國內局勢，均預示中國要么走“帝國主義”要么走“反帝國主義”的共產主義道路的現實性幾乎不容抗拒?？梢钥隙ǖ氖?，中國走“帝國主義”道路是因“反人類文明規程”而肯定錯誤和愚蠢的。姑且不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后期階段，也是資本主義制度下軍事強國的必經之路——因為充當資本主義統治階級和既得利益階層的資本家的利益擴張欲望是無止境的，而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的資源卻是有限的。所以，借以‘資源掠奪’為目的的戰爭與冷戰強行擴大發展空間，成了資本主義制度下軍事強國擴大自身利益之為數不多的選擇，盡管這最終的結果是‘自取滅亡’?！边@一馬克思觀點正確度幾何暫且不議，由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帝國主義國家近半個世紀來的歷程我們也能清晰地看到“帝國主義”的必然且致命危害性：戰爭性資源掠奪，軍工、毒品、色情、強制性技術標準、資本、游戲規則、超級血汗工廠等“霸權”和“反人類”型巨毒產業的暴利，按理說足以支持其等的自身發展良性需要了，然而“經濟危機”卻始終在與它們“形影相隨”著。
所以，基于中國是“一個底層社會人口占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這一實情，鑒于“帝國主義國家性質決定的軍備費用和軍工產業發展支出節節攀升特性，是肯定會因逼使底層社會群體生存愈發艱難而內亂的，戰事期間大資本家外逃及采用變相索取軍備費用補償而加重底層社會生活負擔的悲情結果，則足以摧毀一個國家、民族甚至全人類”這一唯物邏輯的顯然，在帝國主義傾向確實已成為“中國社會近在尺的劇毒餡餅”的今天，通過疏通其發展機理來將其導向良性，進而借遏止其的惡化來為自身贏得良性成長空間，中國經濟已經到了借助明顯更趨科學和文明的，以“非雇傭制”生產組織方式為標志的“共產主義經濟社區”發展模型宣言“非共產主義不可” 的時候了。因為中國的發展經驗和世界格局及其發展態勢均明確地指出了：只有共產主義實踐競賽才能發展中國——也只有“共產主義經濟社區”才是最切合實際也最能滿足其持續良性發展需要的民族復興之路！
以上個人觀點，絕大部分是建立在可經核實的事實與數據基礎上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因規律論證而略顯“主觀”的論述。當然，別有用心的人仍然可以認為我“中了‘馬列主義毒’”，是在胡言亂語，但我想告訴大家：如果你們這樣認為，那你們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其確實是宏觀與微觀并舉的現實國情寫生——將之對應到中國社會業已根深蒂固的“社會主義”制度文化和民眾愿望，更是栩栩如生。
首先，國有經濟改制相形帝國主義壟斷資本橫行無阻態勢難盡人意的效應累積，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引進后私有經濟的欠規則與欠健康發展，尤其是資本主義極其腐朽與反動之生活文化在中國社會的泛濫，殘暴地踐踏和扭曲了中華民族的人格文化和國際形象，致使不少意志相對薄弱的黨內外人士之世界觀和價值觀，也在不同程度上發生了病變，進而驅使相當大一部分社會勞動者，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指引的中國社會未來的信心和熱情大減；其次，共產主義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備、最進步、最合理的社會制度，馬克思宇宙觀是其內涵，“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是其文明標志，高度自覺勞動態度和勞動紀律是其基本特征和實現條件。作為共產主義制度低級階段，社會主義通過生產力提高取得極大豐富的社會產品，造就大批全面發展的勞動者，以及借過程總結以提煉制度資產完成共產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之后，過渡到共產主義制度的條件也就基本完備了。將之對應到我國的實際就是：在當前消費品明顯過剩的情況下，通過調節社會資源來幫助處于簡單加工作業狀態的低級工人和自然農耕狀態的農民全面發展，并在涉及的相關革新過程中不斷總結和提煉新的制度知識——這就是我國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明智之路。
也正因此，在民族凝聚力迫切需要增強，急待借有效打擊反動及敵對勢力實現勞動力熱情重燃的背景彰顯下，轉型至共產主義理所當然地成了社會主義中國在帝國主義勢力夾擊下的最好歸屬。及時啟動“共產主義”這一社會理想的認識深化、實踐、創新和成果價值管理，也就因此而自然地成了社會主義中國在現今基礎上向前發展的最佳出路與最大時務，以借中華兒女之于國家及民族前途之后顧之憂的全面消除，及時提升的民族凝聚力和和勞動熱情，并由此實現最小限度地減少活勞動與物化勞動的浪費，同時也最大限度地提升社會效能，從而全面促成并確保社會主義中國的健康、持續和良性發展，進而為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和人類利益做出應有且巨大的貢獻。如此論斷，更為深刻且現實的理由則是：轉型共產主義所意味的時代更進一步，不僅是中國不甘被資本家奴役的廣大勞動人民的基本心愿，也是已取得半個多世紀實踐經驗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直面世界格局所必須的最基本尊嚴。因為只有這樣，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才能有理由、信心、勇氣和必要去正視自己的國際身份，才敢去面對對應新時期國民經濟建設和精神文明良性發展需要的各項具體任務，才能在聚焦先進、楷模、標兵和示范集體等積極人文的角逐中——因主動且明確之“揚優除劣”社會意識的普及，實現生產力提高和人文優化，進而贏得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雙豐收”格局。
與此同時，由帝國主義病毒于全球范圍內的長時期發作及惡化而促成的斑駁時局，伴隨“和平演變”這一堪言資本主義體制最后瘋狂而逐步深化的中國社會轉型時期，逐步顯現出來的資源掠奪、經濟制裁、官僚橫生和剝削橫行等社會病毒，以及由此給社會主義中國廣大勞動人民帶來的恐慌和痛苦，也強有力地說明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有在“共產主義”這一人類最為崇高的社會理想的切實指引下，進行大力且有效的健全、完善和更進一步地創新和實踐深化，才能確保無隱患地逐步將中國社會引向光明?；蛘哒f，在當今的社會背景下，只有“共產主義”信念的重燃，才能從根本上扭轉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頹勢，從而迅速且有效地將中國人民及全世界愛和和平的廣大窮苦人民從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官僚資本和國內新興資產階級的“新時期中國三座大山”的重重壓迫下解救出來。
四、“共產主義經濟社區”建設競賽，是21世紀中國經濟持續良性發展的基本保障
如上章節已充分論證了，此前的“法理先導”思路及相關做法是尤其錯誤的，民營經濟和國營經濟在“自由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等“反人民利益良性”的方針政策主導下，在現有社會實情表征的“人民力量決定未來”的規則彰顯下已無出路，從而必須走承啟于“反帝國主義”的“共產主義征程”路線（至于是否切實和可取，諸君不妨參照相關附文去作些必要的考證）。于此，目前啟動相關實踐的必要性也就十分明顯了。
談到“共產主義實踐”的現實化運行，我從條件可滿足性、成本合適性、發展有序性、效用可彰性等行為價值影響因素角度，認為“共產主義經濟社區”是共產主義實踐的相對最優化模型。
“共產主義經濟社區”實踐模型即時啟動的科學性，則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
一、條件可滿足性：
“共產主義經濟社區”相對最容易實現，只需要國家成立一個簡約型的“共產主義實踐辦公室”類指導和管理機構，對“共產主義經濟社區”籌劃規則與實踐技術進行宣傳、推廣和調控，從政策和組織能力角度對資質合格的準實踐機構進行批準、鼓勵和幫助，對條件欠完善的準實踐機構進行引導、教育和促進，同時對其中的惡性及投機分子加以控制及懲處。
二、成本合適性：
“共產主義經濟社區”主要依賴于創辦者自身的經營資源、發展能力和業務結構力來完成實踐，只需中央一紙“扶持‘共產主義經濟社區’實踐事業”類文件等基本資源支持，而不需調用象建一個“經濟特區”那樣動則“上百億”的國家建設資金，也不需要因此而調節積累與消費比例，又或者強行引發“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制度爭端。
三、發展有序性：
“共產主義經濟社區”有明確的籌劃規則與實踐技術規范，針對的是企業個體，且實行的是綜合評審與特許制度，沒有任何可能會出現改革開放早期成立經濟特區那陣——人員與機構從四面八方涌來而無法控制的局面。
四、效用可彰性：
“共產主義經濟社區”的實踐肯定也會存在流產與實現兩種結果，但由于被批準實踐企業綜合資質條件尤其是人文條件的必然趨良與領先特性，無論出現哪種結果對社會來說貢獻的都定是積極、健康和良性。比如，實踐流產會貢獻出大量經驗和教訓類啟示，圓滿實現會鼓舞人心和帶動后進。這樣，就能確保無隱患且快速地將“共產主義實踐”這一人類最美好的社會理想和經典人文，逐步輻射到各區域并滲透到社會各層面，最終借人文優化力和生產力的穩步提高促成共產主義在全社會的實現。
關于共產主義經濟社區的建設原理及創立科學理論依據，我們可這樣幾個方面來展開闡述。
一、物質基礎
任何一種社會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建立與發展，都必須依賴一定的物質基礎。即：必須擁有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改良自身和援助社會的生產能力、生產形式和生產手段，以實現物質資料的生產、供應、調配、補給及其循環。
在這點上，由于“共產主義經濟社區”首先是一個以“獨立經濟實體”為存在形式的社會性生產機構，其必要的啟動資金、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便為其發展奠定了最為基本的物質基礎。其之于世界市場的開放競爭構想以及發展所必須的立足能力，便決定了其不僅要擁有相對時尚和科學的生產工具，還要有足以應對外部社會和內部組織之間各類沖突及突發事件的應變手段與能力，其中必然包括清晰、系統和明確的系列行為準則與資源管理制度，以保證在特定時間內完成對必要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組織與分工，從而實現社會生產的持續。
當然，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最高級的社會形式，創建共產主義經濟社區所需的物質基礎，光是一個“合格標準”的企業肯定還是不夠的。所以，本著創造歷史最高生產效率與生產能力的共產主義物質基礎狀態，擁有“共產主義經濟社區”實踐理想的企業還必須滿足這樣三個條件：一是擁有能吸引開放社會優秀人士的價值文化；二是擁有能回避“雇傭制度”的勞動力組織方式及手段；三是能通過勞動力組織活動的實施使企業物質基礎得到全面且必要改善。
二、物質利益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利益分配方式，是共產主義社會的主體特征與實現標志。因此，擁有“共產主義經濟社區”實踐理想的企業，在啟動實踐之前還必須擁有這樣三個條件：一是指向自律且符合人性全面滿足要求的價值文化體系；二是擁有最利于勞動力自我發揮的機制及氛圍；三是物質生產資料的儲備豐富度，以及生產、供應、調配、補給的循環體系與能力達到社會各界及內部成員的“期望狀態”。如此，其物質利益才能擁有實現保障。
從“共產主義經濟社區”物質利益的三個滿足條件來看，第一項無疑是最為主要的。因為其直接決定第二項和第三項的價值度和現實可成立性，因此她可以說是后兩者的實現保障和成立前提。當然，第二者和第三者的作用也是尤為顯見和重要的，只是她們的作用相對要比第一項滯后些。比如，第二項需要在勞動者充分認同第一項后，才能有機會也可以發揮作用，第三項則是在前兩項發生現實轉移后才有機會發揮其作用，并通過充分的物質滿足和文化滿足持續三者之間的有機循環。
三、業務結構
“共產主義經濟社區”雖然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定區域社會，但作為一項社會性實踐，它還是必須涵蓋所有的人性需求面的。否則，其斷然會因社區外部社會不間斷且發生特點難存規律的干擾與影響而無法持續，其實踐自然也就只能在實質上流產了。所以，大凡企事業單位要想發展成為“共產主義經濟社區”，其不僅必須擁有足以滿足主要社會功能的內部業務結構，對于特定階段尤其是起步階段內自身無法滿足的社會功能，還必須有相對獨立且秩序基本可控的中間性業務結構。
在“共產主義經濟社區”業務結構的籌劃與建設方面，由于其需要在實質上實現基本的社會功能，所以其也應涵蓋法定社會經濟結構的常規要素，只是微觀到企業后其稱謂自然也會發生一些變化，其組織流程也自然要短些。尤其是因為少了內部交易的所有環節，一個人在其中的行為總和可能就只有一紙自身借簽名以賴識別的記錄，以及習慣性的個人定期行為報表。比如，通常在國家級社會中身為經濟結構主要元素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投資結構、組織結構、積累與消費結構等等，在“共產主義經濟社區”業務結構中就相應地變成了服務類目結構、工作行為結構、內援行為結構、社區結構、外援行為與生活方式結構等等。
當然，由于不同個體及同一個體在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仍然會存在個性特征，以上業務結構自然還存在細分或多次細分的必要，只是由于其肯定趨向社區價值文化對應的種種特征——即一般不可能與業務結構形成矛盾或沖突，故而沒有必要在這里多說了。
四、價值管理
“共產主義經濟社區”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社區”，她必須體現卓越的生產效率與生產能力的效益特性，而且其在同一時期也必然存在不同年齡階段、不同社區生涯階段、不同勞動性質和不同人本條件的多個類別群體，以及還必須介入社區外開放社會的市場競爭，因此也要管理。只是，由于其業務結構清晰且獨立地分成了內部業務結構和中間業務結構，加之社區里的人都具有共同的價值準則、社會目標與情操，其間的管理省卻了支付與收入的分歧及磨合，而集中在了中間業務結構的財政記錄和分析方面，從而使得整個社區的價值管理工作主要側重于中間業務結構部分。比如，社區成員需要消費，由于這屬于內部業務結構中的業務，去離自己最近的供應點拿取后，拿了后在上面簽字并注明拿走數量便可以了。即便真的無法滿足，也只需要留言加以說明就行了。
至于中間業務結構的價值管理也同樣簡單。責任人不用去考慮什么成本、價格、利潤和個人收入什么的，在她去從事一項具價值業務前，其涉及的所有價值關系便已由中間業務結構范疇內人員完成計算和論證了，其只需要明確自己該做什么及該怎么做就行了——其間唯一與自己存在價值責任關系的“個人收入部分”，一般也是不可能出錯的，即便錯了也可以隨時得到調整，更何況每筆內部性收入與支出都會有自己自覺性促成的簽名確認。
依上論述， “共產主義經濟社區”建設行動個案也就成了一項由國家法律、法規和自身章程約束下的“經營行為”，承啟于當前國際和國內環境時態的“非雇傭制”制度力和輿論力，以及“共產主義經濟社區”政策力和文化張力則成了其或良或惡的杠桿——這就好如“深圳特區”的沿革一樣，如果沒有鼓勵“雇傭制”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的政策支持，沒有以百億計的國家建設基金支持，中國也就不會有深圳、市場經濟和工業規模一樣。
當然，由于“共產主義經濟社區”本身就是一項系統性實踐科學，其實現邏輯及機理肯定也涉及一些相對高端、系統和深刻的智識及學問。故在具體施行前，還需結合實際情況針對性地制定相關政策或章程。
經濟及人文分析員
“英雄在線”（www.cnhelper.com）總主持：彭忠義
2007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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