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麗云之死的法社會學追問

　　最近，北京醫院發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孕婦李麗云因為同居的關系人拒絕簽字而死于醫生的眼皮底下。人們關注的目光集中在關系人肖志軍身上，而忘記了那個由于社會本身的問題而不幸早夭的22歲女子及其腹中的另一條與這個世界“擦肩而過”的生命。

　　肖志軍有沒有罪？盡管我對他十分同情，但是，我認為他還是構成犯罪，我們不能因為他現在的困境而忘記了死者，他對死者有罪。至于醫院，它的責任是再清楚不過的。從實在法上來說，《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的“簽字”是有例外的：“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況時，經治醫師應當提出醫療處置方案，在取得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被授權負責人員的批準后實施。”什么是“其他特殊情況”？人要死了，關系人不肯簽字，還不特殊？有媒體稱，“醫院緊急上報北京市衛生系統的各級領導，得到的指示為：如果家屬不簽字，不得進行手術。”如果此情節屬實，則行政主管部門將承擔責任。從法律原則來說，生命處于危急之中時，生命當成為第一法律。我的關注的不是上述問題，而是造成這一悲劇的原因。

　　這一悲劇其實不是個別的，只是這一事件發生在北京，而死亡的又是年輕的產婦，才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在農村，有多少病情并不嚴重的人，因為家屬的“拒絕”而導致死亡的？只要有良心的人都知道這是個天文數字。為什么會造成如此嚴重的漠視生命的現象？坦率地說，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貧困。我們的醫療技術已經現代化，但是，貧困的“前現代社會”無法承擔現代醫療負擔。因此，消極的任其自生自滅的“不作為殺人”就被社會接受為正當：法律不能令為不能為之事，我付不起醫療費，我的親人不回家等死怎么辦？但是，這不是唯一的原因，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社會的、法律的。

　　直接原因是醫患關系的惡化，這一現象直接導致醫患雙方的不信任。肖志軍對醫院不信任，他一直認定李不需要手術，只是感冒而已，直到現在，他都認為醫院在謀害李麗云——這當然是在精神受到重大刺激以后產生的非正常判斷。如果信任醫院，就不會有此舉。肖此舉不是沒有根據的，現在醫院小病大治、沒病亂治只為錢的現象不是個別的。一位醫生告訴我，他的親戚偶感腹痛，醫院說闌尾炎，需要馬上手術，他知道后說，不要動，先由我來看看，結果他診斷根本不是，吃幾粒藥片就好了。某資深醫生告訴我，某大醫院的放射科，只要是腫瘤，都說要化療，其實，化療對許多腫瘤患者并不適應。結果連科主任都自嘲放射科是“賺錢科”、“死亡科”。至于不必要的“CT”等檢查更是家常便飯，而高得離譜的檢查費都是醫院說了算。至于醫院對患者的不信任那更不用說了，如果醫院相信病家是講道理的，它不害怕無理取鬧，則醫院早已動手術，之所以取如此非人道做法，一個重要原因還是錢：規避風險。醫院之所以“能”如此，一個重要的原因也是“公有制”，在此制下沒有競爭。當然，由于醫院服務具有的公共性及其醫患雙方的不平等，如果在醫院私有制下如果沒有競爭可能問題更為嚴重。所以法律必須對醫院“嚴管”。

　　近年來，醫患關系趨向于“暴力化”。坦率地說，這是因為法律對醫院的袒護所造成的。多少年來，醫院是“準國家機關”，它自己是醫療合同的一方，同時，它又是事實上的醫患糾紛的裁決者。長期以來，醫療事故的鑒定者其實就是醫家，許多的醫療事故都被掩蓋，病家之曲不得伸，積怨甚深。一旦鬧到訴訟，不但成本太高，病家取證太難；更由于醫院是權力體系的一部分，它與法官有種種說不清的關系，公正審判存在制度性障礙，病家勝訴無望。因此，病家利益維護的唯一的辦法幾乎就是鬧，“鬧而勝”，不鬧就只有吃虧。而鬧不“和諧”，錯又在病家。難怪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個專門的職業“醫鬧”，只要出現醫患糾紛，他們就以“家屬”的身份出現在醫院。這告訴我們，醫患關系已經嚴重地溢出了法律之外。這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過分偏袒的法律不被人民所承認”的樣板。

　　這一矛盾被另一個因素激化了：醫療職業的整體性腐敗。現在，不收紅包的醫生大概很少見了，除非那些實在沒有本事的醫生。醫生一收紅包，醫生在病家眼中的人格就被貶低了，他的可信度就降低了，一旦發生糾紛，這種怨氣就一下子發泄出來，激化了矛盾。
如果我們要問，醫生行業為什么如此腐敗？甚至醫生本身成為一個“高風險”的職業？據調查，現在大部分的醫生不主張自己的后代做醫生，這是耐人尋味的，這表明醫生行業已經失去了自尊。醫生這一歷來以“仁德”救人的職業為什么會如此墮落？這是另一個制度性問題。當然，醫生的墮落是社會整體道德墮落的一部分，不過，醫生墮落的“加速度”無疑高于社會一般速度。這就有個制度性問題需要追問了。

　　醫生道德加速墮落的法律原因是對于醫生職業受賄的放縱，長期以來，法律對此不聞不問，導致此類行為的泛濫。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社會原因：社會正規分配制度的失權與非法分配的崛起。這種情況在與公權力有關的部門是普遍的，不是醫院一家。有權的公務員向國庫伸手——種種補貼。一些地方公務員收入構成中工資早已成了“小頭”，僅就“車貼”一項，早已超過了教授的工資。醫生呢？理所當然地向病家伸手。醫生的工資與其勞動明顯不成比例，因此就衍伸出兩項吃病家的非法“制度”——醫院從用藥中獲利，此為醫院整體“創收”；二是收紅包，此為個人“創收”。這使整個醫生職業失去了道德支撐。我相信，“醫鬧”是社會向醫院的整體性“報應”，是一個嚴重的制度性問題。

　　接下來要問，這一制度的受害人是誰？是李麗云這類社會的底層人物，是窮人。因為一等的有權人是“公人”，一旦有了權，他們一直到墳墓都是由國家包的；二等的有權人可以部分享受醫療保險，并且他們有權力與醫院交換，醫院不會、也不敢虧待他們；在“有錢能使鬼推磨”的社會，有錢人什么都可以搞掂。只有窮人，他們一沒有錢，更沒有權，一旦生病，尤其是大病，對他們就意味著到了“鬼門關”。有消息說，中國醫療公平性全球倒數第四，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對于肖志軍來說，在手術與否的問題上首先要考慮的是支付能力，你不要怪他“重利”，不得已呵！

　　最后要問的是，這一明顯的惡的制度，為什么這么多年無法解決？而且愈演愈烈？回答與上面的答案有關：蓋受害者是窮人也！因為是窮人，而窮人在立法機關是“失音”的，那些立法者不會碰到這樣的問題，沒有切膚之痛；加上中國不存在哈貝馬斯筆下的“公共領域”，無法形成窮人與政府的真正意義上的“理性交往”，因此，上述問題就無法解決。唯一的希望是要等到立法者的良心發現。中國成為世界上在醫療方面分配最為不公的國家已非一日，其排名甚至在大部分非洲國家之后，豈一個“窮”字了得！我們不是說GDP超過德國么，與德國比比醫療如何？不，與印度比比就可以了，知恥近乎勇也！

　　和諧和諧，何日和且諧，吾甘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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