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婦死亡事件”：誰是最大的失敗者？

毛牧青/文

近幾天，因丈夫肖志軍拒簽手術書、醫院固執醫療有關規定，導致孕婦李麗云母子死亡事件，經媒體披露，舉國輿論大嘩。譴責肖志軍有之，申討醫院有之，審視醫療制度有之，公婆各執其理，又一次掀起國人爭論的高潮。

表面看，這起事件的兩個“主體”肖志軍和醫院都有責任，是李麗云母子死亡的直接或間接原因。其實匯綜各方意見，拂去表面塵埃，縷清脈絡，抓住主線，細心分析，不難找出實質根源。

對肖志軍來說，無論說他是“殺人犯”、“刁民”也好，還是“癲子”、“古怪”也罷，有一點是大家公認的：他貧窮、愚昧和無知。肖夫婦都是在京的農民打工者，由于入不敷出的貧窮看不起病，采取湊合的“靠、捱”艱難度日。最終無奈進入大醫院，也是本著“省錢”的心態將就治療。當聽說手術費需要5000元，神志還清醒的李麗云和肖志軍都拒絕手術治療。肖志軍還夢幻未來“生二胎”，不相信手術，怕受騙挨宰不信任醫院的手術治療，在李病危時仍拒絕手術簽字等等這些顧慮，恰恰說明這一點。現實中類似肖夫婦的社會底層決不是他們一家，肖志軍的“拒簽”事件似乎是個“個例”，但不等于類似其它表現形式不同現象就是“個例”“少數”或不存在。這里人們不禁要反問：解放近60年，改革也近30年，為什么我們國度還源源不斷產生著肖、李這樣的阿Q式悲劇人群？歷史和現實看，我們也至少產生了兩代這類人群（肖志軍應屬第二代吧）。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這類人群隊伍還在繼續擴大，是不是與常年來我們某些制度、政策、教育、分配等等“要素”弊端與社會制度宗旨相悖有關？這個扳子究竟應該打在誰的屁股上？

從醫院方面來說，無論說是缺乏“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精神也罷，還是怕承擔風險推卸責任也好，有一點是大家公認的：這與當今利益驅動下的醫德缺失和醫患關系緊張有關。如今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過于理想苛求各類浮躁人員素質顯然很不現實，但起碼也應有個底線吧。“孕婦死亡事件”就凸現了醫院缺乏“人性”的起碼標準。“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是國人傳統美德，如今作為“白衣天使”的醫院競連這點起碼道理都不懂，還侈談什么醫德？我老母近多年常住院和“看醫生”，幾經下來，也令我領教不少“關系學”和“紅包效應”奧妙。如此醫德，人們還能給予什么過高的理想期望值呢？這些年醫患間因醫療事故導致糾紛常見媒體，甚至出現患者家屬沖擊醫院毆打醫務人員造成死傷的嚴重事件，逼迫有的醫護人員不得不戴頭盔工作的荒唐新聞（如去年的深圳某醫院）。這里固然有患者方的某些不合理奢求，但確實不少為醫方草菅人命、不講醫德、不負責任有關。這難道不能引起醫方的捫心反思么？

從有關法規執行看，如今我國是世界上建立法規最多的國家。現實是：法律的實施和程序，往往會被各類“潛規則”“實用主義”等所左右而變味喪失權威。“孕婦死亡事件”中醫院表面是嚴格執行《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際上體現的是借用這個條理作“推卸責任”、避免“醫療糾紛”的擋箭牌，此刻《條例》成了規避“明哲保身”的最佳依據。而“層層請示”這個中國官場上根深蒂固的“帕金森定律”（官僚主義弊端），又是貽誤救人時機的最大隱性殺手。這種現象在西方法制健全國家簡直不可理喻，譬如美國的醫療機構，作為醫療技術內行的專業人員最有決定權，對大失血、休克、神志不清等患者，可以優先患者家屬決定如何處置；倘若視若罔聞消極不救導致患者死亡，等待醫方的只有司法的一紙傳票。

從醫療制度方面看，十幾年醫療改革的“基本不成功”，是人們現今最為詬病的“新三座大山”重負之一。現在生活在社會底層收入并不高的人群，一般是看不起大病的。一場大病無疑是天災人禍，足以使他們陷入砸鍋賣鐵傾家蕩產窘境。看不起病、不敢看病、將就湊合、拖等靠等是不少家庭對待疾病的無奈選擇。“不長病就是賺錢”話語驗證了“管有什么別有病，管沒有什么別沒有錢”俗語的真諦。可以毫不客氣地講：除了醫療技術進步、器械設施先進外（這些患者更要付出高額費用），現在的醫療制度還不如30年前來得實在。肖夫婦是來京打工者，自然無醫保后虞，他們斤斤計較是常理之中的事，換到誰也會這樣做的。悲劇的產生，與現今醫療制度“殺人”有極大關系。

就道德、公信等方面而言，一個極度崇尚權力、金錢的社會，人際關系必定是赤裸裸的交易關系。人們在相互猜疑的隔閡和提防中活得很累。為了達到自己或集團的利益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相互欺騙彼此傾軋，在權力、金錢的劇烈碰撞下，道德、公信、誠信等美好境界全都落荒而逃。肖志軍可以懼怕醫院“欺詐”而“拒簽”；醫院可以害怕“承擔責任”和“醫療糾紛”而見死不救；肖志軍對好心人慷慨資助可以理解為“別有所圖”的騙人把戲。更有甚者，當李麗云母子死亡后肖志軍幾近精神崩潰神志恍惚，借正當或不正當手段采訪想方設法靠近誘導他“套話”，以便從他語無倫次的胡話中獲取有力“證據”曝光。我不知道這種人還有沒有道德、良心和人性！

對法律與道德間某些“相悖”現象，如何找到一個平衡的支撐點廣為人們所接受，一直著困擾世人。一個國度提倡“依法治國”，輔助“以德治國”條件，往往會產生二者間的“兩難”選擇。“孕婦死亡事件”從某種角度也反映了這一點。不管醫院是否主、客觀借《醫療機構管理條例》規避“醫療責任”，單從法律角度分析似乎沒有錯；而喪失道德和醫院宗旨（即醫德）惟利是圖、在自己眼皮底下釀成雙命死亡慘劇備造人們譴責，好象也很有道理。孰是孰非令人困惑。這使筆者想起雨果《悲慘世界》中那個忠于法律職守并被國人專家斥為“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鷹犬”的沙威警長。他追捕“苦役犯”冉阿讓可謂兢兢業業，但他發現冉阿讓的博愛慈善并非罪犯時，自己良心發現使他陷入難以“兩全”的苦悶境地。在嚴酷的法律和現實的道德面前他最終選擇了后者，投入塞納河自盡。這，或許是人們在與法律、道德兩者間發生沖突時難以做出正確判斷的困惑吧。

一個“以人為本”、“關愛生命”的人道社會，人們普遍有道德、信仰、互助和仁慈之心。為救哪怕是一個乞丐性命而大放“綠燈”全力相助的例子屢見不鮮；一個惟利是圖、“草菅人命”的畸型社會，人們在喧囂、浮躁、歧視、赴利氛圍中拼命博弈，哪還顧得道德、良知、誠信而視他人生命如同兒戲般冷漠？“孕婦死亡事件”是我們這個畸型社會發生的“個例”，但帶有普遍性的深刻思考。一個畸型社會，除了極少數潔身自好的人外，無論是達官貴人“精英”還是平頭百姓，大都逃脫不了這個制度或環境的羈絆而蛻變著。客觀分析“孕婦死亡事件”背后各方主體客體表現，無不透露著令人警覺的人性異化的趨向，這或許就是屢屢發生類似社會悲劇的最主要原由吧。

 “孕婦死亡事件”如同時下仍糾纏不請的“周老虎事件”一樣，追究某些具體人員的責任已經沒有多大意義。透過現象看本質。審視各路國人的道德、良知和公信力缺失，倒是一個很好的普查檢驗運動。“孕婦死亡事件”最終表面上是肖志軍與醫院的兩敗俱傷：肖失去妻兒性命而弄得蓬頭垢面；醫院失去醫德和信譽而狼狽不堪。他們之間沒有勝利者。

——那誰又是最大的失敗者呢？

                 2007年11月26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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