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面對國際化進程中的問題和挑戰

管清友

 
　　一 中國的國際化進程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國際化和全球化的時代。有人用這樣一段話來概括國際化和全球化的狀態：一個英國王妃和她的埃及男友乘坐由一名喝多了蘇格蘭威士忌的比利時司機駕駛的一輛帶荷蘭引擎的德國汽車被一群騎著日本摩托車的意大利狗仔隊追蹤而在一條法國隧道里出了車禍，搶救她的是美國醫生，用的藥來自巴西。

　　中國的經濟崛起和中國奇跡的創造正是在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國際化進程中實現的。一方面，我們出口自己的優勢商品，輸出本國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接受國際經濟規則；另一方面，我們進口外國商品，引進外國資本、先進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通過積極地發展同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把自己置身于國際經濟格局中來發展本國經濟，我們突破了限制經濟發展的自然資源、產業結構和資金技術等條件的約束，充分利用了國內外廣闊的市場空間，取得了讓世界驚訝的經濟發展速度。

　　在這個國家邊界逐漸模糊，商品和服務貿易不斷增加，資本全球流動和國際投資不斷擴大，高新技術在全球范圍內迅速擴散的歷史大進程中，中國被越來越深地烙上了世界的印記。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這五年以來，各級黨和政府繼續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對外開放的形式更加多樣，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大大增加，我國對外開放進程進入了新的階段。

　　（一）進出口持續快速增長，貿易順差不斷增長

　　有關部門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02年以來，我國進出口貿易持續快速增長，進出口貿易總額在世界排名不斷提升，已經穩居世界第三位。2007年1-9月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達到15708.34億美元，同比增長23.5%。照此進度，全年外貿進出口總值有望歷史上首次突破兩萬億美元。今年前9個月，我國出口總值達到8782.42億美元，同比增長27.1%，進口總值達到6925.92億美元，增長16.1%，累計實現貿易順差1856.5億美元，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今年中國貿易順差很可能世界第一。高企的貿易順差必然會帶來龐大的外匯儲備，我國的外匯儲備也在人們的驚嘆聲中不斷刷新歷史紀錄，截至2007年9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14336億美元，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擁有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

　　（二）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平穩快速增長

　　2002年以來，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合同金額和實際使用金額均呈較快增長態勢，實際到資額屢創新高，利用外資額度自2002年以來一直居于世界前三位。2002年外商直接投資實際使用金額首次突破500億美元，2004年、2005年、2006年連續三年超過600億美元，其中2006年達到了創記錄630億美元。而這種良好發展勢頭仍在持續，今年1-9月份，全國新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8206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72.19億美元，同比增長10.8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累計吸收外商直接投資超過7500億美元，外商投資企業成為我國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的構成部分，2006年全國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全國出口總量的58%，全國有1億多勞動力在從事對外經濟領域的相關工作。外商投資企業不僅彌補了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而且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加速工業化進度，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擴大出口，增加稅收，創造就業，乃至推動中國經濟體制完善和創新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對外投資快速增長

　　2002年以來，我國政府不斷完善境外投資促進和服務體系，積極推進對外投資便利化進程，鼓勵和支持有比較優勢的各種所有制企業“走出去”，對外投資進入快速發展期。到2006年末，我國從事跨國投資與經營的各類企業已發展到3萬多家，對外投資遍及世界160多個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750億美元，是2002年末的3.3倍，凈增520億美元。最近，QDII（合格境內投資者）被批準設立，并收到了熱烈追捧，這又為內地投資者在我國資本帳項目尚未完全開放的情況下投資海外資本市場提供了可能。

　　另外，我國對外經濟合作領域也成效顯著。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市場上，我國企業表現出很強實力，在多項大型工程招標中擊敗國外對手。 2003-2006年，我國對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額和完成營業額分別為1371億美元和831億美元，年均增長44.7%和27.9%；勞務合作合同金額和完成營業額分別為161億美元和172億美元，年均增長17.4%和15.0%；2006年末在外各類勞務人員67.5萬人，是2002年的8.7倍。

　　二 中國在經濟國際化進程中遇到的挑戰

　　中國自改革開放之初就涉足和參與了新一輪的經濟國際化和全球化大潮，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遇到過這樣的情況，也沒有現成的經驗供我們參考。可以說，我們正在從事的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本世紀頭20年是我國面臨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個戰略機遇期來之不易，稍縱即逝。機遇與挑戰總是如影相隨。我們順應全球一體化的潮流努力進行改革、開放市場、追尋有紀律約束的宏觀經濟政策因而獲得巨大利益的同時，也在經濟國際化進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經濟開放給我們帶來許多新課題和新挑戰。隨著中國國際化程度的加深，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相互影響和依存越來越明顯，我們遇到的新問題、新情況也越來越多。這些新問題、新情況給國家治理都提出了挑戰，我們必須充分研究、深刻把握，增強抵御風險和駕馭復雜形勢的能力，保障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平穩良好運行。

　　第一，市場安全挑戰。“Made in China”（中國制造）在國際市場上遭到近乎瘋狂的圍追堵截。據世貿組織統計，自1995年世貿組織成立以來，成員國反傾銷立案中涉及中國產品的調查占總數的1/7左右，中國連續十年成反傾銷最大受害國。而今年以來，國外針對牙膏、寵物食品、輪胎、玩具等我國產品的召回事件頻頻發生，以產品質量、安全、環境等技術性貿易壁壘為名的貿易糾紛又逐漸走入大眾視野。這是經濟開放帶給我們的市場安全挑戰。市場安全是指由各種經濟摩擦（傾銷與反傾銷、勞工標準、環保標準、知識產權、匯率政策、技術轉讓和技術標準、跨國資源分享等）引起的貿易制裁。經濟摩擦的產生一方面是由于我國國內政策與國際規則不匹配給一些國家提供了制造摩擦的口實，另一方面根源于某些國家內部利益集團為謀取本集團利益以及該國政治周期的變化。經濟摩擦在一些國家經濟不景氣或某些產業給政府施加壓力時顯得尤為突出。但也應該看到，由于中國經濟競爭力的增強，對于某些國家來說中國的優勢特別明顯，中國與一些國家的經濟摩擦將不可避免。

　　第二，產業安全挑戰。中國企業國際化道路也走得頗為坎坷：聯想在美國遭遇“安全門”事件，中興和華為在印度的業務擴展受到政客阻撓，海爾在美泰克收購戰中鎩羽而歸，中海油在美國優尼科石油公司并購中折戟等等。相反，外資企業憑借其資金優勢和技術優勢大舉并購我們的優質民族企業，也引起了大家的擔憂：跨國公司如果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形成壟斷局面，是否會嚴重威脅國家的產業安全。比如，凱雷資本并購徐州工程機械集團，德國舍弗勒集團并購洛陽軸承集團等事件就引發了近乎白熱化的爭議。這是經濟開放帶給我們的產業安全挑戰。

　　第三，分工安全挑戰。亞當·斯密以來，分工被大多數經濟學家視為經濟增長的源泉。真正的經濟增長是來自分工和專業化，分工則取決于市場規模，市場規模越大分工才能越細，才能越進行專業化生產。在著名的斯密定理里，他就指出，分工水平依賴于市場容量。也就是說，一個人是否能從專業化分工得益依賴于參加分工網絡的人數。但是，分工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利益分配卻會產生“分工陷阱”。比如中國出口的玩具“芭比娃娃”，在美國市場上的零售價為9.99美元，在美國海關的進口價僅為2美元，兩者相差的8美元作為“智力附加值”被美方拿走。在剩下的2美元中，1美元是運輸和管理費，65美分為支付原材料進口的成本，中方只得到區區35美分的加工費。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鏈條當中明顯的處于劣勢和低端，而發達國家則成為最大的贏家。這是經濟開放帶給我們的分工安全挑戰。

　　第四，金融安全挑戰。在國際化程度日漸加深的今天，金融安全成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最大挑戰。中國也不例外。加入WTO后，資本項目開放是中國金融開放的必然趨勢。但是也應該認識到，沒有健全的國內金融制度，對資本流動實現有效管理，中國抵御匯率波動、投機資本沖擊以及資本外逃的能力將會被大大減弱。金融部門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一點金融市場有所波動，整個經濟基本面都有可能受到沖擊。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在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獨立三大目標之間最多只能同時實現兩個，在國際經濟學里被稱之為“三難困境”。

　　第五，能源安全挑戰。當前，世界能源格局正在經歷著深刻的變化。一方面，包括能源在內的國際大宗商品進入了新一輪的價格上升周期，以石油輸出國為代表的能源資源出口國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當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影響力也越來越大。能源貿易順差產生的大量石油美元以及能源貿易結算貨幣的改變，成為國際金融市場新的不穩定因素。此外，能源價格的上漲還改善了一些能源出口大國以及一些反美國家的經濟狀況，以美國為代表的能源消費國對世界的影響力受到空前挑戰。另一方面，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對能源的巨大需求給一些國家和利益集團提供了“題材”，成為一些國家打壓中國和一些集團投機中國的“口實”。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在能源增量需求是所占比重較大，相對削弱了原有能源消費國對能源出口國的談判能力，“新乘客”要登上擁擠的能源汽車必然遭到“老乘客”的排斥。這是經濟開放帶給我們的能源安全挑戰。

　　規則問題至關重要。某種程度上講，經濟國際化和全球化就是規則的國際化和全球化，

　　規則在國家之間和全球具有普遍適用性，各國參與世界經濟也對國際規則形成依賴。但是，發達國家幾乎完全掌握了國際規則的制定權，主導著國際規則的運行。發展中國家要參與全球化就必須執行發達國家制定的規則。發達國家甚至要求發展中國家遵守某些它們自己都無法遵守的規則。雖然發展中國家在很多場合下試圖通過“用一個聲音說話”的方式增加自己在國際規則制定上的影響力，也在一定的情況下實現了自己的意圖，但是國際規則的運行總體上是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發展中國家仍處于被動接受的地位。當前，一方面中國參與全球化需要借助國際規則維護本國經濟利益；另一方面，一些既定的國際規則也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提出了挑戰，作出了許多約束和限制，中國必須根據國際規則調整和改變某些國內經濟政策。以國際化程度最深的銀行業為例，國內銀行在擴展國際業務及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的過程中就遭遇了許多“始料不及”的規則問題。如國際銀行業廣泛認可的《新巴塞爾資本協議》中對于銀行資本充足率全面細化的監管框架在中國施行起來很不方便，國際會計準則與國內會計準則在一些環節上不同的會計處理方式也給國內銀行的國際化進程帶來一定的阻礙。

　　為了維持現有的國際格局和在國際事務上的統治地位，一些西方國家不能容忍和適應中國快速崛起并在全球范圍內擁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一些國家的內部產業集團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不斷利用各種手段制造事端，“敲打”中國。一方面他們以政治為手段，利用民主、人權等問題，對中國進行妖魔化；另一方面，利用經貿、匯率、產品安全等經濟問題對中國施壓，以所謂的“國際規則”苛刻地規范中國的行為。例如，近來所謂的“中國問題產品”風波就是一次發達國家操縱其所控制的媒體蓄意制造的旨在妖魔化“中國制造”的惡意攻擊，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試圖用鋪天蓋地的負面報道來顛覆“中國制造”在外國消費者心目中的良好印象，打擊中國產品的競爭力。

　　三 中國如何應對國際化進程中的問題和挑戰

　　中華文明一直是一個沖擊－回應型文明，幾千年來，古老的中國經歷了不計其數的內部和外部挑戰，中華文明正是在不斷回應挑戰的過程中得以存續、發展的。今天，中國正處于一個全新的國際環境中，機遇與挑戰并存。只要我們能夠抓住機遇，正確地應對挑戰，就能夠變壓力為動力，變“危”為“機”，在化解風險和挑戰中發展、壯大自己，實現中國經濟的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第一，堅持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兼顧自身利益和別國利益，兼顧自身利益和世界利益，兼顧開放本國市場和開拓別國市場，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展現中國良好的國際形象。同時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積極參加全球治理組織（如努力增強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的影響，爭取加入國際能源機構（IEA）等），獲取在國際事務上更大的發言權，從世界范圍內保證中國國家利益和權益。

　　第二，一方面處理好內需和外需的關系，積極鼓勵、刺激進口增長，尤其是注意增加對中國逆差較大的國家和地區的進口，減少國際收支盈余，緩和與其他國家之間貿易不平衡的局面。并通過政策杠桿和產業引導，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推進外貿增長從數量擴張向質量效益型轉變。另一方面，變被動為主動，適應與別國的經濟摩擦。中國的崛起必然隨之帶來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問題，經濟摩擦和貿易爭端不可避免。因而，參與和主導國際協調不僅僅是中國重新作為大國走上世界舞臺的必然選擇，而且也是中國在紛繁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維護、拓展自己利益空間的重要手段。積極的應對乃至主動的出擊，在國際格局中縱橫捭闔，實現中國的國家利益并承擔一個大國應當承擔的國際義務是中國應當認真思考制定和執行的大的戰略選擇。

　　第三，循序漸進推進金融部門改革，認真研究增強抵御外部金融風險的能力。一些新興國家的經歷表明，在國內金融部門改革不成熟的條件下過早開放資本項目對該國是一場災難。中國國內金融部門的改革要在投融資體制、監管、市場結構等諸多方面狠下功夫。高效的市場、健全的監管制度、成熟的機構和不斷創新的金融產品是一個大國金融體系必需的四個要素。要做強做大國內金融市場，強化監管降低風險，時刻警惕來自外部的投機、資本外逃以及可能出現的貨幣“陰謀”。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才能抵御外部風險。

　　第四，走新型二元工業化道路，跳出分工陷阱。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正在向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努力。中國不可能讓所有的產業部門進入“分工陷阱”。這是不現實的，也是危險的。因此，在容忍一些產業部門進入“分工陷阱”的同時，我們還要從國家長遠發展計努力發展高科技產業部門，鼓勵發展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實現重點產業的發展和趕超。主動進入全球的“分工陷阱”，獲得全球分工鏈條的收益，解決了穩定的問題。主動開掘新水源，實現重點產業和某些地區的趕超和發展，解決了發展的問題。從長遠來看，這兩大類產業部門將構成中國應對全球化挑戰的新二元經濟模式。在容忍某些產業部門進入“分工陷阱”的同時，也要盡量避免 “分工陷阱”帶來的負面效應。對目前存在的“血汗工資”和外資對內資的巨大沖擊要引起足夠的重視，要研究相關的措施加以解決。在主動進入“分工陷阱”的同時要逐漸實現產業升級和資本、技術的積累，盡快走出“陷阱”。在實現發展和趕超的同時，要運用國家的力量實現對弱勢產業和弱勢群體的反哺。從而化挑戰為機遇，真正實現中國的崛起。

　　第五，充分利用世界市場，保持能源適度進口規模。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在國內能源供給水平一定的情況下，只要國外供給與國內供給的總和等于國內需求，那么能源的供給就是有效率的。但是，由于能源產品屬于戰略物資，具有一定的“風險溢價”。 能源消費國的脆弱性是長期存在的，能源安全成本也就長期存在。通過自給自足解決能源安全問題是不可能的。我國只能通過世界能源市場，保持適度的進口規模來盡量減少安全成本。在能源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的情況下，進口來源地多元化就成為保障我國能源安全的重要條件。

　　從根本上來說，未來中國的國際化需要我們不斷適應和接受國際規則，努力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適應和接受規則需要一個過程，日本、韓國到目前為止仍然對本國農業部門高度保護。但是，也應該看到，掌握規則制定權是中國參與國際化和全球化的重要步驟。一方面，中國需要適應和接受某些國際規則，按照國際規則的要求開放國內市場，提高國內產業部門的國際化程度；另一方面，要利用國際規則保護國內產業利益，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增強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擴大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從適應、接受到參與、主導國際經濟規則的過程也是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過程。并以主動積極的姿態應對一些國家的“敲打”，揭露那些麻煩制造者的真面目。

　　從長遠來看，中國經濟的國際化問題，需要放到中國崛起這個宏大的歷史事件中去觀察。中國的崛起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大規模的崛起，具有典型的“巨國”效應，它將從總體上改變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的圖景。中國與其他大國之間的關系將類似《西游記》里太上老君與玉皇大帝、如來佛祖等的關系。雖然法力有所差異，但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都充當著領導者的角色。我們接受普遍適用的國際規則對我們的約束，但也不會屈從于任何政治壓力。我們可以預見，未來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無疑是具有國際影響的，同時又是獨立的，獨特的。中國的國際化將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融入世界市場和國際體系，成為規則參與和制定者的偉大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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