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前，中文互聯網鍵政圈翹首以盼的一場講座以極為潦草的姿態落幕了。這場講座以“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社會化撫養”為題，但直到討論結束，參會的幾位老師或是自說自話，或是與馬前卒就“社會化撫養”的前提、目的爭論不休。

　　當然，其中并非沒有有益的討論，但陽和平對馬前卒立論前提的質疑、傅正對歷史流變的梳理卻被馬氏以胡攪蠻纏、亂扣“封建”帽子的方式搞得面目全非。因此，我們有必要從馬氏之立論開始，重新梳理其關于社會化撫養的“理論”以及兩天前的這次討論，并提出自己的見解。

　　PART

　　01

　　何為“社會化撫養”

　　鑒于馬前卒在座談會中對社會化撫養的討論極為混亂，本文將從睡前消息第541期出發進行分析。

　　社會化撫養的出發點對馬氏而言是十分清晰的，其認為中國面臨著數量與質量兩方面的人口危機在數量方面，“2012年我們還有1635萬嬰兒，今年（2023）就只有956萬了。隨著城市化推進，隨著將來育齡人口進一步下降，如果我們不做出根本性改革，每年的嬰兒數量應該會在十年內直奔五六百萬人的水平……印度每年出生人口2300萬……”

　　在人口質量方面，馬前卒認為首先面臨的問題是一部分家庭無法將孩子撫養好。馬氏援引最高法數據指出，“ 2016年-2018年，全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五種家庭高度相關：流動家庭、離異家庭、留守家庭、單親家庭、再婚家庭。如果我們不希望這些孩子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走向監獄，就要盡早給他們另外的選擇。”另一方面，中產家庭雖然能給孩子提供較好的教育，但他們也有缺乏社交、近視嚴重、身體素質下降等等問題。

　　那么，人口危機會造成什么樣的問題呢？

　　馬前卒認為會有三方面的問題。首先，人口下降會影響我國工業產業的競爭力。馬氏聲稱：“如果中國人口出現斷崖式下跌，同時老人比例快速上升，而且沒有任何停下來的趨勢。很多產業鏈就算留戀中國的配套優勢，也不得不為了維持生產而搬走。幾百條產業鏈，搬走幾十條之后，中國整體的產業優勢就會被削弱，進一步損害產業配套優勢，加速驅趕其他的產業鏈。最終中國東部這個世界最大產業帶可能會因此解體，不能給世界提供配套效率，也不能給自己帶來工資溢價。中國的新增產業必須和印度去競爭工資水平。這是人口斷崖式下降最嚴重的后果。”

　　其次，人口快速下降會影響養老。馬前卒認為，“從一代人的角度看，攢錢是用來和下一代人交換商品的，攢房子必須賣給下一代人住，老年生活才有保障。如果未來沒有人生產商品，沒有人買房子，攢多少資產也是假的，還不如存罐頭和糧食合理。”最后，馬前卒認為，人口下降導致年輕人口減少，會進一步使得我國文化領域活力降低。

　　此外，現有的教育模式并不能解決人口問題。馬氏認為，雖然義務教育已經具有社會化撫養的因素。但是，在“封建因素”存在，父母仍然把子女視為自己的財產的同時，社會觀念也在轉變。父母不再向過去那樣向教師授權，使有權力管理自己的子女。這束縛了學校、教師的手腳，使得其不得不規避具有風險，但又必須的教育，比如體育鍛煉。

　　基于“人口危機”與現存教育體制的弊端，馬前卒認為必須進行社會化撫養。其首先進行了定義。但其定義并非規定社會化撫養的本質，而是從五個方面的具體政策對社會化撫養進行了規定。現概括如下：

　　第一個方面是基本服務。因為生育意愿降低為一社會性問題，所以“只能對家庭養育模式下手，由國家集中投資來解決問題。”其具體措施是增加稅收，“為所有的公民提供從出生到成人的高質量免費教養。其目的在于，“以政府服務來降低一家一戶分別養育的成本，同時也通過集中養育節約總投入。”

　　第二個方面是參與方式。即強制無力撫養孩子的家庭參與社會化撫養，而允許大多數家庭自愿參與；“自愿進出原則適用于大多數普通家庭……強制參與原則適用于少數有問題的家庭。國家應該監測所有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成長水平，在各方面都制定一個下限標準，作為強制社會化撫養的標準。”其目的在于“減輕家庭養育壓力，刺激生育愿望，同時維護未成年人基本的人權，保證未來人口質量有下限。”

　　第三個方面是數據監管。第四個方面是保險托底，即通過保險避免教師害怕承擔責任的現象。第五個方面是家校聯動。即通過允許父母參與學校教育，以維系父母與子女的感情。

　　可以認為，所謂“社會化”，其核心在于兩方面，第一為由國家機構統一撫養教育兒童，其二為將撫養權由個人收歸國家，使國家可以在必要的時候接管孩子。

　　最后，馬氏對一些問題進行了回應，在此我們只列舉其中比較重要者。首先是撫養權的問題。有人質疑，“搞社會化撫養，為什么要以‘剝奪窮人撫養權’為前提？”

　　馬前卒回應，“‘撫養權’或者‘監護權’的‘權’字就很奇怪，明明是父母對子女有撫養和照料的責任和義務，一定要說成權，這實際上是封建時代族權和父權制的文化遺跡。我們生活在新中國，這個國家就是通過徹底否定封建權力建立起來的……族權存在，是因為封建國家通過家族維持一部分地方秩序，對于道德倫理方面的案件，對于家族內部矛盾，族長是有一定司法權的，甚至可以殺人。新中國剝奪了這份權利，全中國人民都得到了解放。現在是社會主義國家了，不應該讓父母有權力決定子女的命運，哪怕是未成年子女。所以我不在意‘失去撫養權’的說法。現在的問題是，你贊美的有撫養權的家庭已經普遍不生孩子了，維持不了自身的延續。所以國家不得不越過家庭，直接保護未成年公民的權利，也稍微放松一點成年人對子女的義務，這也是對所有人的解放。我們不反對親情，但如果親情一定要附屬在絕對的支配權上，一定要影響人口繁衍，國家就必須來打斷中間的關聯性。國家保護公民，不需要任何中介，哪怕這個中介是公民的父母。”此處，馬前卒通過把撫養權與族權并列，補充了此前關于撫養權之“封建性”的論述。

　　此外，還有人提問，“都已經搞社會化撫養了，為什么不走的更遠一點，直接消滅私有制。消滅繼承權？”馬前卒則回應，“的確私有制和階級是影響生育率的重要因素。前面提到，中產家庭不生育，核心原因是父母自己和孩子都要去參與階層競爭，唯恐多生會導致階級下降。但是，我們要注意到，和歷史上所有社會相比，大多數家庭可以參與階層競爭，本身就是偉大的進步，這是當前社會最有活力的方面。我們解決生育問題有很多選項，但如果沒有更好的替代品，就不要輕易否定中國社會的最大優點……但是，在打破現有階層結構之前，你必須給出一個能創造更高生產力，能提供更快產業升級的社會組織方案。無產階級如果不代表先進生產力，那它什么都不是。以我的認識，當下還不存在這樣的制度替代品，所以我還是希望，在保持社會流動性的前提下追求生育率，所以我不會隨便說取消私有制，而是建議先搞社會化撫養。”此處，馬前卒實際上通過否定另一個方案，來論證了社會化撫養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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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小鎮讀書會討論舉隅

　　在兩天前的講座上，參會者并未展開有效討論。馬前卒對其“理論”的介紹十分混亂，遠遠不及“睡前消息”中清晰。傅正梳理了近代育嬰堂、人民公社與國企保育制度的得失，這是很實際的內容，但未得到有效回應，馬前卒甚至認為國企具有某種“封建性”。

　　陽和平與馬前卒進行了激烈的討論，其質疑馬前卒立論的前提，即“人口危機”。陽和平認為，目前中國并不缺少勞動力，反而面臨十分嚴重的就業問題，“人口危機”完全是從統治階級的角度考慮問題。此外，陽和平以美國為例，認為所謂“人口老齡化”并不會造成養老金短缺（這一點我們無從判斷）。所謂“社會化撫養”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只會成為培養標準化勞動力的工廠，起到降低勞動力成本的作用，使資產階級從中獲利。這是十分尖銳的，顯示了陽和平相比馬前卒而言更加深厚的政治經濟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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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我們的分析

　　至此，我們將對“社會化撫養”展開自己的分析。首先是其前提，從數據上看，人口下降的趨勢確實存在，但對什么人來說，人口下降才能夠構成問題呢？首先自然是資產階級，人口下降導致勞動力減少，無疑使其能夠剝削的剩余價值降低了。但不止于此，馬前卒通過養老金與“工資溢價”試圖將人口下降與全體人民的利益聯系起來。

　　然而，在勞動力充足、產業鏈完整的今天，養老未必就不是問題。2012年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2》就已經指出，中國的養老金替代率由2002年的百分之72.9下降到了2005年的百分之57.7，到2011年繼續下降到百分之50.3（所謂養老金替代率即養老金對退休前工資的占比）。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不同社會群體之間養老金的差異。2013年人民網有新聞《養老金占工資比重連降九年已跌破國際警戒線》，其中指出，“在廣州，同樣是2000年退休，機關干部退休工資從2000元上漲到現在的8000元并不罕見；而企業退休工人退休金僅從500元上漲到2000元左右。兩者之間的退休金數額差距從十年前的1500元擴大到現在的6000元。由此看來，退休差距似乎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有擴大之勢。”新聞引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2013年初發布的《社會保障綠皮書》和《中國社會保障收入再分配狀況調查》也顯示，在被調查者中，75.4%的職工養老金不高于2000元，92.3%的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養老金卻都高于4000元。差距兩倍多。其中雖然有繳稅年限、繳費基數的原因，但也體現出不同階層之間養老金的巨大差距。

　　以上還是城市居民之間的差距，而農村居民往往只能繳納新農保，以領取養老金。新農保每年需繳納金額由農民自主選檔，一般最多不超過500元，需要繳滿15年。其計費方式為：新農保養老金=基礎養老金+個人賬戶養老金。個人賬戶養老金計算方式如下，個人賬戶養老金=（個人選檔金額+政府補貼）×繳費年限÷139。所謂政府補貼為“政府對符合領取條件的參保人全額支付新農保基礎養老金，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按中央確定的基礎養老金標準給予全額補助，對東部地區給予50%的補助。”而基礎養老金由各省分別制定，大部分在100元左右，最高不超過200元。在這一養老金體系下，農民當然可以回本，但其每月能夠領取的養老基本在500元以內，因此，許多農村老人即使過了退休年齡，也要在鄉鎮企業工作，或者成為種田大戶的雇農。

　　因此，我們不難發現，人口危機如果導致養老金下降，則只會對原本就享受良好福利體制內人員與企業管理層造成沖擊。而工人、農民的養老金則早已降無可降了。

　　其次是所謂的“工資溢價”。馬前卒并未對這一點展開論述，我們只能根據邏輯進行補充。其或許是認為，由于中國產業鏈完整，工業比較發達，因而相比其他國家具有較高的勞動生產率。而由于勞動生產率較高，中國的企業生產同等產品，需要耗費的勞動時間也就更少，因此，中國的企業在與其它國家企業競爭時，就能夠獲取超額剩余價值。

　　這當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中國畢竟早已是世界工廠。但馬前卒顯然沒有考慮中國企業的剝削率問題。中國工人有更高的勞動效率，能夠更有效的生產產品，使中國企業在與越南等國的產業競爭中占據優勢。但工資不過是勞動力再生產所耗費的價值，超額剩余價值與工人又有什么關系呢？或許資本家會因此給工人相比越南工人更高的工資，但這一工資大概只能剛好維持工人在中國的物價環境下實現勞動力再生產的耗費罷了！另一方面，這里所謂的“工資溢價”歸根結底只是相對越南、印度而言的。由于中國在全球分工中所處的位置，中國工人從未像歐美工人階級一樣，因超額壟斷利潤而享受良好的福利待遇。因此，馬前卒所強調的“工資溢價”對中國工人階級而言，根本是不成立的。

　　我們認為，陽和平對馬前卒前提的質疑是基本正確的。只是馬前卒不僅在揣度資產階級的利益與訴求，也在揣度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與訴求。其“社會化撫養”從邏輯上不僅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也符合小資產階級“保衛現代生活的訴求”，而與廣大勞動人民毫無關系。

　　隨后，我們討論“社會化撫養”的第二個前提，即“撫養權”這一封建權力對教育的不利影響。我們有必要指出，這根本不是“封建”權力，馬前卒只是在利用“封建”的字眼，煽動淺薄的進步主義與小資產階級對失去“現代生活”的恐懼。誠然，封建權力，即宗法權力，是以地主階級對農奴部分的人身控制為特征的，但人對人的支配與控制并非是封建社會的特征。相反，封建社會部分的承認了人身自由與非貴族的財產權。《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一章在概述歷史唯物主義時就鮮明的指出，“封建依附的農民，甚至在農奴制度條件下也不是奴隸。他與奴隸不同，有以個人勞動為基礎的私有經濟。”斯大林也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中指出，完全沒有勞動積極性的奴隸在生產工具革新后已經不能滿足統治階級的需要，因此其被迫給奴隸部分的自由，使其成為農奴。如果只看人身依附，那我們豈不是可以認為至今仍有奴隸制殘余？

　　此外，資本主義社會也有著人對人的控制。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因不掌握生產資料而被迫出賣勞動力，他們當然是“自由”的，但他們沒有不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只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在這種條件下，工人被資產階級剝削，他們在工作時間內不為了自己勞動，而被迫為資產階級勞動。由于資產階級本身也被資本主義再生產的規律支配，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工人作為活勞動，已經被固定下來的勞動支配了。人已經被物支配了，難道我們要說，物對人具有某種封建的權力嗎？

　　我們看一種支配關系的性質，絕不能將其特征抽象出來，而應當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對其進行觀察。資本主義條件下父母對子女的支配，實際上可以看出勞力商品的再生產。由于不同階級父母在勞動力再生產過程中投入的價值不同，其對子女的要求也就不同。其投入的價值越高，自然越期望子女能在勞動力市場上賣出一個好價錢。“撫養權”在這一邏輯的支配下是完全符合資本主義的邏輯的，其根本不是封建權力，而是一種資產階級權力。從這一角度看，社會化撫養絕不會因為“反封建”而具有合法性，其只不過是試圖以國家資本主義替代自由資本主義罷了。

　　而國家資本主義正是馬前卒設想的“社會化撫養”的實質。其明確認為要“以政府服務來降低一家一戶分別養育的成本，同時也通過集中養育節約總投入。”我們以政治經濟學的語言對其進行翻譯，可以把他改寫成，以勞動力的集中生產來代替勞動力的分散生產，從而節約勞動力生產的成本，而這一降低成本的政策是服務于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

　　從這一角度看，其對消滅私有制的質疑也完全站不住腳。馬前卒認為，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在于競爭，通過競爭可以提高社會活力從而提高社會生產力。然而，如果要以國家資本主義將勞動力的生產統一，那“自由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是否會存在呢？或許正是因此，其只敢聲稱強制小部分無力撫養孩子的家庭加入社會化撫養。這根本不可能具備“社會化”的性質，而只會成為一種社會改良政策。

　　歸根結底，馬前卒從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角度，認為存在人口危機、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提出了社會化撫養的方案。但其基于生產力主義，認為只有自由競爭才能發展生產力，而完全無視了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的矛盾，無視了這一矛盾對生產力的巨大破壞。其生產力主義以“現代生活”為關懷所在，然而自由、體面的“現代生活”從來只屬于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夜晚時分，華燈初上，在上海長寧區遍布老洋房的街道中挑一家裝修精美的店鋪，買上咖啡或雞尾酒，與打扮體面前衛的年輕人閑談，當然是“現代生活”，但這種現代生活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礎上呢？其基礎自然是奉賢、閔行等衛星城區，以及洋山碼頭的工人的血汗。以勞動力的標準化生產、以物對人的徹底支配來保衛這種現代生活，這無疑是最虛偽的進步主義與最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PART

　　04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社會化撫養？

　　至此，我想我們可以回答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社會化撫養了。傅正在其不多的發言中列舉了近代的育嬰堂與建國后國企、人民公社的保育制度。育嬰堂在中國人民心中向來是帝國主義侵略的象征之一，人民公社中的農民也往往習慣于自己帶孩子。這說明，在殖民地與小生產的生產關系下，社會化撫養是很難實現的。

　　而被馬前卒常常提及的國有企業，大概從未強調過“社會化撫養”。單位制下的子弟學校制度，大概只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建立后，上層建筑領域必然的調整。其中自然有具體的歷史問題、細節問題可以討論，但顯而易見的是，生產社會化會自然而然地導致撫養的社會化。而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市場關系占據支配地位的社會妄圖靠社會化撫養解決其內在矛盾，只會導致更嚴重的社會問題。當然，馬督工先生或許只是想借“社會化”的名號來為一些立法、行政層面的改良措施搖旗吶喊，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若是如此，我們希望馬督工大可以放棄這個給自己惹了太多麻煩的“社會化”概念。因為，真正的“社會化”只能從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開始。

　　至此，對“我們要什么樣的社會化撫養”這個問題，我想我們可以很明確的回答了。我們不需要孤立的“社會化撫養”政策，而我們需要的“社會化撫養”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會自然而然地出現。而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的孩子，再多也能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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