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啃老族”比例越來越高，國內“啃老”尤其是“隱性啃老”的青年群體也不在少數，而這背后也反映了國內經濟尚待完全復蘇、青年失業率較高、工作與生活等各類成本與壓力加劇等問題。不過，愈發龐大的啃老比例可能會降低青年群體的婚育意愿，代際互惠的失衡也使得老一輩的養老可能得不到有效保障。若要緩解這一現象，除青年個人要更自覺、父輩減少對青年啃老的支持外，社會環境的改善也將起到重要的影響。

　　全世界都在啃老

　　今年4月，英國《金融時報》發布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及到了全球“啃老族”越來越多的問題。

　　將未就業、未接受教育或培訓，靠父母供養的青年群體視為“啃老族”，該文章指出全球范圍內的“啃老族”比例已經上漲到了20%以上，達到了近20年來未有的“高度”。

　　該文章甚至表明，全球32%的年輕女性為啃老族，而年輕男性則是近15%，南亞地區的情況更顯嚴峻，年輕女性為啃老族的比例達到了53%，年輕男性則為6%左右。

　　目前，“啃老族”也有“尼特族”、“袋鼠族”之稱。

　　其中“尼特族”（NEET，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指不升學、不就業、不進修或參加就業輔導，終日無所事事的群體；“袋鼠族”通過表面之意就能看出，一般指的是那些依靠父母供養而遲遲未走向社會、如同小袋鼠般藏在媽媽袋子里的年輕群體。

　　全球趨勢來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中，平均近16%的18至24歲的青少年就為尼特族，智利、哥倫比亞、意大利、土耳其以及哥斯達黎加國家的尼特族比例還超過了25%。

　　縱觀上述如此高比例的啃老族，或許日本、美國、韓國等國的青年群體“貢獻”了不小的力量，此外，我國也存在不少啃老的青年。

　　其中，日本作為一個老齡化嚴重的國家，啃老現象也較為突出，早在2016年之際，在與父母同居的158萬人中，就有近31萬人依賴父母養活自己。即使是作為發達的超級大國，美國2021年第一季度也有近380萬年齡介于20歲到24歲的尼特族“閑賦在家”。

　　2022年韓國國內的一項調查甚至顯示，每10名受訪的應屆大學畢業生中就有7位放棄求職。

　　我國目前網傳的啃老人數也不少，在近年來的新聞中，青年群體啃老的選擇與現象更是突出。

　　以往多從“不離家-單身”的“單身貴族”身上能看到明顯的啃老現象，視之為“顯性啃老”，目前不少的“90后”群體也慢慢轉入“啃老族”當中。

　　而隨著時代發展，越來越多“離家-卻不離巢”的隱性啃老也開始出現，如已為人父母的80后、90后還主要依賴著上一輩的財富生活，維持著小家庭的開銷。

　　在我國，那些放棄就業而閑賦在家，純粹靠父母供養的“顯性啃老”青年數量并不少，但由于這類啃老需要家庭具備較為充裕的資金作支持，比例倒是比西方發達國家低，但國內那些由于各種壓力而向老一輩尋求包括金錢、育兒照料等在內的各種支持的“隱性啃老”群體卻不在少數，其“啃老”內容多且階段還不短。

　　對不少啃老族而言，如果其選擇“躺平”在家“啃老”，要么就不做任何事情，僅在家中無所事事打發時間，又或者將時間投入到育兒、家務、娛樂旅游當中。當然，也有不少人選擇為下一步的就業或各類考試作準備。

　　此外，越來越多的青年“買房啃老”、“結婚啃老”、“育兒啃老”成為常態。

　　失業、壓力大等社會問題都在助長“啃老”

　　透過國內各類啃老現象背后，則是反映出了多個社會問題，首先一個便是青年失業率的提高。

　　今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將達到1158萬人，同比增加82萬人，創下歷史新高。但伴隨著越來越多學生從高校畢業走向社會，近年來的青年失業率也有所上升。

　　從全國每月16—24歲城鎮青年失業率來看，2021年該指標數值位于12.7%-16.2%之間，2022年該數值則介于15.3%-19.9%之間，失業率進一步升高。

　　而在如此高的失業率背后，也透露了經濟不景氣、就業壓力大的問題。

　　目前，經受了近3年的沖擊，國內經濟仍在復蘇、逐步進入發展新階段，不少行業也在重新積蓄力量。但與國內愈發龐大的應屆畢業生規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不少企業的招聘規模有所縮減，且門檻要求越來越高，導致不少畢業生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

　　一些企業還偏好有工作經驗的人士，這便進一步加劇了校招機會少、理想崗位不足的現象。

　　所以，即使一些畢業生不斷“向下兼容”投遞簡歷，從規模達上萬人的大公司投到百人以下的小企業，也不一定就能順利被錄用，甚至博士學位的高材生也到了接受到餐廳兼職經理職位的地步。

　　在如此高的失業率下，也就不乏一些青年群體順勢“躺平”，或許選擇休息一年考個研究生，亦或者先得過且過，最后“繼承家業”。

　　除上述群體外，如今社會中也不乏年輕的青年父母依賴著上一輩的財富維持小家庭生活的現象。

　　對這些青年父母而言，自身工作的薪資尚不足以支付大城市的生活開銷與育兒成本，除了之前買房、結婚需要父母提供大量資金外，或許還需要父母幫助承擔部分生活費，在尋求幫忙照顧孩童的同時亦索取育兒資金支持。

　　這樣的“隱性啃老”在國內并不少見，一個原因在于如今的婚戀成本、購房成本已經超出了大多數人的心理預期與自身承受能力，也在于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越來越高，工作壓力也進一步加劇。

　　一些研究也認為，與歐美經歷的因經濟不景氣所以得由兩代人分擔經濟負擔的危機型啃老不同，國內經歷的是“發展型啃老”，即因為城市化成本愈發高昂，不得不由兩代人共同分攤。

　　當然，在不少青年選擇“啃老”背后，也離不開老一輩的“自愿奉獻”。

　　即使面對孩子一直閑賦在家、無所事事時，一些家長除了不斷嘮叨，以期望孩子能主動改變現狀外，也會由于“心太軟”而繼續照顧著青年的吃喝拉撒，部分家長還會有著作為爸媽，一輩子養著孩子也行的觀念。

　　另外，在中國社會文化中，父母往往肩負著重要的育兒職責，即使在孩子成年后，依舊會重點關注著孩子的工作、婚戀、生娃等方面，并愿意在這些事情中付出自己擁有的人脈關系、金錢以及精力等。

　　這些都給了青年啃老的機會。

　　當然，或許外界不少人看來，逃避工作與社會而選擇啃老是可恥的，但有些人或許還真發現“逃避可恥但是有用”。

　　反婚反育、代際互惠失衡等問題加重

　　在全球啃老愈發嚴重的情況下，不少國家都對此表示擔憂。

　　如美國彭博新聞社曾表示，雖然過去疫情下低就業率導致了“啃老族”比例上升，但背后也離不開年輕人的懶惰，其表示這些“躺平”的青年群體會對美國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啃老族”比例的提高甚至有可能導致社會動蕩。

　　另外，英國的媒體也認為，啃老族比例的提高會導致生產率不足，最終致使一國經濟無法達到更高的收入水平。

　　而對于啃老族比例不小的韓國，一些分析也認為若越來越多的青年不愿就業，市場勞動力的減少就會影響到經濟發展并有可能致使潛在經濟增長率的降低。

　　自然，對我國來說，若啃老族比例越來越高，那目前及未來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就會缺乏充足的市場勞動力支持，將有可能對經濟發展與產業轉型產生不利影響。

　　此外，隨著啃老族人數的增多，躺平擺爛、反婚反育等社會問題有可能愈發嚴重。

　　對不少單身且啃老的青年群體而言，由于父母能夠給予自身經濟及生活保障，容易削弱青年個人獨立生存、承擔責任的能力；在婚戀成本上漲、壓力倍增的時代，青年“啃老”的選擇也會削弱他們生兒育女的意愿。

　　如此一來，一些青年群體在啃老的同時對婚育的意愿也愈發降低，為了更多的自由及避免以后小家庭帶來的各種壓力，他們的反婚反育念頭還可能愈發強烈。

　　不過，這樣的選擇也存在不小風險。

　　由于許多青年在長時間的啃老下已習慣舒適的、壓力小的生活，一旦老一輩退休、家庭發生財務危機或其他重大意外時，這些青年群體往往缺乏足夠的應對能力，之前以依賴父母生存的方式難以為繼，后續如何維持生活也難以預料，甚至有可能產生社會悲劇。

　　另外，雖然在中國社會文化中“養兒防老”思想普遍存在，但隨著啃老族人數的增多，也能發現，目前國內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正在弱化，“逆反哺模式”逐漸凸顯，即父輩對子代過度付出，但子代卻由于自身能力不足而難以向父輩反饋更多的金錢、養老等支持。

　　如此，以往的雙向代際互惠逐步變成了父輩對子代的單向輸出，加上不少地方尤其是農村養老制度的缺失，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在晚年時期的生活并不如人意。

　　所以，青年啃老數量的增多或比例的提高，影響的不只是青年群體未來更長遠的發展，反過來也有可能沖擊到老一輩的晚年生活，而晚婚晚育、反婚反育等社會問題亦有可能更為嚴重。

　　改變這一狀況，個人、家庭、社會都需要時間

　　正常來說，在什么樣的年齡應該做什么的現象，被稱為“社會時鐘”。

　　如古代提及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又比如現代提及的25歲之前在校學習，然后畢業就業，30歲左右成家生娃，再逐步承擔起養育老人與孩子的責任，最終步入老年后就可以安享晚年。

　　但對許多尼特族青年而言，啃老的選擇往往容易使他們錯過“社會時鐘”下的就業及成家立業機會，可能對其長遠發展產生消極影響，如較差的精神狀態、較大的社會排斥等。

　　不過，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逆社會時鐘”發展，如30歲去高考、40歲嘗試新職業、50歲去學習越來越多的新知識。

　　這樣的節奏顯然也很自由，屬于自我探索的人生發展途徑，生活更具有創造性，或許會更適合自身。

　　但“逆社會時鐘”的選擇無疑需要更大的勇氣，加上社會一貫現象的存在如中年事業受阻或難以更換工作此類中年危機等，“逆社會時鐘”的選擇不一定能為自身乃至家庭帶來足夠的保障。或者說，在“逆社會時鐘”下取得成功的“幸運兒”并不多，更多的人在此類選擇下最終面臨人生的失敗。

　　所以，若是按照“社會時鐘”的發展來看的話，為了更適應社會的步伐，避免未來不確定性造成的沖擊，青年群體還需擺脫啃老狀態，依靠自身的自覺去繼續向前發展。

　　當然，父輩對子代一直的自我奉獻與支持，也給予了越來越多青年啃老的機會。

　　若這些父輩能進一步正視起子代未來的長遠發展，意識到“父母之愛子為之計深遠”，將其對子代單向的無條件的支持轉為有條件的代際幫扶，盡量不給子代創造不勞而獲的機會，逐步緩解單向代際扶持問題乃至恢復代際雙向互惠的秩序，或許更有利于幫助青年擺脫啃老的選擇或削弱啃老的意愿。

　　不過，透視啃老背后的社會問題，如上述提及的就業率低、就業難、工作與生活壓力大等涉及到的經濟不景氣、大學生越來越“不值錢”、企業招聘門檻及生活成本越來越高等，其能否得到有效緩解，也會影響到年輕人是否會選擇不啃老而自我努力、實現自我發展。

　　但顯然，這些問題如何得到緩解似乎很難有個準確的說法或做法。

　　總的來說，國內單身青年直接擺爛、一輩子啃老尚且還需要原生家庭有不少的財富進行支撐，但諸如結婚啃老、買房啃老、育娃啃老的群體卻不在少數，這些隱性啃老的比例更高，造成的代際互惠失衡也有可能更為嚴峻。

　　不過，隨著社會各類成本的上升，這樣的隱性啃老似乎難以避免，也愈發成為常態。或許目前能夠希望的便是青年一輩更自覺一些，付諸更多的努力承擔起“上有老、下有小”的重擔，再期望一下經濟實現復蘇、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各類社會壓力能夠減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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