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城里過年

　　袁明寶

　　（西南大學鄉村振興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

　　今年寒假回老家，發現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有越來越多的鄰居開始全家在城里過年。過年不僅是時間上很重要的節日，在空間上也意味著回到農村老家，正因為有特定的時空條件，才使得回農村過年有了特殊意義。

　　對于大部分家庭來說，在城里工作、生活了一年，只有到年底過年的時候才有合理、正當的理由回到農村老家，一是看望老人，二是走動一下親朋好友關系，通過拜年顯示一下在村莊的成員權和存在感。

　　如果長時間不回家過年，不走動人情關系，那么與村莊的聯系就會越來越少。所以回家過年成了大部分人心理、情感上很自覺的選擇，即使存在一些困難也要回去過年，這三年的疫情就為很多人的返鄉設置了很大困難，但大部分人還是想方設法回去，因為只有回到老家才是真正的過年。

　　筆者去年因為疫情原因，就沒有回山東，只能待在重慶過年，對于一個外來人而言，因為在本地沒有緊密的血緣、地緣關系，在城里過年就難以找到儀式感和意義感，過年就成為了跟平常時間沒有差異的日子，失去了過年所承載的價值意義。

　　城里過年就只是日常化的生活，沒有儀式、時間節點上的意義，也不會產生心理上的歸屬感和意義感。所以今年年底還是下定決心要回老家，但等到回去后卻發現很多鄰居卻沒有回去，他們一般常年在縣城或濰坊市里打工、生活，距離老家只有兩個小時的車程，按理說他們更具備回家過年的條件，但實際上距離并不是最主要影響因素。

　　鄰居吳某一家五口常年在濰坊工作、生活，吳某主要從事室內裝修工作，跟著老板的項目工程跑，媳婦做美容美發工作，時間上比較自由。

　　吳某的父母前幾年一直在村里務農、養羊，之前也從來沒有進過城，但吳某成家生孩子后，就需要父母到城里照顧，農村的土地和養殖就都放下了。隨著孫子慢慢長大，老年人在城里的照顧任務逐漸減輕，就在城里尋找各種適合半勞動力的工作，如環衛、門衛、餐飲服務員等工作，實現了家庭收入來源的變化。

　　吳某父親現在在市里做環衛工，一個月有兩千元的收入。吳某母親就主要在家照顧小孩和子女的生活。正因為老年人在城里也有了相對穩定的工作，所以就不能自由安排時間，回家過年也就有了一定限制，特別是吳某父親在做門衛保安的時候，經常要在大年三十晚上值班，就無法回老家過年。

　　他們今年是在臘月二十七回家一趟，完成過年期間要做的儀式，貼上春聯、在祖先牌位前燒燒紙燭，再到墳地上祭拜祖先、燃放鞭炮，這就算過年儀式的簡單化處理。然后一家人再回到了城里的住所，換成另外一個空間過年。

　　吳某家的情況在本村并不是個案，隨著很多家庭的城市化，有越來越多的父母也跟隨子女進城，父母進城一方面是照顧子女，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尋找新的收入空間。

　　濰坊、臨朐等城市因為有著相對發達的非正規就業機會，如環衛、保潔、保安以及餐飲服務業等，對農村剩余勞動力還有較強的吸納能力，所以本村有不少六十多歲的老年人進城后依然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收入兩千多，就可以成為對大家庭的重要支撐。

　　當前階段的父母進城務工，已然不同于第一代農民工的情況，他們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也完成了家庭人生任務，進城務工主要是輔助小家庭，實現老年人勞動力價值的最大化。

　　但正是這種輔助性的工作，卻完全改變了整個家庭的再生產模式。在以前，農村城市化的主要模式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老年人在家務農，年輕人進城務工，形成務農與務工的兩筆收入，老年人通過種田不僅能夠滿足自給自足，還可以減輕子女壓力，更能通過多種形式支持年輕家庭。

　　這種狀態就是一家兩制，即一個家庭中有父代和子代兩種家庭再生產的選擇。這是當前大部分農村家庭的普遍選擇，像筆者家鄉90%的家庭仍然是保持著這種方式，所以才有農村社會的老齡化和留守化。

　　現在隨著城市化的發展，一家兩制的形式也在發生變化，年輕人要在城市追求中產化的生活方式，就要更加放大老年人的價值，讓老年人進城打工就成為一種選擇。

　　所以，當前階段的城市化也在發生改變，之前講的城市化主體主要是年輕人，現在則把老年人也吸納進來，從來沒有城市生活的農村人也當了一回城里人。像吳某父母那樣，他們的生活重心已經完全放在城市，工作收入在城里，照顧子女也在城里，農村老家的土地已經交給別人耕種，農村的人情還在走著。但回老家的時間越來越少，哪怕過年這么重要的節日都不能在家過了。

　　他們跟老漂族還不完全一樣，老漂族的定位是很明確的，即幫助子女照顧孫代到小學后就可以回到老家，預期很明確，時間節點也很明確。

　　但現在本地就業、工作和生活的年輕人，則把老年人完全綁在了城里，哪怕孫代不需要父母照顧了，父母只要身體可以就能在城里打工，獲得一份遠遠高于務農一年的收入。

　　這就意味著老年人也慢慢裹進城市化的進程中去了。

　　同村陳某的父母也是這種情況，陳某已經在濰坊完全立足，現在又自己一個人開了一家餐館，生意還挺不錯，父母除了接送小孩，平時就在餐館里幫工。因此，這一部分能夠在城市立足的年輕人，也有能力把父母接到城里去，而父母的責任就不僅僅是照顧小孩，反而在功能上更加重要，要通過尋找非正規就業機會在城里獲得收入。

　　留在城里過年，是類似吳某家的客觀理性選擇，也是有多重因素決定的，如老年人已經在城打工，加上全家人常年在外居住生活，老家的房屋沒有人收拾照顧，帶小孩回來居住又面臨著寒冷問題，所以一家人在綜合考慮下就選擇留在城里過年。

　　筆者妹妹家也同樣如此，他們一家也是在今年臘月二十八回來，把常年不住的大門上貼上春聯，到祖墳上燒一下紙，他們不回來的重要原因就是父母常年跟他們住在城里，妹妹的公公也有一份門衛工作，家中的房子基本上沒人住、也沒人收拾，如果過年回來，沒有人提前為他們準備，生活上很不方便，所以也留在縣城過年了。

　　老年人跟隨年輕人一起在城里過年的情況，仍然還是暫時性的，等老年人年齡大了，不能在城里打工了就會回到村莊。但這中間有十多年的時間，即老年人身體還可以，能夠在城里找一份工作，就會選擇同年輕子女一起生活，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農村老年人生活空間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從在農村進行農業生產轉變為進城務工，日常生活、消費都接觸融入到城市系統，在生活方式、消費方式、作息時間等方面都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城市化。

　　不回家過年，甚至老年人也跟隨年輕人在城里生活、工作，已經不同于務農、務工組成的一家兩制，也不同于之前的農民家庭城市化模式，現在老年人已經被年輕人裹挾進來，也參與到城市化進程中了。

　　像吳某父親在六十歲之前從來沒進城打過工，也沒接觸過城市生活，但因為年輕子女的需要，就在短時間內放棄農村生產生活，并很快融入到城市中來了。

　　如同一家兩制一樣，老年人進城也是實現家庭勞動力配置的最佳方式，也是現階段家庭再生產的重要保障。等到老年人年齡增大，孫代成人，老年人就自然會退回農村，繼續用一家兩制的方式來支持子代家庭。

　　所以，中國農民家庭的再生產方式是有極大彈性的，能夠根據家庭再生產的發展階段進行適應性調整，但總的目標是一致的，就是實現家庭勞動力的最大化配置，為家庭再生產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當然，老年人在城里過年難免會在心理和情感上出現失落，但他們仍然對回村有預期，再過幾年他們就能恢復以前的生活方式，農村社會也就不會按照當前的線性發展邏輯，一直處于人口外流的狀態，而是到了一定階段，每個家庭中的老年人就會自動回鄉，這就保持了農村社會的人氣和生機。

　　因此，那種感嘆農村空心化、農村行將消失的悲觀情緒也就沒有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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