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打工族,找工作時都會詢問用人單位五險一金的情況,這里面體現了打工人對安全的渴望,但五險一金是否真的是福利呢?這也是讓打工族困惑的地方,作為繳費者,打工族每年都要面臨社保繳費基數上漲的情況;作為父母,每年9月份到年底,給孩子繳納的醫保都要漲幾十塊,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作為新入職的小年輕,老板不繳納公積金是一個常見的問題。在廣東,還要面臨醫保繳費年限延長到30年的惡政,這些都關乎每個人的切身利益,但在認識上始終有種誤區,就是認為這些都是一種福利,是應該繳納的,其實這里面是需要分析的。生育保險是企業繳納的,可以算是一種福利;公積金能夠當年提取,可以看作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但恰恰是資本家最想取消的(見黃奇帆和董明珠相關講話);工傷保險和失業保險繳費數量不多,對收入影響不大,是一種應急險;醫保繳費不少,職工加家屬,每年幾千塊錢,但保障價值如同雞肋,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種勒索,探討醫保的文章比較多了,本文不再贅述。
本文所探討的社保是狹義上的社保,指的是養老保險,養老保險繳費數額大,社會關注度高,涉及到每個人都存在的養老問題,在社會財富爆炸式增長的今天,養老金如何成為一個問題,又應該怎么解決呢?
一、現代養老保險制度的起源
在封建社會,因為人均壽命短,唐代、明代人均壽命大約在50歲左右,1949年中國人均壽命才35歲,大多數人要一直勞動到死,不存在養老的問題。少部分家庭條件好的,老人依靠晚輩贍養,封建社會政府提倡孝道除了維護社會穩定,也有解決養老問題的考慮。至于獨居又失去勞動能力的老人,靠政府設立少量養老機構兜底。
資本主義早期,破產農民淪為雇傭工人,流入到城市,生活條件惡劣,人均壽命甚至有所減少,那個時候也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養老問題。到了19世紀中期之后,因為工人階級斗爭的加強,絕對剩余價值的剝削有所限制,發達國家的醫療衛生條件發展也不斷改善,人均壽命不斷延長,而無產階級依然處于貧困狀態,工人所獲取的工資僅夠維持自己及子女的生活,沒有儲蓄來解決自己喪失勞動能力之后的生存問題。這樣工人的養老問題便隨之產生。
德國是最早設立養老保險制度的國家。早在15世紀初,德國的礦山和手工業作坊中就出現了民間互助互濟的組織。如手工業中的行會組織,由工人自愿繳納的會費部分用于改善生病、因工受傷或致殘的工人生活,其余的用于救助鰥寡孤獨、婚喪嫁娶支出。這種工人自發的互助組織在早期為老弱病殘工人的生活提供了基本的保障。
到19世紀下半葉,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興起使得德國工業化進程加快,勞資矛盾更加突出,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特別是1857年的經濟危機導致失業率激增,工人生活困苦不堪。隨著階級矛盾逐漸加劇,在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下,德國的工人運動風起云涌,罷工的時間越來越長、規模越來越大、次數越來越頻繁。這迫使俾斯麥開始考慮改變策略,他察覺到只靠專制暴力手段是無法鎮壓工人運動的,必須在利用傳統暴力手段的同時,采用“蜜糕加大鞭”的策略,他提出所謂的“積極的國家政策計劃”來改善工人的處境,以麻痹工人階級,削弱社會民主黨的群眾基礎和影響力。1889年5月1日,德意志爆發了歷史上著名的煤礦工人大罷工,其最終發展到了15萬人次的規模。這場大罷工使得統治階級和資本家非?;炭郑{集了大批警察去鎮壓。最終在1889年5月24日,由俾斯麥提交的《養老和殘疾保險法》在帝國議會中以微弱多數得到通過,并于1891年1月1日在全國開始生效。
該法案的主要內容:保險對象是工人和低職雇員,保險費由雇主和雇員各承擔一半(每月雇主和雇員各繳納0.6馬克,當時雇員平均月工資為70馬克),國家對每筆保險金提供50馬克的補貼,參加保險者在服兵役其間應承擔的份額則全部由國家支付。養老保險基金由國家統一管理。凡年滿70歲、繳納30年以上養老保險費者才有權享有養老保險金。退休金的多少根據工人原工資的等級和地區等級而定。成為永久殘廢且喪失2∕3以上的勞動力者才能享受殘廢保險待遇,且需先繳納5年保險費。工人退休時領取的固定津貼為60馬克(其中50馬克由國家補貼),其余依繳費期限和工資等級確定。此法是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養老保險制度,被其他國家廣泛推廣【1】。
以上的過程可以反映養老保險制度并非是資產階級的恩賜,而是工人斗爭的結果,資產階級國家利用當時民間發展起來的,用于疾病、養老、失業等方面的工人互助補助基金,使之變成國家的保險制度,這就使工人產生錯覺,認為政府是解決工人生活中特殊困難的慈善機關,從而達到瓦解工人運動的目的。德國當時養老保險不僅規定工人需要承擔一部分保險費用,而且年滿70歲、繳滿30年后才能夠領取,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對工人的保障非常有限,不具有福利性質。
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建立起具有福利性質的社會保障制度
社會主義超越資本主義,因為它解決了資本與勞動的對抗關系,很多問題也隨之解決,包括老無所養的問題。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是在產品分配時扣除了社會保障資金的,毛時代叫社會保證資金,這種資金無論叫什么,都是保障勞動者生老病死的資金,不是資本主義保險性質的,也不是為資本增殖服務的。
養老資金來源于工人階級的剩余勞動或剩余產品。工人階級是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這些物質財富一部分是用來生產維持自己和子女生活的社會產品的勞動,即必要勞動,對應的是工人的工資;另一部分用來生產超過維持自己和子女生活的社會產品的勞動,即剩余勞動,對應的是剩余價值。工資僅能滿足工人自己及子女的基本生活。工人在喪失勞動能力后,退出工作崗位,不再屬于勞動者,工資不包括工人在喪失勞動能力后的養老成本。所以,需要從全體勞動者生產的總剩余產品中拿出一部分來設立基金,解決那些因殘疾或年長而喪失勞動能力者的生存問題。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認為社會總產品分配之前應作三項扣除:“第一,用來補償消費掉的生產資料部分;第二,用來擴大再生產的追加部分;第三,用來償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后備基金或保險基金。”“剩余的社會總產品是作為消費資料的,但在進行個人消費品分配之前還必須扣除:第一,和生產沒有關系的一般管理費用;第二,用來滿足公共需要的部分,如學校、保健設施等;第三,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設立的基金。”馬克思明確指出“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設立的基金”來源于剩余的社會總產品的扣除,由此從理論上闡明了設立養老基金的物質生活資料來源于工人階級的剩余勞動。
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會建立起具有福利性質的養老保險制度。1912年列寧在《關于對杜馬提出的工人的國家保險法案的態度》中針對當時工人國家保險法案的主要缺點,提出明確的反對意見:1.工人喪失勞動能力或因失業而失掉工資時國家保險要給工人保障。2.保險要包括一切工資收入者及其家屬。3.所有受保人都應收到與其工資收入相當的補償,同時一切保險費都由企業主和國家負擔。4.各種保險都由統一的保險組織辦理,這種組織應該按區域或被保險者完全自理的原則建立【2】。而列寧這些意見基本上被后來的蘇聯和新中國通過法律確立了下來。1951年2月,政務院頒布《勞動保險條例》,全面建立了適用于中國城鎮職工的勞動保險制度,其實施范圍包括城鎮機關、事業單位之外的所有企業和職工。勞動保險的各項費用全部由企業行政方面或資方負擔,個人不需繳費,其待遇包括工傷待遇、醫療待遇、養老待遇、死亡喪葬費與直系親屬撫恤金,以及其他職工福利待遇等【3】。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第八條規定凡根據本條例實行勞動保險的企業,其行政方面或資方須按月繳納相當于各該企業全部工人與職員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三,作為勞動保險金。此項勞動保險金,不得在工人與職員工資內扣除,并不得向工人與職員另行征收。第十五條規定了退休條件:男工人與男職員年滿六十歲,一般工齡滿二十五年,本企業工齡滿五年者;女工人與女職員年滿五十歲,一般工齡滿二十年,本企業工齡滿五年者?!吨腥A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實施細則修正草案》第二十六條規定,根據工齡長短,養老待遇為本人工資50%至70%。需要強調,根據該條例,中華全國總工會作為勞動保險最高領導機關負責統籌全國勞動保險的實施,基層工會則是這一制度的具體執行者;中央人民政府勞動部為全國勞動保險業務的最高監督機關,負責貫徹勞動保險條例的實施,檢查全國勞動保險業務的執行。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工會來執行勞動保險制度,體現了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也符合工人參加國家管理的社會主義理念。
有人可能會說,北歐的高福利制度不也是社會主義嗎?北歐的社會福利制度是通過對企業征收高額累進稅實現的,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本身,這種福利制度會因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而隨時降低或取消,這種福利制度也不能改變資本與工人之間的對抗關系,瑞典、丹麥、冰島的抑郁癥發病率都排在世界前列,自殺率也是居高不下。
社會主義的福利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不會發生經濟危機,社會福利隨著生產發展而不斷增長,而且共同勞動,人人有飯吃,集體主義精神恢復了人的社會性,抑郁癥、自殺率都會大幅度下降。
三、怎樣看現行養老保險制度?
我國1978年開啟了改革開放,逐漸取消了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大量國有企業關停并轉,與此同時,私營經濟和雇傭勞動關系迅猛發展。截止2020年底,民營企業雇傭了80%的勞動力。對于發展私營經濟來說,改開前具有福利性質的勞動保障制度包括養老制度,顯然屬于巨大的“用工成本”,降低了利潤。因此隨著經濟的改革,必然開啟了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我國現在的社會保險制度(包括養老保險),基本上參照德國建立的。
截至2021年3月底,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10.07億人,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超過90%。從參保人數和參保率來看,似乎我國已經建立起非常完善的養老保險體系,但是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有許多不足。
第一,我國建立的個人繳費的養老保險制度加重了工人負擔。
工資本來只夠養活工人自己和家屬的,扣除工資一部分繳納社保實際上是一種強制儲蓄,必然加重工人的負擔。而現實中,我國工人的工資在世界范圍內都是偏低的。2021年度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7412元,即3951元/月。我國最低工資與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的比值遠低于70%的發展中國家的標準。因此,工人想要獲得4000元至5000元的工資,需要經常加班,甚至996。所以,出現了不讓加班就是對工人懲罰,工人要為加班而斗爭的世界奇觀。我國普通工人的工資長期低于勞動力價格,表現在越來越難以維持家庭成員的正常生活,導致超出國際水平的工作時長,食品安全問題頻發,群租房屢禁不止,生育率持續降低。而在工資中扣除養老保險費更是雪上加霜,以江西省為例,即使按照最低的繳費基數計算,目前工人每月也需要從工資中負擔270元左右的養老保險費,如果加上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的個人部分,則工人每月需要承擔的社會保險費用為350元左右,占工資比重的7%-8.8%左右(以4000元至5000元為基數)。如果以靈活就業的方式參保養老保險,則每年目前需要支付7千多元的費用,這還是按照最低參保基數計算的費用。此外,法律規定,最低工資標準中包含個人承擔的社會保險費用,這對低薪工人非常不利?,F實中,低薪工人通常會為了多拿點工資,而放棄繳納社保。
因此,對于廣大的低薪工人來說,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實行個人繳費明顯加重了他們的經濟負擔,這也為之后的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矛盾埋下了伏筆。
第二,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保障水平并不高。
?。?)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金過低
因無法承擔靈活就業高昂的參保費用,勞動者無奈地只能夠選擇參保沒有保障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而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金人均只有175元左右,根本無法解決老年人的養老問題。大量老年人因養老金過低而需要重新就業,以便維持生計,真可謂是“活到老,干到老”。然而,現實中高齡勞動者就業非常困難。工廠和企業對求職者的年齡限制普遍在45歲以下。工作時間長、工資低的保潔員、保安等崗位是高齡勞動者的“首選”,但是近幾年來這些崗位也逐漸在淘汰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勞動者。建筑施工行業也是高齡勞動者的重災區。2022年3月18日,光明網記者調查發現,截至目前,全國已有上海、天津、廣東深圳、江蘇泰州、江西南昌、湖北荊州等多地發布了建筑業“清退令”——清退60歲以上的超齡農民工。因此,老年農民工的處境非常悲慘,因生活所迫,必須廉價的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且需要忍受環境惡劣、強度高的工作。
?。?)對于大部分退休職工來說,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并未真正起到養老的效果。
領取職工基本養老金的條件有兩個:1.繳費累計滿15年以上;2.達到退休年齡(男60歲,女50歲,女干部55歲)。由于大部分企業給勞動者選擇的繳費基數一般是社平工資的60%,即最低檔繳費基數,即使繳費滿15年,但是每月領取的養老金也只有1000元左右,養老金的替代率(勞動者退休時的養老金領取水平與退休前工資收入水平之間的比率)只有20%-30%左右。根據世界銀行組織建議,要基本維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不下降,養老金替代率需不低于70%。國際勞工組織建議養老金替代率最低標準為55%。可見,我國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對于大部分參保職工人員來說,退休后難以維持之前生活水平,那么必然會導致他們退休后,在領取微薄的養老金的同時,還需要打零工補貼家用。
?。?)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不夠高。
根據各項社會保險的參保規定,如果以用人單位方式給職工參保養老保險,還需同時給職工參保工傷和失業保險。如果個人以靈活就業方式參保養老保險,則無需參保失業保險。2021年末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參保人數為48074萬人,而失業保險參保人數僅為22958萬人。因此,以用人單位方式參保職工養老保險的人數約為22958萬人,2021年城鎮就業人員46773萬人,那么城鎮就業人員中以用人單位方式參保職工養老保險的參保率大致為49%。若以全部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102871萬人為基數,職工養老保險的參保率也僅為46.7% ,這其中還包括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和以靈活就業方式參保的人員。此外, 2021年我國靈活就業人數已超2億人,但參加職工醫保的人數僅為4853萬人。實際上,靈活就業者大部分也是雇傭勞動者,其工資報酬與企業工人區別不大,只是在管理形式上稍微靈活一點,然而隨著資本之間的競爭,靈活就業者被資本束縛的越來越緊,通過網絡平臺和不斷優化的算法,對于外賣員、快遞、網約車司機等行業的工人進行無止境的剝削和壓榨。然而這些事實上處于雇傭地位的勞動者,卻因我國對新行業用工采取寬松政策和對靈活用工的舊觀念而排斥在勞動關系之外,進而導致那些“靈活用工”的企業可以節約社會保險費、加班費、辭退補償等用工成本。大量靈活就業者因高昂的繳費而難以通過靈活就業人員的方式參保養老保險,他們的養老問題將日益突出??梢?,靈活就業的日益發展標志著雇傭勞動者的生存處境進一步惡化。
第三,企業職工與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的養老保險待遇相差較大,有失社會公平。
在2014年改革之前,機關事業單位退休金制度完全由財政供款,個人無需繳費,退休后養老金按照工齡長短和職務高低,大概能拿到本人退休前工資的80%-100%,遠高于企業職工?!秶鴦赵宏P于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國發〔2015〕2號)文件主要改革方向就是逐漸實現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的養老保險并軌。但是該份文件同時強調“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的基本原則是保證改革群體養老待遇水平不下降。因此,即使實現兩者并軌,機關事業單位職工養老金仍然要高于企業職工養老金,改革后不同職業群體養老金綜合替代率依然不同步【4】。筆者了解到在江西,同樣是30年的繳費年限,一位普通工人退休時領取的養老金2500元左右,而機關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卻可以領取5000多元。作為“人民公仆”的機關事業單位的職工其工資福利來源于工人的剩余勞動,然而其享受的養老保險待遇卻遠高于作為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工人階級,明顯有失社會公平 。
綜上所述,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不具有福利性質,它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加重了工人階級的經濟負擔。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無法滿足打工人的養老需求,而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參保率低、保障水平也不高,未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只能一定程度上緩解勞資矛盾,小范圍地解決了工人的養老問題。
四、工人階級需要怎樣的養老制度?
養老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痛點,工人農民苦不堪言。今年初,財政部公布的信息透露:2021年,我國養老第一支柱——基本養老金,缺口達到7000億元。政府解決養老問題,現在采取的是繼續“深化改革”的思路。比如延遲退休,這樣可以延長繳費年限,同時減少領取年限,很多工人根本活不到65歲領取的那一天,自然就緩解了收支矛盾,再如推出個人養老金,除了讓富人合理避稅和理財,對工人養老毫無作用,另外還在放棄初次分配治療和二次分配幻想,寄希望于更不靠譜的“三次分配”。以上這些思路都不能解決養老問題,工人階級創造了社會財富,工人每年幾千幾千地繳費,農民大量出外打工,“農民打工已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5】。他們領取養老金理應屬于福利,而不能是加重剝削。所以應該恢復社會主義原則,重新建立起具有福利性質的養老保險制度。
具體來說,養老保險費用應當由企業和國家財政共同承擔,個人無需繳納。鑒于我國人口流動性大,而且存在大量的靈活就業人員,故可以采取專項稅收的形式對企業進行征繳。
現實的經濟發展是完全支持這種福利制度的。2021年全年國民總收入113萬億元,居民收入約為49.2萬億,全國財政總收入為30.1億萬元(一般公共預算收入20.25萬億元+全國政府性基金收入9.8萬億元),那么企業收入為33.7萬億元,還可以得出全國工人階級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為企業收入+國家財政總收入,即63.8萬億元。而按照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60歲及以上人口為26402萬人,若每人領取養老金3000元/月×12個月,則全國養老基金一年支出約95047億元,占2021年國民總收入的8.4%,占全國工人階級剩余價值的14.9%。
此外,稅收取之于民,應該用之于民,而我國財政支出中社保的補貼遠遠低于行政管理費用。我國在1978年財政支出共計1122.09億,其中行政管理費計52.9億,占當年財政支出的4.71%。也就是從這一年開始,行政管理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逐年增長。當我國財政支出在06年突破四萬億大關的時候,行政管理費也隨之站上約24%的比例高位。從權威統計數據來看,1978年-2012年的35年間,我國行政管理費用支出增長了411倍,而同期財政總支出只增長了112倍。1978年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從4.71%上升到2012年18%,在所有支出項目中處于領先地位,遠遠高出德國2.7%、英國4.2%、韓國5.1%、法國6.5%、印度6.3%、和美國9.9%的水平【6】。而2013我國財政對社會保險基金的補貼為7371.5億元【7】,當年財政總支出為13.97萬億元,社保補貼占比僅5.3%,遠低于行政管理費用的占比。我國應當精兵簡政,壓縮機關事業的福利待遇和各種特權享受,將財政收入用于改善民生,解決工人階級的養老問題。
綜上所述,現在從工資扣除一部分社保費的制度,加重了剝削,而且政府將社?;鹪O立專門賬戶用于投資,產生了一批新的生息資本吮吸剩余價值,工人階級身上的負擔更為沉重。正確的做法應該恢復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由企業和政府承擔全部養老保險費用,實現打工人的老有所養。農民因為計劃經濟時代繳納了公糧,而且農民工為城市建設和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理應納入到社會主義統一的養老體系中來,不能把幾畝薄田作為他們養老的來源,另外每月再發幾十塊錢,因為這些根本不夠養老,農民老無所依的悲慘局面與他們做出的貢獻形成了巨大反差,是社會主義者必須要正視的問題。有的農民工代表提出“農村居民中男滿65歲,女滿60歲,每人每月發放1000元的養老金” 【8】是符合現實國情的農民養老制度安排,但是無法被官方采納,原因在于政府財政支出是以刺激經濟而不是有計劃地生產生活為目標的【9】。當然,恢復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就要恢復公有制,那個時候,勞動成為人的生活必需,而不是謀生手段和剩余價值的來源,延遲退休也不是不可以,就像毛主席說的:“男人六十歲,女人五十五歲就要退休,這個制度不一定好。五六十歲的人,正是好做工作的時候,退休了,一點工作也不做,對自己身體和思想都不好。老年人如果身體支持不下來,可以少做工作,也比完全退休好。” 【10】現在支持和反對延遲退休制度,是在資本主義框架內的討論,60歲之后工作的人現實中是大量存在的,統計部門也是把65歲作為勞動力人口的上限,但個人繳費的沉重負擔,加上延遲退休會造成少拿幾年錢,使得打工族是非常反對延遲的。
因此,資本主義的養老是對抗性的社會制度的產物,只能局部地緩解矛盾,工人只能是牛馬一生,馬克思說,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小修小補,最多只能止病痛,不能除病根,小資產階級的養老是一種個人主義的思路,希望一棟別墅,田園風光,又要有好的醫療條件,這在任何時候都是無法實現的,也并不符合人的社會性,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讓全體勞動者老有所養和老有所為。
資料來源:
【1】《俾斯麥時期的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研究》,馮瑜
【2】《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保障經濟理論及其現實性》任保平
【3】鄭功成:《中國社會保障70年發展 (1949—2019):回顧與展望》《2021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4】《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的現實困境與破解之道》,沈 毅
【5】李克強在東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負責人經濟形勢座談會上的講話,2022年7月7日
【6】我國財政支出結構問題及其優化研究 羅文寶
【7】https://www.sohu.com/a/207584273_425095,社保基金的財政補貼連年擴大
【8】某地農民工工會主席提案
【9】參見《薇婭被罰13.41億背后的稅收使用問題》,https://jiliuwang.net/archives/96863
【1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下),第5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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