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趁著“助農”的政策大方向，來坑農民！

　　今年6月末，江蘇南京一樓盤推出了“西瓜換房活動”。

　　開發商的宣傳海報稱，6月28日至7月15日，將以10元每斤收購西瓜，用以折抵購房款，每套房收購上限為1萬斤，最高可抵10萬元。

　　在西瓜換房之前，各地開發商也是花樣頻出：

　　建業集團一樓盤推出“大蒜換房”，可以5元/斤的價格收購大蒜以抵房款；

　　同樣是建業集團的另一處樓盤則推出“小麥換房”，可以2元/斤的價格收購小麥，最高可抵扣16萬元房款；

　　保利發展一樓盤則推出買房送一頭200斤土豬、全民營銷獎勵1萬元/套等活動；

　　弘陽地產及華晟集團則推出“水蜜桃換房”，以18.88元/斤收購陽山本地水蜜桃，作為房款的抵扣，最高每套可抵扣18.8萬元；

　　佳兆業推出“荔枝換房”，購房者可以30元/ 斤或40元/斤的價格賣出荔枝，最高可抵扣5萬元房款。

　　從“換房”的內容就能看出，這些“優惠”是沖著農民來的。

　　金輝集團及鼎盛置業推出的活動，“買好房送打谷子”，買房可提供免費打谷子，更是把“助農”倆字直接寫在了臉上。

　　不僅開發商很賣力，一些地方政府也加入了這場賣房的“大活動”中。

　　安徽潛山市發布了一份文件，提出“對自愿退出宅基地進城購房落戶的農民，經認定后可以一次性給予5萬元購房獎勵，宅基地退出后如果復墾為耕地或者其農用地后，將再給予原宅基地經營者3萬元/畝的獎勵。”

　　對于這些密集的“優惠大酬賓”，許多網友發聲反對，不少人驚嘆，“為了賣房竟做出這種事！”

　　與“鼓勵農民進城買房”同步發生的，還有一件事，事關“土地流轉”。

　　8月末，網上流傳著的一個視頻里，幾個年輕人對著一個老人笑得十分開心。

　　但相信看視頻的人，笑不出來。反正我看了視頻，拳頭都硬了。

　　視頻里的場景，是陜西一位老人，代表眾多村民，懇請農林公司的人，把拖欠了兩年之久的土地流轉費還上。

　　然而，面對老人的苦苦哀求，現場的多名公司人員卻哄堂大笑，有人嬉皮笑臉地應付老人，有人則玩起手機，索性不理老人。老人氣得雙手顫抖。

　　在視頻傳播開后，有媒體聯系了對此負有監管責任的藍田縣人社局，得到的回復是，已知道此事，正在處理。

　　據央視報道，2021年，國務院督查組發現，貴州納雍的專項扶貧農業園已經荒廢5年之久，項目還導致862萬元資金打水漂、村民57萬元土地流轉金遭拖欠、大量農田荒廢。

　　督查組表示，當地政府向企業撥款時，對資金使用不管不問造成了項目的荒廢。

　　在更早一點的2019年，貴州修文縣程官村為了建設蔬菜基地，用土地流轉的名義，把涉及上百農戶的300畝地強制翻挖、毀壞。

　　2014年，中央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提出“大力發展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五年內完成承包經營權確權。”

　　同年，“三權分置”的概念被提出。三權分置是指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的承包權、土地的經營權這“三權”分置并行。2018年12月29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關于修改農村土地承包法的決定，三權分置正式成為法律規定。

　　與此同步的是，國家推出了宅基地有償退出政策，鼓勵農民自愿退出宅基地，并獲得一定的補償。

　　在這些政策面前，有人充滿疑惑：難道要靠“忽悠”農民進城來接盤房地產？

　　有人甚至在知乎上提問，“各地鼓勵農民有償退出宅基地是不是有什么陰謀？”

　　其實，這跟提高農業發展集中度，鄉村振興，以及提高農民收入有關。

　　隨著城鎮化發展，許多農民已經進城生活，成為新市民，老家的農村宅基地就此荒廢。

　　對已經進城的農民來說，荒廢的宅基地很多沒有了使用價值，甚至后半生都不再回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這些宅基地對進城的新市民來說都屬于無法變現的資產。

　　而從國家的層面來說，我國農村宅基地總面積約為1.7億畝，占集體建設用地的54％，這個數字，相對于“18億畝紅線”，已經接近10%。

　　由于土地資源是不可再生資源，其中荒廢的宅基地造成了土地資源的嚴重浪費。從更大的層面看，荒廢宅基地等問題，也會導致農業資源的過度分散，對農村發展造成限制。

　　目前，我國農戶的戶均農地規模為0.5公頃，相當于歐盟的1/40，美國的1/400。人均農業資源不足的現狀，使得我國農業發展，一直以小規模生產為主。

　　這種小規模農業，一方面把大量農民“困”在地里，為了國家的糧食安全奉獻終生，一方面也十分不利于農業規模化、機械化的發展，使農業勞動的工作繁重但低效。

　　曾經，多少人提起美國農民用直升機播種、噴灑農藥都十分羨慕，而在我國工業生產總量達到世界第一后，工業發展反哺農業也具備了條件：我們也可以讓農民用上這些先進裝備，來減少農民辛苦的體力投入了。

農業無人機

　　然而，即便大疆等隨著國內產業鏈發展興起的企業，已經把農業無人機等農用裝備的價格，壓低至幾十萬甚至更低的十幾萬一臺，對農民來說，也仍是一個高昂的成本。分散的農民自己購置這些裝備，利用率也低。

　　對于農村宅基地和農村發展問題，北師大房地產研究中心的一個專家跳了出來，提了一個建議。

　　他建議農民都去縣城買房住，然后開車去農村種地，他給出的理由是，“在縣城里，一個人享受到的公共服務，能接受到的信息，增長的見識，和農村的環境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對于提升農民的個人的素質，是非常必要的。”

　　有網友評論，“專家能不能把自己的轎車借給農民下地用？”

　　對于網上的反對聲，這名專家回復：也沒說一定要讓農民開豪車下地啊，他們可以開三輪、農用車往返嘛。

　　可能這位專家不太清楚：農村的路不單單只是讓車通過的，在很多時候，還要用來晾曬糧食；農村的宅基地也不單單是用來住，曬好的糧食、平時用的各種農具還需要個“倉庫”；很多城市別看規模不大，農用車并不能隨便進出。

　　然而，這位專家對媒體說，自己也是農村長大，是“農民的貼心人”，應該也不是真的不知道。

　　對此，我也想像網友一樣，問一下這位“農民的貼心人”：家里的房子能不能借來給農民伯伯曬曬糧食，當倉庫用用？

　　之所以能說出來這種話，一個猜測，不一定對：其實還是心里沒太把農民當回事，而是與開發商和某些地方政府一樣，把國家推行“土地流轉”、宅基地退出等政策當成增加土地財政收入的機會。

　　他們完全忘了，國家在近年來一直推行土地流轉等政策，是為了解決農村土地資源分散與浪費的問題，是為了在保障農民的土地承包權的前提下，吸引一些企業集中利用土地的經營權，組織農民一起振興鄉村發展。

　　這些政策的實施落實，目標是農民可以在拿土地流轉費的基礎上，還可以自由選擇農業勞動或進城生活，企業則可在農業增量的基礎上獲得收益，安心發展農村。

　　在一些地方企業手中，好好的政策，成了要求別人“支持國家發展”的道義大棒。

　　面對這些，發聲渠道十分有限的農民是什么反應呢？

　　正如電影《隱入塵煙》，里邊有句臺詞說的那樣：

　　“被風刮來刮去，麥子能說個啥？被飛過的麻雀啄食，麥子能說個啥？被自家驢啃了，麥子能說個啥？被夏天的鐮刀割去，麥子能說個啥？”

　　農民能說個啥？

　　這部電影中還有一個細節，拍得很真實。

　　城里的領導為了扶貧，給村里最窮的村民也就是馬有鐵一個“好機會”，交1萬塊錢就能分一套城里的房子。

　　并且，領導還讓記者用鏡頭記錄了馬有鐵進程看房的過程，當被問到即將搬進新居的感受時，馬有鐵反問：我家的驢、豬、雞都住哪？

　　結果引來哄堂大笑。

　　且不說，一年辛苦到頭除掉各項開支只剩1000多塊錢的馬有鐵，根本拿不出1萬塊錢。

　　就算能拿出來。離開了土地，進入城市，沒有驢、豬、雞，他們靠什么生活？

　　鼓勵農民進城的政策是好的，但絕不能一刀切。

　　對此，《農民日報》看不下去了。8月18日，《農民日報》發文《鼓勵農民進城買房，不能不算后路賬》。

　　這篇文章十分冷靜克制，沒有劈頭蓋臉的痛罵這些現象，而是一針見血地指出：發展出實實在在的支柱產業，才讓進城買房的農民能安居樂業，這才是化解縣域經濟難題的根本之道。

　　鼓勵農民進城，宅基地退出，集中土地的使用權，有一個大前提是：總得讓農民在城里有份能保障溫飽的工作。

　　酷玩實驗室此前的一篇文章《 掏空農民錢包，卻留不住人，這樣的縣城怎么辦？》，點贊最多的一條評論寫道:

　　“縣城想要吸引人回來愿意發展做貢獻，就應該努力地為回來的人營造好的工作和生活的環境，給予足夠好的福利。而不是老想著去掏空回來的人的錢包，吸回來的人的血。”

　　不僅是吸引人才回流，吸引農民進城，也應如此。

　　縣域經濟增長乏力，缺少相關的產業機會，卻讓農民離開能解決基本的吃喝的土地和宅基地。“忽悠”他們掏空了全家錢包買房不說，燃氣費、交通費、買肉、買菜等支出樣樣都得花錢，沒有穩定的收入，拿什么來生活？

　　今年6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2021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統計顯示，202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9251萬人，比上年增加691萬人，增長2.4％。

　　也就是說，截至2021年，中國的5.57億農民中近3億人都是奔波于城鄉之間的農民工。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想進入城市生活。

　　但很多時候，除了想不想，更現實的問題是，有沒有“實力”進入城市。

　　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農民走進城市，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大量勞動力。與此同時，他們還一直堅守國家糧食安全的底線。農村一直以來都是維護經濟社會穩定的“緩沖區”“蓄水池”。

　　農民為這個國家付出了很多，索取的卻并不多。一些地方不能因為短時間的財政壓力，就盲目“鼓勵”農村進城買房、消費。

　　對此，有人說，應該讓糧食大幅度漲價，這樣才是保障農民的利益。

　　其實，這種想法是真心為農民好，因為從直觀的感受看，糧食漲價了，農民收入自然就能上去。

　　然而，經濟政策的實施與后果很多時候是反直覺的。

　　聯合國在今年6月的一份報告顯示，全球糧食每漲價1%，極端貧困人群會增加近1000萬人。

　　毋庸置疑，新增的極端貧困人群，絕大多數還是農業人口。

　　原因也不難理解，糧價一旦上漲，短期內確實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但包括化肥、農藥在內的物價都會跟著上漲。

　　糧食價格回落，工業品價格未必會下降。糧食價格上漲，衣服、鞋子、家電、汽車等工業產品的價格肯定會上漲。

　　不會真的有人相信，靠農產品漲價，就能拉平農產品與工業品之間的“剪刀差”讓農民過上人上人的生活吧？

　　既然不能貿然讓糧食大幅度漲價，最合理的安排應該是降低農民的農業生產成本。

　　據統計，國家對農民的補貼有至少12種之多：

　　耕地地力保護補貼，農民專業合作社補貼，新型職業農民培育補貼，適度規模經營補貼，農機購置補貼，優勢特色主導產業發展補貼，綠色高效技術推廣服務補貼，畜牧水產發展補貼，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補貼，農業結構調整補貼，地下水超采區域綜合治理補貼，東北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的玉米、大豆種植者補貼等。

　　其中，許多種類的補貼都是由國家直接轉入農戶自己的銀行賬戶，避免“中間商賺差價”。

　　以農機購置補貼為例，今年以來，國家已安排了212億元的補貼支持農機購置，農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去申請購買合適的農機，即使是坡高地陡的山區農村，也能用上小型的旋耕機等農機設備。

　　除了各類補貼，國家還一直保留并發展著供銷社體系。

　　供銷社，全稱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國務院領導的正部級單位，是為三農服務的合作經濟組織。

　　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前，合作社就是黨用以發展農村的成功經驗。新中國成立后，供銷合作社在全國得到迅速發展，成為滿足農民生產生活需要、組織農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

　　在計劃經濟時代成為過去后，供銷社的使命仍在繼續。

　　2006年，國務院印發《聽取供銷總社關于建設農村現代流通服務網絡等有關工作匯報的會議紀要》，對供銷社提出的建設“新農村現代流通服務網絡工程”（即“新網工程”），給予了充分肯定。

　　2011年，全系統初步建成了覆蓋縣、鄉、村三級的經營服務網絡。

　　作為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這個“經營服務網絡”是怎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發揮作用的呢？

　　說起來，還真有點計劃經濟的味道：基于這套網絡，供銷社整合了上下游相關的產業鏈與供應鏈，以不受市場波動的價格為農村供應農產品、消費品、農資、再生資源等等。

　　供銷社平時不顯山露水，但卻默默承擔著一套國有保障體系的責任，為農民和農村做著“壓艙石”。

　　對于不想種地了，想進城發展的農民呢？

　　一方面，國家一直在逐步推進土地同地同權同責，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

　　2019年4月，國家印發了《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提出：允許村集體在農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償收回的閑置宅基地、廢棄的集體公益性建設用地轉變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

　　相關政策落實后，農村宅基地通過轉變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也可以入市了。

　　另一方面，則是為進城農民的工作掃清障礙，一個很重要的舉措就是“放管服”。

　　2022年8月29日，國務院召開了自2015年以來的第十次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電視電話會議。

　　“放管服”是什么意思？“放”即簡政放權，降低準入門檻。“管”即創新監管，促進公平競爭。“服”即高效服務，營造便利環境。

　　過去，由于地方行政審批的流程過于復雜，變相把許多人擋在門外，想做點什么，總免不了門檻。

　　在全國深化“放管服”之后，進城的農民只需要一些簡單的“一站式”的審批流程，就能做些養活家人的營生：湊錢買下輛卡車，就能干搬家的生意；學些手藝，就能組建一支裝修隊……許多曾經的隱性限制，將被掃進垃圾堆。

　　當然，以上這些舉措全面落地，并讓大多數人滿意，還需要一段時間。盡管如此，也比專家建議的“開車去田里種地”靠譜多了。

　　人，天生會追求美好生活。

　　城市生活、教育、醫療條件也的確比農村好，但沒有“實力”的農民并不會因此就貿然進城。

　　靠一些“奇技淫巧”鼓勵農民進城生活，短期來看，地方財政的確會得以充實，消費得以提升。但是，此事能長久嗎？另外，貿然進城的農民獲得了什么呢？

　　我希望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在完善農民入城就業相關配套政策服務之后，再鼓勵農民進城。哪怕是一邊完善相關配套政策，一邊吸引農民進城。

　　在此之前，應該多考慮考慮，如何才能讓留在土地上的農民能獲得更多收入，如快速清除那些打著“振興農村”旗子卻干著“跑冒滴漏”行為的蛀蟲。與此同時，要為進城的農民提供更全面的就業“服務”。

　　樂業，才能安居。

　　在城市生活好，有錢掙，又有保障，不用鼓勵，農民自然就進城了。

尾聲

　　在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主辦的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刊載記錄了這樣一個歷史故事：

　　1941年，農婦伍蘭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鐵犁耕地時，不幸被雷電擊中身亡。伍蘭花出于悲痛之情，大罵“世道不好”，順便也把黨和毛主席也罵了。一些群眾對她的行為感到很氣憤。

　　中央社會調查部聞訊后，把伍蘭花拘押到延安，決定判處死刑，公開槍斃，以平民憤。

　　毛主席聽聞此事后，立刻制止。他對社會調查部的人說：“你們不能這樣做嘛!……中央設立社會調查部，不是設幾個官位。如果不做調查，就隨隨便便抓人、殺人，這是國民黨的黑暗做法！就這些而論，人家罵得就有道理呀！”

　　毛主席決定親自與伍蘭花面談，問清楚為什么她會有怨言。

　　通過面對面“拉家常”，主席了解到：

　　伍蘭花家共有六口人，七十歲的婆婆癱瘓在床，三個孩子尚且年幼。1935年中央紅軍來到延安后，伍蘭花家分到五畝地，踏實過了幾年好日子。但漸漸地，干部只管多要公糧，還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去世，家中失去了頂梁柱，她一時悲憤交加。

　　在把伍蘭花一家妥善安置后，毛主席深入調查后認為，“確實公糧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1941年11月6日開幕的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通過了“精兵簡政”的決議，此后進行了三次精簡，為的就是減輕農民的負擔。

　　從小跟著父輩下地勞動的毛主席，深知農民不易，一生都把農民問題當作重中之重。

　　在毛主席逝世后，陜西一位農民抱著他的畫像痛哭流涕，南京某農民家里大兒子結婚的喜宴停辦，撤下大門上的紅喜字、紅對聯，這一年，全國許多新生兒被父母取名為“念東”、“思東”、“念澤”。

　　農民雖然大多剛毅木訥、敦厚少言，但他們并不傻，誰心里真正裝著農民，他們，必不會忘記這份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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