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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職校校長背后要有一群企業家! ”中西部職業教育的揪心困境與破局之路

尹秋玲 · 2022-09-09 · 來源:文化縱橫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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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家相繼出臺一系列政策法規,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推進產教融合。但從結果來看,東部發達地區的職業教育發展較好,而中西部地區中職則普遍存在辦學不規范、流生多、辦學質量難以滿足需求、無法實現技能教育的發展困境。那么,中西部中職為何培養不出高技能的產業工人?既然很難培養出高技能的產業工人,其維持生存的機制是什么?在此情形下,中西部地區中職未來如何進一步發展?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持續快速發展,建成了門類齊全、獨立完整的產業體系,有力地推動了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支撐了我國世界大國的地位。但我國工業大而不強,轉型升級和跨越發展的任務緊迫而艱巨。其中,伴隨著人口紅利的消逝,勞動力素質和產業轉型升級不匹配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突出難題。

  為此,國家相繼出臺了《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等系列政策,希望通過發展職業教育,培養高技能的產業工人,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近兩年來,各地政府一方面推進普職分流,讓一半的初中生讀中職,解決中職發展的生源難題,另一方面輸入巨大的財政資源,提升中職的辦學條件。在此背景下,中西部中職的生源和學校規模持續擴張。

  然而,我國產業的發展與勞動力的流動并不均衡,經濟發展的東—中—西區域差異格局形塑了產業發展與勞動力流動的差異化匹配樣態。東部地區是機械化、自動化、智能化、信息化前端產業的集中地和產業轉型升級重點區域,其高技能崗位通過篩選與滴漏效應吸引和留住了高素質、高技能的勞動力,同時由于豐富的就業機會和較高的工資水平,成為勞動力的流入地。中西部地區則因產業基礎相對薄弱,就業機會相對較少,工資相對較低,而成為勞動力的輸出地。即便東部發達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產業的“雁陣”模型已初步形成,但勞動力從中西部向東部剛性流動的趨勢依然不變。

  更進一步講,大部分中西部縣產業結構是去工業化的。以筆者調研的中西部三縣為例,廣西L縣常住人口35萬人,財政收入約10億元,第二產業在三次產業占比約為45%,其主導產業是木材加工和制糖,對農業的依賴性較強,是典型的農業縣;貴州W縣常住人口16萬人,工農業生產條件都較差,縣財政收入為12億元,工業在三次產業占比為33%,主要是礦產資源初級加工;河南M縣常住人口34萬人,財政收入約20億元,第二產業在三次產業結構中的比重為67%,雖是典型的工業縣,但其主導產業是汽車橡膠配件制造和皮毛加工。三縣工業都屬于勞動力密集型的輕工業,而這種低端輕工業吸納的主要是技能水平較低的一代農民工:中西部地區去工業化的產業結構和去技能化的勞動力需求往往相匹配。

  東部和中西部地區不同的產業結構和勞動力流動的匹配樣態,說明應區分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的中等職業教育,對其進行針對性分析。唯有如此,才能從不同區域的成功經驗與發展困境中找到一般性的規律,在新時期更加精準地投資職業教育資源和進行職業教育改革,提升勞動力素質,推動全國和區域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與產業發展。畢竟,從直觀結果來看,東部發達地區的職業教育能帶來更高的人力投資回報,而中西部地區中職則存在辦學不規范、流生多、辦學質量難以滿足家長需求、根本無法實現技能教育的發展困境。

  基于此,本文以中西部地區中職為對象,圍繞三個問題展開分析:一、中西部中職為何培養不出高技能的產業工人?二、既然很難培養出高技能的產業工人,那其維持生存的機制是什么?筆者認為,除了國家的政策和資源支持外,中西部地區中職的持續擴張背后必定有其一般性的生存機制和發展邏輯。三、中西部地區中職未來如何進一步發展?從國家戰略角度出發,如何對職業教育發展政策做出一定調試,避免教育資源的浪費,破解中西部地區中職教育和勞動力培養的困境。

  ▍中西部中職發展的結構性約束

  (一)產教融合基礎弱

  職業教育的定位是培養具有較高技術技能水平的產業工人,這決定了校企合作和產教融合是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不二選擇。然而,產教融合的前提是要有一定規模的產教集聚,即一定基礎的產業資源和職業教育資源的集聚,這是因為:一、產業基礎決定就業出路。若本地產業基礎薄弱,工業集聚不明顯,經濟機會和空間有限,很可能導致職校生就業難與職校招生難。二、產教要素對接方便。以往校企合作因雙方分散而成本高,學校無法給企業帶來經濟實惠,企業積極性不高。但在產教集聚條件下,產業經濟要素能夠更快地反映到學校中,同時,校企合作成本也相對更低,學生可以直接在生產淡季時到企業生產車間實習,雙方可以共享實訓基地。三、校企容易實現互利共贏。學校能夠快速捕捉到企業的用人需求并及時做出回應,還可以借助校內的資源和設施為企業提供一定便利,比如依托學校場地和師資為企業職工提供培訓,由此實現學校教育效益和企業經濟效益的共贏。所以企業資源集聚對中職發展至關重要,正如一位校長所言:“一個職校校長的背后要有一群企業家!”

  但正如上文所言,中西部地區一方面工業基礎相對薄弱,另一方面既有產業結構往往是去工業化的,相匹配的勞動力則是去技能化的,這導致中西部地區中職教育欠缺產教融合的基礎。這對中職人才培養的影響有兩點:一、產教對接難,專業設置受限。在所調研的三所中職中,除了傳統服務業相關專業如幼師、醫護、汽修和廚師能穩定就業和招生外,其他專業設置由于不能以本地產業和勞動力市場為導向,無力實行工學交替和校企合作,專業設置極其不規范且人才培養效率不高。服裝設計和機電維修專業在兩三年內快開快撤,通信技術、航空乘務、電子商務、酒店管理專業雖然新開,但無疑也會被淘汰。二、產教低度對接,技能教育效用低。三縣的學生進到本地企業實習時,去技能化的流水線崗位并不需要太高技能,讀不讀中職、學不學技能對找工作影響并不大。這降低了地方社會對中職技能教育的認可度。總的來說,產教融合基礎弱一方面使中西部地區的中職無法產教對接,阻礙技能教育實現,另一方面使低層次的產教對接,阻礙技能教育變現,影響教育投資-回報的正向循環。

  (二)教育資源稟賦差

  教育資源稟賦差是制約中西部中職發展的另一大結構性要素,有限的財政收入使得大部分地方政府對職業教育的投入受限。首先,師資力量差。從三校在編教師的學歷和經歷來看,老教師大都由基礎教育轉崗而來,專業性不強;年輕教師則大部分是地方本科院校應屆畢業生,很少有參與企業工作的實踐經歷。課堂教學以傳統理論式教學為主,與實踐脫節嚴重。另外,在編制預算約束下,中職很難新增教師,很多教師身兼數課,教學效果差。其次,校級財政實力弱。從上級政府獲得的資金支持有限,生均經費只能維持學校的基本運轉,沒有更多的活錢用于激勵教師、新建實訓基地和實訓設備。最后,實操課效果不佳。三校均存在實訓基地和實訓設備不足、老化嚴重、使用效率不高的問題。

  薄弱的工業基礎和去工業化的產業結構導致中西部地區中職的產教融合基礎弱,加上教育資源稟賦差,中西部中職的技術技能教育功能無法充分實現,難以滿足“一技之長”的家庭教育需求,也培養不出符合產業轉型升級需求的產業工人,適應不了當下工業4.0時代對藍領工人的技術要求。因此,中西部不能如東部發達地區的中職院校一樣,在深厚的產教融合基礎、雄厚的教育資源稟賦和高社會認可基礎上實施“強發展”的辦學思路。相反,它們必須要在這兩大結構性約束下首先謀求生源穩定和畢業生就業保障,所以其辦學邏輯是典型的策略性生存。

  ▍中西部中職的兩大生存機制

  (一)人力輸出:校企合作與學生就業

  就業作為人才培養的出口,其質量和穩定性一直以來都是影響中職學校生存的關鍵,否則家長不大愿意送子女去上職校。長遠來看,提升就業質量和就業率應從兩方面著手:一、提升專業辦學質量,使畢業生有過硬的技術技能水平,以此獲得在全國勞動力市場中的相對優勢。二、深度校企合作,讓行業企業,尤其是龍頭企業深度參與到人才培養的過程中來。然而中西部地區大部分中職只能向企業輸出人力。唯有如此,學校才能解決學生實習、就業難題,企業也才能獲得相對低廉的年輕勞動力,從而在校企合作中找到利益契合點。這可以通過分析W縣交通學校的校企合作來驗證。

  W縣交通學校與5個企業開展有校企合作,一類是生產型企業,W縣交通學校分別與W汽車集團、H發廊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合作。以W汽車集團為例,企業給學校捐贈10輛新能源汽車,學校則每年為企業輸送約200個學生到生產一線開展實踐實習,但企業并沒有過多參與學校人才培養,如派駐企業工程師進校講學、共同研制課程等,隨著企業用工的逐漸穩定,校企合作中止。另一類是教育中介公司,W縣交通學校與蘇州、上海兩所教育投資公司在電梯維修、交通運輸、酒店管理專業聯合辦學。企業給學校投資建設實訓基地和設備,校企共投資1000萬元建設了綜合實訓中心,添置了電梯等實訓設備,并且聘請專業師資負責學生專業教學。而學校除參與部分投資外,主要負責學生的日常生活管理和公共基礎課。學生在培訓環節需要給這些教育中介公司一定的費用,畢業后要到推薦公司就業。

  不難發現,這些教育中介公司是技能培訓和勞務派遣的結合體,它們與學校合作主要是看中了學校是人力資源集聚地,通過向學校進行一定投資,便可在不用負擔房租、水電和管理成本的條件下,獲得穩定的培訓市場和勞務派遣收益。對學校而言,在自身專業辦學能力較低的情況下,將這些綜合性的技能培訓和勞務派遣公司引入學校,確實能以較低的成本實現相關專業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從形式上看,不論是與生產型企業還是市場化的教育中介公司的合作,都是一種典型的淺層校企合作,而非深度的產教融合。這種校企合作的本質是勞力輸出,是生產型企業、教育培訓公司以及勞務派遣公司的人力需求與學校就業需求的契合,正如一位校長所言:“我們互利,但不共贏”。

  (二)升學與生源輸送:中高職銜接與對口高考

  招生是中職生存和發展面臨的起點問題,只有生源的不斷增多和生源質量的不斷提升,學校才能新增專業,獲得更多的上級轉移資源來實現發展。要想從根本上解決招生問題,必須提升專業辦學、就業質量,以過硬的就業率和就業質量來吸引優質生源。然而如前所述,中西部沒有條件通過提升就業質量促進招生,而且以就業促招生的邏輯面臨年青一代擇業觀的挑戰——現就讀中職的“00后”生存環境優渥,沒有太大的生活壓力,也沒有必須吃苦的動力,因此他們寧愿在輕松、自由、工資不高的服務業工作,也不愿意去較為辛苦的工廠工作。這倒逼中職開辟了以升學和生源輸送來穩定招生的第二條生存路徑。

  近兩年來,各省鼓勵專業關聯度較強的中高職院校合作辦學,其常見形式是五年一貫制或者“3+2”模式,希望通過強化中高職在課程結構、專業設置、師資力量方面的深度合作,提升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連貫性、銜接性、層次性以及與產業發展的匹配性。在此背景下,L縣職教中心直接由L市城市職業學院托管,變成高職的中職分部,雙方各出一半管理人員組成領導隊伍,中職調整自身的專業以適應高職;W縣交通學校也與省交通職業技術學院、省裝備制造職業學院和市職業技術學院以“3+3”模式合作,學生在中職學習3年后直接進入相應的高職繼續深造,而中職學校要調整相關專業課程和教材以提高學生進入高職后的適應性與匹配性,高職會每月派相關教師到中職學校擔任一定的專業課教學。

  但總的來說,兩地的中高職院校合作不深,雙方并沒有在專業師資、實訓基地、實習資源上實現廣泛且深度的資源共享,也并未在校園管理和人才培養上有更進一步的深入合作。這是因為在依靠上級轉移支付的經濟分軌體制下,中高職并不能在人才培養上實現成本均攤和收益共贏,比如中職為高職輸送和培養人才,高職是否應給中職一定的生均經費補償?高職實訓基地的管理成本又該如何分攤?由此,中高職銜接的實質功能是面對日益激烈的生源競爭,通過升學和生源輸送來化解各自的招生難題:高職可借中高職銜接提前獲得一批穩定的中職生源,中職則可以通過在宣傳時利用“直接升高職”的話語獲得農民家庭的認同,提升招生的優勢。

  除中高職銜接外,中職還有另一條機會雖小,但是更好的升學路徑:對口高考。M市職高每年700名應屆生中,有近200名學生可通過對口高考考上地方本科院校,最輝煌時該校學生考上了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天津大學等985和211高校。為了以升學保招生,全校管理都以普高為參照,并且以對口高考的成功率為標準調整專業設置,哪個專業考上本科的指標多就辦哪個專業,其招生宣傳單就是對口高考的成績單。從最后結果來看,L縣職教中心學生除了少部分選擇就業外,大部分都升入了L市城市職業學院;W縣交通職校一半以上同學升入高職;M市職高除了200名考上本科外,每年有近400名上高職。較高的升學率同時也說明了家庭、社會對升學有剛性的需求,強勁的普職分流政策只會激化教育競爭,引發家庭發展焦慮。

  ▍反思與探討

  強烈的生存壓力與受限的發展環境、薄弱的辦學基礎相互擠壓,倒逼中西部中職為了獲得上級資源,謀求生存空間,只能遵循策略性生存的辦學思路,通過人力輸出、升學與生源輸送實現就業和招生的穩定發展。這在短期內可以解決生存難題,一定時期內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西部中職難以培養出合格產業工人的困境,更無法實現中職的長久發展,遑論推動中西部地區實現鄉村振興以及勞動力和產業的轉型升級。更進一步講,策略性生存的辦學邏輯帶來的是“有就業無發展”的低水平循環陷阱,長此以往,必定導致國家教育資源的浪費、空轉和農民家庭技術技能教育希望的落空,最終影響我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和社會的公平穩定。

  從國家發展的整體戰略角度出發,我國職業教育要解決兩個最為迫切的實際問題:一是產業轉型升級。以職業教育提升勞動力素質,以勞動力質量——而非勞動力數量、土地、資本——為核心要素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二是滿足農民家庭的教育需求,特別是通過技能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樸素發展愿望。職校生大都來自農村,有典型的底層傾向,職業教育本質上是一個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大力推動職業教育發展是我國的一項發展戰略,而非簡單的教育發展政策。

  具體到中西部地區的中職發展,我們必須首先認識到,中西部地區縣中職的技能教育難有實效。雖然國家在不斷通過土地指標跨區交易、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東部沿海地區也在不斷通過“騰龍換鳥”推動產業升級轉移,但區域經濟發展的東—中—西格局基本形成,中西部縣城未來工業發展的空間相當有限,即便承接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往往也是偏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產業,這樣的產業需要的勞動力是去技能化的。即便在國家整體以縣為主推進城鎮化的背景下,其縣域經濟和城鎮化發展依然會是去工業化的、以土地財政為主的消費型城鎮化,無力提供足夠的經濟機會和就業崗位。勞動力往東部發達地區流動的趨勢不會改變,中西部地區未來依然會是主要的勞動力輸出地。從此角度出發,中西部中職應遵從全國勞動力市場的流動規律和產業經濟發展規律,為全國勞動力市場和產業發展供給人才,而非以滿足本地需求為主。

  如何為中西部地區的中職發展指明出路,成為當前學界和政府關心的重大實踐問題。筆者認為,應從全國產業轉型和社會公平穩定的戰略角度出發,在中觀教育制度層面思考中西部地區整體中職發展的轉型之路。

  第一條路徑:增加高中教育服務供給,向普通高中轉型。

  防止“普職分流”政策按1:1比例一刀切,增加高中教育服務供給,將中等職業教育轉成普高,或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并延遲分流,最好將分流放到高中以后。有四點理由:一、中西部地區縣中職技術技能教育很難實現,盲目分流和增加投資只會造成資源浪費,也難以培養出合格的產業工人。二、符合大部分農民家庭的教育期待。在我國城鎮化率已經超過50%并朝著更高比例發展的情況下,農民家庭社會流動的目標不再僅僅是進城工作和進城生活,而是要通過教育實現階層流動和穩定、高質量的市民化。強勁推進中考普職分流政策,會加劇農民家庭教育競爭壓力,拉大教育機會的城鄉差距,增加農民家庭教育負擔,并催發底層焦慮和社會不穩定。三、符合我國產業轉型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隨著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進一步發展,中專生的文化素養和技能水平根本跟不上智能化生產的要求,增加教育年限是提升勞動力素質促進就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四、從中西部中職的實際運轉來看,大部分中職走的都是普高化的升學路徑,因此將中職轉為普高從操作上講比較方便可行。

  第二條路徑:走技能教育路徑,以地級市為最低單元辦中職,并向大城市及發達地區集中。

  如果不從普通教育而從技能教育的發展路徑出發,則應遵循職業教育發展規律。職業教育與產業發展和人口集聚高度相關,增強職業教育的前提是“教育-產業”雙布局重合,有較強的工業集聚和高等教育集聚,只有達到這兩個集聚,接受職業教育的積極效果才會顯現,學生家庭的人力投資才能獲得較高收益。中西部地區應在職業教育資源布局上進行調整,應至少以地級市為單位辦中職,并向大城市和發達地區集中。在當前城市經濟的發展格局下,地級市才是生產型工業和人口規模集聚的基本單元。只有地級市以上的層次才有足夠的工業和人口體量支撐職業教育的發展,形成職業教育、人口就業和經濟發展的正向循環。另外,不論是從學校招生還是學生生活、學習、就業來看,地級市辦中職都比縣更方便,更具優勢。但這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打破地方保護,激活競爭,及時淘汰一批落后縣中職和相關專業;二、改革既有教育財政體制,盡量實現生均經費的跨區域流動和中職生擇校自由和隨遷流動。總而言之,要以提升產業工人的培養效率為目標,以產業和人口集聚為基本條件,打破傳統以維持生存為導向的行政辦學體制,形成統一、開放、競爭的職業教育辦學體制和環境。

  第三條路徑:普職融通,給學生家庭第二次選擇的機會。

  普職融通是當下招生制度改革的一個方向,天津、成都、南充等地都開展了相關試點,其形式一般為普高和職校一起建立普職融通班,中職生接受一年的普高學習后,可通過再次統一考試獲得升入普高和參加高考的機會,普高生也可以通過一段時間的職校技能學習后,選擇轉入中職,通過對口高考或者技能高考升入大專或本科。其實質是普職教育的延遲分流,通過賦予心智尚未成熟、學業尚不穩定的中職生和高中績差生第二次選擇的機會,一方面對中考“一考定終身”的一次性篩選機制進行彌補,緩解當下日益激烈的教育競爭和教育焦慮,增加學生家庭的發展機會;另一方面延長這部分學生群體的文化課程學習時間,強化其基本的文化素養,為未來的技能學習或本科深造做積累,這對職業教育和高中教育的發展都極為有利。而真正實現普職融通需要:一、調整既有中考和高考制度,尤其是高考制度,將文化高考和技能高考落到實處并建立二者的連接機制;二、將技能教育落到實處,否則,沒有技能教育的普職融通只是另一個高考捷徑,會成為教育競爭的另一個標的物。在難以減少或取消中職的背景下,普職融通是當下較為可行的路徑。

  最后,上述三條路徑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技能技術教育類型,其發展重心應該是高職,中職發展的核心則是延遲分流并同時強化文化素質教育和技能教育,為高職打好基礎。從此出發,第一條路徑和第三條路徑更符合當下社會民眾的教育需求,也更能實現辦人民滿意的職業教育的民生目標,長遠來看,也符合職業教育與經濟發展相匹配的發展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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