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出租屋內睡覺竟遭中介掀被子催租”的消息[1] 上了熱搜，數量龐大的租戶群體一時間“同仇敵愾”，把矛頭指向中介，仿佛對中介的道德譴責可以轉化為自己住宿條件改善和安全感提升的保障。而隨著更多信息的披露，發現是房屋租賃合同的糾紛（中介對于租客的合同漏洞利用）與租客對中介的情緒激化導致了最終的入室沖突，結果是各拍五十大板，承租人被行政罰款100元，中介被行政罰款500元。

　　一 租房難

　　該事件本是個再小不過的民事糾紛，卻一舉沖上熱搜榜，在于打工人苦租房問題久矣，畢竟在工作上被老板和上級罵就算了，回到住處如果還要面臨房東或中介的跋扈，就實在“不能忍”了。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城市化進程和上世紀90年代的房地產市場改革，住宅逐漸變成了有產者消費和投資的專有物，租房成了流動的打工人像吃飯喝水一樣的剛需，與此同時，租房成了個問題。從5年前“低端人口”的清理，到3年前的蛋殼公寓爆雷，從深圳逼仄的鋪位到帝都陰冷的地下室，我們發現在金碧輝煌的高樓大廈背后從不缺乏臟亂擁擠的出租屋，這是打工人繼續生活和延續后代的主要場所。

　　深圳三和市場的床位房

　　除此之外，打工人還要面對房東和中介的“巧取豪奪”，于是有“好心人”開出一副“良藥”，提出解決租房問題的關鍵在于消滅不平等的租賃關系，房東和中介靠住宅所有權的特權實現對于打工人的剝削壓榨，使租房問題成為打工人的沉重負擔，只要將租賃關系規范化，加強對租賃市場的監管，取消中介的盤剝，取消房東的“超額”吃租，租房問題就可以藥到病除。

　　二 租賃關系

　　這個藥方把租賃關系看作了租房問題的病灶，那租賃關系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呢？對于租戶來說，他首先要有錢，甚至需要提供幾個月房租的資金，顯然是作為消費者存在的；而對于房東來說，則是出讓房屋一段時間的使用權以得到資金，由此看出，租賃關系實際上是一種交換關系，是一種買賣關系。那么這種買賣關系對于租戶來說是否平等呢？就目前來說確實存在很多的不平等，比如租戶無法掌握全面、準確的租房信息容易被中介忽悠，房東由于賣房或其他用途可以提前違約讓租戶退房等等。

　　但個別中介可以通過蒙騙方式得到更多中介費，無法推論出整個中介行業都靠蒙騙為生，恰恰是中介加快了建筑資本周轉速度，提高了利潤率，所以中介只是在租賃關系中拿到加速買賣達成相應利潤的一杯羹，并沒有造成租戶房租的額外增加。而房東對于房屋的處置權也無法通過租賃市場的規范化得到解決。還有人說，租房是給房東打工，租房是一種新的剝削方式。前面已經做了回答，租賃關系是交換關系，存在于流通領域，而剝削是在生產領域占有剩余勞動，通過打工人的勞動產出扣除打工人拿到的工資獲得剩余價值，所以收租不管讓打工人多么仇視，也無法被扣上“剝削”的帽子。那租賃這一行為起到什么作用呢？這就要看租金的構成：包括地租、建筑資本的利息、修繕費、隨著房屋逐漸破舊逐年分期支付的建筑資本補償費[2]，它起到的作用是促進剩余價值的實現（類似于買衣服）。

　　三 租房市場

　　治病要抓住病根，租房問題的產生和租房市場的形成密不可分。在1997年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中國的改革和開放使得自身無法獨善其身，1998年初，商品庫存占到了GDP的一半，在此背景下，國內未孵化的房地產市場成為了擺脫危機的救命稻草，因為房地產行業的上下游輻射范圍非常廣泛，上游涉及水泥、鋼鐵、建材、玻璃、工程機械、金屬采選和金屬制品等行業，下游涉及金融、涂料、家電、家具、電力與熱力生產和供應等行業，本身又包含設計、施工、銷售等環節，對于中國經濟具有明顯的帶動作用。幾個月后《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改革加塊住房建設的通知》應運發出，下半年全國城鎮便停止了住房分配。2002年土地招拍掛制度出臺，土地成了商品，房地產要素齊備，在城市化人口激增產生的剛需下，產業資本大量涌入房地產行業，地產資本迎來了高速發展期，又在房地產商、金融系統和土地所有者的推動下，房價不斷攀升。

　　在2020年5月京滬深三地新房均價分別為4.9萬/平方米、4.8萬/平方米、5.2萬/平方米；而2019年北上深三地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6.8萬元、6.9萬元、6.2萬元，打工人買房住的愿望成了奢望。于是租房就成為了就業大學生、體力勞動者和很多白領的必選項。在2019年，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租房人口分別高達約711萬、826萬、793萬，分別占該城市總人口的33%、34%和59%，全國租房總人口超過2.2億，打工人1/4到1/3的工資不得不“為租所困”，怎么租到便宜、穩定的房子就成了打工人面臨的重要問題。

　　四 靈丹妙藥

　　那如何解決打工人的租房問題呢？有人說買房，這只能是老板、小老板、部分金白領的提法，一般打工人是沒有這個條件的，等同于和饑民講“何不食肉糜”；有人說降房租，房租下降的結果要么工資下降，要么是土地所有者和建筑產業資本利潤的減少、其他產業資本或商業資本利潤的提高；有人說讓工廠提供住宿，但提供住宿的工廠往往比不提供住宿的工廠工資要低，因為工資是勞動力商品價值的體現，僅用來承擔勞動力衣食住行、培訓和養育后代。隨著生產力發展，一方面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平均利潤率越來越低，資方為了減緩利潤率降低，不斷提高剝削率，使得工資占比越來越低，另一方面食物、衣物及交通等消耗價值逐步降低，投向住宿方面的消耗價值不斷攀升。

　　面對越來越沉重的租房壓力，公租房（廉租住房、經濟適用住房、限價商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讓大家看到了一絲希望，但開發商配建的保障房一般比例較低（約占10%~30%），每年拿出來配租的更是杯水車薪。以北京為例，在2020年僅配租8000余套，同年租房人數有700多萬，公租房數量相較于龐大的打工人群體無疑是杯水車薪，而戶籍或連續3年社保等條件要求更讓很多打工人望而卻步，再加上較為復雜的申請流程，這丹藥變得既不靈也不妙了。

　　五 以史為鑒

　　租房問題是無解了嗎？歷史其實給出過答案。

　　在法國巴黎公社時期，除了實行人民武裝替代常備軍、廢除議會制、限制公職人員工資不超過熟練工人工資等政治原則外，在社會經濟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體現無產階級專政性質的舉措：沒收逃亡資本家的工廠,交給工人合作社管理；取消面包房工人夜班制；禁止當鋪拍賣過期的典當物品，所有當來的20法郎以下的物品，一律無條件地退還原主；廢除對工人的罰款和克扣工資；成立救濟貧民的專門機構；設立勞動就業登記處；把逃亡資本家的住宅分給無住房的工人等等[3]，這個時期真正實現了零失業率，工人們居有定所，不需要再為居住條件發愁。

　　在我國三大改造完成后的計劃經濟時代，翻了身的工人在城市中建設了大量公有住宅，并根據各自的工作所在地就近分配住宅，節約了通勤時間，使自身主人公的作用得到了更好地發揮。1963年全國公房每平方米月租金僅0.1元，職工的房租大約只占薪金收入的2%-3%。勞動者因此有了充足的時間和剩余的勞動所得來改造世界和完善自己。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畸形的逐利就會讓位于切實的改善：改善勞動條件，改善生活條件，人們專注于技術進步，專注于建立新的社會關系等等。[4]

　　目前，我國一線城市的住房空置率在20%左右，三四線城市住房空置率則到達了30—40%左右。有經濟學家推測，當前空置房屋數量已經達到了1.2億套，按照經典家庭結構一家三口來計算，這些房屋足夠3.6億人居住。[5]租房問題的解決是無法單獨在商品流通領域完成，雖然諸多矛盾表現在租賃關系上，但根本還是在生產上的雇傭關系。當生產資料重新由社會占有時，打工人包括衣食住行等生活資料的獲取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參考文獻：

　　[1] https://3g.163.com/dy/article/HB9OC8OA0549M7RH.html

　　[2] 《蒲魯東怎樣解決住宅問題》恩格斯

　　[3] 《巴黎公社的措施和經驗教訓》https://easylearn.baidu.com/edu-page/tiangong/composition?id=aececdfecdcae1710664480157066427&fr=search

　　[4] 《資本主義時代的房租問題》https://jiliuwang.net/archives/94483

　　[5] 《我國住房空置率居高不下，空置房超過1.2億套，為何房價不降？》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7382484156683827&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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