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嗎？

　　信心消減的年輕人正急于縮減自己的債務，比如房貸，以鞏固現有的生活。這兩年，不少年輕人對職業發展和收入水平的預期逐漸趨于保守，為盡量減輕未來的負擔，他們會動用儲蓄甚至是借錢提前償還房貸。加杠桿、貸款買房、擴張生活版圖的時代翻篇，收縮成為新的趨勢。

　　在手機上操作完提前還房貸，提示錢已轉走的瞬間，于靜有點悵然若失。銀行卡里的數字突然間少了35萬，“錢這么容易就沒了？”

　　房子是2020年年底買的，二手房，90多平米，總價近400萬。在號稱新一線城市的杭州，這個價位算中等水平。為了能共同還款，于靜和男友徐鵬領了結婚證。兩家父母出了140萬，加上小兩口工作兩年多攢下的40來萬付了首付和稅費，貸款240萬，利息194.98萬，接下來的30年里，他們每月需要還12083元。

　　這是啟動一個小家庭的成本，房地產市場稱為“剛需”。過去20年，“六個錢包”加上貸款，讓很多人有了上車的機會。房價持續上漲，家庭資產的賬面數字隨之水漲船高，“買房不虧”成為共識。至于房貸，雖然利息差不多要趕上本金，在很多金融機構和專家口中，仍是普通人一生能得到的最優惠的貸款。

　　于靜和徐鵬領受了這份命運。2018年，兩人研究生畢業，在上海工作了一年多。2020年初，徐鵬入職杭州某互聯網大廠，于靜隨男友來杭，也進入一家互聯網企業。兩個人每月的稅前收入加起來有7萬多，公積金1萬3左右，可以完全覆蓋房貸，經濟狀況算得上相當好。

　　今年5月，夫妻倆決定提前還部分房貸。“互聯網行業去年以來一直在裁員，怕自己突然有一天失業。股市行情也不是很好，理財的年化利率最多4個點，手里有點現金不如提前還房貸。”

　　圖｜于靜和徐鵬的家

　　差不多同時，北京的陳薇薇也提前還了30萬房貸。雖然剛30歲，但陳薇薇已經經手過三四套房子。眼下住的這一套是2019年買的，位于北京朝陽區，總價370多萬，月供8000多。

　　若是在往常，陳薇薇或許不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她更習慣將資金用于投資，比如購買其它城市的房產。“我從來都說靠自己工作掙錢太難，所以會看能不能通過相對來說比較投機的方式去掙錢。”通過貸款買房，手上盡量多留現金做投資，賺更多的錢——經濟蓬勃發展的時期，這被視為最聰明的選擇。

　　“現在沒有什么好的（投資）渠道了”，陳薇薇說。受疫情等因素影響，近一兩年經濟下行，大部分行業都被波及，房地產這個強力引擎也降低了輸出功率。

　　日趨緊縮的大環境下，一些年輕人開始傾向更穩健保守的財務安排，盡量減少負債。公開數據顯示，今年2月，以房貸為主的居民中長期貸款出現15年來首次“負增長”，減少459億元，同比少增近4600億元；4月再次減少605億元。鄭州某銀行省行負責房貸的一位工作人員稱，今年上半年，該行提前還房貸的金額較去年同期增長了47%。經濟社會高歌猛進時個體或家庭雄心勃勃，不斷擴張生活版圖的腳步放緩了，減輕負擔、維持住眼前局面成為過冬的要訣。

　　選擇提前還貸的不只于靜夫婦和陳薇薇這樣的都市白領，江西某縣城的玉雕師王偉上個月也找父母幫忙還了大部分房貸。王偉失業已有1年，今年年初，他在朋友的介紹下干起了幫銀行收債的活兒。開始時債還算好收，王偉還拿過公司的業績冠軍。但很快，他發現不管使出什么伎倆，欠款方就是一個“沒錢”。他意識到，經濟下行的大勢下，這活兒會越來越難干。三個月后，王偉辭了職。

　　此前在蘇州工作時，王偉月收入過萬，他認為自己有能力還房貸，無需求助父母，增加他們的負擔。辭去收債的工作后，王偉嘗試過到古玩城擺攤賣小件玉飾，攬玉器加工的活兒干。疫情反復之下，古玩城生意蕭條，人們都縮減了非必要開支。收入少又不穩定，家里還有妻子女兒要養，王偉開始擔心，自己恐怕在很長時間里都掙不到足夠還月供的錢。他找父母要了17萬提前還款，把月供從2700降到了800。

　　接下來，王偉準備去做外賣騎手，收入在當地算比較高的。“留在收債公司的那些人現在都只能拿2000塊底薪”，他慶幸自己逃得快。

　　日本學者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會》一書中描述過日本經濟社會的現狀：日本人——特別是那些從開始懂事時就遭遇經濟不景氣、如今35歲以下的年輕人——對未來抱有不安，不想背負貸款重荷。這幅畫像，如今也能匹配不少中國年輕人。

　　2016年，在國企工作的劉麗獨力買下了一套89平米的房子。當時，嘉興這座江南小城的房價在1萬元左右。劉麗拿出全部積蓄，又找哥哥借了十幾萬湊夠了首付，月供大約3000元。

　　房子到手，劉麗手里剩下的錢只夠做基本裝修，連空調都買不起。當時她的年收入只有7萬左右，公積金一月600，要供房，還要攢錢還哥哥，日子過得很緊巴。但劉麗很高興，從小沒有一個獨立房間的她終于擁有了自己的房子。

　　夏天嘉興熱，劉麗早上提前到單位，把裝好水的冰袋放進單位的冰箱。下班后她等同事都走了，悄悄取出凍好的冰袋。回到家，劉麗把冰袋放在地上降溫，為了貪那點涼意，自己也睡地上。她喜歡喝可樂和奶茶，但那兩三年里從來舍不得買，出門自備杯子帶水。

　　2021年，劉麗結了婚，丈夫在當地經營一家中等規模的教培機構，收入不錯。劉麗在單位表現出色，工資漲了一截，這年還拿到了10多萬的績效獎金。一切似乎都在好起來。

　　圖｜劉麗家小區

　　到年底，丈夫的教培機構在監管新政下無奈關了門。劉麗所在單位的業務被上級部門全盤調整到外地，但劉麗的編制在本地，無法跟過去。她只能服從安排被調到嘉興當地另一家國企，接受收入降至原先三分之一水平的落差。

　　此時劉麗已經進入孕晚期，丈夫怕影響她的心情，從不在她面前說什么，但劉麗能想象這個準爸爸的心理負擔。教培機構停業后，丈夫只能到父母開的社區小超市幫忙。

　　度過了生下孩子后手忙腳亂的前幾個月，劉麗開始盤算提前把房貸還清。去年她就提前還了10來萬，她覺得，這兩年“世界太魔幻了。”丈夫兢兢業業經營了幾年，教培機構終于基本穩定下來，原以為如今的“雞娃”時代，教培會有長期發展的空間，沒想到一夕間變天。而自己手握事業編的鐵飯碗，本是最有安全感的那群人，結果發現相對的安穩要用自主權去換，逃不了被任意安排的命運。劉麗覺得，只有一份真正屬于自己的資產才能帶來安全感。

　　劉麗沒問丈夫要錢，她拿出去年的獎金、結婚時收的禮金，再加上自己幾年來的積蓄36萬，還清了全部房貸。公積金貸款的部分因為利率較低，通常不主張提前還，劉麗也一并還了。“無債一身輕”，她說。“以后的公積金就當成強制儲蓄，退休時取出來做養老金。”

　　和劉麗一樣，于靜、徐鵬夫婦提前還房貸后，手里的現金也所剩無幾。去年以來，夫妻倆把每月收入的70%都打到公共賬戶上，用于裝修、還貸、儲蓄。雖然眼下收入不錯，兩個年輕人在消費上卻都謹小慎微。

　　互聯網裁員潮興起后，徐鵬每天回家都會告訴于靜，自己旁邊的某事業部被裁了，經常和自己對接的那個產品經理走了。于靜就職的公司去年12月裁了一批員工，上個月于靜和同事閑聊，得知當時被裁的一個前同事至今還沒找到工作。以前，在杭州求職碰壁的年輕人通常會去上海尋找機會，今年的疫情下，這條路也堵塞了。

　　“裁員事件就發生在身邊。”電話里，于靜說的是“裁員”，而不是更體面溫情的“優化”或“畢業”。趕上互聯網興盛期末班車的兩個年輕人曾慶幸自己的好運，然而形勢急轉直下，他們的青春疊進了時代的低潮，覆上深重的焦灼感。

　　今年4月，徐鵬收到了上年年終獎，大約相當于6個月薪資，金額可觀。夫妻倆商量后，決定再添點積蓄，提前還房貸。于靜說，近一兩年發現法拍房突然多了，賣得都很便宜，不希望辛辛苦苦買下的房子有一天斷供，被低價拍賣。“對未來不太確定。”

　　現在徐鵬每個周末都會拿出一天去公司加班，以求績效更好些。他今年31歲，離大廠傳說中的35歲“生死線”已經不太遠。有空時他會看看當地的國企招聘信息，考慮把跳槽到國企作為退路。

　　于靜的公司對女員工結婚生育相當介意，29歲的于靜打算近年內生孩子，她很清楚，自己能保住現有職位和收入的時間不過兩三年。讓她稍微能安心的是，自己和徐鵬賬上的公積金還有七八萬，夠付七八個月的房貸，讓二人能有一段時間緩沖。如果失業，“七八個月總是能再找到工作的。”

　　浪潮滾滾而來，不同的是，有的人站在安全的岸上。同在杭州，25歲的小林沒有于靜夫婦那樣的焦慮感。他家境優渥，2019年父母出了首付給他買了房后，這兩年又陸續拿出100多萬還了大部分貸款。小林自己是有編制的老師，不用擔心失業。他覺得自己算比較幸運，觀察周圍的人，“生活上的差距還是蠻大的。”

　　從表面看，陳薇薇的經歷和于靜夫婦很相似：都在互聯網大廠工作，收入豐厚，都因為行業的低迷選擇提前還貸。但和于靜夫婦畢業即承受高房價、高房貸不同的是，陳薇薇是個多次享受過時代紅利的“幸運兒”。

　　生于1992年的陳薇薇，大學時就開始接專業相關的工作，幾年下來攢了20來萬。2016年，畢業1年的她準備和當時的男友結婚，兩人計劃，在北京工作5年后回男友的家鄉山東生活。陳薇薇用積蓄做首付，在青島買下一套127平米的房子，總價120余萬。

　　2019年，陳薇薇離了婚，去青島的計劃作廢。考慮到未來的職業發展，她想在北京買套房。正好青島的房價一路攀升，三年里翻了一倍，她賣掉青島的房子，結清貸款，用余下的一百多萬加上在各個金融平臺借到的幾十萬元，定下了北京一套60平米的一室一廳，月供8000多元。

　　此前一年，陳薇薇入職一家互聯網公司。當時公司員工不到1000人，還遠遠稱不上“大廠”。兩三年間，它迅速膨脹成超過2萬人的機構，員工薪酬也跨進行業前列。

　　高收入是陳薇薇買房的底氣。“那時整個互聯網行情很好，而且我還年輕，可塑性很強，可以去下一個平臺，通過跳槽漲薪，對自己的收入非常有信心。”當時陳薇薇計劃，幾年內把房子賣掉，再添些錢，在差不多的地段買一套兩居室，月供也完全在自己承受范圍內。她憧憬著擁有一個書房的美好未來，“（大環境）都在給你信心”，她自認是個很理性的人，“都會夾著尾巴持有樂觀的態度。”

　　去年，公司業務開始收縮，不時有消息傳出，稱很多團隊裁員超過1/4，部分員工遭遇降薪。雖然所在部門沒有被波及，陳薇薇也有了強烈的危機感。發年終獎前半年她就開始考慮，這筆錢花在哪里相對來說收益最高。陳薇薇算了算，如果提前還30萬房貸，可以節省20萬元利息，“相當于賺了。”

　　領到年終獎后，陳薇薇添了一些錢，在手機上還了貸款，月供降了3000元。雖然獎金在她賬戶上只停留了不到一個小時，但她覺得大大地松了一口氣。她說，如果當前的狀況持續下去，她還會考慮提前還貸。

　　圖｜陳薇薇居住的小區

　　最近，有不少利好房市的消息傳出：央行一再下調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有的省市下調了首付比例，甚至出現小麥換房的營銷新聞。但陳薇薇已經放棄了買兩居室的計劃，“如果有錢，我會選擇投資自己。”經歷了房市、互聯網的由盛轉衰，“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這個幸運兒，不再看好時代還會發放紅利。

　　和陳薇薇不同，于靜提前還貸后并沒有感到喜悅。她選擇的是縮短貸款年限，從30年變成20年。雖然減少了10年，但20年仍是一段漫長得似乎看不到盡頭的時間。

　　有時于靜會懷念剛工作時在上海的日子。“反正上海的房價也夠不著，就不用想買房的事。”每到周末她都會去看各類展覽、演出，音樂節，過得愜意自在。到杭州買了房后，這些都離她遠了，不是負擔不起，是再沒了那樣的心境。“休息日只想躺著。”

　　對未來態度樂觀的只有劉麗。雖然自己的工作被調整，丈夫還沒有找到下一步的職業方向，她仍然相信經濟形勢肯定會好。眼下是有些艱難，但她覺得“總要碰到一點挫折，要不你太順了，會忘記之前是怎么苦的了。”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劉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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