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退休后繼續繳納醫保費用，退休金都不夠生活的，還要拿出來支付醫保費用不是太悲哀了嗎？”

　　廣東省最近出臺了一項對于廣大勞動者影響深遠的政策。2022年6月22日，由廣東省稅務局等多部門聯合制定的《廣東省基本醫療保險關系省內轉移接續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發布，將逐步統一本省醫保繳費年限——到2030年1月1日，全省累計繳費年限將統一為男職工30年，女職工25年；其中未達規定的地市，從2022年要開始逐年均衡調整。

　　該政策一出，很多報章媒體都高掛贊譽之詞——“廣東全省參保人權益保障得到了進一步完善”——盡力宣傳。然而對于廣大基層勞動者，實際可能的負面影響卻沒有被詳加解釋。此法案出臺早期也沒有任何的公眾質詢和聽證環節，“說修法就修法、說延長就延長”，絲毫不保障受影響勞動者的政策知情權和參與權。

　　本文將盡可能簡單地為廣東省內、尤其是受主要影響的廣州市基層勞動者解讀該新規，剖析《暫行辦法》到底真的有沒有“完善”和“保障”勞動者的權益？

　　修改之前各地的政策是怎樣？

　　本次修法，廣東省將職工醫保繳費年限統一延長為男職工30年、女職工25年，且勞動者要在最后的醫保退休地有累計10年的繳費記錄，才可享受醫保免繳的退休待遇；這些新政需在在2030年1月前完成逐年上調。醫保退休繳費年限不像養老保險，設立之初并沒有在國家層面進行立法確認，因此各地的繳費年限規定各不相同，而是由各地根據財政情況自行制定。

　　查閱資料，在過去十年間全國已有城市開始陸續對醫保繳費年限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延長，主要模式為：1）男25年/女20年，或 2）男30年/女25年；但也有一些城市的繳費年限仍然保持與養老保險一致，如上海和成都男性女性均為15年。就廣東省而言，各地市在此前的年限要求均低于新規的規定，部分城市如深圳佛山等地為“男25年/女20年”的模式，珠海為20年，廣州則僅需10年（2014年前開始繳納的勞動者）/15年（2014年后）。簡而言之，新的廣東省《暫行辦法》將重新改寫全省幾乎所有勞動者的醫保退休待遇門檻，每個人需要繳納的醫保年限大大延長5-10年；而廣州的勞動者繳費時間和金錢成本甚至將翻倍，延長15-20年。

　　新規將怎么影響基層勞動者？

　　廣東省《暫行辦法》發布后，要求未符合規定的地市從2022年開始，需制定政策逐年調整本市職工醫保累計繳費年限。也就是說，接下來幾個月幾乎所有的地市都會加速制定出臺相關的“繳費年限過渡辦法”，在今年真正落實逐年增加繳費年限的要求。廣州社保局公告說明，在今年“繳費年限過渡辦法”真正出臺前的這短暫的間隙里（但預計政府速度會很快），會繼續沿用此前10年/15年的繳費要求[注1]。

　　不可否認的是，新“醫保退休”辦法推行后，廣東的勞動者必然將受到諾大影響。第一，新規將導致基層勞動者享受醫保退休待遇的時間門檻和金錢成本大大增加。這里面最為核心的是，繳費年限的延長將大大增加基層打工人的醫保成本。《暫行辦法》規定，退休時累計繳費年限不夠可采取按月或一次性繳費，補繳基數為上一年度的所在城市的社會平均工資。辦法并沒有明確繳費的比例，可見這將由各地市根據財政情況自行決定。

　　那可怕的問題在哪？

　　我們需要比照下退休前正常繳納和退休后的補繳醫保的成本差異。以廣州為例，退休前職工正常繳納醫保，多數基層勞動者的繳費基數采取法定標準的最下限，即廣州社平工資的60%，繳費比例為2%，如2020年下限為6757元，繳費金額約135元/月；若退休后補繳職工醫保，依照現行的《廣州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試行辦法》關于年限不足補繳的規定，則以“退休延繳人員”的方式全額繳納，繳費基數變為廣州社平工資的100%，繳費基數為7.5%-9%[注2]，如2020年為11262元，最終繳費金額約845-1014元/月，是退休前的6-7倍多。想象一下，新規一上路后，對于未滿足年限要求的臨退休基層勞動者，工人退休前工資本身就遠低于社平工資，但每年因此還要多付出高出自身支付水平的上萬醫療保險費，甚至還要連續多補繳5-15年不等（依階梯遞增）。工人退休金這樣折騰下去恐怕也不夠用。這是一筆難以承擔的大帳。

　　第二，新規完全忽視了基層勞動者工作不穩定的真實處境和企業不繳社保等歷史問題。對于基層勞動者需要累積繳費30/25年的硬性要求，是極為離地的官派思維。有勞動者表示，“累計30年的醫保，除了公務員外，誰能保證自己從參加工作以來能累積30年不失業，不換工作，醫保中途不斷開？女性還要生育，女性退休年齡也早，25年太長了；女性超過35歲，男性超過40歲都很難再找到工作。”在珠三角流動性這么大的地區，要接近中年的勞動者退休前累計有30/25年的工作繳費年限完全不現實、也不可能。全國性的《社會保險法》2011年才上路，很多血汗企業、不良雇主一開始就沒有合規地為工人繳納醫保；即便實際上絕大多數的珠三角中年農民工都有超過30年的打工經歷，但是企業能夠依法繳納社保的比例恐怕是極低。繳費年限門檻的增加，明顯是進一步將基層勞動者排擠在報銷比例較高的職工醫保之外。

　　第三，新規上路至2030年1月完成調整僅有七年半的“過渡”時間，對于未來數年內退休的勞動者極為不公平。《暫行辦法》2022年6月下旬才公布，7月就正式生效，2030年1月就要完成調整，從10年/15年/20年繳費年限一下子增加到30年年限，留給社會的緩沖過渡僅有七年半時間，時間太短太匆忙。以廣州為例，很多即將在2022-2030年之間退休的勞動者，原本可能已經滿足了10年的醫保年限繳納要求，但是現在在退休時卻突然需要額外補繳10-15年（甚至更長）的社保；其他城市勞動者也需要在未來七年間消化額外增加的5-10年的年限要求。想象一下，這些勞動者好不容易攢夠15年的養老繳費年限和10年的職工醫保年限，但是現在退休后可能還額外每月承擔近千元的職工醫保補繳，又或者無奈轉回老家繳納低額新農合（但報銷待遇將大大降低）。最終，勞動者終其一生辛勤工作貢獻的城市，依舊成了“留不下”的城市，也“看不了病”的城市。

　　為什么在這個時間節點來修改繳費年限？

　　國務院在針對基本醫療保險的執行意見時，沒有針對繳費年限做出全國統一規定，而是采取了“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結余”的原則，由各地根據自身經濟發展水平、醫療消費水平和人口結構等差異制定相應的繳費標準和醫保待遇標準。這可以解釋為什么像廣州這樣龐大的經濟體城市——每年的醫保參保人數都在穩定增加，醫保基金每年結余穩定上升——即便在2015年最新修訂的《廣州市社會醫療保險辦法》，也僅僅是將2014年1月才開始繳納職工醫保的勞動者退休前繳費年限從原先的10年稍微延長到15年。

　　但是疫情明顯完全扭轉了這樣的財政優勢。廣州職工醫保基金在2017年度結余為96.43億元，2018年度為112.80億元，2019年結余163.57億元，但是到了2020年底結余急速減低到108.74億元，減少了1/3，比2018年總數還少；而2021年的數據還未公布，相信也不容樂觀。我們可以充分相信，疫情防控舉措消耗了勞動群眾數十年來繳存的大量醫保基金存余，但這持續縮減的醫保基金池或將導致未來民眾看病就醫報銷標準的下滑，長遠恐將影響民眾醫療福祉的可持續保障。所以，拓廣渠道填補基金危機成了當下重要的政策導向，但是為什么政策制定者要急于在短時間內將這個代價繼續轉移到勞動者身上呢？

　　須記得，疫情期間國家及省市各級政府紛紛出臺政策，大規模階段性減免或者允許企業緩繳社保費用，但勞動者個人繳費部分自始至終都不曾享受減免政策。廣州為例，疫情期間將企業的職工醫保繳費減半征收，費率從7%減為3.5%，但勞動者個人繳費費率維持2%。疫情期間勞動者雖面臨降薪、失業等多方危機，但是卻不得不持續地為國家社保財政“貢獻”社保醫保經費。在這樣的“單方面傾向企業”的照顧政策之下，面對醫保基金的銳減，政府還繼續地將“刀”劃向了勞動者，試圖通過翻倍延長繳費年限來彌補過度的醫保損耗。

　　廣東《暫行規定》將加劇勞動者的醫保危機，必須要再做合理調整

　　綜上分析，我們看到廣東醫保《暫行規定》對于基層勞動者的影響甚大，無論從退休補繳的高額繳費基數上、還是額外增加的15-20年的繳費年限、還是極短的過渡緩沖期，都令長期處于工作不穩定性、缺乏完善勞動保障的勞動者難以承擔額外增加的養老醫療成本。雖然醫保基金驟減，但這代價不應該直接轉嫁到工人身上。本文提出，針對《暫行規定》廣東省地市政府需要對執行細則再做合理調整。

　　首先，重新制定合理的補繳繳費基數和比例。現行以“社平工資”和“7.5%-9%”的補繳比例使得工人退休補繳職工醫保成本極高，甚至超過普通退休金的一半。高成本最終只會迫使工人轉向新農合或城鎮居民醫保，接受更低的醫保報銷待遇，這對于長年在城市打工的勞動者明顯不公平。其次，重新審視30年的年限要求，縮短延長或維持原先10-15年限。男30年/女25年對于穩定的制定條例的公務員而言當然可行，但是基層勞動者完全是不切實際的要求。中國經濟下滑形勢之下，勞動者更難找到長時間穩定的工作崗位，而非正規行業又不受醫保強制繳納的規制，貿然翻倍延長年限完全不科學。

　　最后，延長年限新規過渡期太短，大量即將退休的勞動者受沖擊，必須對不同階段的勞動者醫保退休的適用情況進行分類。《暫行規定》規定2030年1月前要完成男30年/女25年的年限調整，各地市今年都會開始制定“繳費年限過渡辦法”，我們建議行政部門對適用法規的勞動者進行分級分類，包括：1）在2022年7月法規生效前已經開始繳納醫保的勞動者適用老的年限要求，2022年7月第一次醫保繳費的勞動者才適用新規；2）同時，對于即將在2022-2030年之間退休的勞動者，應維持沿用老的繳費年限規定，自2030年1月勞動者辦理醫保退休時才開始正式執行新規。

　　但顯然，隨著老齡化和經濟下滑的趨勢，延長醫保繳費無法完全解決未來醫保結余基金縮減的危機。學者楊燕綏就曾提出，要保證醫保基金的收支平衡，讓退休職工繼續繳納一部分醫療保險費只是辦法之一，真正控制收支平衡，還是要控制欺詐基金和大處方現象，把有限的醫保基金用到合理的醫療上，這是最根本的。可見，增加繳費只是長期中的一環，解決問題的力度遠遠不如加強醫療服務治理[注3]。

　　但很遺憾，過去十幾年醫保基金的穩定性都在靠各地延長勞動者繳費年限來維持。但矛盾的是，一方面，國家發愁沒人生娃影響未來的市場勞動力供應，不斷修訂政策鼓勵生育，讓個體家庭承擔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但一方面又不斷修法抬高勞動者個人養老醫保的成本。“如果退休后繼續繳納醫保費用，退休金都不夠生活的，還要拿出來支付醫保費用不是太悲哀了嗎？”——這是廣大工人被剝削一生最后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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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最后，聽說養老保險原先15年的繳費年限以后也可能要延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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