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越來越晚，越來越“門當戶對”

　　2020年，國內的結婚登記人數以813.1萬對創下了自2003年以來的新低記錄；2021年，該數值“持續發力”，進一步降低到了763.6萬對。

　　從可獲得的數據來看，約莫2014年開始，無論是國內年度結婚登記人數還是初婚登記人數，都發生了大幅度的下降。

　　且從2014年開始，國內25-29歲的人群越過20-24歲人群，成為國內結婚登記的主力軍；在20-29歲結婚人群減少的情況下，30-34歲結婚人群數卻呈上升趨勢。

　　故而可以發現，目前國內結婚的青少年越來越少，結婚的人群也出現了“晚婚”的現象。

　　☉數據來源：wind

　　由于結婚率降低、初婚年紀上升等問題將會間接地導致國內生育率的降低，社會多方面已廣泛地關注國內低婚育現象。

　　其中，婚姻匹配困難是造成國內低生育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國內婚姻匹配變化進程上，同質婚出現了“回潮”現象，已然占據國內婚配的主流模式。異質婚雖然也有出現，但基本是“男高女低”的模式，其他異質婚類型在國內的婚配模式中出現的比例變少。

　　這里的同質婚，指的是夫妻雙方在人口、社會經濟特征相匹配的基礎上締結而成的婚姻，如教育同質婚、家庭背景同質婚、宗教信仰同質婚、社會階層同質婚、收入同質婚等。

　　異質婚則是雙方在人口、社會經濟特征不匹配的基礎上締結的婚姻，這種婚姻模式往往跨越了社會階層、社會群體壁壘。但在現代社會中，異質婚來越難以締結，即使雙方締結后也難以保障婚姻的穩定性。

　　追溯國內婚配模式的發展，古代講究的門當戶對就是典型的同質婚。這時候的婚姻不僅僅是愛情的浪漫，隨心所欲，更多承載了復雜的政治權利、家族利益、思想傳統以及家長的權威，諸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比比皆是。

　　古代的階層固化、群體壁壘造就了大規模的同質婚，并一直延續在歷史的長河中。

　　直至新中國成立初期，婦女的解放運動才打破了傳統的婚姻制度。1949年后的一段時間內，一些異質婚現象大量出現，如婚姻雙方教育的匹配度就保持了一個較低的水平。在知青下鄉的年份，也出現了一些異質婚現象。

　　1978年改革開放后，按理說人們的思想更為開放，愛情在婚姻中的主導地位上升，社會流動性加強，異質婚的匹配模式應迎來新的發展高潮。

　　但事實卻是，婚姻同質性在迅速上升，擇偶模式出現了“同質性回潮”并逐年增強。即使過程中有所波動，但如今，它已然成為了現代社會的主流模式。

　　或許是改革開放后市場與社會環境的不穩定性加劇，所以為獲得更好的生活機會，社會經濟特征成為了婚姻匹配的重要考核因素。加之社會階層分化、群體間壁壘的存在，也強化了同質婚現象。

　　現如今，雖然也會出現“鳳凰男與孔雀女”或者是相反的婚姻模式，但部分婚姻的穩定性得不到保障，甚至出現悲情結果，一些輿論也出現了“門當戶對”的警示。故而大多數人還是尋求與自身在多方面匹配的另一方進行婚姻的締結。

　　期望高，中層結婚最困難

　　現代自由婚姻的匹配成功與否，大多表現在雙方是否達到了對方的擇偶標準。

　　古代婚嫁中，男方一般比女方擁有更高的階層地位，或是更好的發展前途，才會受女方家族的“青睞”。男女雙方受家庭限制較大，婚姻不自主，雙方尤其女方很少有自身擇偶標準，或其擇偶標準也很難得到認可。

　　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內，雙方擇偶標準又受到政治因素影響。20世紀80年代后，雙方對政治因素的關注減弱，開始轉向對經濟教育、外貌特征、戶籍的關注；隨后，住房、身體健康、對感情的忠誠度等多個因素也開始被重視。

　　現如今，男女雙方擇偶都會普遍關注自致性資源以及先賦性資源。

　　自致性資源即男女雙方自身創造、擁有的資源條件，如外貌特征、工作收入、受教育程度等等。

　　研究表示，在外貌特征上，男方一般更關注對方的外貌，而女方則會更關注對方的身高及身心健康。

　　在經濟收入上，男性一般都能接受與自己收入水平相當或低一些的對象，一些城市中奮斗的青年還會希望對方能夠在事業發展上給予經濟支持，即不排斥對方收入比自身高。但女性一般都期望男方的經濟收入比自身高，“找個經濟條件好的”，要么“未來發展是好的”“潛力股”。

　　在這一塊，男生擇偶要求似乎寬松一些，而女生的期望更高一些。

　　受教育程度上，學歷高的男女雙方都期望教育同質匹配，甚至還有“名校情結”。這樣日后的生活中，雙方能有共同語言。

　　可見，在自致性資源這一塊，男方的寬容度似乎更高，而女方則更希望男方好于自身，期望高些。

　　而先賦性資源上，由于牽扯到家庭背景因素，男女雙方的擇偶會受到家庭的影響。

　　一般而言，男女雙方及其家庭都會希望雙方的先賦性資源相差不大，如父母的工作、素養、家庭經濟、社會地位等。略微有差異的是，男方可以“上下兼容”，女方一般要求男方先賦性資源優于自己。

　　擁有更多先賦性資源的群體在婚姻市場上會具備更大的競爭優勢，背后即是代際經濟支持帶來的紅利。

　　總的來說，男女雙方在擇偶上都有一定的標準，男方可能兼容性強一些，但也希望找到具備同質性的另一半；女方也大抵如此，但會更傾向多方面比自己優秀的男方，故而部分人群容易形成異質婚中“男高女低”的婚姻模式。

　　但現實生活中，“頭部”優質人群往往不會選資質平平的另一方作為伴侶，所謂“高富帥”愛上灰姑娘也只是影視劇中的浪漫情節，高精尖階層男女之間更容易形成同質化婚姻。

　　所以對那些希望另一方比自己優越得多、身懷高期望但自身資質平平、處于“夾心層”（即在各方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男女，他們在婚姻市場中可能得花費更多的精力與時間去找到更優質的另一半，不過最終可能匹配不到。

　　這部分群體由于過高的期待與自身條件、現實要求不符而導致的婚配困難，則會隨著年齡的增長愈發加劇。

　　低婚配：家庭、社會環境都有“責任”

　　不過，在目前低婚配的現象下，自身的高擇偶要求、高期望固然有責任，但家庭、社會環境的變化也起了“助推”作用。

　　在時代的變遷中，古代的“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的觀念對女性的束縛力減弱，她們也不再秉持“多子多福”的觀念。受個人價值、個人實現、自我認同的思想浪潮影響，女性的自我意識在逐步覺醒。

　　而隨著女性在家庭地位中的崛起，她們也愈發能掌握在婚育上的話語權。在思想變化與家庭地位變化的雙重影響下，傳統的家庭等級關系、代際權利關系、婚育模式受到挑戰與沖擊。

　　原本在子女婚育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的父母現在也難以直接掌控子女的婚配問題。而隨著技術的進步，父母們從網絡、周邊環境中接觸到的新思想浪潮、新婚育觀念增多，其婚育觀也會受到影響，表現為對子女晚婚晚育甚至不婚育的理解。

　　且在現代社會中，家庭觀念的淡化也強化了婚配的自主性。

　　古代人以家族利益為重，先家族再個人；現代則是以個人為單位，先個人再其他。加上青年四處漂泊，導致他們家庭觀念日漸式微，各種“家本位”、“家天下”的觀念不再適用，青年對家庭的組建意愿出現弱化現象。

　　除家庭關系變化影響婚育外，社會大眾媒介、階層固化與群體壁壘也強化了低婚配現象。

　　可以說，女性的思想觀念得以改變，社會大眾媒介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宣傳引導作用。

　　如隨著各個獨立自信的女性形象充斥在熒屏中，女性的獨立意識、社會認同、權利獲得得到了強化。而隨著女性在社會消費、社會經濟增長中的助力愈發明顯，大眾對女性的重視程度也得以提高，女性的話語權在增大，社會對女性的晚婚晚育、不婚配的行為也愈發包容。

　　通過網絡，女性之間還可以互相“抱團”，通過言論行為支持對方，各種女性崛起、女性獨立自主、晚婚不婚的行為得到保護與支持。

　　而隨著女性的崛起，兩性關系也逐步成為社會的熱議話題。為了吸引眼球與流量，各類媒體爭相報道相關新聞，其中，性侵、家庭暴力、產后抑郁、婚后生活焦慮、婚外情、離婚糾紛等負面新聞層出不窮。

　　在負面新聞的影響下，女性會出現恐婚、“恐男”的想法，加劇現階段的低婚配問題。

　　另外，在社會階層、群體壁壘的影響，青年男女之間的自由婚配也受到了限制。

　　高精尖階層間相互匹配、低收入階層間相互匹配表現出了嚴重的社會婚姻壁壘，婚姻壁壘的存在會阻礙那些具有高期望、想要通過婚姻實現階層跨越的男女的婚配，推遲他們的婚配時間，或是減少這部分群體的婚配締結可能性。

　　目前，社會上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晚婚晚育，甚至貫徹單身主義的思想浪潮。在晚婚晚育的選擇下，社會普遍出現短時間內的低婚配現象，而隨著這些群體年齡的增長，尤其女方會錯過婚配的黃金時間，導致婚配的愈發困難，最終表現在長時間的低婚配現象上。

　　婚與育綁定，易陷低生育風險

　　國內婚與育多數是綁定在一起的，這也意味著低婚配會帶來低生育的風險。

　　千百年來，儒家思想對國內社會觀念產生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在儒家思想中，婚育模式應該是唯有異性戀婚姻才有權生育，異性戀婚姻必須生育，生育必須發生在異性戀婚姻之內，孩子的合法性由父親賦予。

　　雖然這些思想在現代社會中有所弱化，但其影響仍根植在大眾心中。

　　即使受西方思想浪潮的影響，各種新型生育模式如“未婚生子”逐漸出現，削弱了婚姻與生育間的關系，但與西方國家相比，國內的未婚生育現象還是少數。

　　通過對數據的回顧可以發現，1957年后出生的中國女性中曾有兩成發生過未婚先孕的現象。但即使是未婚先孕，最后也會演變成“帶孕結婚”、“婚內生育”的現象，即未婚先孕在我國仍有較高的婚姻轉化率，這背后，則是國內婚姻與生育綁定的思想表現。

　　可以說，目前國內即使有未婚先孕的出現，也僅僅代表了“性-婚姻”的分離，“婚姻-生育”的緊密關聯仍未打破。有研究對國內的這種現象做出了一個闡述：“懷孕可以是一種婚前行為、個體行為，但生育仍然是一種婚內行為。”

　　所以，當國內的育與婚綁定時，低婚配必然會帶來低生育。

　　而同樣是低婚配國家，法國、北歐國家為何能保持較高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非婚生育成為了其人口生育的重要來源之一。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法國的結婚率雖然一再下滑，但其生育率仍保持堅挺，甚至可以說，法國擁有著歐洲最高的非婚生育率。

　　其高非婚生育率固然有社會對非婚生育行為的包容影響，也是因為非婚生育受到了政府的支持與認可。

　　1972年，法國國民議會正式承認了非婚生子與婚內生子一樣擁有平等地位，隨著法國女性在職場的崛起及國家給予的福利力度增大，女性也能單獨肩負起育兒重任。

　　這對法國生育率的提高無疑是有利的。

　　北歐國家在婚姻與婚外生育上也持寬容態度。在北歐國家中，女性地位較高，社會福利也不錯，單親家庭也被普遍接受，故而許多職場女性即使不結婚也愿意養育孩子。

　　當然，這并不是鼓勵我國支持未婚生育。且與法國、北歐國家不同，我國人口基數龐大，所以難以全方面、全額度地給予女性育兒福利補貼，在國內普遍的經濟壓力下，女性也難以單獨承擔育兒重任。

　　只能說，從國與國之間的生育率變化對比中可發現，婚育關系的綁定、社會觀念、政府福利的確會影響一國生育率變化。若要提高生育率，從這些方面入手，或能見成效。

　　另外，國內高昂的婚育成本也要解決。如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進行的“2021全國兩會青年期待”調查顯示，相當比例的青年都希望降低各類婚育成本，包括補貼、就業問題、稅收等方面。

　　☉數據來源：人民網

　　總的來看，按照目前國內狀況，或許只有當社會思想浪潮、經濟壓力有所改變時，國內青年的低婚育現象才會有效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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