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5日這一天，70后農民工up主“川哥”體會到了什么叫冰火兩重天。

　　先是早上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發布的一條記錄工地午間吃自熱米飯的視頻竟然爆了，b站流量比以往高上百倍不說，還被各大互聯網媒體爭相轉載。

　　沒等他興奮多久，到了晚上視頻風評開始反轉，質疑聲接連出現，有人說他是“擺拍”，有人稱其為“裝的”，直至后來惡評如潮水般來襲，這些爭議都基于一個原因，那就是“他不夠邋遢”。

　　“手那么干凈，不像農民工”、“哪有農民工收拾得這么干凈”，類似的話語充斥著留言區。

　　盡管后來川哥的兒子出來解釋，是因為上鏡和吃飯的時候要洗手的緣故，但依舊擋不住惡評如潮——從這也能看出公眾一直以來對大齡農民工根深蒂固的印象是，臟、糙、不修邊幅，不應該那么體面。

　　“干凈又衛生”和大齡農民工之間，天然隔著一層壁。

　　但是，假如這個視頻是發布在最近一段時間，也許爭議就沒那么大了。

　　從今年年初開始，這個群體開始一反常態，越來注重個人儀表，活得越來越“精致”，甚至打扮得越來越像年輕人。

　　60歲的王興華就是其中的代表。這位皮膚粗糙、一輩子都沒做過發型、用過護膚品的老漢，竟然開始熟練地使用染發膏、定型啫喱和嬰兒潤膚露。

　　他還總結出了一套方法——先將染發膏擠在塑料盒子上，用牙刷的尾部攪勻了，再用刷頭蘸上，仔細地刷到頭發上。

　　圖源：每日人物社記者采訪超齡農民工

　　這是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描繪的場景。

　　和王興華一樣的農民工還有不少，62歲的四川籍王小川（化名）同樣是這場“老年時裝秀”的一員。

　　頭發有些花白的他，多次在小賣部買劣質染發膏，用梳子反復涂抹，然后在溫度較高的地方進行烘烤，以達到染發改色的效果。

　　此外，王小川還會買一些顏色鮮艷的花格子襯衫，涂抹價格低廉、可以增白的護膚霜。

　　一情一景，像極了當下偶像綜藝中練習生的樣子。

　　那么，到底是什么讓老年農民工發生這樣的轉變呢？

　　這背后的原因，不是別的，而是他們今年年滿60歲了。各地為農民工安全考量，陸續推出了針對超齡農民工的清退令。

　　這些清退令通常給男性的年限是60歲，女性是50歲。超過這個年齡，便不再允許繼續從事工地作業。這也意味著老人們賴以為生的“手藝”將再無用武之地，也無法從這份工作中獲得收入。

　　而看起來“年輕”，意味著能夠繼續擁有生存的本錢。

　　但在另一方面，農民工的這份“本錢”看起來并不光鮮和體面——其工作量大，危險系數高，生活狀況很簡陋，是眾所周知的。

　　就拿住宿來說，雖然很多工地設有臨時簡易房，但還是有許多人是住在窩棚里——這些是由鐵皮、油氈搭建起來的簡陋棚屋，夏天熱得像蒸籠，冬天也不擋寒，里面是三四十個人擠在一個上下大通鋪中，汗臭、腳臭味混合在一起。

　　收入也沒有那么誘人。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2021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21年全國農民工農民工月均收入4432元，還沒達到去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

　　即便如此，老年人還是削尖了腦袋想要進來，甚至想出了“喬裝”這么具有黑色幽默的一幕。那么到底是什么吸引力這么大，讓這些人遲遲不愿離開工地呢？

　　01

　　初春的合肥寒風瑟瑟，一群老人卻已經開始動身。

　　其中一位老人名叫李慶友，今年69歲，來自淮南劉崗鎮。

　　每天凌晨4點，他就從床上爬起，和同伴們蜷縮在一輛漏風的貨車里，顛簸兩個多小時來到工地，狹小的車廂每次都擠得他腰酸背痛，但他都一言不吭。

　　為了省錢，李慶友在家里先將菜燒好，米淘好，然后在工地蒸飯、燒水、熱菜，這些操作用的都是一個用鐵桶改造的蒸鍋完成。

　　一天下來，收入只有60元，偶爾還會加班，一個小時另加7元錢。但盡管這樣，他依舊很知足。在李慶友看來自己年齡大了，能有活干就已經很不錯了。

　　類似的一幕，也發生在59歲的河北人老辛身上。

　　4年來，他一直在工地上給人做水暖工程，最奢侈的一次消費，是花80多塊錢給自己買了件衣服。

　　老辛還有兩個孩子，大兒子在承德修摩托車，小兒子去了南方打工，全都漂泊在外，只有過年才能聚在一起，他每年到年底能省下4萬塊錢。

　　4萬塊錢在別人眼里不多，但卻是他全家種地多年都賺不到的數字。因此，哪怕再辛苦，他都覺得十分滿足。

　　在一個采訪中，我還曾看到過一位65歲的大爺，他是一位工地上的裝卸工。

　　他的工作量不小——普通水泥100斤一包，他一天要裝卸六七百袋水泥。

　　對當記者問他累不累時，大爺淡然地一笑：“一個月能弄個四千塊錢吧。”

　　辛苦如此，也覺得很開心，很坦然，平靜面對，沒有抱怨。

　　在他們心中，只要能找到工作，就已經是一件很值得開心、滿足的事了。干慣農活兒的他們，并不覺得做工人是一件苦差事。畢竟，在年齡禁令頒布之后，被用人單位拒絕是常有的事。

　　央視紀錄片《行走中國》曾經播放過一期節目，一群來自山東泰安的大齡農民工，為了得到一份零工，天一亮就等候在郊區的某段國道兩旁。

　　看到招工的人開著小轎車來，他們就一擁而上，但還沒來得及開口，就被對方一句“不要年紀大的”給打發走。

　　第二天，他們雷打不動地出現在此，任由刀子一樣的冷風刮在臉上，依舊如故。

　　甚至還有人為了等待零工的機會，連房子也舍不得租。

　　在河南鄭州街頭，有一位穿著破破爛爛的大爺，他有沒有錢賺完全看運氣，沒活的時候，他一天就干等著，而他的住所，竟然是高架橋下面的橋洞。

　　有一次，他告訴路人自己吃的是5塊錢一份的面條，由于自己買的是最后一份，老板還給他稍微多弄了一些，他吃得很滿足。

　　路人擔心他吃不飽，他卻笑著回答說：“夠吃了，我3天就花50塊錢，本來身上就沒帶多少錢，必須省著花才行。”

　　這位父親在外面省吃儉用，他跟家人打電話也是只報喜不報憂，他告訴家人自己早晚都吃饅頭，加油站有免費的開水可以喝，中午自己會買飯吃，在外面一切都好，讓家人放心。

　　實際上他連被子都沒有，全部家當只有一個背包，里面是幾件換洗的衣服。

　　老年農民工不怕吃苦，不怕受累，為了一份在世人眼中“粗鄙”的工作，他們能夠忍受所有困難和疾苦。

　　有工作，就能忍。

　　有力氣，就能干。

　　02

　　雖然老年農民工覺得自己還能繼續干活，但是各地政策不讓他們干了。

　　比如，上海的規定就是這樣的：

　　禁止18周歲以下、60周歲以上男性及50周歲以上女性三類人員進入施工現場從事建筑施工作業。禁止55周歲以上男性、45周歲以上女性工人進入施工現場從事井下、高空、高溫、特別繁重體力勞動或其他影響身體健康以及危險性、風險性高的特殊工作。

　　那么許多人好奇，出臺這項政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關于這個問題，上海市建設工程安全質量監督總站安全科負責人是這樣回答的：

　　“考慮建筑施工高處作業多、露天作業多、手工及繁重作業多等高危特點，超齡帶來的體力和意識問題都與風險要素相關。”

　　能看出，出于安全考量，是禁令的初衷。

　　事實也的確如此。2018年，上海建筑工人中超過60歲的占比僅有1%，而全年因安全生產事故死亡的人員里，超過60歲的占比達到15%。

　　統計數據都指向一個結論，那就是老年人給行業帶來的風險太大，且風險不可控。

　　但與風控慢一拍的，是處理老年農民工的后續安置問題。

　　眾所周知，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不成問題，但想要獲得一份中高等收入，難度就要遠遠大于城鎮內了。

　　對此著名經濟學家、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曾幫助大家做過對比，“現在北京的勞動力市場上，普工一天是300元，如果他回村去做農業，一天能有30元嗎？農業對勞動力要素的回報，恐怕一天不超過30元。”

　　但對于這些老年人來說，他們的肩上承擔并不是只有自己，還有整個家庭。

　　隨著中國浩浩蕩蕩的城鎮化進程，農民工的后代一波又一波從農村涌向縣城、城市，而他們的學費、生活費，甚至畢業后的安居費，全都必須要依托家庭才能支付得起，這也讓這些農民工很難成為“悠然養老”的一代人，心安理得地回歸田園。

　　他們必須要盡己所能，賺取更多的報酬，甚至不惜瞞報年齡、化妝，或者去不正規工地，打沒有勞動合同的零工。

　　2012年5月，已經年逾六旬的老趙開始在河北省承德市雙灤區一處建筑工地打工，結果令他沒想到的是，災難從天而降。

　　2012年11月6日，老趙與工友踩著凳子拆除屋里的架子，不料期間凳子突然歪倒，老趙摔落在地受傷，經鑒定構成10級傷殘。在老趙住院治療期間，建筑公司交了一部分醫療費之后便不再出錢。

　　建筑公司給出的解釋也無法令他信服。

　　公司和老趙沒有簽訂勞動合同，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所以沒有責任繼續賠付。

　　2013年2月，老趙的病情逐漸穩定，于是他向承德市勞動部門提交了工傷認定申請。

　　同時，為了確定與建筑公司的勞動關系，老趙的家人又找到承德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

　　不過，他們并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老趙的年齡超過60周歲，已經不符合勞動仲裁的條件。

　　無奈之下，老趙只好采取訴訟程序。

　　2013年2月26日，老趙將建筑公司訴至承德市雙橋區人民法院，要求法院確認原被告之間具有勞動關系，從而使其獲得應有的工傷補償。

　　在法院，老趙得知，根據勞動法的規定，勞動者超過60周歲，用工單位將不允許再與其簽訂勞動合同，如繼續工作，勞動者與用工單位之間為勞務關系。而勞動者與用工單位為勞務關系的，一旦發生意外事故，超過60周歲的勞動者將不能被納入認定工傷保險的范圍。

　　此時腦海中閃過一句話：時代的每一粒塵埃，落在個人身上可能就是壓垮人的一座大山。

　　只不過這座大山掉下來實在太突然，沒有給老年人們一絲防備。

　　03

　　另一邊，工地同樣沒有做好老年人離開的準備。

　　如今這代老年農民工的主力軍，普遍出生于60、70年代，在他們身上不難找到兩個鮮明的時代標簽——龐大的人口數量、落后的教育水平。

　　從1962年開始，我國人口仿佛踩了油門，每年出生人數高達2700萬左右，最高時甚至達到2954萬（1963年）。

　　但相對于猛沖的人口數量，那個時代的教育配套還處于“熱身”階段。通過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1964年我國受過教育的人口僅為33%，其中小學文化為總人口的27%，初中人口為總人口的4%，高中及其以上就更別提了，實屬鳳毛麟角。

　　這點在許多文藝作品中都能出端倪，比如1990年春晚小品《超生游擊隊》中，宋丹丹就自嘲像她這樣的進城務工人員，被人戲稱為是“盲流”。

　　那么這代人還能在勞動崗位堅持多久呢？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15年發表一項研究報告稱，目前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則由1970年的稍高于60歲，增至2013年的75.4歲。也就是說，距離這代人的平均，還有十多年的時間，仍然可以被勉強劃入勞動力的范疇。

　　為什么這些人，到了退休年紀還要繼續作為勞動力？

　　因為，缺少接班人。

　　從數據來，1985年到1997年，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萬以上，其中最高峰的1987年甚至達到了2508萬，1988年到1990年年出生人口都超過了2300萬。1994年之后，年出生人口開始低于2100萬。1998年之后年出生人口開始低于2000萬，直到近年來越來越不景氣。

　　就在這代農民工涌入城市的同時，80、90年代的新生兒卻進入了中國教育已經逐步完善的時代。到了2020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達到874萬人，比60年代足足增長了53倍。新時代年輕人，每兩個人中就有一個受過高等教育。

　　人口在下降，教育水平猛增，這樣的組合帶來的結果，便是年輕人更傾向于選擇室內的、薪資較高的腦力工作。

　　這點我們也能從數據中看得出來——根據《2021應屆生就業趨勢報告》統計，2021年應屆生平均期望薪資為6030元，高于農民工平均薪資三分之一。

　　當然也不排除80、90后有進入工地的，但越來越少。又臟又累又危險的農民工，逐漸變為畢業生的“下下簽”。

　　工地，年輕人不愿進，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其實那還得仰仗那一代老年人。

　　事實也的確如此。根據《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全國農民工的總數是2.85億左右。其中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比26.4%，這就意味著每四個農民工里，就有一個人超過了50歲。中國近3億農民工中，從事建筑行業的有5437萬人，這一行的主力恰恰是50到60歲的人。

　　那么禁令真的能讓老年人告別工地嗎？其實未必。

　　禁令之前，工地雇傭老年人干活合法合規，用人單位需要合理合法付老年人薪水。但隨著禁令下發，工地陷入無人可用的境地，老年人變成了“非法員工”，用人單位便便會想方設法將這部分風險轉嫁到老年人身上。

　　比如，只付給老年人一半的薪水，來就干，不來就拉倒，反正有的是同齡人搶著干。

　　為了“贏得”一份風吹日曬的重體力活兒，老年人從最開始的改年齡、染頭發、裝作年輕，到后來還得被迫接受只有一半的薪水。

　　也許等待老年農民工并不是真正的“卸甲歸田”，而是不公平待遇，是失去同工同酬的機會——這些才是我們最害怕看到的。

　　尾聲

　　阻止這一幕發生，在于轉換看待這件問題的角度。

　　比如《北京折疊》有這樣一幕，垃圾工老刀聽到環保公司跟領導推銷分類機器，領導說用不用機器問題不在成本，而是需要考慮第三空間垃圾工的就業問題。

　　相似的邏輯在建筑行業同樣適用——怎樣讓老年建筑工人體面地退出建筑行業，離開這個行業后依然能找到生計，有生存空間，這才是社會需要考慮的問題。

　　從目前來看，解決方案也在一步步完善。

　　比如，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就有代表委員建議，將社保的社會統籌部分金額與繳納地解綁，支持更多靈活就業群體納入高保障的社保體系之內，同時，落實落細農村養老服務，積極開發村鎮公益性崗位，促進返鄉農民工社會參與、帶動增加收入，解除超齡農民工的后顧之憂。

　　再比如，從去年年底開始，陜西省總工會開展“送體檢進工地”萬名農民工免費體檢活動，組織醫務人員走進多家建設單位，分批次為一萬余名農民工開展健康體檢和醫療咨詢。通過體檢，來篩查出身體不能繼續工作的農民工，而不是靠年齡。

　　通過越來越多這類建議和政策的出現，農民工的困境才能真實被改善，難題才能真實被解決。

　　畢竟解決老年農民工所遇到的困境，本質上是一個解決老有所依、老有所養的問題。

　　宋代詩人梅堯臣曾寫過一首詩《陶者》，內容是這樣的：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

　　我們也同樣希望那些將一生奉獻給工地、道路、橋梁、隧道、工廠等的勞動人民，也能在“掏盡門前土”后，過一個幸福、充實和體面晚年，擁有更多選擇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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