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價下，有房的人也不一定愿意多生

　　昨天一篇報道《2022年的產房靜悄悄》火了，此文提到，2021年，1062萬個嬰兒在中國降生，比以饑荒載入史冊的1960年還少了340萬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生人數最少的一年，也是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數量達到新世紀頂峰后連續第五年下降。

　　這也不是什么難以預料的事。

　　早在《為什么網民對三孩政策態度消極》中我們就有提到，雖然“二孩政策”的漸進式放開使得我國短時間內生育率有了回升，但2018年起，國內的人口數量還是呈現了“跳崖”式的下滑。

　　從國內總生育率來看，2020年每位婦女平均生育數降到了1.7人；在七普中，2020年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預估值更是降到1.3人，這意味著育齡婦女的生育率進一步降低。

　　☉數據來源：wind

　　在國內生育率或生育意愿降低的背后，醫療、教育、住房都是至關重要的推手，尤其是住房這一塊。雖然現如今古代的一些傳統觀念的影響力有所減弱，但“安居樂業”的觀點仍刻在許多中國人的思想中。

　　“不安居，則不樂育”，是當今時代下住房與生育兩者關系的一個概括。房價的升高使得許多人都買不起房子，在房子的壓力下，“想生不敢生”的人普遍存在。

　　談到住房壓力這一塊，以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以“暗貼”的形式給予職員補助，使職員支付的租金遠低于住房本身成本。這一時期，國家或單位投資建設、購買住房并無償分配給職工的操作，大大減少了居民的住房壓力。

　　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貨幣化分房的出現，職工自身得以市場價格才能購買到房子，而“炒房”的出現又導致房價逐步升高，居民背負的購房壓力越來越大，在大城市中擁有一套房子不再是易事。

　　從以往數據中可看出，我國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大部分月份都在上漲，其中又以一線城市的波動最大。

　　☉數據來源：Wind

　　在這樣的高房價下，即使推行了二孩政策、三孩政策，生育率也并未取得明顯的提高效果。

　　在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2013年-2017年國內平均人口出生率為12.43%，和未實施該政策前基本持平。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后，2018年-2019年生育率反而下降；三孩政策目前也未取得有效的成果。

　　面對這種情況，國內不少學者展開了專門的研究，結果表示住房狀況及房價變動都會顯著地影響居民生育意愿，最后表現為生育率的變動，故而才有“不安居，則不樂育”的概括。

　　房價的上漲會導致無房者生育率的下降，但房價上漲也會帶動住房價值的增加，對有房者的生育意愿可能會產生正向影響。不過，有房就會多生了嗎？也不一定，這可能得看擁有多少套房了。

　　2017年就有研究表明，房價的升高也會降低首次置業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對于這種現象，或許可用擠出效應與財富效應間的比較來解釋。

　　在房價上漲時，無房者或只有1個房子的群體往往會面臨更大的物價水平支出，從而擠占了原本的生育支出空間。

　　對于只有1個房子的群體而言，房子更多的是居住屬性而非金融屬性，房價上漲帶來擠出效應大于財富效應，許多青年會不愿生或不愿多生。

　　或許對于擁有2套房以上的群體，房價上漲才能帶來實際的、更高的財富效應，能夠支付多娃下的生育成本。

　　公共服務資源與住房掛鉤也會影響生育意愿

　　除是否擁有住房外，公共服務資源與住房掛鉤的現象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青年群體的生育意愿。

　　近年來，除金融與居住屬性外，我國的住房話題還圍繞其他附加屬性展開。

　　如房子與教育資源掛鉤，上重點學校得購買相應學區房；有些城市的落戶與住房有關，而是否持有戶口會影響到能否公平或更大范圍地享受優質醫療資源。

　　在國內尚未全面放開落戶限制時，擁有住房所有權仍是獲得城市戶籍、均等享受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服務資源的重要途徑。伴隨附加屬性的存在，無房青年群體想要生育怕也不能安心。

　　就拿教育這一塊來講，孩子能接受公平的、優質的教育資源是每個父母所希望的。在孩子成年后，能夠獲取更高的收入以彌補生養期間的支出，這在經濟意義上才是值得的。

　　1957年，美國一位經濟學家將孩子比作“耐用消費品”，父母“購買”這一“產品”會面臨許多成本，包括在子女身上的生育、撫養資金等直接成本，還有為養育孩子而放棄的時間成本、工作收入等間接成本。

　　根據著名人口經濟學家、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貝克爾的質量-數量理論，孩子的質量要求遠高于數量要求。而優質教育資源的獲得則在孩子的高質量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養育一個“高質量”孩子前，父母會事先考慮孩子是否能獲得足夠的優質教育資源以換取將來的高回報，以此抵消養育成本。

　　故當住房與優質教育資源掛鉤時，青年群體會優先考慮住房的獲取。而當青年群體優先考慮住房問題時，也必然會花費更多地精力與金錢在住房上，從而擠占對生育問題的關注與投入強度。

　　當然，這些擔憂基本上是對無房群體“不想生”或“不敢生”的一個分析。對于多房群體而言，即使有了房子進而能獲取優質教育資源，但隨著養育孩子的數量越多，其能從中獲得的“邊際效用”越小，生育更多的孩子對他們的吸引力也沒有那么大了。

　　再來到醫療這一塊，現在適齡生育的群體基本是80后、90后、00后。對于這一群體尤其是90后、00后而言，養生在他們的生活中更為重要，能否順利獲得所在地醫療資源也會成為其生活的擔憂因素。

　　如女性若想在一些城市接種九價HPV疫苗，最好還是成為當地的常住居民或擁有房產證，否則很難進行該疫苗的接種。

　　所以當醫療受住房影響時，青年群體也會把關注度優先放在住房上，尤其在生育意愿普遍不強的90后、00后中，對住房的關注與支出越大，則在生育上的支出、精力只會更少。

　　對于這些問題，雖然多地已取消學區房與教育資源掛鉤，努力讓每個人都能獲得公平的醫療資源，但在許多大城市中，龐大的人口與有限的公共服務資源始終存在不完全匹配的矛盾，很難做到讓所有的群眾都能獲得公平的待遇，還是會影響到青年的生育意愿。

　　當城市公共資源服務供給受限時，往往是流動人口先受到沖擊，與有房或多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差距則會進一步加大。

　　焦慮感與正能量感受都值得重視

　　房子為什么會影響青年的生育意愿，其中一個因素還是因為是否擁有住房、房價的波動會帶給他們不同程度的生育焦慮，也影響他們的幸福感、公平感、認同感等正能量感受。

　　生育焦慮指想要生育的群體面臨高昂生育成本時，形成的“想生而不敢生”的焦慮心態。緩解有生育意愿群體的“生育焦慮”，比攻克那些壓根不想生孩子的“丁克”族來說，更有利于提高我國的生育率。

　　生育焦慮很大程度上由住房問題導致。

　　雖然目前國內青年對租房生活的接受力度在增大，但事實上，大多數青年還是想擁有自己的一套房子。

　　所以當高昂的購房成本促使這些青年將更多精力、金錢投入到住房時，他們往往會無暇審視生育問題，即使認真思考后，最后也會因不菲的生育成本而產生擔憂心理，引發“不敢生”或“晚點生”的生育焦慮。

　　另外，是否擁有自有住房也會影響到他們的幸福感、認同感及公平感，進而影響到他們的消極情緒、生育焦慮與生育意愿。

　　1983年，Isen 和Patrick兩人曾提出“情緒持續假說”，這一假說認為個體會為了維持自身情緒穩定而盡量避免各種風險的發生。

　　在生育這一塊，則表現為充滿幸福感的夫婦會為保證家庭的穩固狀態、幸福感、日后的老年生活而選擇養育孩子。所以，重視青年群體的幸福感會影響他們的生育意愿，幸福感越強，其生育意愿也會增強。

　　再拿階層認同感來說，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表示，在個體滿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后，歸屬與愛的需要就放到個人眼前。在如今這個社會，“孩子”似乎成了一種“奢侈品”，對青年群體來說，尋求社會的歸屬感、認同感似乎更迫切、更重要。

　　而一個人是否擁有房產及房產面積、數量、檔次已成為判斷一個人社會與經濟地位的重要指標。居民若在本地擁有自有住房，人均面積越大，或其住宅坐落在更繁華的片區，往往象征著更高的經濟地位，獲得的階層認同感也會越高。

　　當這些群體在城市中獲得認同感后，其幸福感就會更強，產生的正面情緒會有效地緩解生育焦慮的問題，會更多地思考且花費金錢與精力去“購買”孩子這種“奢侈品”，表現為更高的生育意愿與生育率。

　　談到公平感，可以試想一下，當一些高收入群體能通過投資、再投資等“錢生錢”的途徑獲得更多資金，隨隨便便就能買下一套房，而另一群青年只能通過“社畜”般的生活才能滿足日常需要，背上幾十年房貸才能拿下一套完全屬于自己的房子時，他們對社會公平的感知就會被削弱。

　　當人不自覺進行比較而發現受到不公對待時，消極情緒油然而生，幸福感會削弱，生育焦慮更強，生育意愿也會降低。

　　當住房能帶來幸福感等正能量時，個體都會去爭取得到屬于自己的房子。而當有限的金錢與精力分給了能帶來更多歸屬感、認同感、幸福感的住房后，能分給生育這一塊的就更少了。這時非得逼著提高青年的生育率的話，只會造成生育焦慮。

　　提高生育率，各方能做什么？

　　國內老齡化加重、生育率降低的現象促使國家將提高生育率這件事擺在了十分重要的層面。

　　在生育這一塊，雖然有不想生的人，但背后更多的是不敢生的人群，只因房子帶來的壓力實在太大了。個人能做的就是拼命地工作，提高自身收入，但房價就在那里，期望它驟跌下去，那可能只能在夢里了。

　　當然，盼著房產行業尤其是大城市中的房價短時間內主動地大規模、大幅度下降也不現實。這種宏觀經濟的調控更多地還要依賴于政府的政策調節方向與力度。

　　自“炒房”導致房價上漲過快后，為穩定經濟發展，國家也出臺了不少的維穩措施，包括限定貸款首付比例、增加住房有效供給、管控房產稅收等。

　　目前國家也堅持著“住房不炒”的維穩理念，所以雖然近期多個城市的房價有所下跌，但這一基調也意味著國內的房價短時間內不會過高上漲，也不會過度下跌。

　　不過，雖然在房價的降低層面上政府能改動的不大，但目前針對住房這一塊，國家正在不斷地推動共有產權房、保障性租賃住房的建設以及租購同權的實施，這些舉措將會有效地幫助一些青年群體緩解因住房而產生的“生育焦慮”。

　　在共有產權房下，當中低收入群體購房困難時，可選擇按個人與政府的出資比例共同擁有房子的產權。在個人有足夠的資金后，再按市場或評估價從政府手中把另一部分產權給購買過來。

　　和政府“合作”，顯然也會安心得多。在共有產權房下，住房帶來的焦慮能夠得到很好的緩解，其帶來的生育焦慮自然也會有所減少。

　　目前國內的共有產權住房已在試點階段，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淮安、黃石等多個城市已出臺相關政策。雖然還未全面推廣，但好歹也是個可行的解決方案。

　　另外，保障性租賃住房的推廣也能緩解青年群體的租房壓力，減緩住房資金的支出，能促使青年群體將更多的收入花費在生育上。

　　且在“租購同權”的實施下，即使是租房的群體，也能平等地獲取醫療資源、教育資源，公共服務資源與住房掛鉤帶來的資源不均等擔憂也可能得到緩解。

　　2017年，廣州率先提出了“租購同權”，也在這一年里，“租購同權”與“共有產權房”成為了年度媒體十大新詞語。

　　在租購同權下，符合條件的承租人子女能夠享有就近入學等公共服務權益。雖然這一舉措在大規模人口流動的城市中很難完全落地，但起碼給予了部分地區的后代公平獲得公共資源的機會，他們有更大的希望實現未來更高的收入，來彌補高昂的生育成本，而這也代表著城市開始變得友善。

　　總之，無論政府出臺了什么政策措施，最后能不能生、敢不敢生、愿不愿生還得回到如何切實解決青年群體的生育焦慮層面上。

　　在北上廣深的養娃成本超過200萬的時代，降低生育成本，才能緩解生育焦慮，提高生育意愿與生育率。而不解決高房價、無房子的問題，要普遍提高青年群體的生育意愿恐怕還是難事。

　　查看參考資料：

　　宋德勇,劉章生,弓媛媛.房價上漲對城鎮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影響[J].城市問題,2017(03):67-72.

　　李寶禮,邵帥.不安居，則不樂育：住房狀況與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研究[J].中國青年研究,2022(03):53-62+104.

　　張銀鋒.青年兩孩生育意愿及其子女成本收益分析[J].中國青年研究,2017(05):66-73.

　　李勇輝,沈波瀾,李小琴.未能安居，焉能育兒?——住房對育齡人群生育意愿的影響研究[J].中國經濟問題,2021(02):68-81.

　　宋德勇,劉章生,弓媛媛.房價上漲對城鎮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影響[J].城市問題,2017(03):67-72.

　　張海東,楊城晨.住房與城市居民的階層認同——基于北京、上海、廣州的研究[J].社會學研究,2017,32(05):39-63+243.

　　王先柱,王敏.改革住房制度 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住房增強居民幸福感的差異性研究[J].商業研究,2018(08):12-21.

　　張雨,朱亞鵬.青年購房壓力對生育焦慮的影響路徑研究——以重慶市為例[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44(02):22-38.

　　保障性住房供給放量 遠大住工迎接市場新機遇_中國日報

　　http://ex.chinadaily.com.cn/exchange/partners/82/rss/channel/cn/columns/6ldgif/stories/WS625fd202a3101c3ee7ad171a.html

　　超70城調控房地產政策，未來房價怎么走？|房地產市場_新浪財經_新浪網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2-04-21/doc-imcwiwst3150878.shtml

　　年度媒體十大新詞語公布：租購同權、雄安新區、灰犀牛等入選_輿論場_澎湃新聞-The Paper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05348

　　2022年的產房靜悄悄_新浪財經_新浪網 https://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22-04-27/doc-imcwipii6687913.shtml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