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當牛做馬若干年，培養子女繼續當牛做馬，交了一輩子養老金，老來想著頤養天年，卻還要服從資本的差遣來填補各種“缺口”，充實資本的力量。其實，說到底，勞動者的一生在資本手里都只是算計和買賣的對象。

　　在這個時代，市場用物的尺度俯視眾生，人不過是維持市場再生產的手段。但人的再生產總歸不能如物的生產一般可迅即控制和支配，于是，人口就一直是一個甩不掉的問題。過去嫌人多，現在嫌人少，都是一個道理。

　　又是一年春天。萬物滋長，生機盎然，鳥翔魚游自在暢快，蟲鳴蛙聲不絕于耳。高尚的人們沐浴春光春景之間，睹物思人而反求諸己，又惦記起了人口問題。去年春末好容易推行了放開三孩限制的政策，卻沒見著什么效果，各種歪招也陸陸續續地被提了出來，各自熱鬧了一陣。今年則新推出了一個叫做“個人養老金”的政策，說是能夠為“養老”錦上添花，然而還是引起了老百姓的警覺。無論政策初衷如何，出臺相關的人口政策總是顯得有那么點兒吃力不討好。

　　三胎政策也好，“個人養老”也好，它們只是人口“問題”的導火索，只是大家發泄平時積壓在生活中的種種不滿的宣泄口。這些不滿來自這個時代社會再生產的矛盾運動和它帶來的人們的現實生活的種種艱難。唯有理解現實，才能從這些表面的情緒進入問題本身，才有解決矛盾的可能。

　　孩子的生養問題和所謂養老問題事實上是連在一起的。人口老齡化常常被作為鼓勵提高生育率的理由，而這些年來的低生育率也使得老齡化問題好像變得特別突出。許多地方出現了所謂的養老金缺口，還有些人不停地鼓吹延遲退休年齡，養老問題也這樣就刺目地懸在人們生命歷程的前方。這些所謂的人口問題總是被作為一系列問題提出來，然而，它們總歸是一個問題，即社會再生產如何進行的問題。

　　一

　　一個社會總是要再生產出它的生產力和再生產出它的生產關系，否則這個社會就不能持續地存在下去。譬如說，在農業封建社會，農民要種糧食，每年都要留足種子，要喂養好耕牛，要修理和新造農具，否則，來年的收成便沒有了保障，人也就活不成了。這是生產力的再生產。當然，要成為一個封建社會，它還要不斷地生產出農民和他的剝削者地主階級，還要使這樣的統治關系和剝削關系持續地被生產出來。它要使地契、田租、衙門和差役繼續存在，使這種“天道”持續下去。總之，要使得生產資料、勞動者和生產關系持續地存在下去，這個過程就被稱作社會的再生產。

　　在任何社會，生產要繼續進行下去，便要不斷地再生產出勞動者、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并再生產出生產關系來。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以雇傭關系為基礎，沒有了勞動力和產業后備軍，這種生產關系就無法再繼續下去了，生產力的發展也就沒有了基礎。所以，勞動力的再生產尤為重要。這樣，資本便要為了勞動者種群的存續而向勞動者支付工資。這個工資看上去是發給勞動者個人的，但事實上，卻要發放給整個再生產中的無產階級隊伍，包括那些處在脫離了勞動關系或處在沒有勞動能力階段中的無產階級。前者能夠維持一支龐大的產業后備軍，使工資在勞動力再生產成本處徘徊，后者則關系到勞動力再生產本身。

　　人的勞動能力如同一道波浪，幼時未有，隨年齒而增，至青壯年達到峰值，再長則再衰，年老又歸于無。它的兩端是童年期和老年期。在人年幼、年老和疾病這些在個體看來顯得無助的階段，如果沒有來自他者的扶助，便沒有幼兒、老人和病殘人的生存可能，他們便無法完全地經歷生命旅程。

　　兒童的撫養問題涉及到勞動力的再生產，無疑是包含在再生產費用中的。沒有兒童，便沒有未來的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要作為一個階級繼續存在下去，就必須使社會再生產得以持續進行，就必須使社會上的兒童得到照顧。在家庭制度下，如果兒童由父母撫養，資本家就不得不按照包含了兒童撫養費用的勞動力再生產費用向兒童的父母支付工資。

　　養老問題則離得稍微遠些。在前資本主義社會或早期資本主義社會，養老是由部落、家庭作為生產單位承擔的。除開那些極端困苦的原始部族外，喪失勞動力的老人并不因為他們喪失勞動力而被家庭放棄，這是因為社會再生產的條件已經能夠滿足老人的贍養了。否則，“孝”就成了不可能實現的笑話，就成了阻礙社會再生產的迂見，而那些提倡孝道的社會就會在社會再生產的競爭當中被歷史的車輪碾碎。既然孝道能夠在古代社會大行其道，可見養老在古代社會大概不是什么問題。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大可不顧老人死活，但工人不會答應，社會也不會答應。所以，對于養老問題，資本總是要被迫予以解決的，并能從解決中發現新的賺錢門道兒。

　　在各種家庭制度中，老人無非自己養活自己，或者依靠家庭養老。如果是家庭養老，那么，每個工人階級都要從工資中支出一筆費用，用于自己雙親的養老。此外還需準備一筆資金，用于家庭可能的醫療支出。而他雙親的壽數幾何，他卻無法預期。勞動力的再生產費用，也就是他的工資當中便要包含這筆為他的雙親進行養老的費用，以及為了雙親未來疾病等情況預備的救急資金。

　　如果拆散這種家庭而采取核心家庭的制度，老人便與子女分居開，資本家看上去便把老人的負擔從他的工資當中扣除了，實際上卻并不如此。因為工人就要為他自己養老做準備了。如果是他自己養老，那么，每個工人階級都要從工資中作一筆扣除用于儲蓄，以用于自己未來的養老。而他自己的壽數幾何，他卻無法預期。這樣，他就傾向于多儲蓄一些，而資本家為了維持無產階級的再生產，也就要在工資中包含這樣一筆被儲蓄的費用。

　　總而言之，無論他自己負責自己未來的養老，還是他贍養老人，他總要從工資中做出這筆養老金的扣除，還要多預留一筆應對意外開支的儲蓄，兩種制度的效果是一樣的。

　　由于人是無法確定他的壽命的，所以這種扣除和儲蓄在大概率上總會高于他的預期生命，從而使得社會上的“消費”不足。畢竟，誰都不愿意“人還沒死，錢花完了”。而工人又總是要按照他的日常消費和儲蓄的總額，向資本家索取工資，從而他們由于需要儲蓄向資本家所要求的工資就顯得比這種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必要”費用來得高。盡管這些儲蓄有可能變成“投資”轉入資本主義的再生產中，充作資本的材料，但這并不是必然的，而它加重資本家的負擔卻是顯而易見的。資本家便要絞盡腦汁地減少這筆開支，甚或開發些新技術，以便能夠從中牟利。養老的社會化就是這個減支增收技術研究的最新成果。

　　二

　　今天的人們大多有個誤解，以為自己在今天繳付的養老保險金就是未來社會向自己支付的養老金。如果是這樣的話，哪里有養老金的所謂“缺口”呢？應當繳付養老金的那些老人在過去不都足額繳付了那些養老金嗎？他們如果在過去按照比例交夠了錢，為什么還會有空缺呢？在所謂養老金的制度當中，看過去好像是勞動者為了他自己未來的支出而預先支付一筆費用，然而事實上卻不是如此。任何指向未來的費用只是構建了一個面向未來的社會關系，而不可能確切地對應什么實在現存的東西。任何貨幣總是對應著相應的商品，考慮養老金問題也應該將金額問題還原到實物消費品和服務中去，還原到社會總產品當中去。任何消費品和服務都是當期的：商品有保質期，存久了就要壞掉，而服務更是只能在當下提供。所以，一切流通中的貨幣只在用于消費當期的服務和商品時才實實在在地與消費品生產相聯系，而社會的總消費品則是大致按照當期用于消費的貨幣進行分配的：工人總是用繳付養老金之后的實發工資余額來購買它當期消費品，而同期的老人則用他們領取的養老金購買他們當期所需的消費品。所以當期養老金的扣除只是使工人減少了當期的消費，并不意味著在將來按照這個數額用領到養老金購買相應份額的商品。除去資本家的消費外，社會總消費品和服務就要按照當期工人扣除后的工資余額總額和當期養老金發放總額的比例，分配給了當期的工人和老人。比如說，當期有1億工人，有兩千萬老人。工人每個月工資1萬元，上交養老金兩千元。那么，養老資金每個月就會有兩千億的進賬。這筆現金是被儲蓄起來的，可以用于投資擴大再生產，這筆資金也就因此不再能夠由工人用于購買當期的消費品和服務。如果當期的每個老人領取養老金5000元，全社會就會有1000億的養老金發放，這筆養老金將用于購買當期的消費品和服務。那么，在社會總消費品和服務當中，當期的工人就消費了8000億的份額，而當期的老人就消費了1000億的份額，他們之間的消費品總價格之比是1:8。如果社會總消費品是一塊蛋糕的話，當期老人拿走了一份，工人拿走了八份。這個時候，每個月的養老金當中就會有1000億的盈余，但這筆盈余并不用于購買消費品和服務。此時，如果社會再生產的各部門按照工資總額將消費品和服務投入市場，便要出現消費品和服務的過剩。

　　可以看看另一種情形。如果這時候社會上的工人是一個億，而老人的數量增加到4000萬，在其他情況不變時，這時候老人領取的養老金數額是2000億，和工人當期繳付的養老金數額相等。養老金剛好達到了盈虧平衡點，養老金和工人領取的工資數額就成了1:4的關系，當期的工人和老人就要按照4:1的總價格比例分配社會總的消費品。此時，如果社會再生產的各部門按照原有工資總額將消費品和服務投入市場，消費品和服務剛好平衡。

　　如果老人的數量增加到6000萬，在其他情況不變時，這時候老人領取的養老金數額是3000億，養老金便出現了所謂的1000億透支，養老金和工人領取的工資數額就成了3:8的關系，當期的工人和老人就要按照8:3的總價格比例分配社會總的消費品。此時，如果社會再生產的各部門按照原有工資總額將消費品和服務投入市場，消費品和服務便要出現一定的供應緊張。

　　所以，當期養老金領取數額與工人扣繳的養老金數額應大致相等，才不至于對社會消費品和服務的供應造成影響。

　　當然，還可以有各種不同的例子。在不同的情形中，工人和老人總是按照當期的實發工資總額與養老金總額的比例分配社會消費品和服務的。因此，養老金是現收現付制的。所謂養老金的缺口，只是當期老人要消費的當期社會總消費品和服務所對應的養老金賬目余額不足。今天老人在過去交付的養老金，只是按照過去贍養所需的產品份額對過去的收入所作的切割和分配。譬如，假設在2000年，勞動者平均要交納工資的10%充作養老金，那么這至多只是意味著2000年的時候，用于消費的社會總消費品和服務中有10%要用于贍養老人，并不意味著這批勞動者在退休時能夠領取任何份額的社會總消費品和服務。他們在退休時能夠占有的社會總消費品和服務的份額，將由他們退休時的總養老金發放數額和工人實收工資總額的比例決定。

　　以為自己現在繳費比例高，將來拿得也多？那屬實是想多了。當期繳費比例高，只是因為當期老人消費的商品和服務比例高。你年老時拿到的是未來勞動者在工資中扣除的那份比例，那時候拿多拿少，只取決于那時候的養老政策。要不然，過去的勞動者都給自己繳足了養老保險，為啥現在還會有“養老金缺口”呢？

　　所以，從社會總產品上看，養老金都是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看上去是現在的自己保未來的自己，其實是當期的勞動者保當期的老人，只是推銷時借助了市場條件下群眾的自利心態罷了。

　　老人多了，原先定的比例不夠了，就要使用各種手段解決問題。如果工資當中用于社會保障的那部分金額比例高一些，就能夠養活更多的老人，使退休年齡相應地提前。然而這就要求提高工資，資本是不會答應的。他們總是要求降低這個比例、延長退休年齡，使他們購買的勞動力越來越便宜，同時使得大量還有一定勞動能力的老年人作為產業后備軍，進一步壓低勞動者的工資。

　　所謂的延遲退休年齡并不是當期的工人被延遲了退休年齡，而是當期面臨退休的那些接近退休年齡的工人不能夠按時退休。延遲退休減少的是那些適齡工人領取退休金的份額。等到現在的工人年老之后，他們的退休年齡也將由他們那個時代的勞動者和被撫養人群分割社會總產品的比例來決定。

　　在“延遲退休年齡”問題上，這個退休年齡不是指失去工作能力或不再獲得工作機會的年齡，而是能夠從社會領取退休金的年齡。延遲退休年齡，就減少了用于支付這批本該退休的老人用于養老的那筆費用，降低了社會總產品中由老人“免費”領取的份額。而這筆費用原先是應當作為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計算在工資總額當中的，并不“免費”。同樣地，現在延遲退休年齡，針對的也只是當期即將退休的人群，減少這部分開支占社會總產品中的份額，至于那些尚年輕的勞動者，他們的退休年齡將由未來社會的生產條件決定。

　　三

　　會有人問，我交養老保險時，國家或者保險公司不是承諾未來給付一定數額的保險金了么？然而，這個承諾并不與養老金的絕對數額掛鉤，因為它要隨著生活水平和物價水平的提高而適當提高。所以，與其說保險金是一定數額的金額，不如說是某種向未來的社會要求基本生活保障的權利。

　　為什么會有這些社會保障或者保險呢？它們看上去是爭取福利的結果，事實上卻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是為資本服務的。社會化大生產也使養老社會化了。養老社會化的效果在于通過統計學的大數定律確定人的平均壽命，這樣就可以在社會層面上統籌養老支出，精確地“以支定收”，減少工人原先用于未來支出的儲蓄，從而將工資壓縮到最低限度。個別人的長壽或夭壽，并不能夠影響社會在這方面的總支出。如果60歲退休，有的人活到100歲，有的人活到60歲，但社會保險或者社會保障就使得社會能夠按照人的平均年齡來估算勞動人群和撫養人群分配社會總消費品的份額，從而使得用于消費的貨幣“物盡其用”，減少前文所說的超額儲蓄帶來的“浪費”，刺激消費，從而一面為資本家節約工資的發放數額，一面減少生產過剩帶來的經濟危機發生的機會。如果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是70歲，原先的工人總是按照較高的壽命預期進行儲蓄，實際只活60歲的工人也要按照100歲的預期進行儲蓄，從而要求按照包含40年退休時光的消費總額發放其勞動期間的工資總額。現在則不一樣了，資本家只需要按照平均預期壽命支付包含10年退休時光消費總額的養老金和工資，并將養老金在社會層面上進行統籌，使現有的老人拿到足額的消費品，就能使現有的社會保持穩定，從而“節約”了工資支出。這樣的統籌，也只有在金融資本足夠發達的社會條件下才可以進行。養老金的統籌收支本身又增加了金融資本支配的貨幣份額，加強了金融資本的力量。當然，這筆錢也因此還可以離開消費領域，用于各種投資，繼續充實“市場”的力量。

　　四

　　資本和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當中處在對立的兩極。在社會總產品當中，資本的份額增加了，勞動者的份額也就相應減少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總是通過各種宣傳讓勞動者減少消費，擠出份額來增加他們的投資，充實他們的力量，好加大馬力生產，擠垮競爭對手。勞動者參加的投資活動，只要不支配生產過程，自然絲毫不能改變資本支配生產的事實，也絲毫不能增強自身的力量，反而減少了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進而限制了工資在社會總產品中的份額，加強了作為對方的資本的力量。你吃得少了，省吃儉用交給別人投資，壯大他們的力量，最終拿自己的生活質量給他們做了件好嫁衣。

　　資本多吃幾口，對資本自身也并非全是好事。消費減少了，投資增加了，虛假繁榮、波動和危機也就來了。資本吃多了幾口，最后的結果不外乎是社會消費總需求的減少、危機的爆發和小資本的破滅。當然，危機之后，資本的力量也會更加集中。

　　勞動者節衣縮食讓資本吃了個飽，這樣的好事，資本自然要絞盡腦汁設計一番，開發出不同的產品，天花亂墜地包裝一下。此次“個人養老金”事實上也是這樣的設計。個人養老保險支出再多，也不能確定與未來社會產品份額之間的聯系，反而縮減了勞動者自己的消費，充實了資本的力量。

　　所以，勞動者在市場條件下的再生產，不過是資本再生產的手段。他們當牛做馬若干年，培養子女繼續當牛做馬，交了一輩子養老金，老來想著頤養天年，卻還要服從資本的差遣來填補各種“缺口”，充實資本的力量。其實，說到底，勞動者的一生在資本手里都只是算計和買賣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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