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買菜難，是上海目前一個突出的問題，其實也是自武漢疫情爆發以來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
之所以沒有解決，首先是認識上，大家都還存在著疫情可以迅速過去的心態，所以，依然沒有形成在家里儲蓄一定的生活物資的習慣。這點，我以為各方面要加強宣傳，要讓大家形成一定的生活必需品儲備的習慣。
其次是，我們沒有建立起以國營為主體的公有制的商業的運營體系，這里包括收購、運輸、存儲和分配的體系。
這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運營體系，不僅是以貨幣為交換媒介的，而且是要有一定的可以直接進行實物分配的功能。也就是不要錢，也得把物資按照需要分配下去的能力。
在者就是要形成以國家國營商業部門控制的大規模的物資倉儲的能力。當然我們從有關的文件已經看到國家其實開始把倉庫的建設作為一個重要的方向了，但是很明顯，上海沒有達標起碼目前沒有，否則不會手頭抓瞎了。而目前看，現代的商業，也就是網絡商務的基礎是物流，而物流的基礎不過是倉庫和車輛運輸兩塊。國有部門如果沒有這兩部分，那么當然也控制不了當今的以互聯網為平臺的商業巨頭們。
很多人在嗷嗷吵鬧沒有菜，認為是政府部門辦事不利，其實根本是政府部門沒有抓手。他手下沒有可以直接調動的商業資源，完全要仰人鼻息。我們現在的對上海的蔬菜的供應是完全依賴私人資本在供給。
大上海的商業供給，在疫情之下這么大規模，這么大數量，完全交給了私人資本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哀嚎一片！道理很簡單啊，私人資本是求利的，無利不起早，我憑什么承擔社會公益的職能呢？
而且疫情之下，正是商人們發財的機會。我們知道只有市場極為混亂的時候才是發財的機會。只有市場處于極度貧乏的時候，物資非常匱乏的時候，才是哄抬物價，囤積居奇的好時候。作為以發財為目的私人資本，為什么要幫助你呢？而不是借機發財呢？私人資本是天然不承擔社會責任的啊。
因此，你居民買不買到菜，和我私人資本家有毛關系？你愛吃不吃，你愛死不死，跟我資本家巨頭有什么關系呢？
這才是上海百姓買不到菜的根本原因。
上海政府要保證老百姓吃菜，可是手里沒有掌握的商業渠道，干著急，而商業資本掌握著渠道，卻不承擔社會責任，任你餓死，沒菜吃，社會資源和社會責任不匹配，完全錯位，這就是當今上海吃菜難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們看到，“鈦媒體”發的今天的文章《互聯網援滬“保供”大作戰，快遞員、騎手紛紛返崗》提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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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上海市宣布，支持保供企業在全國統籌調配資源，引進充實新的保供人員。
4月8日，阿里方面表示，餓了么、大潤發、盒馬、菜鳥等平臺已積極組織符合條件的本地人員盡快重返保供崗位，并從外地調集增援力量。
過去一周，餓了么已陸續增加近1500位騎手到崗。
菜鳥將加派500名菜鳥直送（丹鳥）快遞員用于上海快遞配送，支持天貓超市等物資盡快送達。
截至4月7日，盒馬有約300名一線作業人員走出封控區回到自己的崗位，此前暫停營業的部分門店正在陸續恢復營業。盒馬寶山新業坊店已于4月7日恢復運營，未來幾天將有更多門店復工。
美團買菜也于日前從北京、廣州、深圳、武漢等地各地調配熟練分揀人員近千人馳援上海。
同樣在4月8日，京東CEO徐雷在朋友圈發文稱，我們已經整裝待發，將會開足馬力盡最大努力支援上海。
達達集團旗下達達快送平臺，在前期統籌105名達達快送騎士從遼寧、河南、安徽、浙江、江蘇、云南、寧夏、青海等多省市馳援上海的基礎上，還正積極籌措力量。
截至4月7日，叮咚買菜已召回近500名一線員工重回保供隊伍，并安排此前暫停營業的前置倉迅速恢復營業。
商超方面，麥德龍表示，將通過全國101家門店緊急協調各方資源。
永輝超市也將抽調外省市（包括福建、安徽）人員馳援上海抗疫保供。
4月7日起，順豐快遞員已陸續重返崗位。
中通快遞方面也表示，目前正在積極準備對接電商平臺完成社區“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任務，隨時接下統籌“集結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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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要注意時間，我在上面引用的時間。
孫大媽到上海應該是四月2日的事情。因此，我們從時間看，這些網絡商業巨頭們行動起來也是在這之后。京東發消息是8號，盒馬是7號。而菜鳥是“將”，美團呢，則是“也于日前”——這是一個模糊的概念。達達則是“還正在積極”。叮咚買菜則是“7日”。到了今天9號了，麥德龍還在說“將”，至于“將”到什么時候，是誰也不好說的。永輝超市是“也將”。順豐則是“7日起”。中通的恢復更是具有外交辭令，一個“正在”，一個“隨時”，但是就是不是“當下”，更不是“已經”了。
他們的行動至少是在孫大媽到上海后的五個工作日之后才開始行動的。
而疫情的發生是在三月份。
到現在，幾乎同時發生的深圳、吉林都接近尾聲了。
商業巨頭之利害，可見一斑啊！
大疫之下，依然高唱“拖”字訣。
就這樣還有人說 別在說什么打擊互聯網巨頭啦。看看，沒人家咱們怎么吃菜啊！
試問，如果是國營的商業系統，能拖到這個程度？
我們再看上海方面的回應買菜難的解決之道：
上海市商務委主任顧軍表示，接下來將從五個方面做好生活物資保障工作：一是鎖定貨源隨時調運；二是節點網點應開盡開；三是保供人員能出盡出；四是特殊人群兜底保障；五是最后百米配送到家。
可是，我們就是沒有看到上海的國有的商業體系的身影起什么作用。顧軍同志也沒有提出要利用國有的力量。
而這是我最為擔心的問題。
一大把的私人資本商業巨頭拖拖拉拉的上陣，可是我們的國有商業資本卻不見蹤影，更是提也不提。
這還是疫情，如果是戰爭呢？可該怎么辦？
而解決的辦法當然是要讓有責任的部門掌握蔬菜的分配供給的企業，而且是直接掌握。這樣市民打板子才能真正打在該負責也必須負責的對象身上。
因此，我建議上海方面，和全國所有的城市，縣級以上城市今年必須基本建成可以保證本地吃菜的大型倉儲庫房，以及建成本級政府掌握的商業企業體系。
而近二年從國家大力整頓供銷社系統的反腐敗來看，國家的思路其實是清楚的，就是再次啟動供銷社這個國營的商業系統。
從當今的疫情下的出現的吃菜難的問題看，國有資本對于商業流通業，不是進入不進入的問題，而是必須進入，而且要迅速進入，并且要高效地完成黨和人民交付的各種任務。
在大風大浪面前，我們還是要看到只有公有制的力量才可以應對。起碼大量訂購就會降低價格，直接的物資配送就會減少中間商的盤剝。直接入戶的服務就可以了解誰沒有錢了，但是也得讓人家活下去，能吃飯。
同時大汽車直接把菜送到各個小區，也可以減少快遞員可能帶來的問題。
公有制的商業體系在對應疫情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但是，如果中間加了一個“私”字，這些就別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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