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討論當代中國青年一代的時代特性和風貌特征時，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對立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現象。大眾媒體在描述“80后”“90后”和“00后”們的心態特征和價值追求時，采用了多種多樣的詞語。“躺平”“佛系”“打工人”等，是近一年網絡媒體描述青年人境遇心態的熱門詞語。在這之前，還有許許多多的詞語從不同視角、不同層面、不同領域來概括當代青年的價值取向和行為特征：“小粉紅一代”“后物質主義青年”“低欲望世代”“小確幸”“精致利己主義者”“精致窮”，等等。所有這些詞語似乎都觸及當代青年某一方面的特征，但又似乎是管中窺豹，難以把握青年一代的整體特征。對當代青年多種多樣的描述總結，實際上反映出青年群體的差異性和多樣化。代際共性并不能掩蓋代際內的分化，快速而劇烈的經濟社會變遷使當今中國社會的代際差異前所未有的鮮明，但同時，極大的經濟社會分化也導致了代際群體內部的差異前所未有的突出。

　　▍代際認同的崛起

　　20世紀末21世紀初，一個代際詞語——“80后”——闖入了中國社會公共視野。這個詞語最初是指一批具有反叛意識、挑戰權威的少年文學寫手，他們大多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因而被稱為“80后”作家。“80后”作家創作的“青春文學”表達了青少年成長的情感心路，以及成人社會規范對他們的壓抑與束縛，引發了同齡青少年的情緒共振，受到廣泛追捧。然而，主流文學界對他們的作品不屑一顧，主流媒體及權威名流們也對其呈負面評價，這引起了青少年寫手們在互聯網上發起論戰，挑戰名流權威。在一系列論戰中，“80后”作家贏得同齡青少年的廣泛支持，并逐漸形成了“80后”的代際認同。“80后”這個詞語遂成為20世紀80年代出生人群的代際稱謂，在網絡論戰中成名的“80后”作家韓寒成為“80后”的旗手和精神領袖。

　　“80后”現象的出現對于中國社會的代際變遷具有象征性意義。正是這一代際群體崛起之后，十年一個代際的現象才凸顯出來，依據出生年代區分的代際群體——從“50后”一直到“00后”，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可。“80后”代際的崛起，還標志著老一代與新生代的分野。“50后”和“60后”構成了老一代的核心人群，“80后”“90后”和“00后”則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生的新生代，新生代與老一代在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上的差異突出而鮮明。兩者之間的“70后”則似乎是一個過渡性群體，代際特征不像其他代際那么鮮明。

　　在當今世界，科技進步、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遷加速推進，使代際差異現象普遍存在。不過，具有廣泛社會意義的代際現象，往往與青年代際群體的崛起并對社會變化進程產生重大影響直接相關。比如，在歐美社會，20世紀60年代的“嬰兒潮一代”（Baby Boomers）掀起大規模的青年反叛運動，使代際差異、代際沖突、文化反哺、價值觀代際更替等代際現象引發廣泛關注，代際社會學應運而生。由此，代際現象成為社會變遷的重要表征，以出生年代區分的代際群體具有了社會性意義。在歐美社會，“嬰兒潮一代”之后是“X世代”（Generation X），而較近期的青年代際則是千禧一代（Millennials）和“Z世代”（Generation Z）。

　　代際差異現象是急劇的經濟社會變遷和科技發展的產物，而青年代際群體的崛起往往是重大經濟社會變革帶來的結果。我國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正是這樣的重大經濟社會變革，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經濟、社會、文化變遷，對人們的生活境遇、態度、行為產生影響，代際差異現象日益突出。雖然當代社會的代際差異是全球性的普遍現象，但當今中國社會的代際現象表現得更為突出。中國的“80后”“90后”和“00后”可以對應歐美社會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他們都深受互聯網社會興起和科技高速發展的影響。但除此之外，近幾十年的中國社會還經歷了深刻的制度變遷——從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與此同時，中國經濟以驚人的速度高速增長，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推進，使中國從貧窮國家轉變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民生活水平極大改善。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經濟社會發展歷程跨越了其他國家歷經百年的演變過程。如此驚人的發展速度，使中國社會的代際差異更加突出，青年群體的代際認同更為強烈，十年一代的代際區分更加鮮明。在歐美社會，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代際特征雖然有所表現，但同輩群體的代際認同遠沒有中國社會那樣普遍。中國青年人自稱“我是‘80后’”“我是‘90后’”的現象十分普遍，而歐美青年如此自稱則較少，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命名多是學者和媒體所為。

　　現代歷史上曾出現過產生重大歷史影響的青年群體，比如“五四青年”和“‘文革’的一代”，但從未像當今的青年代際那樣具有如此廣泛而強烈的代際身份認同、普遍而鮮明的觀念與行為代際差異、深遠而突出的社會影響力。當代青年的代際認同還有一個突出特征，新生代青年的價值引領者和精神領袖往往產生于同輩群體，而不像之前的青年代際群體那樣崇拜老一輩的文化權威或思想家。比如，“五四青年”深受年長的陳獨秀、胡適等文化精英的影響，“‘文革’的一代”追隨的是政治領袖毛澤東；而中國新生代所崇拜的對象，或者對他們的態度與行為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物,多是他們的同齡人。“80后”代際崛起時，韓寒、郭敬明等“80后”作家成為他們的代言人，當今的“90后”和“00后”們則追隨各種圈層文化的同輩引領者。這是互聯網興起帶來的后果。一方面，互聯網為青少年提供了一個平臺發展其獨特的青少年文化，彼此交流情感，增強代際認同；另一方面，互聯網普及、新媒體和自媒體興起以及新興科技快速更新換代，使青年人在許多相關領域具有相對優勢并引領發展方向，這讓他們擁有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文化影響力，從而改變了傳統的代際關系模式。青年人不再是單向的被老一代管制教育的對象，相反，他們成為新技術、新事物的傳播者和教導者，觀念變革的引領者和推動者。

　　▍代內分化的凸顯

　　代際社會學創始人、德國社會理論家卡爾·曼海姆認為，強烈的代際認同的產生，是由于同齡群體在青少年時期共同經歷了重大的社會經濟變革，由此形成了與父輩極為不同的價值觀念和行為傾向。改革開放以來出生的“80后”“90后”和“00后”，在多重交疊的社會、經濟、文化巨變中度過了他們的青少年時期。經濟高速增長，市場化、工業化和城鎮化浪潮，互聯網社會興起與科技發展，全球化和中國崛起等一系列重大經濟社會變革交織于他們的個體生命歷程。共同的代際體驗形塑了他們的代際特征，強化了他們的代際認同，凸顯了他們與老一代的差異。

　　代際社會學家強調，個體生命歷程與公共生命歷程的交互作用產生了代際認同、代際群體特征和代際之間的差異。這一論點在當代中國社會得到了充分驗證。“50后”和“60后”是在經濟落后、物質匱乏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度過他們的青少年時期，而“80后”“90后”和“00后”則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成長起來的。老一代與新生代的代際差異和代際認同必然十分突出，青年群體的代際特征必然表現得非常鮮明。不過，同輩群體的代際共性并不能完全消除代際群體內部的差異。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經濟社會不平等也在快速拉大，這導致代際差異擴大的同時，代內差異也越來越凸顯。新生代的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豐富程度的確普遍高于老一代的青少年時期，但是，后者青少年時期生活在一個相對較為平均主義的環境中，社會經濟差異較小；而前者則成長于社會經濟差異不斷擴大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因此，新生代的代內差異表現得比老一代更加突出。

　　從“80后”到“90后”“00后”，在代際認同不斷增強的同時，代內分化也日益凸顯。21世紀之初，“80后”代際群體崛起之時，大眾媒體和學者專家熱議的“80后”，實際上是以“80后”作家為代表的、有較高文化水平、有條件接觸互聯網的都市青少年，這一群體在當時整個80年代出生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僅約四分之一。80年代出生人口中的絕大多數（占比約為45%）是早早離開學校走入勞動力市場、外出打工的青少年農民工，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機會接觸互聯網，或者只能偶爾上網吧打打游戲，這一群體在最初“80后”代際崛起過程中是“沉默的大多數”。直到“80后”的概念被社會廣泛接受之后，一些研究農民工問題的社會學家才發現了這個數量龐大、與老一代農民工有所不同的青年群體，并稱之為“新生代農民工”。毫無疑問，在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上，新生代農民工表現出與老一代農民工的鮮明差異，但同時，新生代農民工與韓寒、郭敬明等所代言的“80后”們之間也存在深深的文化價值鴻溝。

　　“90后”代際興起之時，代內分化也令人無法忽略。盡管九年義務教育普及、高等教育大眾化使“90后”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智能手機的迅速推廣使“90后”接觸網絡不再存在障礙，網絡媒體的風行使“90后”的信息分享和文化傳播跨越了城鄉、地域、階層的邊界，但所有這些發展因素仍然無法淡化“90后”代際群體的內部分化。一些學者認為，互聯網的扁平化、民主化和開放性會使青少年文化趨向于超越社會分化，但實際上，“90后”和“00后”的青少年文化中，社會分化的界線還是那么明晰。一個典型例子是殺馬特文化。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后期和第二個十年的初期，第一批“90后”開始走向社會。當時的北京街頭（就像許多大城市的街頭）出現了許多殺馬特青少年，他們頂著紅黃綠色彩的花哨發型，身著奇形怪狀的時尚服飾，聚集在低端消費服務場所——發廊、洗浴中心、足浴店、小餐館、小超市、小作坊。這群殺馬特青少年代表了第一批“90后”青少年打工者的時尚文化。他們大多是農民工二代，小學或初中文化水平，過早輟學進城打工，就業謀生的領域是低端服務業和低技能勞動密集性制造業。殺馬特青少年的服飾打扮、言行舉止與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工形象截然不同，但他們與北京本地的同齡人也有鮮明的差異。當時城市出身的“90后”們還穿著運動款式的校服、梳著清清爽爽的發型在校讀書，為大好前程努力奮斗。“90后”殺馬特們與都市的中學生、大學生之間存在著深深的文化鴻溝，兩者之間的鴻溝隨著他們年齡增長進一步加深，導致更難彌合的社會經濟地位差異。

　　這群來自社會底層的“90后”殺馬特，在都市社會中令人側目，在互聯網上遭人鄙視，他們的時尚審美被攻擊為“鄉村非主流”“又土又丑”，低文化水平的他們沒有能力為自己的時尚品味辯護，被更有文化、更為主流的網絡文化青年們攻擊得落荒而逃，逐步銷聲匿跡。殺馬特文化消失了，但這類“90后”人群仍然存在，而且他們還是“90后”中數量最為龐大的群體。在殺馬特消失之后，“90后”和“00后”網紅直播“社會人”火了。與當年不擅長使用互聯網的“80后”新生代農民工不同，來自社會底層的“90后”和“00后”，通過智能手機活躍于網絡空間。第一代網紅直播（如快手平臺的MC天佑、社會搖大哥牌牌琦等）多是來自社會底層的“社會人”，所謂“社會人”是指他們較早離開學校走向社會，而且是沒有穩定工作的無業游民。網紅直播“社會人”傳播的“低俗”文化吸引了大批追隨者——MC天佑的粉絲上億、牌牌琦的粉絲有數千萬，這些追隨者大多與網紅直播“社會人”有類似的出身背景和境遇狀況。坐在大學校園里學習的“90后”大學生和擁有大學文憑的都市青年職業白領較少關注這些網紅直播“社會人”，也許他們會因新奇感偶爾光顧“社會人”的直播，但不太可能成為追隨者。這些積極向上的“90后”與網紅直播“社會人”及其追隨者之間的鴻溝，就像之前的殺馬特與都市中學、大學在校生之間的鴻溝一樣深。兩者的價值追求、文化審美、行為方式差異鮮明。像殺馬特文化一樣，網紅直播“社會人”傳播的文化價值也被主流社會評價為“低俗丑陋”“鄉村非主流”，其命運也同樣，在平臺限制之下，第一代網紅直播“社會人”銷聲匿跡。

　　在近年來快速發展的新興經濟領域，青年代際群體的內部分化也在凸顯。新興經濟崛起帶來了新業態新模式，靈活就業人員數量猛增。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21年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經達到了2億人左右，其最有活力、增長最快的部分是青年就業者。在新興經濟中以靈活就業方式從事新興職業，成為青年就業的一個新趨勢。新業態青年從業者被稱為“新興青年”，他們是“90后”和“00后”代際中增長最快的新勢力。快速成長中的新興青年，內部也存在社會分化。數字藍領（如快遞小哥、網約配送員等）與網絡文化青年（如網絡作家、網絡主播、網絡媒體從業者等），雖然都是依托于互聯網平臺的新業態從業者，但是兩者的人員構成、境遇狀況、價值態度都十分不同。數字藍領多是來自農村和小城鎮的低文化水平青年，他們想要逃脫工廠流水線勞作的束縛、尋求自由自主的謀生方式，但又被困于算法桎梏之中疲于奔命，對未來前途茫然無措；網絡文化青年則多擁有較高文化水平（其中部分是海歸），受個人興趣驅動，致力于文化創意創新，雖承受較大的市場風險和不穩定性，但目標明確、樂在其中。

　　當今的“90后”和“00后”青年，雖有強烈的代際認同和代際共性，但其內部的差異化和多樣性無法掩飾，他們的境遇、態度、追求呈現出多元分化的特征。有人選擇“躺平”“佛系”，有人接受“打工人”的生存狀態，有人一路學霸人設爭當985精英，有人創業進取，有人成為“三和大神”。多樣性的選擇，差異化的特性，多元分化的境遇，是當代中國青年的特征。

　　▍社會性的分化機制

　　當代中國青年的差異化和多樣性是社會分化的結果，推動分化的機制源于社會結構的分割，其中，城鄉二元結構、教育分層、階層分化和體制分割是導致青年代際內部分化的最主要的社會結構性機制。

　　城鄉二元結構是導致當代中國青年社會分化的最重要的機制。基于戶口制度而產生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了中國社會巨大的城鄉差異。改革開放以來，戶口制度日漸松動，城鎮化浪潮逐步淡化城鄉二元分割邊界，政府實施的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使一些地區的城鄉差距有所縮小。但是，城鄉二元結構對社會分化的影響作用仍然深遠持久，城鄉之間的資源分配不均衡依然存在，農村人與城市人之間的社會、經濟、文化差異顯而易見，青年一代也無法完全擺脫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城鄉差異在青年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前文所提及的“鄉村非主流”殺馬特與都市同齡人之間的鮮明差異就是典型例證，盡管出身鄉村背景的殺馬特們已經離開了鄉村，進入都市就業謀生，城鄉差異的烙印卻還存留在他們身上。從“80后”到“90后”，再到“00后”，城鄉差異的烙印一直存在，反映在生存機遇、價值追求、文化審美、行為取向等多個方面。不過，城鄉二元結構也在發生演變。一方面是城鎮化推進模糊了現實空間的城鄉邊界，另一方面是互聯網突破了虛擬空間的城鄉分野，小鎮青年的崛起就反映了這種變化趨勢。現今，在政治經濟中心的大都市里成長的青少年有更好的條件、更多抓住發展機遇的可能，他們引領時代方向，創新創意先進文化理念。而來自廣大農村和小城鎮的青少年，盡管發展機遇受限、文化視野局限，但在互聯網時代，他們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數”，而是基于他們的人數優勢，不斷創造、更新、升級自己的文化，表達他們在現實境遇中的喜怒哀樂，從殺馬特到網紅直播“社會人”，再到各種圈層文化、粉絲經濟、小鎮青年消費浪潮，他們在文化、消費、娛樂等領域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勢力。

　　教育分層是導致當代青年社會分化的第二個重要機制。教育分層直接導致了社會經濟地位的分化。在當今社會，教育水平的高低決定了青年人的發展空間，大學文憑，特別是985高校的大學文憑，是謀取遠大前程的通行證。有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成為青年群體社會分化的重要分野。大學生及大學畢業生步入職場成為職業白領，其中985高校畢業生更有機會成為職場精英，獲得高收入、高社會地位；而沒有大學文憑的人，只能從事藍領職業，未來很有可能落入社會中下層。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我國大學毛入學率為54.4%。這意味著，當今“90后”和“00后”青年中，大約半數有機會上大學，另外接近半數則被排斥在大學校門之外。教育分層與城鄉二元結構緊密相關，城鄉差異影響了青少年的教育機會。許多研究表明，城鄉出身背景影響了青少年的教育機會，導致了城市與鄉村青少年之間的教育不平等，而教育機會的城鄉差異進一步引致城市與農村青少年未來發展機遇的差異。教育分層與城鄉二元結構的交互作用，在當代青年群體內部深挖了一道社會分化的鴻溝，這道鴻溝存在于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都市出身背景青年（都市白領的主體人群）與未能上大學的農村出身背景的青年（新生代農民工）之間，前者是典型的“城二代”，后者是典型的“農二代”，他們構成了青年群體階層分化的兩端。2017年中國社會狀況調查數據顯示，“城二代”在青年群體中所占比例為20.8%，“農二代”所占比例為52.4%。

　　階層分化是導致當代青年社會分化的第三個重要機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階層分化日益凸顯，市場化推進拉大了社會階層之間的社會經濟地位差距。這一發展趨勢對青年群體的影響，反映在家庭階層背景的作用不斷增強上。現今社會，“拼爹”現象盛行，父母擁有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有助于子女在教育機會和就業機會的競爭中勝出，由此強化了階層地位代際傳遞效應，階層固化特征顯現，二代現象（如“富二代”“官二代”“貧二代”“農二代”等）凸顯出青年代際中的社會分化，引致社會沖突與對立。例如，在剛剛結束的冬奧會中，網絡媒體上關于谷愛凌、蘇翊鳴、朱易等人精英家庭出身背景的爭議，正是反映青年代際階層分化的例證。

　　體制分割是導致當代青年社會分化的第四個重要機制，這一分化機制的作用范圍局限于精英青年群體。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分割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一個特殊制度安排，體制內外就業人員的招聘雇傭模式、福利薪酬保障、人員管理方式等有所差別，其生存狀態、心態特征也有所不同。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就業人員越來越多地由體制內轉向體制外，越年輕的代際群體，體制外就業的比例越高，如今青年就業者超過80%就業于體制外。一般而言，低文化層次、非專業性的中下層普通員工，體制內外分割特征并不明顯。但是，那些985、211高校的優秀畢業生，選擇考公務員、競聘事業單位而進體制內就業，還是選擇體制外互聯網大廠競爭高薪工作崗位，意味著走向不同類型的成功之途，在未來會分化為價值態度頗為不同的青年精英。一方面，兩種選擇本身代表了不同的價值追求；另一方面，體制內與體制外機構不同的工作氛圍、單位文化、晉升方式、思想教育等，將進一步擴大兩類人群的差異，塑造不同類型的青年精英。青年精英是青年群體中最具影響力的部分，青年精英的體制分割對中國社會未來發展可能產生重要影響。

　　▍結語

　　當今中國社會，代際差異表現得前所未有地突出，而中國青年的差異化和多樣性同樣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鮮明特征。當代中國青年的成長歷程不僅打上了代際效應的烙印，同時也印刻著社會分化的烙印。代際共性未能突破社會結構的制約，代際認同也沒能消解代際內部的社會經濟差異。相反，城鄉差異、階層差異及教育分層，致使青年群體內部分化。以谷愛凌、蘇翊鳴、朱易等人為代表的都市中產或精英家庭子弟們涌入精英大學或留學海外，而后成為各行各業的成功人士大展宏圖；另外一批來自鄉村貧困家庭的孩子成為教育競爭中的失敗者，過早進入勞動力市場，成為新生代農民工。一部分青年人抓住了時代發展的機遇，而另一部分青年人被時代發展拋在了后面。如何縮小青年代際內部的社會經濟差異，同時保持文化多樣性、價值多元化，是促進青年群體均衡發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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