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自現代化巨輪隨蒸汽滾滾而來，將全世界卷入這一前仆后繼的社會進程后，一種光明的、先進的、文明規范的工業社會觀，就與晦暗的、野蠻的、低劣落后的農業鄉村觀形成了鮮明優勢對比。為從消滅農村的西式工業化碾子中脫離、留存中國特色的鄉土社會文化景觀，并為農村進行一場經濟、政治與社會認同上的新時代“翻身儀式”，有必要從歷史的豐富實踐中找尋新發展因子，以基層而非科層、大眾而非精英的視野，建設鄉村振興視野下有機而充滿潛力的農村精神寶地。歷史上，我國消費合作社的誕生實際上早于信用與生產合作社，擁有頗豐經驗的同時，天然具有流通信息資源的媒介性義務與職責。因此，在這一找尋新發展的過程中，供銷社這一曾扎根全國基層、走過百年風雨征程的農村合作形式，彰顯出進行回溯研究，探尋創新格局之潛力。

　　本文嘗試聚焦農業流通與消費領域的供銷合作社，從媒介化視角切入分析供銷實踐。文章以山西省呂梁市域供銷社為案例，通過查閱期刊文獻、專著、呂梁當地報刊與地方志，探討作為媒介的供銷社對基層社會的交互維系、傳播載體作用，探索其流動性、政治性與象征性。本文將首先概述我國供銷合作社體制的整體流變進程，與呂梁當地供銷實踐從歷史必要性誕生到時代性改革的階段轉變；從城鄉交互的角度探究供銷社所組織的信息資源橫向與縱向、正向與反向的流動活動；從政宣統合角度分析供銷社所起的身份認同與權威形塑作用；最后從記憶符號角度，探索供銷社適應實體空間消散趨勢下所進行的數字空間建設嘗試，與改革中供銷社符號所指向的基層民眾集體記憶更迭與印象變遷；并總結分析供銷合作社之時代價值并反思發展。

　　一

　　回溯歷史：什么是供銷社，

　　為什么是供銷社？

　　類似馬克思主義，消費領域合作社——現代供銷社概念最早同樣來源于西方，成功序幕，則由羅虛代爾公平先鋒社(The Rochdale Equitable Pioneers Society)揭開。19世紀中期，歐洲工人運動風起云涌。英國紡織產業中心曼徹斯特的羅虛代爾小鎮上，一批罷工失敗、為改善艱苦生存條件的工人，受歐文合作思想影響寄希望于組織合作社以改善處境，并于1844年正式成立羅虛代爾公平先鋒社。吸取了歐文新和諧公社失敗教訓，這一先鋒嘗試取得一系列突出成果。由國際合作聯盟(ICA)在其建社標準基礎上整理出的“羅虛代爾原則”，更成為一代國際合作社標桿。

　　在羅虛代爾先驅者影響下，近代以來苦于內外交困民不聊生，不斷向外找尋自救工具的愛國分子，如知識精英、民主先驅、無產階級革命家等社會人士，首先于20世紀20-30年代前后進行了小規模的民間合作社實驗，如1918年的北京大學消費公社、1922年的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等。其后在國民黨形式上統治中國期間，當權者也展開了一定合作社實踐。40-60年代，供銷社則主要成為一種中共行政力量主導下的互助合作組織。期間由于人民公社運動等影響，合作社發展整體受盲目的高級集體化進程限制，并因不適應商品經濟趨勢而陷入困境。在70-80年代，在政府牽頭與市場形勢兩方面推動下，供銷社異化與分化轉型成為大勢，傳統供銷社或通過股份制改造，成為股份合作制或純粹股份制企業；或投資興辦農民專業合作社；或實行“公司+農戶”模式，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等。

　　圖1：中國三大合作社體系概念辨析與早期案例

　　據呂梁地區志記載，呂梁地區供銷社始于1937年的興縣紡織產銷合作社。而在1942年之后，受主客觀因素刺激，山西省互助運動進入了普遍發展時期：其一為戰爭侵略影響，在日軍瘋狂掠奪的“三光政策”下，“僅1941、1942年，日軍對晉冀豫邊區發動的‘大掃蕩’達19次，中、小‘掃蕩’達500余次”。其二為極端荒災：1943-1944年，太行區、太岳區出現“百年來未曾有過的大災荒”，使得當地成為“單吃樹葉不見米粒”的“貧苦、饑餓、死亡之區”。客觀打擊令農業生產力低下，基本勞動資料銳減急缺，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暢通城鄉交流的迫切需要，促使當政者針對物資短缺情況進行統一協調，以求動態平衡。

　　另一方面，中共推行有減租減息、農業貸款、生產競賽及表彰勞動模范等激勵性策略，尤其最后者因成功塑造李順達等生產英雄形象，使基層百姓因得見“互利起來有名有利”而信服，在主觀上提高生產積極性，打擊封建經濟同時樹立政府威信，成為保障農業剩余向工業轉移、團結小生產者工具。例如，1938及次年，呂梁當地通過共產黨領導下的“犧盟會”“農救會”組織發動群眾減租減息，其中，房山縣農民公糧負擔由70%減為30%。

　　后受1953年中共中央《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影響，糧食銷售由供銷社負責收束為經專門糧食部門管理。在“統購統銷”制度（1953-1992）最終取消之前，呂梁當地社會發展受到一定影響：如受市場經濟沖擊，臨縣磧口鎮供銷社傳統經營業務萎縮，職工生存問題突出，養老保險金欠繳嚴重，資產總額一度僅剩84.2萬元。“從1965年開始，糧食征購任務確定以后······實際執行6年，只有1970年完成了任務······執行統購統銷政策33年，本區糧食入不敷出。”在改革開放、公社解體后，全國農產品市場逐步放開、購銷渠道日益多樣化。1985年，國家指令性的收購計劃取消，逐步推進“合同定購”制度。如據呂梁興縣志載，“所有糧油、肉蛋、小貨等農副產品在完成國家征購任務后都允許上市”。

　　隨著政策方向轉變，整體合作社制度也呈現出調整與再安排兩個階段性特征，即1985年之前以“恢復三性”“變官辦為民辦”“恢復合作商業性質”等策略為主的內部整頓，以及1985年之后的分化、異化趨勢：通過開展承包經營、租賃變賣、股份制改造等，與外部市場經濟因素結合、轉制。在改革過程中，合作社體制變動也受當地物質資本資源、組織資本資源、人力資本資源與地區經濟水平等因素影響。

　　圖2：呂梁區域不同經濟體制銷售額變化表（1949-1985）

　　經歷了與國營商業三分三合、資產權屬不清的困境，及上世紀末期的三農危機沖擊，供銷合作社最終于1995年恢復建制，并在2018年全國兩會機構改革中依然保持獨立的部門地位，由此進入穩定的發展期，展現出在消費、流通領域中服務農村、農業、農民的新時代社會力量。

　　二

　　信息與資源的無尺度流動空間

　　美國學者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在著作《鏈接》中提出了無尺度網絡理論，認為各社會部門中普遍存在著去中心化，非隨機的分布式網絡，節點連接過程中具有動態性、偏好性與樞紐性等特點，即，在不斷生長、增加節點的傳播網絡中，各節點在選擇連接時，傾向于與既有鏈接數量大的樞紐節點建立關系。而在本質上起著傳播媒介作用的供銷合作社，正是打通城市與鄉村連接的重要渠道、是城鄉網絡中的關鍵樞紐節點：在完成收購農作物，銷售生產工具與日用雜物等任務時，供銷社構建起橫向的城鄉內外連接；社內代表大會與外部縣聯社機制等實踐形式，則是縱向向基層傳遞中央政策的表現；同時，受不同時期社會發展需要改造，供銷社持續作為城鄉間正向、逆向流動的載體，搭建起了覆蓋縣、鎮、村的多級傳播網絡。

　　（一） 橫向與縱向流動：社會必然的游走規律

　　1、 橫向流動：區域性的動態網絡聯通

　　為滿足區域性物資資源的流通需求，晉綏邊區首府呂梁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即成為橫向的各地縣間重要聯絡節點，保障城鄉、地區間基本的軍民用品調配供給。據地區志，晉綏抗日根據地內，建有基于清光緒年間所建馬步郵路而設置的軍郵郵路，成為早期區域傳播網絡中的重要基礎設施（見下圖3）。另一方面，抗戰期間信息掌握與傳播能力是奪得局勢先機、籠絡群眾的重要要求。因此，1940年，中共中央晉綏分局陸續辦有《晉綏大眾報》與興縣《抗戰日報》，并設交通科負責黨政軍內部通信，發行科主管黨報發行任務。基于供銷合作社之農村網點規模、滲透能力與本職的流通功能，其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出于抗戰前后方、各地市間的基層信息、資源傳播調動能力。

　　圖3：1944年呂梁京內各縣郵路表(局部)

　　新時代，供銷社仍延續橫向聯通政府、基層民眾與企業三方的平臺作用。首先，呂梁供銷社暢通并透明化政府與農民間的聯系，搭建地方農業、農民、農產品與外界廣闊市場的通連渠道，以遍布網點構成密集無尺度的動態網絡，便利城鄉間商品與資金流動。如呂梁市供銷社開展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惠農工程”項目，加強了基層社與社員間的組織連接，發揮為民服務通道作用。至2020年末，當地已建設惠農服務中心61個，電商網點全覆蓋市行政村，貧困縣農產品網銷額達1200萬余元。

　　再者，供銷社成為政府間橫向的經驗資訊流動點，如呂梁組織各縣供銷社負責人，前往本省長治市與陜西省咸陽市縣鎮等進行考察，吸取目的地農村電商與物流體系發展經驗，令供銷社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理論體系學習教育的渠道載體，體現出積極的進步主義意義；同時，在利好政策與政府引領下，以供銷社作為中介，基層民眾與企業的供銷合作模式及程度得到進一步深化：例如興縣供銷社積極對接外地知名電商企業，借助第三方力量開啟農村電子商務發展新格局。

　　2、縱向流動：跨等級的樞紐節點打通

　　在垂直層面的跨等級行政機構通聯中，供銷合作社也體現出特殊的維系與連接能力。建國后，呂梁汾陽專署所轄縣推進縣連社體制，針對基層供銷合作社建立起縣聯社11個，當地70%農戶入社，從縣城到農村形成一套批發和零售機構體系，為基層社提供了統一、有機、靈活的聯合組織體系，便于整合性傳播區域信息資源，提高創新擴散效率。在社內的縱向傳播上，1963及次年，呂梁地區供銷社分別召開了普遍性的社員代表大會，選舉理事會、監事會并補發股金紅利。人民代表大會，一直是地方各級組織貫徹中央政策執行于基層，體現及聽取基層民意的重要場合，是農民權利、利益保障的突出顯示。供銷社內通過這一體制，在有關百姓民生的經濟消費組織中堅持民主化的基層治理模式，成為基層向上，科層向下的理性發聲渠道。

　　在經濟本職上，接入電商扶貧系統后，呂梁供銷社電商運營中心積極與上級——全國供銷總社“供銷e家”和省供銷社“農芯樂”電子商務平臺進行對接，在垂直層面獲取人才、資金、經驗等社會資源幫扶，拓寬呂梁特色農副產品銷售渠道，推動“網上供銷社”建設，在上層行政組織指導下設立電商培訓、資金與技術幫助標準，依托自上而下的國家力量扶持實現當地困難戶脫貧。可見，供銷合作社持續發揮流通領域中的縱向樞紐節點作用，以行政單位屬性獲得政府認可，攬獲財政支持；又以基層熟悉優勢深入一線，統合橫向的各基層社進行垂直整合式社務資源管理；在社內則以民主的反饋體制向上體現民意，打通經濟節點，對接中央與地方基層。

　　（二）正向與逆向流動：反映特定社會時期需要

　　1、 正向流動：時代職責下工業積累的供應保障

　　以人往高處走的達爾文主義視角看，農村向城市的人口、資本、資源流動是現代化進程之正向必要，是一種特殊時期發展重要領域的行政優先級決策體現。上世紀遍布農村、壟斷生活和生產資料、承擔農村90%以上物資流轉的供銷社，是政府控制資源供應、積累工業生產資本的重要手段。如，在呂梁三交鎮的地區志中，農業稅被稱為“皇糧國稅”，20世紀90年代人均每月需繳納10元左右。“在1941-1948年的八年中，全縣（呂梁臨縣）人民繳公糧6175萬斤，占晉綏邊區公糧總數的三分之一。”

　　在列強工業文明對弱后小農社會的威脅下，為保障在當時國際格局中的自立自強底氣、適應工業社會發展需要，通過農村供銷合作社這一組織形式，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可靠地將工業化所需的大宗物資、社會資本掌握于政府和合作社之手。以轉移支付、工農“剪刀差”等形式，將農業剩余向工業領域轉移，不僅推進了工業化進程，更是在物資短缺時期穩定城鄉社會秩序，建構健康、合理的傳播網絡的必要。如“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邊區的機關、工廠、學校公布職工實行‘供給制’······憑糧票就餐。城鎮人口的食用糧油大都在合作社和貿易均所屬的貨棧購買。”與此同時，工業快速發展，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為三農發展提供生產資料，提升農業生產力水平與農業購買力。

　　2、 逆向流動：鄉村振興下電商扶農的最后一米

　　區別于正向流動求索更好發展機遇，近年來不斷推進的基層扶貧工作，是在政府領導下將視野轉向鄉間，通過選調干部、結對幫扶等策略，將城市資源（如信息、物資、技術服務）轉移至弱勢農村地區助力其發展的逆向流動過程。呂梁當地的供銷社改革進程，就著眼于解決“大市場”與“小生產”之間的矛盾，積極對接商品市場經濟信息以邁向社會化大生產，依托城市幫扶資源，致力打造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農村電商扶貧，即是數字經濟繁盛時代下的區域發展大勢。“涉農電商入駐呂梁，將促使農村成為潛力巨大的網購市場和農副產品網絡交易市場······讓傳統流通市場的肥中間虧兩頭，變成去中間、利歸兩頭。同時，電子商務發展初期，還需依托線下實體經營以完成服務推廣。供銷社即以遍布的基礎網點和長期信任地位作為支撐，保障基層農村相關產業發展網絡的通聯，將電商網絡的市場、物流服務延伸至基層農村的“最后一米”。而為配套互聯網經濟發展，供銷社也在基礎設施領域幫助基層打通外界連接，如呂梁市供銷社通過外界籌措財政扶貧資金，為市社定點幫扶村——臨縣青涼寺青條山村修建機動車路，使其在硬件上具有發展網絡商務、對外交流能力。

　　另一方面，則是令供銷社本身成為當地資源調配的渠道力量。在這些較都市可謂無人問津的角落，供銷社起到類似互聯網算法的分發作用，將城市消費“流量”逆向引至鄉村，促進農副、文旅消費。例如，呂梁磧口風景名勝區坐擁獨特的黃河、黃土高原景觀，但長期以來地方優勢欠缺發揮利用，造成區域發展落后局面。對此，磧口鎮供銷社推行“供銷社+旅游”改造模式，積極籌資資金近千萬，對1950年創建的磧口鎮供銷社原址古建筑進行修復，打造為當地古鎮旅游業文化名牌，助力解決職工生存、養老保險問題，盤活當地自然與人文旅游資源。

　　三

　　政宣統合：身份認同與形塑權威的場合

　　媒介環境學派認為，各種媒介構成了人類生存的環境，而這種對環境的形塑具有隱匿性。作為行政力量支持扶助下的產物，基層供銷社不僅承擔著國家在地方的經濟職能，同樣也體現出政治性主導下的宣傳、統合職能。而供銷社能夠構筑特定時期農村社會中少有的信息傳播網絡，是受國家權力的保障而存在，也將受國家意識形態的形塑滲透作用，并傳導至社內的參與者中。

　　（一） 身份認同：以經濟切入，情感激發的政治宣傳

　　自誕生之初，供銷合作社即是國人為脫離三座大山壓迫的自救探索，而這種公益性也貫穿基層社實踐始終。在革命戰爭年代的根據地、解放區和新中國成立后的廣大農村等，供銷社持續以普及化網點服務鄉村經濟流通與革命供給需要，如支援前線供給軍民用品、安置難民、建立統一反法西斯戰線；營業部與生產部分工明確，社內職工管吃住而無工資等。1952年后，供銷社合并中國工業合作組織，并繼承其社會職責：發展經濟生產、探索民主組織制度與教育培訓等。在當時社會大眾傳播渠道匱乏的情況下，供銷社因能以深入鄉野的網點保障基層傳播，更體現出存在必要性。

　　由此，也為滿足基本的農村生產、農民生活等三農問題需要，供銷社作為供、購產品的商業機構，產生了天然的情感說服與政治宣傳職能，以此構建合理化的身份認同以穩定基層治理。供銷社以現代化建設為驅動、以基層化經營貼近農民，更因合作時間長獲得較高品牌信譽地位，得以塑造極度親密的共居鄰里社群氛圍，如以供銷社員作為傳播主體，展開一種宣揚團結奉獻、維系民族國家共同體的生活倫理塑造，鞏固基層群眾“民族貢獻者”的身份認同，勸導消解基層民眾對社會治理工作的誤解、不滿情緒。這種自上而下的合作動員，是堅定政治意識的基層重要貫徹體現。如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的敘述：“村、鄉、縣、省各級都組織消費、銷售、生產、信用合作社。每個合作社設有營業、宣傳、組織等部門······對農民進行合作社運動好處的普遍宣傳和教育。”以及1943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的講話(《組織起來》)中指出：“目前我們在經濟上組織群眾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

　　除規訓基層民眾、供給生活用品外，供銷社體制同樣成為了政府幫助運營不善的私營商業進行改造的方案，以此籠絡基層個體商業群眾，擴大統戰范圍，規整社會經濟秩序。如呂梁三交鎮“新中國建立后，人民政府幫助私營商業戶擴大經營范圍，對前途不大的行業幫助進行轉化······相繼組建了三交供銷合作社、合作商店等”。由此可見，供銷社在本質上是一種通過消費流通的日常經濟事務切入、參與生活，以情感共鳴激發說服基層民眾認同統一戰線身份，達到政治宣傳目的的活動。

　　（二） 形塑權威：以把關進行政權外顯、秩序穩固

　　從麥克盧漢媒介即訊息的論斷看，供銷社作為傳播渠道本身，本質上屬于國家所規制、限制的流通制度，是一種基層統治規范的證明、一種群眾路線下的國家治理行為。從政治性上考量，特殊時期對銷售網絡的控制，是基層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的體現，是樹立基層權威、明確社會秩序的必要行為。通過把關物資流通渠道、打破過往的商業經營習慣，國家以此強調基層群眾國家政權統治者當前的方針策略，突出國家集體感與民族共同體存在感，在改善民生與政治要求的平衡狀態下穩固基層治理。

　　宏觀呂梁，在地理條件上屬交通不便的晉西黃土高原山區；在自然條件上受生態環境脆弱阻礙；在戰略意義上，屬晉綏邊區首府、陜甘寧邊區門戶與革命根據地腹心，為敵人斗爭前線；在傳播價值上，則是華北、華中、華南等革命根據地同黨中央聯系的唯一通道。根據地時期行政區劃不穩定、流動性強且普遍物資缺乏，加以基層政權地方化、權力高度分散，都顯示出構建中央政權力量支持下高度組織化的基層流通網絡之必要。

　　由此，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領導的供銷合作社在晉綏、陜甘寧、晉察冀、晉冀魯豫等各個抗日根據地快速發展，與公營、私營商業互補，共同組成當地商業。而供銷社不僅完成經濟職能，也具有統一戰線的政治職能，調動了抗日根據地內各階層人民、提高支援抗日戰爭積極性。據《呂梁鄉鎮志》（卷中），“革命戰爭年代，各級地方政府與部隊在縣城建立公營商業，開展大生產運動，解決吃飯穿衣問題，減輕根據地人民負擔，擺脫日軍和閻錫山對根據地經濟封鎖的困境······1937年，本縣（臨縣）在城內鹽店舊址辦起臨縣第一個供銷合作社——民生產銷合作社”。

　　作為體制內的政府機構，當前，供銷合作社同樣體現共產黨領導下機關組織的普遍性政治責任與義務。例如，要求全市供銷社黨員簽訂承諾書，在道德素養與愛崗教育上強調作為合格黨員的擔當。身為面向基層工作的代表，供銷社個人言行可謂黨之風貌“媒介”，將成為民眾感知、感受黨基層治理工作的傳聲器。同時與其他公務員崗位相同，在脫貧攻堅任務推進時期，供銷社黨員要求要結對幫扶貧困戶，將中央對基層關懷精準傳遞、落到實處。

　　而在過往歷史進程中，戰爭侵略與左翼突進時期政治性無法與公益性保持動態平衡，影響了基層民眾正常生活，也曾引發對于供銷社“國家代理人”與“農民代理人”屬性的探討。例如，呂梁臨縣白文鎮，本有傳統的集市文化用以商品交換。日偽統治時期，呂梁淪陷區商業受到摧殘破壞，縣民族商業倒閉，“日偽當局強迫廣大居民集股，建立偽合作社”，以此傾銷劣質高價日本產品，低價收購農副產品，進行經濟掠奪。在1958年集市因災關閉后，“上世紀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中集市又被關閉，群眾買賣農副產品，需到指定的當地供銷社。”類似的，正如渠道已取代內容成為現代互聯網立本基石，流量分發者掌控著受眾及其指向的廣告收益，字節跳動、騰訊與阿里等頭部互聯網企業間互相屏蔽異己鏈接的無硝煙戰爭，可見現代平臺壟斷經濟下同行打擊行為所展現出的相近渠道控制邏輯。

　　四

　　記憶符號：從實體到虛擬的

　　集體記憶演變記錄者

　　美國學者康納頓在《社會如何記憶》中認為，“一個群體通過儀式塑造的共同記憶，并不僅是每一個群體成員的個人記憶相加的產物，更是屬于這個群體自身的集體記憶。”可知，在歷史背景影響下，個體通過團體活動參與、特定話語接觸、紀念儀式與身體實踐，形塑出具體時代的集體記憶，而代際間集體記憶的演變，則反映出不同歷史分期下的代溝、符號象征性指向更迭與社會權力關系之改變。

　　本段即嘗試論述隨社會經濟與互聯網技術發展，呂梁供銷合作社實踐形式產生的時代性制度化改變——傳播空間與渠道節點由實體場域轉向虛擬化數字存在，影響著基層農村群體特定的、共享的集體記憶，改變供銷社作為傳播載體符號所指向的象征性意義。

　　（一） 實體空間記憶：親密的人際傳播場域

　　在物資缺乏的計劃經濟時代，求大于供的需求關系讓權力天平自然地垂向賣方，供銷合作社作為掌握基層農村供給、銷售命脈的唯一消費渠道，體現出獨特的賣方市場、人際網絡時代特質。賣方如供銷社經營者，因擁有日常所必需物資的經手權，以及宣傳動員、情感說服的政治義務，在當地擁有一定話語權地位。另一方面，在社會高速發展帶來的城市交往異化前，農村大部處于費孝通筆下的鄉土熟人社會狀態，淳樸去冷漠的人際交往習慣，更通過諸如奇聞異事的小圈子傳播、意見領袖的組織帶領，將供銷社融入當地日常生活慣習，構建成為長期存續的農村文化情感符號與社會變遷的反映符號。

　　針對“供銷社”關鍵詞進行網絡社區行為觀察：至今，社交媒體平臺中仍有用戶經偶遇的圖文資料、實物器具（如票證）提醒，喚醒自己在上世紀以供銷合作社為代表的農村集體生活記憶（見下圖4），或者說，“供銷社”這一符號本身即是對人際傳播下實體購物空間的一個代名詞，刺激網民回溯過往熱鬧的、質樸的、鮮活的供銷社印象，并合以文化鄉愁、復古眷戀、與感昔童年的情感，對當時親密的人際傳播社會與傳統的生活方式進行重溫和記憶。

　　圖4：社交媒體平臺中，

　　大眾對一代供銷社記憶的喚醒

　　（二）虛擬化空間演化：基層權利關系的解構與重組

　　雖然烙印著計劃經濟時代的縮影與標簽，當前，供銷社仍持續發揮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服務作用，并在新經濟發展趨勢下，探索尋找一種適應面廣、兼容性強的制度模式。而憑借扎根農村、貼近群眾特色；擁有完整的組織體系、遍布城鄉的節點；具商品收購、經營經驗等歷史傳統，供銷社展現出發展電子商務的獨特優勢。本世紀，在計劃經濟體制解體與市場經濟的浪潮中，傳統供銷社領導下的農村經濟權力關系不斷解構，信息冗余、消費主義的沖擊催生供銷社重組，向虛擬化空間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帶來基層記憶的形塑再造。“供銷社”這一記憶符號內涵指向的改變，使其本身成為時代發展、歷史進程的記錄與書寫者。

　　近年來，供銷社系統利用互聯網技術和現代物流手段，在提高三農數字化服務水平方面做出一系列積極探索，在農業合作主體、合作方式與參與形式上展現出較強靈活性、自主性，以此適應電商市場經濟巨浪。如，呂梁市供銷社電商化嘗試肇始于2016年，合作知名企業如阿里、京東、蘇寧等，下轄13個縣(市、區)均建成縣級電商服務中心，吸收千余基層供銷社便民店改造為電商終端體驗店。于2017年成立的呂梁市電子商務運營中心，月均銷售額超200萬元；汾陽市供銷社“新貴網超”電子商務平臺月銷售收入達40萬；臨縣特產青塘粽子通過電商平臺，遠銷全國乃至日本等海外地區等。

　　對電商業務的嘗試，在本質上是供銷社因傳統流通渠道受限，對進入市場新入口的探索。例如，市社直屬企業運營的電商體驗店呂梁特產館，實行“線上+線下”的農業一體化經營方式。某沙棘汁企業，則采用“公司＋基地＋農戶（合作社）”運作模式，“每年以收購協議的方式向農民收購沙棘、雪梨、紅棗10000噸以上”，解決當地分散、獨立農民的生存問題，產品成功暢銷至600余公里外的北京校園（見下圖5）。在地方電商扶貧工作幫扶下，呂梁市供銷合作社讓農副產品通過以往難以想象的產銷渠道，來到了我國按現代合作社原則組織起來的、最早的消費合作社發源地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消費公社），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中的美感巧合，體現呂梁供銷社數字化扶貧工作成就，再現供銷社之時代價值。

　　圖5：作為最早消費合作社發源地，

　　北京大學一食堂中，銷售有呂梁出產的飲料產品

　　同時，電商網絡布局，為呂梁帶來的是“供”“銷”兩個層面的流通消費習慣的徹底改造。前者打造“供貨港”，連接城鄉商品流通供應鏈，促進工業品下鄉，解決農民買難買貴問題。后者建立“供銷社電商平臺”，為農業發展提供農產品網絡營銷服務。也可見，居民對于供銷社記憶逐漸從實體轉型為對虛擬空間的利用者。傳統的線下物資經手權削弱后，供銷社通過數字媒體掌握、重組新的數字流通資源分配權力，當地逐漸建立起的縣、鄉、村三級電商服務站網絡、立體化農村電商格局，打破了過往人際傳播的小世界格局，以電子化的媒介操作賦予更加強勢廣闊的產銷帶動力量，并與傳統實體供銷社產生鮮明對比，形塑基層對供銷社的新想象，以賬號、平臺、曝光、物流等取代排隊、票證、柜臺等符號化形象，以數字化空間內的象征互動投射時代變遷。

　　五

　　總      結

　　美國經濟學家雷格那·納克斯在《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中認為，貧窮原因可歸咎于對投資引誘小（即資本需求弱）或儲蓄能力低（即資本供給差）的資本問題。在社會視互聯網為一種新宗教信仰般全知全能的時代，掌握渠道與流量以直接控制網民青睞，似乎才是當前經濟發展、產品流通的重點難題。而無論在過往歷史抑或當前，供銷合作社體系已經，且仍將持續發揮著三農流通的重要渠道功能，成為農業發展、農村建設、農民謀生的重要社會力量。

　　直擊基層消費領域“靈魂角色”，本文探究在媒介化視角下，山西省呂梁地區供銷合作社作為勾連城市與鄉村的平臺，締造城鄉間正向與逆向、橫向與縱向流動的信息資源交互空間作用；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社會需要，所發揮的政治宣傳、社會鞏固與統合的平臺作用；作為在歷史變遷中存續的實體“博物館”，在不同階段的實踐演化中成為記錄、書寫幾代人集體記憶的符號載體作用。總體上，除基本的經濟職能外，供銷社作為媒介性質組織，以流動性、政治性與象征性，展現出于歷史進程中誕生的文化職能與政治職能，在新時代征程中以積極接入新電商業態、縱橫流動深入鄉野都市、書寫記錄珍貴史實記憶的實績，“翻身”自證基層農村雋永價值。

　　而另一方面，尤瓦爾·赫拉利的《人類簡史》中，提出有“農業革命騙局”的論斷，即認為農業經濟發展雖然在客觀上提高單位田地養育人口的能力，但所增加的大量人口挑戰了地球容載量，并對和諧生態具負面影響。這令我們反思，工業化與城市化，是否是人類社會、農村社會的必然答案？通過供銷社將農村拉入現代化空間，打通互聯的渠道，是否無法避免農村喪失傳統而獨特的意義交換方式（如方言、民俗），浸入消費主義和工業文明同質化狂潮？如何在改善邊緣基層民生的同時，有機地發揮媒介化功能，留存當地先輩智慧結晶，是各供銷社在發展過程中值得反思的內容。

　　參考文獻

　　向上滑動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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