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提出

　　研究表明，近年來農民工工傷事故發生率與GDP增長幾乎成為兩條平行的曲線。2012年我國工傷死傷人數超過117萬，7.5億的勞動人口中接觸職業危害的勞動者高達2.2億。在工傷殘疾人群中，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占據了較大的比例，國家安監局原副局長趙鐵錘曾在2004年“首屆全國外來工職業安全與健康權益研討會”上透露，我國每年工傷事故的死亡人數接近14萬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農民工；煤礦、建筑和危險化學品等高危行業的死傷人數中，農民工的比例競占到八成以上。由于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以及工傷保險缺失，農民工遭遇工傷后往往面臨工傷認定程序復雜漫長和維權成本高兩方面的困境。在身體與精神的雙重壓力下，大多數工傷者做出了“私了”的決定，拿著兩三萬塊的賠償款，拖著殘缺的病體回到農村老家。

　　但是，工傷對工傷者身體的傷害以及日常生活的影響并沒有隨著一紙協議的簽訂而終止、結束，它仍然實實在在地存在于他們的身體上。

　　那么，這些在城市打工而受傷的工傷者們回到農村老家后的生活如何？身體上的殘疾或疾病對他們的生活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他們將如何闡釋工傷之于他們的傷害？這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

　　▍兩個關鍵概念

　　(一) 疾病

　　20世紀70年代，哈佛大學醫學人類學家阿瑟·克萊曼(Arthur Kleinman)最早將疾病(disease)和疾痛(illness)區分開來。他認為，疾痛(illness)指的是病人及其家人乃至更廣的社會關系是如何接受病患事實、帶病生活，又是如何對付和處理病患的癥狀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種困苦煩惱的。疾痛經驗總是受到文化的影響，地域環境的文化傾向影響著理解和對待疾痛的傳統共識。經受疾痛時的行為方式，還取決于個人特殊的生活經歷，因此疾痛經驗總是獨特的。而疾病(disease)則是醫生根據病理理論解釋和重組疾痛時提出或發明的。患者及其家人抱怨的疾痛的問題，在醫生的頭腦中重組簡化成狹隘的科技議題，即轉化成疾病問題(生物醫學模式)。

　　在克萊曼的疾痛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把疾痛視作一個體驗過程，疾病對于我們而言，不單單是頭痛、發炎這些物理癥狀，更多的是在患病過程中我們賦予疾病意義的經驗過程。疾痛經驗，即個體在經歷疾病進程中建構自己世界的過程，包括對疾病的理解、解釋、思想、情感和行動，以及疾病經歷中或經歷后對世界的理解、解釋、思想、情感和行動。

　　從目前的工傷研究來看，“工傷”普遍被學術界建構為一個事件，比如安全事件、經濟事件、法律事件或資本壓迫事件，鮮有學者將其視為一種基于工傷者主體經驗的工傷疾痛來進行研究。正是基于對返鄉工傷者這種實實在在的主體經驗的關注，筆者在貴州、重慶兩地的民間社會組織(遵義惠民、忠縣自強)進行了為期半年的田野調查，試圖向社會公眾勾勒工傷者在受傷返鄉之后的生活世界，進而探究、闡釋工傷這一特殊的身體疾病對于工傷者個體的意義。

　　(二) 人生時序

　　美國社會學家Arthur W.Frank從哲學層面分析了疾病對患者的根本意義，提出“疾病擾亂了病人的人生時序”這一理論觀點。Frank認為，一個人在遭遇疾病以后，他的現在不是過去想要到達的“現在”，而基于現在的將來也變得不可預測。因此，Frank把身體的失控和不可預測作為病人遭遇疾病后面臨的最首要的身體問題，“人們總是用控制身體的能力高低來定義自己，只要這種能力是不可以預測的，那么作為行動問題的控制則不復存在。但是疾病本身就意味著預測性的喪失，而且它會導致更多的喪失：人生序列的間斷、記憶功能和呼吸功能的衰退、現實生活的震動與顛覆，以及所有由病體帶來的失敗”。

　　與“疾病是對人生時序的擾亂”這一觀點相近的是由英國社會學家邁克爾·伯里在1982年發表的論文《破壞人生進程的慢性疾病》中提出的：慢性疾病是一個破壞性的事件，它破壞了日常生活的結構以及作為基礎的知識形式，意味著病人要接受痛苦和苦難，甚至死亡。伯里借鑒吉登斯“關鍵情景”的術語含義，明確指出猶如戰爭這樣的大事件破壞既定的社會結構一樣，慢性病也會破壞一個人的人生進程。

　　伯里的“人生進程的破壞”與Frank的“人生時序的擾亂”這兩個觀點非常相似，微妙的差異在于伯里的概念是基于現象學的客觀闡述，他仿佛站在一個局外人的位置，將患病以及人生進程的破壞作為一個客觀發生的人生事件來看待；而Frank則更關注患者的主體體驗，他更深層次地解釋了疾病作為“人生時序的擾亂”或者“人生進程的破壞”作用于患者身上所產生的結果——控制感與可預測性的喪失，貼切地表達了患者遭遇疾病后的真實生活世界。因此，筆者采納Frank的“人生時序的擾亂”這一概念，來反映工傷者對遭遇工傷當下以及返鄉之后的生存和心理狀態。

　　▍民族志田野點概況

　　本文采用民族志的田野調查方法，在貴州遵義的“惠民文化服務部”與重慶忠縣的“自強服務站”兩個社會民間組織進行了長達半年的研究。

　　“惠民文化服務部”是一家關注返鄉工傷工人的社會民間組織。它成立于2010年10月，坐落在貴州省遵義市遵義縣尚嵇鎮，旨在通過對工傷返鄉人員的探訪與動員工作的開展，提高本地工傷返鄉人員的自組織化水平，同時為工傷返鄉人員提供一個公共活動空間，并在此基礎上通過互助與合作，改善本地區工傷返鄉人員的生產生活條件，促進他們的綜合發展。

　　重慶市忠縣自強殘疾人服務站由1993年深圳致麗玩具廠大火的幸存者陳玉英于2002年5月創立，是一家專為外出民工、工傷工友、職業病患者、殘疾人等社會弱勢群體提供資訊服務，推動自身能力建設的民辦非企業單位。自強服務站是國內第一家由工傷者自行創立的、服務于包括工傷者在內的殘疾群體、具有較大社會影響力的社會組織。

　　田野期間，筆者深入33位返鄉工傷者及其家屬的日常生活情境，通過反復多次的深度訪談、不同傳播情境下的參與式觀察以及眾多二手資料的收集，了解與觀察他們日常的工傷疾痛傳播實踐，收集各種形式的工傷疾痛敘事材料，包括口述材料、自傳文字、會議記錄、書信等。通過對這些疾痛敘事資料的分析，筆者發現，不論是肢殘工傷者還是慢性疾病工傷者，他們都將返鄉后的工傷生活描述為一種“人生時序的擾亂”，主要體現在身體失控、身份認同危機、社會交往斷裂這三個方面。

　　▍疾痛：人生時序的擾亂

　　(一) 身體失控

　　身體失控是工傷者面臨的最直接的實際后果(practical consequences)，也是工傷所造成的失控感的源頭。在他們遭遇工傷，經歷從健全人變成殘疾人的轉變過程中，無休止的身體疼痛和殘疾導致的身體功能喪失無時無刻地提醒著他們：“你已經無法控制你的生活。”

　　1. 無休止的身體疼痛

　　對正在疼痛中煎熬的人來說，疼痛是那么無可奈何，沒得商量。如果要他們說明什么是“確實的”，那么“疼痛”一定是他們想到的最活生生的例子。在所有返鄉工傷者的疾痛敘事中，他們無一例外地在敘事文本一開始就講述工傷治療康復以及現在日常生活中這活生生存在的身體疼痛。

　　阿蘭，在浙江一家工廠里操作沖床右手被壓得粉碎，雖然通過接指手術，手掌恢復了大致形狀，但是手部功能幾乎完全喪失，并且導致右手臂和右邊身體持續性疼痛：

　　現在這個天氣(4月份)手都會疼，整個這半邊手，腰和腿都疼，因為接手的時候，在腰上開了一道口子，把手放進去養了一個月，所以現在腰、腿這些都受影響。晚上睡覺的時候，這只手一碰到床單就痛，痛得根本就睡不著，我每天晚上都是用左手抱著我的右手睡覺，不敢動，一動就疼，只能自己一個人躺著流淚。(LL，F，20150403，ZY)

　　阿華，在輪船公司操作機器時手部被絞進機器，在大力抽取過程中，腹部三根肋骨被壓斷，至今留在腹中未接上。在每天的日常行動中，她都能感受到肋骨斷裂尖銳處戳中腹部肌肉的陣陣疼痛：

　　我彎腰拖地的時候，那個肋骨斷了的地方，它是尖的嘛，就會戳到肉，那種痛真的是，說不出來，所以我現在拖地這種家務做起來都要花很長時間。(DWH，F，20150716，CQ)

　　身體的疼痛一方面使得返鄉工傷者時刻感受到身體的“脫離”，另一方面，“疼痛的不可言說性”使得他們的這種“脫離”無法獲得理解，從而加劇“脫離”所帶來的失控感。身體的疼痛處于極度私密的身體場域之內，它具體的意味只有身體本身才知道，如一位工傷者所言的那樣“疼痛無關乎他人”，疼痛也無法向人言說。伊萊恩·斯凱瑞也曾這樣評論過疼痛的不可言說性，“對于其他人來說，‘聽說的疼痛’總是那么難以捉摸，往往是‘將信將疑’感覺的最基本例子。”

　　于是，關于疼痛，我們注定不會有共同語言：它既無法否認，又無法確認。”我們在工傷者的身體疼痛的敘述中發現，除了“痛”這個字眼，他們幾乎找不到其他合適的詞語來向他人形容這樣的身體疼痛，而且大多數工傷者都表示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并沒有向任何人講述過身體所承受的痛苦，包括他們的家人，因為“他們不會懂”。

　　2. 身體功能喪失

　　身體的疼痛是一個僅涉及自我的概念，工傷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選擇將它隱藏起來，不示與世人，從而實現自己對身體疼痛的控制。但是，身體功能的喪失則是殘缺身體暴露于各種社會關系中的開端，它與工傷者的社會角色、社會期待以及自我身份的認同密不可分。

　　不管是明傷的身體殘疾，還是暗傷的職業病，工傷都意味著某一部分身體功能的喪失或不健全，比如行走能力、精細動作能力、呼吸能力等等。當幾十年來理所當然的身體功能一下子喪失時，平時認為最簡單不過的一個動作會變得異常艱難。英國醫學社會學家邁克爾·凱利和大衛·菲爾德在探討慢性病和身體的關系時明確指出，“諸如飲食、洗澡、去廁所這樣的生活細節是慢性病經歷的核心問題，適應疾病首先是指適應身體”。在忍受疼痛的同時，面對諸如吃飯、走路、洗臉、撓背、上廁所這些原本不成問題的問題。

　　阿梅，在深圳打工時雙手被氣壓機壓碎，右手經接骨手術后恢復手部形狀，但是只有尾指能夠正常活動，其他手指喪失功能；左手中指接骨后不能彎曲，僅大拇指和無名指、尾指恢復勞動能力。在剛殘疾的那段時間里，阿梅強迫自己用筆寫字，以鍛煉手指的靈活程度，但是她的雙手無法自主地控制筆尖書寫，甚至不能握緊鋼筆，筆無數次地掉在地上，惱羞成怒的她用腳把筆踩得粉碎，“連一支筆都控制不了，我以后還能做什么？”

　　阿花，一場工廠大火的幸存者，全身燒傷面積超過60％，整個后背，腿部燒傷嚴重，腿部功能部分喪失。據她媽媽回憶，阿花受傷回家以后一直躺在床上，不能動彈，上廁所都是媽媽和哥哥背著她去。那時候的農村家庭還沒有沖水廁所，他們擺一條長板凳在豬圈里，然后把阿花背到凳子上面，讓她手扶著墻，屁股掉在凳子下面，就這樣大小便。等阿花上完廁所以后，他們再進去把她背出來。

　　身體功能的喪失使得工傷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進行身體管理和生活自理，他們需要依靠家人的料理才能完成原本自然而然的事情。對于農村外出的勞動力來說，身體是他們唯一的資本，他們忍受工廠里長期的加班、糟糕的工作環境以及微薄的工資，為的是完成自己在農村無法完成的角色責任。然而工傷所導致的身體功能的喪失，意味著他們失去了這個資本，無法繼續履行一直以來擔當的家庭貢獻者或獨立者的社會角色，相較于身體功能障礙所帶來的生活難題而言，這恐怕才是他們真正擔心的地方。

　　(二) 自我認同危機

　　查默茲在研究慢性疾病對患者的影響時，用“自我的喪失”來概括病痛對慢性病人的影響：他們失去了先前的自我形象，但沒有發展出同樣有價值的新形象。在查默茲看來，自我概念總是同過去、現在和未來聯系在一起，病痛的介入使得過去、現在和未來這個原本持續的時間序列發生分岔，出現“自我的喪失”這種危機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實際上總是把過去、現在和未來視為界定和認識自我概念的關鍵。吉登斯也認同這種觀點，他認為自我不是一個靜止固定的概念，它在回答“我現在是誰”這個問題時實際上涵蓋了個人對過去的自己、現在的自己以及將來的自己這三個時間關鍵點的自我的綜合考慮。

　　在返鄉工傷者的自我認同危機敘事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兩種具有時間指向的敘事結構。一種是處于社會角色失范狀態的“現在的我”，另一種是“過去的我”。由于工傷事故的發生，這兩個時空的“我”之間的時間聯系被中斷，“現在的我”并不是那個“過去的我”一直發展至今的原本的樣子，正是這種斷裂使得返鄉工傷者陷入身份認同危機之中。

　　1. 現在的“我”：社會角色失范

　　身體功能的障礙通過撕裂返鄉工傷者的日常生活導致他們的社會角色陷入失范的狀態，從而產生強烈的、前所未有的自我危機感，這種危機感既源于失范所帶來的混亂和停頓，更源于這種失范的不可逆性。

　　在不同的生命歷程中，人們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不一樣。根據返鄉工傷者所處的生命歷程階段不同，他們的社會角色大致可以分為婚后核心家庭的頂梁柱和婚前的為己奮斗者兩種類型。我們可以從以上兩種社會角色失范的敘事中理解自我認同危機產生的緣由。

　　(1) 頂梁柱角色的失范

　　在婚后的核心家庭中，工傷者一般承擔了整個家庭的生存和發展的責任，他們離開農村到城市去打工，希望能夠掙錢回老家蓋房子，然后供子女上學，這是他們頂梁柱角色的全部責任。工傷發生后，身體的疼痛和失控他們尚可忍受，但是頂梁柱角色的失范使他們感受到深深的焦慮感，進而產生對自我的懷疑：

　　受傷了我就不能出去打工掙錢了，這個家怎么維持？蓋房子欠的債還沒有還完。我大的一個兒子初中都沒讀完自己就說不讀了，要出去打工，他不是不想讀，他知道媽媽的手受傷了，家里困難。他爸爸也有病，掙不了多少錢。我現在這個樣子，什么都干不了，看著這個家困難成這個樣子，我什么都做不了，就是做點飯，太沒用了。(LL，F，20150403，ZY)

　　自從這個病(塵肺病)發以后，我再也不能出去找事情做了，稍微一動就累得不行，重體力活兒都干不了。天天就躺在床上靠這個吸氧機，吃飯洗臉這些都是她(妻子)照顧。家里本來就困難，我不但不能出去掙錢，還要讓家里花錢來給我看病，病發一次就是幾千上萬，還拖累她一天哪里都去不了，在這兒照顧我。有時候我覺得死了算了，我活著太拖累家里，我成了他們的一個大包袱，不如死了。(GYY，M，20150719，CQ)

　　作為家庭頂梁柱的他們，在遭遇工傷最初的那段時間里，第一想到的就是整個家庭的未來，因為家庭的發展是他/她形成自我認同的重要來源。當自己無法再支撐起整個家庭的正常運轉時，他們把自己定義為“沒用的”“殘廢的”“家庭的包袱”和“被人照顧的小孩”。這樣一些自我認同的標簽一直跟隨著他們，就像身上的殘缺或疾病一樣，它們與工傷者們之前賦予自己的社會角色相互沖突，使得他們在未找到重建自我的方法之前一直處于喪失自我認同的泥潭中。

　　(2) 為己奮斗者的角色失范

　　對于受傷時還沒有結婚的工傷者而言，他們對于原生家庭的責任并沒有太重，他們外出打工承擔的使命更多是“為了未來更好的自己，奔一個好前程”，比如多賺點嫁妝錢，或者掙錢回家做生意，總之只要能擺脫父輩的貧窮命運就可以。相對年輕的為己奮斗者們正處在人生的儲備期，他們為了自己的婚姻未來和家庭未來到城市工廠打工，幻想和期待能夠通過自己的奮斗改變農村人的命運，可是工傷猶如晴天霹靂，讓他們的人生規劃成為泡影：

　　看到人家(一個小孩兒)只有那么高一點，走起路來搖搖晃晃的，我就在想，我那么大高個怎么走不動呢，人家那么點小孩兒都走得起來。曾經我哭過，為什么我比人家大又比人家高，但是為什么就是走不了呢？我這個人還比不上一個小孩兒，我當時在想，如果一下把我砸死了還好過一點，我以后怎么生存？(LZH，M，20150415，ZY)

　　當時初中沒念了在家幫家里干活，交了個男朋友，后來想出去打工給自己掙點嫁妝錢，就去深圳一個塑料花廠。我的手剛受傷住院的那段時間，我最擔心的就是不知道我以后的婚姻是什么樣，我成這個樣子，還能不能找到一個健全人組成家庭？我想找一個差一點的人，因為我自己配不上。(LHZ，F，20150712，CQ)

　　為己奮斗者的自我認同危機更多地來源于自我效能感的降低，這直接導致他們對未來婚姻和生存能力的不自信和自我貶值。在敘事文本中，他們把受傷后的自己與小孩比較，認為自己不如一個孩子；將自己擬化為婚姻市場里的商品，工傷使得自己變成殘次品，需賤價銷售；當工傷者意識到他“為己奮斗者”的身份已經喪失，并且無力改變這糟糕的一切時，他覺得自己被排斥在世界之外，成為“被排斥的孤獨者”。

　　2. 過去的“我”：能力出眾者

　　Garro在研究慢性病人如何建構疾痛敘事時發現，“當人們在講述故事時，總是把過去重構進他們的疾痛敘事中，而且也重新評估和刷新他們關于現在和將來的觀念”。社會角色的失范固然會使得返鄉工傷者感受到強烈的自我存在的危機，當他們敘事這種危機時，總是會與過去的自己聯系在一起，沉浸在過去那個“能干”“比別人好”的自我中獲得一些認同，然后回到現實又陷入自我身份協商的掙扎之中。

　　蓉姐受傷以前在一家工廠上班，她是機器操作那一塊的工作能手。在工友眼中，她做事不拖沓，做什么都能做好，是每個月拿獎金拿得最多的那個。一次機器操作失誤使她喪失了右手，她不僅不能勝任工廠的工作，連日常的生活起居都需要人照顧。在敘事中，蓉姐常常花很多的時間去回憶她以前在工廠里的“光輝歲月”，談到自己取得的成績時還有些驕傲。可是很快話鋒一轉：“現在不行了，做個家務都吃力，雖然我已經很努力在克服了，但是仍然力不從心，哪像以前……”

　　當一個病人在述說他的病情時，對他自己或他人來說，自我也在述說中逐漸形成。的確，在某一時刻，我們常把記憶中能做的事情與現在能做的放在一起考慮，來修正我們的自我形象、社會形象和行為方式，以形成新的自我。通過敘事結構中的時間閃回，返鄉工傷者暫時逃離令他們無所適從的現實生活，回到那個充滿自信的“過去的自己”，實現兩個處于不同時間節點的自我之間的對話，在這樣的對話中達到自我身份的重新協商，建立起人生時序的連續性。但是另一方面，這樣的閃回敘事也加深了他們現在的自我認同危機，“我已經不再是以前的我”。

　　(三) 社會交往的斷裂

　　患病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疾病發生時，它重塑了患者的社會關系，限制了他的社會世界。嚴重且長期的慢性疾病常常伴隨著身體的限制，因此導致社會關系網絡的萎縮。病人不能夠再出去工作，社交或者參加大范圍的活動，而這些活動在他們生病之前是經常參加的。無論是肢體工傷者還是長期慢性的職業病患者，由于身體疼痛和身體功能的喪失，他們都處于不同程度的身體失控中，某種意義上來說，身體好像一個監獄，病人身陷其中，無法同環境進行心向神往的聯系，所以導致社會交往的斷裂，進而形成社會隔離的生活局面。

　　通過返鄉工傷者的“社會交往的斷裂”敘事，我們發現兩種形式的社會交往斷裂：主動的社會交往斷裂和被動的社會交往斷裂。主動的社會交往斷裂指的是返鄉工傷者囿于身體的限制和自我的喪失，主動做出隔離社會關系網絡的交往策略；被動的社會交往斷裂則是社會關系網基于某種社會偏見或利益鏈的斷裂將返鄉工傷者排斥在外。

　　1. 主動的社交斷裂

　　反正認識的人我就不能打招呼，為什么？真是提不起氣，別人說你怎么跟我說話這個樣子，這樣就不尊重別人了。你沒有錢，你是有病的人，就不要去湊那個熱鬧。所以一般我看這個人是我認識的，我馬上把頭低著，就是說不想去打這個招呼，一說話就提不起氣，就累得很，就不想說了。還有好多人情往來我就不走了，像我們這種請客送禮，別人給你請客送禮，有些好多都還不了，沒有這個能力。總是欠別人又很不好意思，因為我們沒有出路或者確實沒有辦法。(LHY，M，20150720，CQ)

　　其實開始我不想出門，怕被別人笑。現在的話，反正也就是和幾個熟悉的朋友一起出去玩一下，總覺得和不認識的人一起不舒服，人家看見你的傷又會用那種表情看你，我懶得跟他們再解釋我這個傷。所以現在社交圈子越來越小，一般我就一個人在家待著，親戚家我都盡量不去走，反正去人家家里覺得不好意思，但是別人不覺得，我自己總覺得不好意思，特別是有時候你把鞋脫了嚇到別人，所以我從來不會去親戚家過夜。(WXH，F，20150710，CQ)

　　在返鄉工傷者看來，主動的社會交往斷裂是一種“識相”的表現。雖然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可能并沒有遭遇過被歧視、排斥的真實發生，但是固有的社會偏見和態度內化、深植于他們的思想，所以他們在這種現象發生之前選擇主動退出，將自己隔離于可能出現的社會污名和歧視之外。返鄉工傷者們非常清楚身體的殘疾或疾病已經使得自己無法像從前那樣自如地應對與外界關系的交往，因此主動退出的行為也是他們應對這種失控感的一種策略。

　　2. 被動的社交斷裂

　　施特勞斯等人在研究慢性病人的生活質量時指出，社會隔離有兩大起因，一是病人的被迫退出，二是他人的主動退出。無論是病人的被迫退出還是他人的主動退出，病患者實際上都是處于一個被動隔離的角色，不同于上述敘事中的主動隔離決策。處于被動的社會交往斷裂中的返鄉工傷者，一般是在遭遇某種社會污名、歧視或不友好態度的情況下，從原來的社交行為中被迫退出，進入隔離狀態。

　　小英講述了她的一次真實經歷。那時她剛學會拄拐杖行走沒多久，有一天下著毛毛細雨，她和母親路過一個小學，正逢放學時間，有幾個學生看見她，大笑著喊她“瘸子，瘸子”，當時小英臉紅得恨不得找個地洞鉆下去。由于情緒失控，她沒能控制住拐杖，腳下一滑便跪倒在地，雙腿疼痛難忍。她年邁的媽媽趕緊背起她趕往醫院。從那以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小英都不愿意上街，害怕跟生人接觸，幾乎切斷了與外界社會的溝通與聯系。

　　在上述這種被動的社會關系斷裂敘事中，“瘸子”的身份標簽和說話的嘲笑語氣是社會主流的身體文化對殘疾身體赤裸裸的排斥和歧視。主流文化中健全身體與殘缺身體的二元對立將后者置于一種“次等的”“另類的”地位，這種高下之分的權力結構一旦形成，“殘疾”的意義就超越了身體本身。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在序言中特別指出，殘疾是一個演變中的概念，殘疾是傷殘者與阻礙他們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充分和切實地參與社會的各種態度與環境障礙相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邁克爾·奧利弗在《理解殘疾》一書中指出，“殘疾同身體無關，它是社會壓迫的一種后果”。殘疾作為一種范疇，它不再是對具有某種特征的身體狀態的客觀描述，而是經過高低劃分之后的等級判斷。在以“健全身體為優”的主流身體文化中，返鄉工傷者作為一種“下等”的身體身份，他們被排除在健全人所謂正常的社會交往之外，僅僅因為貼在他們身體上的那個標簽。

　　另外一種形式的被迫退出是基于身體功能喪失后個人價值的下降。徐曉軍在鄉村社會關系的研究中指出，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市場經濟利益導向機制的形成，鄉村社會成員的利益觀念和行為得以展現，鄉村人際關系在差序上的親疏遠近實質上演變為利益關系的遠近。

　　由血緣關系、倫理維度決定的差序格局，一旦產生即已固定；而使這種既定關系得以維持、擴展、變遷的關鍵，在于關系雙方在互動中對彼此占有的稀缺資源的交換或利益的交換，鄉村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于利益的介入，變得愈來愈理性化了。在農村文化中，身體是一個人最大的生存資本，身體功能的喪失或不健全使得返鄉工傷者從利益關聯者變成利益喪失者，相應地原來親近的人際關系也就此疏遠：

　　現在的人都是重錢，你真的像我們這些病人大家都分了等級了，不管是親戚朋友，不管是誰，都是重錢，哪個瞧得起你這樣的病人。像那個時候我們在社會上還是混得可以，就是說三朋四友的多得很，現在你來病了外人完全沒有一點信息，人家就瞧不起你了。(LHY，M，20150720，CQ)

　　以前的朋友現在都很少聯系了，像我們現在這種，你說要掙好大的錢已經不可能了，你跟人家就不在一個檔次上了，收入啊，各方面的這種生活水平啊，都不能跟人比了，人家怎么還可能和你聯系呢？有時候在QQ上和他們聊天，我發一句他們好長時間才回，要么就不回，這樣你還不懂嗎？算了，就不聯系了嘛。(YHG，M，201504：11，ZY)

　　身體功能的喪失使得工傷者在朋友眼中的“價值”降低，隨之而來的是朋友的“瞧不起”，“說話不回”。被動的社交斷裂敘事與主動的社交斷裂敘事存在很明顯的區別，體現在敘事用詞上。在每一段被動的社交斷裂敘事中，總會出現象征權力壓迫關系的語詞，比如“歧視”“瞧不起”“不在一個檔次”“高三輩”這樣的表述，而在主動的社交斷裂敘事中則較少使用類似的表達，他們將自己退出社會交往的決定描述為“善解人意”“為人著想”，敘事情緒是無奈，而不是憤怒。

　　但是，不管社交斷裂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從最終結果來看，它們都導致返鄉工傷者陷入一種隔離的、不同于以往、不受自己控制的社會交往狀態。他們長期獨自忍受身體的疼痛以及身體失控所帶來的日常生活的顛覆，但是又無法從社會交往關系中獲得足夠的社會認同和社會支持來重新建立自我認同，自卑的身份認知以及自我價值的崩塌將再次加劇社會隔離的程度，如此循環。

　　任何人類的經驗，比如慢性疾病，都需要與語言相結合，使這種經驗能夠被個人所解釋。患者的疾痛訴說就是對自己疾痛經驗的梳理。對于返鄉工傷者來說，疾痛是對個人人生時序的擾亂與破壞，這些具體的“破壞”“擾亂”正如查默茲曾栩栩如生地描述病人患病后的“loss”狀態一樣：“他們過著受限制的生活，感受著社會隔離，遭受著自我和他人的不信任，體驗著成為他人負擔的羞恥”，極大地逆轉了他們原來的人生軌跡，由此導致的身體與精神的混亂足以摧毀他們本來就脆弱的現實生存。

　　在現存的工傷處理體系中，政府部門與工廠管理者都將工傷賠償作為工傷事件的終結點，“工傷者的康復”這一環節未得到足夠的重視，但是實際上，工傷賠償并不是事故的結束，而是另一個變故的開始，工傷給他們造成的“人生時序的擾亂”遠非一筆賠償金所能解決。因此，從文化解釋模式下的疾痛框架去理解工傷對返鄉工傷者的影響，有助于我們從“安全生產”“工傷賠償”“生理疾病”這些局外人的視角中跳脫出來，站在工傷者的立場重新思考工傷問題的社會意義，以真正切實地提供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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