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了，互聯網大廠的年輕人們開始焦慮。
各互聯網公司紛紛宣布優化，但對于大部分企業員工來說，離開未必意味著壞答案，畢竟可以得到一定金額的補償款。然而，那些幸免于難的員工，也未必就“那么幸運”：
他們認為自己就像魷魚游戲里面的參與者——只是暫時安全，永遠不知道下一秒Out的口令是否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永遠在焦慮。
本期顯微故事講述的是發生在每一個互聯網大廠人身上的故事，他們之中：
有人為了不成為被裁對象，開始主動“內卷”，發現公司下班的通勤車上坐不滿人；
有人為了高薪費盡心思留下后，卻始終惶恐，關注著前同事的轉型之路，焦慮自己的未來；
有人經歷過地產的黃金年代，卻發現資本泡沫轟炸后，縣城沒有更好的就業機會，以至陷入抑郁。
他們不約而同地說自己是“惶恐的幸存者”，雖然留下，不見得比離開更輕松。
某種程度上來說，無論是留下還是離開，這群年輕人都必須回答一個尖銳的問題：在資本寒冬和泡沫退去之后，自己該何去何從？
以下是他們的真實故事：
惶恐的幸存者
作為某視頻網站頭部大廠的員工，魏芳沒感覺自己的消息比圈外人靈通多少，甚至連公司陷入財務危機，她都是從各個新聞頭條獲知的。
11月開始，魏芳開始陸續收到前同事消息：
“你在名單上了嗎？”
“有沒有合適的開發推給我？”
魏芳打出一個問號發過去，結果，對方給她甩來一堆其所在公司財務危機、股價下滑、市值縮水等新聞的鏈接。
圖 | 魏芳收到的部分消息
在財經報道里，公司作為視頻行業的頭部，缺乏增長空間；在互聯網報道里面，公司產品缺乏創新，沒有新的增長點。無論哪方面報道，都指向一個結論——互聯網野蠻生長的時代結束了，公司要了。
魏芳安慰自己，“每年年末，互聯網都會傳有人要走”，但很快，她就覺察到情況不妙。
首先是公司發布官方通告，不再玩“優化"、“淘汰”、“績效”等文字游戲，確定宣布優化40%，接著又有消息稱，此輪優化以中層（總監級別）、花錢部門為主。
新聞發布的當天下午，公司就開始約談第一批人。首先裁掉的是還在試用期的員工，正式員工魏芳不在名單里，她用自己的小號在社交平臺上還愿，“幸好沒有被裁”。
接著，是大批正式員工被約談。相比于大廠的入職，動輒長達月余的面試，流程快之讓魏芳措手不及。
許多同事前一天還在和魏芳在對接工作，第二天就被告知“整個部門被裁了”，就連拿過高績效，被私下稱呼為“明星員工”的同事也沒逃過被裁風險。
一時間群里都在猜測，誰下一個走。
魏芳害怕自己手上的項目因人員離職陷入停滯，于是開始身兼數職，“年末不好找工作，千萬別被淘汰了”。
和魏芳有同樣想法的同事不在少數，“整個公司都籠罩在壓抑之中，大家都擔心自己是下一個”。
公司第一列下班的車上空位開始變多，大部分的同事選擇推遲下班時間，而越發臨近下班時間時，辦公室里敲擊鍵盤的聲音越發響亮。
“其實我們留下來的也惶恐”，某在線教育公司員工何曉婷表示，前幾個月的雙減政策讓原本行駛在快車道的在線教育行業踩下剎車，她所在的公司也開始縮減人數。
何曉婷在三線城市的分部工作，部門總共有9個人，只有2個留下的名額。
盡管趨勢也表明了這個行業難再回巔峰，但何曉婷依舊選擇了留下——她所在的小城市平均工資4000元，在線教育可以給到8000元，而她每個月還有3000多元的房貸要還。
留下，是一個性價比更高的選擇，“起碼可以捱到年后，招聘需求多了再去找工作。”
可現實很快讓“幸存者”何曉婷感到焦慮。
在線教育遇冷，并不意味著工作量減小，相反，大量人員離開后，工作量積壓到何曉婷和另外的員工身上，她們還要應對前來維權、將怒氣撒在自己身上的家長。
何曉婷不得不超負荷工作，常常到深夜才能下班。
除此之外，公司也早早的宣布了，今年沒有年終獎，甚至時不時傳來降薪的消息。何曉婷也會懷疑自己是不是選錯了，但她又不敢離開，“現在走沒有賠償金，虧大了。”
在地產工作的陳念則更為焦慮，2014年樓市回暖的時候陳念進這個行業，見過千人搶樓的局面，也操持過日光盤。
但她從未感覺過市場像這一年一樣冷峻，以至于過去的一個月里她在轉型焦慮下經常失眠，開始在網絡上尋找心理咨詢師深夜接受治療了，“現在行情不好，只敢私下找。”
陳念的焦慮在今年達到頂峰，各地嚴格限制開發商利潤、銀行貸款變嚴格，房子去化周期增長，整個行業岌岌可危，甚至已經有同行打出，“要么交業績，要么交尸體”的口號。
“我們就是惶恐的幸存者。”
魏芳先后幫助幾個被裁同事找工作，但情況不如想象中樂觀，“哪怕是優秀員工，也很難迅速找到工作。”
魏芳的前同事徐嘉然去年績效優秀，加上有不錯的從業背景，還和公司以談妥n+1的賠償，“以往要全年高績效，才能在次年拿到3個月工資當年終獎，這次等于提前拿了。”
按徐嘉然的計劃，他準備年前一邊休息，一邊面試，確定意向后過完年再入職——按以往經驗，開年后各大公司還會有離職潮，年前一般也是HR們找新人最頻繁的時期。
但今年的市場卻給了徐嘉然當頭一棒。
以往主動聯系自己的獵頭都紛紛表示“今年特殊，沒有急招崗位”，即使徐嘉然主動投遞簡歷，獲得的回復同樣是“公司內部大調整，沒有招人計劃”。
徐嘉然還在各個社交媒體上發現了和自己一樣經歷的大廠人，他慌了。
“明年3月還有校招，所以年末招聘需求不旺盛”，在互聯網擔任HR的胡雨塵說，“何況今年每家公司業務都在縮減，對招人更加謹慎，流程也變長了。”
互聯網市場的縮小，讓高薪變得遙不可及。為了活下去，許多人選擇“找一份工作將就，等春天來了再說”。
焦慮的何曉婷加入了前同事成立的“教培人心酸轉型"的群，在群里潛水看同事們的去向，她的關注目標從“大家如何轉型”變成了“自己能去哪家公司”。
據何曉彤了解，有部分同事去了小機構，五險按照最低繳納，課時費1小時不足200元，月薪大約6000元，比起新聞里動輒宣傳的私人家教每小時數千元的費用，群里有人直言，“落差很大，但是要生活”。
但這也成了“凡爾賽”，大部分被裁的教師還沒有教師資格證，“只能去做家教，輔導孩子做作業，每個小時80塊錢”。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人選擇領1900元的工資成為一名圖書管理員，或者領取2500元的工資成為街道辦的雇傭工或者網格員，最大的原因莫過于，“工作輕松，能了，時間多可以復習”。
“不管群里大家當下的選擇是什么，都默認終極目標是考編。”
不管是離開還是留下，都是一種尷尬的狀態。
擔心失業的魏芳嘗試給自己找一條退路， “但這條后路不能是‘青春飯’”。
魏芳聯系過外企、國企，前者告訴她按照她的從業背景，薪水大約在萬元，后者明碼標價，崗位薪水不超過1萬元，兩份工作都不足她現在工資的一半。
薪水落差太大，加上同樣是流水線的工作，讓魏芳依舊覺得不安全。
何曉婷決定再等等，轉型是早晚的事，“但再也不要去泡沫嚴重的行業”。
在地產最瘋狂的歲月里，陳念每天需要在不同縣市樓盤里穿梭——公司在不同的縣城拿下了地，每天都有認購活動。
5年過去，陳念想轉型的時候才發現諾大的縣城里面，除了爛尾樓就是一到晚上黑黢黢的樓房，無人居住也沒有商業配套，以至于她想轉型卻發現無路可走。
唯一契機是孩子要上幼兒園了——縣城里面的幼兒園師資力量落后，少有本科學歷的老師，陳念打算去當幼師了，“這個行業利潤薄弱，又發展了這么多年了，應該不會大起大落了吧？”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不論是魏芳、何曉婷還是陳念，都曾經是追逐風口的人，但資本寒冬以及疫情黑天鵝后，意外洗掉了之前擴張的泡沫。
但那些泡沫毀滅之后，沒人關心他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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