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正式發布，就構建老年友好型社會，研究制定住房等支持政策，鼓勵成年子女與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等提出一系列政策意見，引發社會關注。

　　老年人口持續增加，對于家庭、社會以及社會都會帶來巨大挑戰，但也要辯證看待老齡化趨勢。當前我國老年人口的年齡結構尚處于“低齡化”階段，如果政府、社會、家庭各方積極應對，老年人積極活出自己的世界，則有望給社會發展帶來“銀發新生態”。

　　文 | 陸杰華、劉芹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文化縱橫”（ID：whzh_21bcr），原文首發于2021年11月25日，原標題為《“鼓勵子女與老年父母同住”寫進頂級文件, 背后潛臺詞是什么? | 文化縱橫》，原刊于《人口與經濟》2021年第5期，原題為《中國老齡社會新形態的特征、影響及其應對策略——基于“七普”數據的解讀》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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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齡化社會”已經來臨？

　　2021年5月11日，舉世矚目的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數據結果發布。我國總人口數為14億1178萬人，較2010年的“六普”增加7206萬人，增長率為5.38%，與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人口總量增速明顯放緩。而受育齡婦女規模縮小和比例下降、生育水平持續走低等多種因素長期累積的影響，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在兩次普查的十年間發生了重大轉向，人口發展面臨著從以往數量壓力到結構性挑戰的歷史性轉變。

　　“十三五”時期的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調整僅帶來少兒人口比例的小幅回升，卻并沒有改變人口結構變老的長期發展趨勢。具體而言，與2010年相比，2020年0—14歲、15—59歲、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分別上升1.35個百分點、下降6.79個百分點、上升5.44個百分點，即“兩升一降”，與此相對應的人口金字塔“頭重腳輕”的態勢進一步加重。因此，生育政策的調整和完善不僅無法扭轉人口老齡化持續加深的趨勢，無法解決老年人口規模膨脹的問題，對于減緩老齡化速度、控制老齡化水平的作用也相對有限。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新挑戰，呈現出人口又多又老的發展態勢，且“老”這一結構引發的深層次問題更加值得關注。

　　第七次人口普數據顯示，我國老年人口的數量和比重持續攀升，60歲及以上人口總數為2.64億，占總人口比重為18.70%，65歲及以上人口總數為1.91億，占總人口比重為13.50%，兩者比重較2010年分別上升5.44和4.63個百分點。這表明，當下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中國即將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老齡社會新形態的格局已經形成且不可逆轉。少子化態勢加深，勞動力人口規模與比例持續下降，老年人口規模快速增長，老年人口比例急劇擴大，老齡化新格局下經濟社會正進行深刻的變革和調整，中國正在經歷老齡社會形態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未來我國將長期面臨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持續壓力，因此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將是國家乃至全社會的一項長期戰略任務。本文將基于“七普”數據，對老齡社會新形態下的人口老齡化新特征進行闡述，并側重討論在此新形態下老齡化帶來的多重影響及應對方略，為更加深入認識以及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提供必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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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齡社會新形態下的人口老齡化新特征

　　自2000年中國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人口老齡化進程一直呈現加速的鮮明特征。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則進一步凸顯了當前老齡社會新形態下人口老齡化的新特征。

　　（一）人口老齡化呈現加速增長態勢，增速遠超出預期

　　表1和圖1展示了自1953年起歷次人口普查老年人口數量、占比以及年均增長率情況。首先，就老年人口數量而言，自1953年起，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持續增長，到2020年達2.64億，70年間增長至最初的6倍；而65歲及以上人口除1953年至1964年間略有下降，此后同樣保持快速增長的態勢。其次，在老年人口占比方面，也可以發現與老年人口數量保持著同樣的增長態勢。2000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0.3%，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7.0%，我國開始邁入老齡化社會；自此以后，我國人口老齡化持續加速，僅用了20年，60歲及以上人口以及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別達到18.7%和13.5%，與2000年相比幾乎翻倍增長。圖1中60歲及以上人口和65歲及以上人口的數量和占比曲線均以持續抬升的斜率保持著快速增長的態勢，人口老齡化之迅速明顯超出預期。　　

　　同樣，從老年人口數量的年增長率方面也能發現人口老齡化的加速發展態勢。從表1和圖1可以看到，1982—2010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的年增長率保持上升的態勢，但年均增長率的增幅較小，最高僅0.39%，而令人驚訝的是，2010—2020年這十年間，60歲及以上人口的年均增長率增幅接近1%，遠超于上一個十年(0.15%)。65歲及以上人口也表現出與60歲及以上人口同樣的加速發展態勢，甚至較其更加嚴重，1982—2010年，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的年增長率保持在3%以上，甚至隨著年份的進展稍有降低，而2020年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的年增長率陡增至4.80%,與2010年相比增幅達1.79%，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人口老齡化已邁入加速發展的軌道。總體而言，人口老齡化呈現加速增長的態勢已成為我國老齡社會新形態的鮮明特征之一。

　　（二）老齡化地區差異更加明顯，區域應對壓力增加

　　由于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有著差異較大的氣候環境、生活方式、飲食習慣、經濟發展和歷史民族文化等，可能對人口老齡化產生不同的影響。為科學反映我國不同區域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將我國的經濟區域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四大地區。通過綜合自然地理和行政區劃，可以將我國劃分為東北、華北、華中、華東、華南、西北和西南七大地區。下面結合四分類和七分類這兩種區域劃分方式，以第七次人口普數據為基礎闡述現階段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區域特征。表2展示了兩種地區劃分方式下“六普”和“七普”各地區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情況。　　

　　首先按照社會經濟分區來看，東北地區的老齡化程度最為嚴重，60歲及以上人口和65歲及以上人口占地區總人口比重分別達24.00%和16.21%，已經進入了中度老齡化階段；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老齡化程度較為接近，60歲及以上人口和65歲及以上人口占地區總人口比重分別為18.85%左右和13.50%左右；西部地區的老齡化程度最低，60歲及以上人口和65歲及以上人口占地區總人口比重分別為16.00%和11.60%。其中東部地區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最好的地區，老齡化程度居中；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均較低，老齡化水平呈現出一高一低的突出特點，且東北地區已經進入中度老齡化階段。但四分區法僅以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為依據進行劃分，各地區內部囊括的省份較多且地理分布廣闊，尤其是西部地區就包含了我國大部分地理區域，因此尚無法更加精細地反映出不同行政和自然地理區域的老齡化差異。　　

　　按照行政地理分區來看，東北地區仍然是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地區；華北地區、華東地區和華中地區呈現出相近的老齡化水平，60歲及以上人口和65歲及以上人口占地區總人口比重分別為19.50%左右和14.00%左右，超過全國的平均水平；華南地區和西北地區為老齡化程度最低的區域，60歲及以上人口和65歲及以上人口占地區總人口比重分別為14.60%和10.40%左右，尚未達到全國平均水平；而西南地區的老齡化水平居中，60歲及以上人口和65歲及以上人口占地區總人口比重分別為16.48%和12.40%,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由此可見，以全國平均水平為基準，七類地區表現出4種老齡化水平(詳見圖2,虛線為全國平均水平)。

　　此外，對比各地區“六普”和“七普”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數據可以發現，我國老齡化的地區差異更加明顯。具體來說，從社會經濟分區來看，“六普”數據顯示各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差值范圍為0.04%—0.98%，而“七普”數據顯示的各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差值范圍為0.48%—4.61%；從行政地理分區來看，“六普”數據顯示各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差值范圍為0.08%—2.28%，而“七普”數據顯示的各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差值范圍為0.01%—5.82%。

　　總體而言，我國老齡化的地區差異較以往更加明顯，且無法用任何一種因素(如經濟、氣候、地理條件等)完全加以解釋，因此地方性政策和措施需要分類指導、因地制宜，采取更有針對性的老齡化應對方略。

　　（三）老齡化省際差異呈樣多樣化，分省應對回旋空間明顯增大

　　我國老齡化水平除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外，也存在多樣化的省際差異。圖3和圖4分別展示了“七普”數據中我國各省份60歲及以上人口和65歲及以上人口的占比情況，圖中的實線為全國平均水平，圖中的短虛線和長虛線分別為輕度老齡化標準(即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0.0%或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7.0%)和中度老齡化的標準(即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20.0%或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4.0%)。　　

　　綜合圖3和圖4可以看出，我國31個省份的老齡化程度差異顯著。目前全國有18個省份的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即18.7%),而有13個省份的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即13.5%)。從老齡化程度來看，僅西藏自治區仍未進入老齡化社會，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僅8.52%，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也僅5.67%。不過，目前已有12個省進入了中度老齡化，包括天津市、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上海市、江蘇省、安徽省、山東省、湖北省、湖南省、重慶市和四川省，其中安徽省和湖南省僅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14.0%,但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尚未超過20.0%，而其余10個省份兩個年齡段均超過中度老齡化水平的評價標準；剩余的18個省份則處于輕度老齡化水平。

　　總體而言，目前我國各省份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差異性較大，不同省份分布于人口老齡化的不同階段，即尚未老齡化、輕度老齡化以及中度老齡化這三種不同階段(詳見表3)。因此，我國老齡化的省際差異呈現多樣性，分省應對老齡化的回旋空間增大，即部分省份面臨較大的老齡化壓力，需要盡早采取應對措施，而另一部分老齡化水平較輕的省份還可以盡早進行前瞻性地政策部署，有效減輕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的長期影響。　　

　　（四）動態認識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未來發展趨勢

　　自2000年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后，老年人口規模和比例保持加速增長的態勢，僅二十年間，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增加了8個百分點。但是，要達到對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充分認識，不僅需要充分回顧過去，更需要動態認識和預判其未來發展趨勢。老齡化的發展并非一項勻速、同向的簡單運動，其特征是動態發展和變化的，需要人口學者持續保持敏銳，時刻利用有效數據和信息進行判斷。當前的老齡化速度尚未達到最快，未來老齡化人口將繼續加速增長。

　　表4展示了以往不同的代表性文獻對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預測情況，可以看出以往對目前老年人口數量和占比的增長預測基本都是低估的。第七次人口普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數量為2.64億，占總人口比重為18.7%,而除了陳艷玫等預測2020年60歲及以上人口數量為2.75億人外，其余均低于實際人口數值，因此以以往的人口發展狀況為準將低估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速度從而導致盲目樂觀，未來人口老齡化的進展將遠快于預測水平，需要根據實際變化進一步對老年人口預測進行調整。　　

　　前述提到，在2010年至2020年近十年間，老年人口規模和比例呈現加速增長的態勢，其人口數量的年平均增長率遠高于以往。但是，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當前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尚未達到最快的時期，未來兩至三年可能是老齡化發展更快的時期，我國可能整體邁入中度老齡化社會的行列。因此，我們需要充分認識到人口老齡化發展并非一個勻速的過程，而是一個加速發展的動態過程，需要持續動態認識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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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齡社會新形態下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多重影響

　　自2000年邁入老齡化社會，我國人口老齡化逐漸呈現出與其他國家有差異性的、不可復制的突出特征，包括老年人口規模巨大，老齡化發展迅速，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倒置顯著，未富先老，女性老年人口數量多于男性，“少子化”、“高齡化”、“空巢化”與老齡化并存等。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口增長持續加速，且各地區和各省份呈現出差異性、多樣化的老齡化發展進程，體現出老齡社會新形態下的人口老齡化新特征，而這些特征勢必將給社會、經濟、文化、技術、治理、家庭等多個方面帶來深遠影響。不過，進入老齡社會新形態之后，我們需要客觀全面地認識和理解老齡化的變化及其多重影響。總體上看，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影響并非都是消極或負面的，而是機遇與挑戰并存，需要綜合看待。

　　（一）機遇相隨——老年人口年齡結構低齡化帶來回旋空間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人口轉變也加速進行，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生育結構和死亡結構改變、平均預期壽命延長共同導致中國老齡化的加速發展。通常認為，人口老齡化意味著勞動年齡人口結構老化和老年撫養負擔增加，導致家庭和社會面臨沉重的照料和經濟負擔，從而對社會經濟發展造成阻礙。但是，人口老齡化并不是一個單一概念，其對社會的影響需根據老齡化水平的不同而差別看待。

　　與日本、韓國等國家的老齡化程度相比，我國雖然部分省份已經進入中度老齡化階段，但全國平均水平尚處于輕度老齡化，還有一定的緩和空間和回旋余地。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和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CLASS)最新一期的調查結果表明(詳見表5)，目前我國的老年人口大部分為低齡老年人口(60—69歲)，而高齡老年人口(80歲及以上)規模和占比較少，表明我國正處于老年人口結構低齡化的機遇之中，我國尚可以充分利用好這個回旋時間為下一步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做好多種準備。　　

　　具體而言，我國老年人口結構低齡化給社會經濟帶來的機遇主要體現于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催生銀發經濟。銀發經濟又稱老年產業或老齡產業，指的是隨著社會的老齡化而產生的專門為老年人消費服務的產業，包括老齡儲蓄業、老齡服務業、老齡用品業和老齡房地產業等。人口老齡化有效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的變化，尤其是對第三產業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通過積極發展銀發產業，不僅有效滿足了老年人的需求，緩解了老齡化所引發的社會壓力，同時給經濟帶來了有效刺激。此外，人口老齡化將通過預防動機產生儲蓄激勵，造成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從而促進第二次人口紅利的發生。

　　二是利用銀發勞力。老年人口并非絕對的消費性人口，也具有生產性特征，尤其是低齡老年人口，他們身體狀況較好，且大多具有知識、經驗和技能優勢，可以繼續為社會發揮巨大的作用。當下，傳統意義上以勞動力數量為主的人口紅利正趨于消失，我國進入以人口老齡化為特征的后人口紅利時代的趨勢不可避免。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和勞動力供求的逆轉可能成為延遲退休年齡的推力，而養老金制度的老齡化危機則成為延遲退休年齡的拉力，通過延遲退休可以進一步延長人口紅利，促進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同時有利于個體積累養老金，并改善養老金財務收支平衡等。

　　三是促進銀發新生態。中國的老齡群體不可一概而論，隨著時代的進展，傳統意義上的老年人已經無法充分闡釋現代老年人的內涵，“老”需要重新定義，中年和老年的邊界逐漸模糊，中年的限期不斷延長，感知到變老不斷延后。老年人正在積極地投入新的旅途，活出自己的世界，給社會帶來屬于新老年人的活力和價值。

　　（二）老齡化所面臨的微觀、中觀和宏觀挑戰

　　除了看到老齡社會新形態下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機遇，更應該看到所要面臨的挑戰，下面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來進行闡述。

　　微觀層面，主要是從個體和家庭的角度來看。目前老年人的養老還是主要依托家庭代際支持，而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速進展和以往過低生育水平的遺留效應，未來家庭的養老負擔逐漸加重，越來越少的年輕人將負擔越來越多的老年人的養老和照料工作，導致年輕人不堪重負。同時，失獨、空巢、高齡、失能、失智等社會問題進一步導致家庭的養老功能缺位，一部分老年人面臨無處養老和無人養老的困境。

　　中觀層面，主要是從社區、機構或企業等角度來看。社區方面，社區養老是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的中間橋梁，家庭養老功能的衰弱對社區養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社區是老年人除家庭以外的主要活動場所，如何打造年齡友好型的社區環境，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打造社區養老共同體，也成為社區發展進一步面臨的問題。機構方面，家庭結構改變，戶均人口規模銳減，且無子女家庭比重上升，對居家社區為主的社會化養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我國養老機構的數量和質量尚無法滿足快速增長的養老需求。企業方面，人口年齡結構的改變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的變化，各企業都無法脫離銀色經濟的洪流，是否隨著銀色洪流調整產品、服務和技術，是所有企業都需要深思的問題。

　　宏觀層面，主要是從國家和社會的角度來看。國家方面主要包括超前規劃頂層制度設計、合理配置養老資源和解決區域老齡化差異性問題。首先，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我國21世紀的基本國情，因此從頂層設計到地方政策的出臺和實施可能都無法避免與老齡化應對策略交集，政策的設計和實施都面臨著全方位一體化的要求。其次，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國情是未備先老、慢備快老，而預計未來老齡化仍在加速進展，雖然存在一定的回旋空間，但養老、醫療、基礎設施等一系列資源都尚不能滿足老齡人口的持續增長需求。再次，不同地區、不同省份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老齡化水平不同，因此不存在對所有地區都同樣適用的老齡化政策或措施，需要因地制宜，并考慮其平衡性、公平性和有效性。最后，城鄉差異不能忽視，我國老齡化存在城鄉倒置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改變“重城市輕農村”的傳統思維定式。社會方面主要包括社會文化環境和社會治理這兩個方面的問題。首先，老年人自身和其他年齡階段的人群對老年人的社會觀念需要進一步改變，認識到老年人口的增長不僅是負擔，更是社會和家庭的機遇和財富；其次，人口老齡化引起社會結構、社會保障、醫療資源和福利供給等多方面的變化，如何在老齡社會新形態下維護社會的穩定發展，是社會治理所面臨的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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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齡社會新形態下老齡化應對的主要方向及其方略

　　老齡社會新形態下的老齡化給個體和社會均帶來了諸多挑戰，應對老齡化并不僅僅是國家或任何組織的責任，而需要處于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共同參與，如此才能變挑戰為機遇，抓住人口老齡化的多樣紅利。老齡社會新形態下老齡化應對的主要方向在于兩個方面：一方面，充分利用老年人口結構低齡化帶來的機遇；另一方面，堅決保障各年齡階段老年人的合法權利和生活質量。為實現以上兩方面目標，下一步老齡化應對的具體方略應主要聚焦于四個方面，即理念適老化、政策一體化、區域平衡化和治理多元化。

　　第一，理念適老化。

　　理念適老化主要針對不同層級而言，即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的多元主體應將老齡化視為常態，在工作和生活中充分融入老齡化理念。宏觀層面，需要各級政府將老齡化理念融入所有政策，社會環境建設過程中將尊老愛老以及新老年人思想融入社會，并在醫療和基礎設施建設中充分考慮人口老齡化現狀，積極構建適老型社會。中觀層面，社區、機構、組織和企業等的服務和產品理念也需要適應加速的老齡化新形態，例如養老機構打造優質養老服務和養老環境，銀行和保險公司應積極推進養老儲蓄和養老保險業務，企業應開發適合老年人使用的設備或物品，旅游業、房地產等也可以推出老年旅游和養老地產等相關業務，積極發展銀色產業。微觀層面，做好人口老齡化國情教育，讓各年齡階段的人群充分認識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形勢、政策法規、敬老文化等，讓各年齡階段的個體認識到人口老齡化不可逆轉，老年人應放平心態，正視身份，積極發掘自身潛力，做新時代的老年人，而年輕人一方面需要認真履行對父母的贍養責任，另一方面也需要重視未來自身的養老問題，從各方面早做準備。

　　第二，政策一體化。

　　老齡公共政策要保證有效性，需要做到兩個一體化，即橫向一體化和縱向一體化。人口變化是一體的，要解決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不能僅僅聚焦于老年人口，還需要進一步關注少兒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因此橫向一體化是指老齡公共政策應不僅包括老年人有關的社會保障、醫療、養老等系列政策，還需要將視角橫向擴展到全方位、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例如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政策等，當提高了出生率，少兒人口占比上升，對應的老年人口占比自然下降。政策的縱向一體化則是指老齡公共政策需要從頂層設計到基層落實的多層級細化政策，既需要國家級老齡化戰略的提綱挈領，也需要細化到各地的因地制宜，從國家層面的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戰略到構建適合不同地方的老年服務體系(醫養結合、養老保障)等，如此才能保證各項政策的有效落地。

　　第三，區域平衡化。

　　我國面臨著老齡化水平的區域差異問題，包括省際差異和城鄉差異。在政策的出臺和實施方面，要因地制宜，并考慮其公平性、平衡性和有效性，各地方也需要以頂層制度設計為綱，結合本地實際情況靈活應對，務必做到區域應對的一地一策。在資源的供給方面，權衡到各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老齡化程度，亟須盡快改變“重城市輕農村”的傳統觀念，健全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按需劃撥養老資源，將養老公共財政和資源向農村地區傾斜，實現有限資源的最優利用，最終縮小城鄉差距。

　　第四，治理多元化。

　　人口老齡化引起社會結構、社會保障、醫療資源和福利供給等多方面的變化，如何在老齡社會新形態下維護社會的穩定發展，是老齡社會治理的重要議題。傳統的以政府為主導的治理體系難以滿足老齡社會的治理需求，應對人口老齡化并不僅僅是國家或任何組織的責任，而需要多方積極參與，建立老齡化視角下社會、政府、家庭和個體多元共治的社會治理體系。此外，為實現老齡社會的有效治理，還需要強化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法治環境建設，充分保障老年人合法權益。通過完善家庭、社區和社會的多維支持和治理體系，創建養老、敬老的老年友好型社會環境，充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和生活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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