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高校青年教師這一職業看似光鮮，卻也面臨著不小的壓力。作為學術世界的新生力量，他們遭遇的困境和問題應該得到關注。本文以調查訪談為基礎，指出在當前學術勞動力市場中，不少青年教師面臨著時間壓力和焦慮，不得不通過延長工作時間等“自我剝削”方式來應對壓力，為此犧牲了休閑和家庭生活，越來越像“知識工人”。這顯然不利于學術勞動力的再生產和學術可持續發展。

　　“在象牙塔和學術流水線之間”這一比喻或許較為恰當地描述了當前許多高校青年教師的窘迫處境。他們中一些人懷揣著“以學術為志業”的理想，卻面臨著為生產學術成果而徹夜難眠及為避免轉崗或失業而疲于奔命的現實。當前，對于正在努力想“上岸”的青年教師而言，“在學術界失眠”一語并非過甚其辭，因為他們身處其中的學術職業的制度環境表現出過度強調生產效率的特征，而生產效率以單位時間內的產量來計算，所以青年教師常常需要通過犧牲身體健康和占用休閑時間來應對時間壓力。

　　近年來，中國自然科學領域的論文數量排名在全球領先，但也出現高校青年教師由職業競爭加劇引發的工作壓力增大、工作倦怠感提升和心理健康問題增加等現象。許多青年教師在考核壓力下，不得不以追“熱點”、主動“灌水”及弄虛作假等方式來提高學術生產速度，降低了學術產出質量。當前，學術職業的制度環境何以使得激勵學術生產的舉措成為青年教師時間壓力的主要來源？

　　在我國，行政力量主導著學術勞動力市場的資源配置與政策制定。行政邏輯實質上是科層制管理邏輯，它主要通過行政指令的方式為各級主體制定目標，操作上可能表現為“非升即走”等政策的實施情況存在不同組織的區別，也可能表現為各高校量化評價標準的差異與變動頻率的不同，等等。行政邏輯與學術邏輯產生的矛盾增加了青年教師的時間壓力。因而，本文所提出的問題是：行政邏輯如何加重青年教師的時間壓力?青年教師的應對策略又是什么?　　

　　文獻回顧與分析邏輯

　　時間壓力是學術工作的一個明顯特征，它既源于學者追求學業的內驅力，也源于外部約束力量的強制性。以往研究通常從理論上對學者的時間觀進行類別化來分析時間壓力的來源和結果。根據學者的工作體驗可區分出日程表時間、不受其他安排影響的時間、合同時間和個人時間四種沖突的時間視角，受到日程表控制的時間是當前學術工作時間安排的主要特征。另外，還可根據時間邊界來建構學者不同的時間觀，比如工作時間可分為真實工作時間和浪費時間。缺乏前者會導致學者產生挫敗感和失落感，而后者以碎片化的形式打斷、擠壓可用于學術工作的時間。時間分類直觀地展現了外部控制帶來的時間壓力越來越大而學者的自主性越來越小的現實。

　　現有文獻大多關注全球學術勞動力市場變革給年輕學者帶來的時間壓力。以往研究認為有兩個主要的作用機制：一是對學術勞動過程的控制，二是對學術身份認同的重塑。從學術勞動過程的視角來看，首先，對質量(以數量為計量準則)的一味追求就是市場價值對學術勞動過程進行控制的方式，比如以出版物和課題的數量作為非常重要的評價標準。對此，學者可能會通過抵制、抱怨、服從和共謀等方式來應對。具體表現為學者堅持自己的研究傾向來抵制流行研究導向的侵蝕、嘴上抱怨、公開拒絕、承擔更多的工作并加快日常工作節奏，或不去進行創造性投入而專注于生產符合評價要求的學術產品，甚至采取“重科研，輕教學”等方式。

　　雖然學術勞動被認為是“激情”勞動和情感勞動，但管理主義的確給學者帶來了更大的時間壓力。這不僅表現為高校內部官僚化的管理方式（填寫表格等事務）的增加改變了學者時間安排和組織工作的方式，降低了教師的自主權，還表現為學院內部可能出現的“同事剝削”。有些教師利用等級職位優勢、“裝傻”和欺騙等方式將跟學術產出無關的事情交給初級教師和女性來做，不僅侵占受“剝削”者的時間、增加其工作量，還可能造成心理和情感傷害，使得青年教師的處境更加弱勢，還加深了性別差異。一些實證研究結論也表明，高校教師的時間分配特征體現了學術等級身份和性別差異。時間分配的性別差異還與個人的追求、對社會性別期待的認知和具體情境等因素有關。

　　從學術身份認同的視角來看，以往文獻多以當前全球學術勞動力市場為背景，以學術自主性為主要衡量標準，從中產生了兩種競爭性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由于全球高等教育系統和學術勞動力市場中管理主義和評估的興起，學術職業的自主權降低，并伴隨著工作量增加和職業穩定性下降，所以學者越來越像“知識工人”；另一種觀點認為學術身份并未產生本質性變化，學術理想仍然是其主要內容，只是學者內部的差異性在增大。時間壓力不僅體現于學術身份認同之中，二者還互相影響。

　　首先，時間壓力感知會影響學術身份認同。管理主義的壓力會使教師花更多時間追求資助，導致其工作滿意度和自主權降低，這不利于形成穩定的學術身份認同。年輕教師常被迫把時間花在與學術產出無關的事情上也會影響他們自身學術身份的建構。另外，學術身份認同也會對時間分配產生影響。如，對于英國的年輕學者而言，在有限時間內加快學術生產速度的觀念已經被他們所內化，他們可能很難去評價計量文化和管理主義對社會及個人帶來的損失。而且，由于高度專業性是學術工作的特性，長時間工作也是一些學者的樂趣所在，從而學術職業的特征可能掩蓋部分制度變遷帶來的負面影響。

　　以往研究將年輕學者時間壓力增加歸因于新公共管理和學術資本主義對高等教育系統與學術勞動力市場的入侵與控制，對時間用途分類有助于較直觀地對時間壓力來源進行判斷，卻難以對行動者行為產生的因果機制進行解釋。由于宏觀制度通過情景機制將行動者的注意力焦點結構化，能動性體現在行動者致力于實現自身利益與價值的過程之中，所以對學術勞動過程和學術身份認同進行研究可為探究因果機制提供有效的分析基礎。以上觀點并非全然適用于解釋我國的現實情況，因為相關文獻中所提及的管理主義來源于新公共管理，其本意在于強調結果和績效而非行政指令，它是市場邏輯導向的學術勞動力市場的特征。相對于專業協調模式（學術邏輯主導）和市場模式而言，我國大陸屬于國家模式。雖然隨著經濟、社會體制轉型，市場邏輯和學術邏輯在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中的重要性有所提升，但顯然，我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和學術勞動力市場主要由行政邏輯主導。當前“非升即走”制度落實的過程中便具有壓力型體制下“錦標賽”形式的特征，比如將短期內科研產出的數量作為青年教師的重要評價指標，實現政策目標過程中學校及學院的“層層加碼”，等等。行政邏輯是組織治理的科層制管理邏輯。當前高校的量化評價規則對青年教師科研產出的數量、質量與時間同時提出要求。以“非升即走”制度下的教學科研崗位為例，考核項目包括出版物、各類基金和項目、教學課時以及社會服務，還可能需要擔任班主任/輔導員和獲得行政分數。晉升的時間限制通常為3~6年，3年為一個聘期。評價的形式以計量為主，根據期刊/行政級別，論文與基金/項目都有對應的賦值標準。具體的實施細則和執行力度根據院校和院系差異而有所不同，難以一概而論。學術勞動力市場中的市場邏輯逐漸被行政邏輯所吸收，這與學術邏輯在一定程度上產生沖突，市場邏輯是對高效生產和可量化評價的要求，學術邏輯更為強調學術質量和由學者主導的同行評審。

　　行政邏輯將青年教師的注意力集中在行政指令導向的學術生產中，為高校、學院將實現組織行政目標的壓力轉移到青年教師身上提供了合法性，并增加了外部控制力量施加給青年教師的時間壓力。行動者是理解制度持續與變遷的關鍵，青年教師所具有的多重職業身份認同（如學者、某高校教職工）和身份沖突是理解群體內行為差異性的重點，且與學術勞動過程互相影響。綜上所述，本研究將從行政邏輯的角度探究青年教師的學術勞動過程與學術身份認同中所體現出的時間壓力與應對方式的特點及其成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材料源于作者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對18名青年教師（35歲及以下）的深度訪談。受訪者來自北京、上海、江蘇、廣東、陜西、湖南、湖北和海南八個省/直轄市中的15所高校，其中，985高校10位，211高校6位，普通本科高校2位。他們所在的高校或者院系實行“非升即走”制度，其中15人與高校簽訂過預聘制性質的合同，3人入職后直接獲得講師編制。被訪者中男性14人，女性4人；年齡在30~35歲之間；7位屬工科專業，4位屬社科專業，4位屬理科專業，2位屬醫科專業，1位屬文科專業；受訪時，職稱為教授者1人，副教授3人，講師6人，其余暫無職稱；據受訪者自我報告，他們每周的工作小時數從60~90不等。

　　奔馳在“快車道”上：青年教師的工作日常　　

　　高校教師的時間安排通常具有彈性，但彈性之中有剛性任務，青年教師亦是如此。他們在晉升壓力之下需要完成課題和論著的考核要求，同時還要負擔教學和一定的行政工作。加快節奏、延長時間，以超負荷方式進行“自我剝削”，幾乎是青年教師的必然選擇。

　　1.全年無休：受行政邏輯評價體系支配的忙碌日常

　　高校評價青年教師是以其在所限定的時間內發表論文（包括文章數量和刊物等級)和拿到課題（主要是國家項目）為首要標準。論文和課題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它是青年教師能力和產出的體現，而且對于高校參與學科評估、排名等級有直接影響。因此，寫論文和申請課題主要不是由個人興趣驅動的科研活動，而是不得不為之的剛性要求。一位剛入職一年的工科教師這樣描述他近期論文寫作的經歷：“我今年要發1篇SCI二區的文章才能有機會留下。半年前我巴結了一個大佬，他愿意給我數據，但數據不全，我的知識結構也對不上......總強過要我做無米之炊，硬上唄。這篇花了5個月時間才完成初稿，事倍功半。白天有課和其他事情，論文大部分都是晚上完成的。我沒有一天2點之前睡覺，經常躺下還睡不著，沒把握，前途還搭進去了。躺了半小時我還沒睡著，就繼續起來干......很累。有次鬧鐘沒響，我直接睡到第二天凌晨，整整睡了28個小時。”

　　雖然存在學科差異，但學術科研工作有其自身的內在節奏。不過，現在通常的節奏被打亂。青年教師大多馬不停蹄地突破著自己的抗壓上限。一位教學型醫學院的青年教師介紹了他的日常時間安排：

　　“早起就做實驗到下午3點，然后趕緊睡下，5點半要去手術室接班，做到第二天早上8點，白天繼續做實驗。有時候晚上還要上夜班，整個人很疲憊......要過考核我今年必須還要發文章。醫學院就是這樣，雖然不同科室會有些區別，只能這樣熬。最近一次連續通宵是上周，我兩天只睡了6個小時，每天只睡5個小時是常態。”

　　高校對科研成果的要求有規定的考核時間和評價范圍，青年教師學術工作的時間安排和科研取向均受制于行政邏輯的強制，由此帶來的時間壓力會降低學者分配時間的自主性從而影響運用時間的質量。根據行政規定的截止日期來進行工作與根據學術熱情進行科研的時間安排存在內在沖突，因前者具有強制性，會阻礙創造力和降低研究質量。從以往研究和受訪者的經驗來看，在壓力型體制下的競賽中，青年教師大多傾向于服從和適應，比如迎合期刊偏好寫作、為追求發表數量而將一篇文章拆后投稿，甚至還可能出現學術不端行為。

　　預聘期內申請到國家自然/社會科學基金往往是國內當前大多數實行“非升即走”政策的高校中青年教師獲得晉升的必要條件。受訪者普遍表示由于資助率不高、自身學術資源限制、迎合項目指南、時間壓力大、運氣不好等原因，獲得國家級科學基金的難度甚至比達到論文要求更大。一位剛休滿產假回到工作崗位的理科青年教師這樣描述她第三次撰寫申請書的經歷:“寒假我邊帶孩子邊寫本子，小孩小，白天我抽不開身，邊哄他同時還要瀏覽基金申請的那些論壇、QQ群，怕萬一錯過消息。晚上孩子睡了，我也上下眼皮打架得厲害。但馬上就要交本子了，不去申請怎么會中呢？只能強撐不睡覺來寫本子。那段時間我在廁所抱頭痛哭了好幾次，我老公一直勸我別在高校了......他覺得我現在實在是太難了，怕我崩潰。”幸運的是，這次她中了，她用“范進中舉”一詞形容自己得知獲得資助后的感受。

　　另一些受訪者仍因暫未獲得國家基金而難眠。一名已有講師編制的青年教師談道：“今年，一個國自科是明確的評副教授的要求，去年還不需要。因去年我們學校申請人數增長但獲批項目比前年還少了30多項，今年領導很重視，我本來已經可以評，現在又不行了。才12月我就開始睡不著了......我是最后一批有編制的，新來的老師是沒有編制的。但我的壓力不比他們小，晉升的名額有限，我開玩笑說我是可以‘混’的，但其實我壓力很大，我還是要跟他們去比。”即便是有編制的青年教師也無法置身事外，因為由行政主導的晉升壓力蔓延至整個競爭環境之中，不競爭就等于自動棄權。并且，行政目標不是十分穩定，政策時有變化，不太符合學術規律，加重了青年教師的焦慮感。

　　除了感到發表論文和申請基金的時間緊張之外，其他事務也會增加青年教師的時間壓力。一位入職時間約兩年的工科青年教師如此描述他的日常狀態：“我全年無休，每天早上8點到晚上12點都是工作狀態，熬夜是家常便飯了。上課、備課、帶畢業課程設計、整理院里學科評估材料、出卷子、改卷子、各種會議、接待專家，我都要做，顯然白天和工作日做不完......此刻我面前就擺了6本記事簿，腦子里隨時都在想接下來做什么。”

　　受訪者多次提到擠占學術時間的工作事務—高頻的各類行政會議和繁雜、多樣的表格填寫任務。一位青年教師在介紹自己上周的時間表時說：“周一上、下午在開學校行政的會，周二下午是學院的分享會。周四上午也在開會，周五一天在弄周一開會說的我們省學科評估的表。關鍵是這些會中講的很多都是廢話，但是這個流程必須有。”另一位剛獲得副教授職稱的工科青年教師說：“學科評估要檢查儀器是否充分交流，不僅你實驗室的人要用，還要開放給其他人用，很多儀器的需求很專，連實驗室的人也不都用，別人更不用了。我專門整整花了半個多月去湊這些證明它被使用的材料，費時費力還無用，最后還只得了‘合格’，我認為這個檢查的方式很虛假、低效。”從訪談中可知，青年教師并非都是追求“真空”科研環境的理想主義者，令他們感到浪費時間的是冗余、低效和形式主義的行政任務。

　　行政邏輯主導的量化評價機制以較為單一但快速的方式將青年教師進行優劣劃分，雖有一定的工具合理性，但也由于其與學術邏輯存在一定矛盾而使得青年教師群體時間壓力增加。行政邏輯具有強制性，它可能通過“層層加碼”的途徑將高校和院系等各組織層級的目標不同程度上施加于青年教師身上，這些不得不完成的任務可能并未符合科研工作的實際情況，加重了青年教師的焦慮感。

　　2.八小時外定成敗：被迫超負荷運轉的身體

　　每周工作50小時及以上即為過度工作。以受訪者自我報告的情況來看他們均已過度工作。學術工作一直以來有“無邊界的工作文化”，長時間工作并非罕見。問題在于市場競爭邏輯不斷延伸進學術領域，如果行政力量再推波助瀾，學者過度工作就愈演愈烈。此外，信息技術發展導致通信量大幅增加，需要及時回應外部信息往往使人更加忙碌。所以，初入職場并期待在學術職業道路上晉升的青年教師往往會主動選擇延長工作時間的方式來應對時間壓力。

　　由于總體工作量和壓力的增加，青年教師本應以休閑來解壓，但他們常常減少休息和家庭事務投入的時間來增加工作時間。一位教數學的青年教師說：“去年過年我媽叫我別回家，我倒是挺樂意，她因為怕別人問我找對象的事兒給她丟人，我還要愁論文，也沒空想放假和找對象的事。”所有受訪者都表示會在每天下班回家之后還需繼續保持工作狀態，比如看文獻、寫論文、備課和回復郵件等，主要是因為白天的時間除了課程教學之外，還常常被行政事務和報賬等事情碎片化。一位工科專業的副教授說：“白天太多事......我不想熬夜，我知道對身體不好，但只有晚上才是我自己的。”部分人會給自己在周末安排一點休息時間，不過有時周末也可能被與工作相關的事務所打擾，比如有些擔任本科班主任的青年教師常常還需要周末處理突發狀況、與合作單位交流等等。寒暑假和下班后應該享受的休息時光，往往是青年教師擁有更大自主權可以“剝削”自己的時間。

　　青年教師們不僅是初入職場的新人，也是需要承擔家庭責任的家庭成員，但是受訪者大多表示由于工作忙而花在家務上的時間有限。“其實我也在很努力地擠出一點點時間滿足家庭的需求，但就連我小孩周六上午打預防針的事情我都不能保證答應后一定可以做到。”除此之外，還有如二位受訪者提及的“未拿到職稱暫時不想生孩子”和“基金都還沒中哪有空考慮戀愛的事情”這樣由工作時間壓力而產生的想法。又因為社會性別期待等原因，學術勞動力市場中的招聘和晉升等方面均體現出性別差異，進一步加劇了女性青年教師艱難的處境。工作中的時間壓力用一只“看不見的手”操縱著青年教師的人生規劃和家庭生活，使得“工作與生活平衡”變成難以企及的理想，還易引起個體產生焦慮、倦怠和抑郁等負面情緒。

　　令人緊張和焦慮的工作狀態難以形成穩定的學術身份認同、對組織的歸屬感和團隊合作精神。“大年初一我7點多到辦公室準備寫論文，另一個同事從他辦公室出來，他肯定除夕通宵了，我后悔昨天休息了一天。一個比一個拼命，搶著做‘沒意義的事’才能和院領導搞好關系。就是內卷，都在拼命干但實際上都沒進步。”一位在東部某985高校優勢學科任教的青年教師將其學院內的惡性競爭形容為“養蠱”。

　　在行政邏輯主導的約束框架之內，青年教師面臨被淘汰、換崗、降級甚至是失業的可能性，期望規避向下流動或重置職業軌跡的風險是大多受訪者被動選擇超負荷工作的主要原因。由工作競爭帶來的時間壓力和焦慮感可能對青年教師的身心健康、生活狀態及對組織的歸屬感產生負面影響。對于致力于科研工作的學者而言，如前所說，長時間工作并非新現象，它也是一種表現激情和學術志向的科研文化傳統，而當前它之所以成為問題的關鍵在于：青年教師普遍過度工作是由于行政指令導向的績效考核、量化評價等外部壓力和約束的增加所致。這種由外部力量引起的強制性加快工作節奏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被轉化為激勵和推動個體進步的形式，從而可能會給未能滿足時間節奏要求的人增加愧疚感，加劇內卷競爭。而且，高校教師的情感勞動往往與強烈的職業期待聯系在一起，這使得教師對于行政邏輯強加的降低自主性措施產生的不滿情緒和負面影響往往被情感勞動所帶來的積極感受掩蓋。　　

　　3.是理想也是工作：不愿“減速”的年輕學者

　　高校教職的競爭環境越來越激烈，工作量的增加和工作節奏的加快使得青年教師仿佛行駛在“快車道”上。為什么學術職級低、工作量大、時間壓力大且面臨淘汰風險的青年教師仍然在激流勇進呢？一位醫學院的青年教師說：“最初我只是子承父業學醫，后來碩導有個好項目，聽他建議我就讀博了......我很想成為我導師那樣的人，又有學術地位又有錢。不過現在環境變了，要先發夠論文拿下課題。”另一位35歲已經拿到教授職稱的理科教師說:“我本科專業高校需求小，也很難找其他的工作。對口的工作又很清閑，這樣的工作并不符合我的性格和事業期待。我郁悶了很長一段時間后才堅定了讀博留校搞學科交叉研究的信念。我很拼命，因為我沒有其他的退路，現在的環境要求要事業成功只能靠超額達到學校要求的考核標準，不斷比贏別人來實現。”受訪者普遍認為對學術職業成就的追求是主要原因，其中包括學術聲望與理想、職業地位、高校福利和物質回報等。

　　學術職業進階雖然舉步維艱，但回報也有很強的誘惑力。由于我國學術勞動力市場存在行政等級導致的區域和高校層面的分類，許多受訪者對于在一級學術勞動力市場（大多數當前實行“非升即走”制度的學校都是相較而言學術聲望較高、行政撥款較多和所在地域經濟發展程度較好的高校）中提升學術等級后所可能帶來的收益充滿期待，而且學術界存在代表學術等級（如任期和職稱）的累積優勢，也會使他們愿意忍耐當前困窘之境遇。

　　受訪者所強調的“環境”變化指的是我國學術勞動力市場中行政指令下政策的變化。一位已超額完成論文發表任務卻在第四年還沒拿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青年教師說：“現在這么苦是因為我晚生了幾年。我師兄們要求比現在低很多，我導師那一輩就更不用說，都是沒自己發過SCI的。我現在是‘水’SCI的工具人，‘水’得不好就滾蛋，完全違背了我想教書育人的初心。高校只看這個，誰不想比別人混得好呢？......政策變得快，水漲船高，一年一變，現在只能拼命根據當下要求盡快拿到職稱，你不知道之后還要怎么變。”張陽如此描述其學院出臺的政策變化之頻繁與不合理：“之前學院是認開源期刊的，大家花錢可以發，后來又不認了......現在又只認學院開列名單里的專業性很強的，讓我們這些搞學科交叉的老師很是郁悶。哪怕讓我能選擇我想做的研究主題也好啊！有點把我們當猴耍的意思，老師哪有心思搞教學呢？......但我只能看學院的政策行事。”由于高校教師是職業類型之一，所以為實現職業追求，受訪者一般會在實踐中順從即使他們認為并不合乎學術邏輯的組織要求。

　　當青年教師視其工作不僅為一份謀生的職業時，他們與其前輩在學術身份建構（學術自主權、專業精神和批判性）上是類似的，而差異體現在對于非學術內容的接受度和高速科研節奏的適應能力等方面，因為重視量化評估和績效的形式并不僅是由外部強加的，它也是一種主體自我學習的方式。雖然作為職業生涯的新手，他們更多地是考慮如何脫穎而出和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而非反思制度環境，但與學術生產規律存在矛盾的部分行政指令已然引起青年教師對于其職業、事業和身份的質疑。

　　“非升即走”的重點在于“走”，通常來說，指的是轉崗或重新求職于排名更靠后的高校。在學術勞動力市場中，學者的流動本屬于正常現象。一級學術勞動力市場中的人員流動能力更強，他們往往被高校引進，這種流動往往附帶著一系列人才福利，“非升即走”中那些未晉升的青年教師向下流動后的境遇卻完全不同。他們不僅被貼上“失敗”和“不上進”等帶有負面評價的標簽，還可能改變其生活軌跡，如住處搬遷和子女轉學等，于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積累相對不足的青年教師來說可能是雪上加霜。在分割的學術勞動力市場中，個體在薪酬、學術聲望、工作時間分配和晉升標準等方面均會存在顯著差異，且收入和職業發展等方面的區別可能在成長期內因這種分割而不斷深化，強化“馬太效應”。

　　即便感到某些行政指令有悖于學術邏輯，但在這一拉一推中，學術追求的內在動機和外部競爭壓力交織在一起形成強大的文化武器，一方面引導青年教師不斷地為工作投入時間和精力，另一方面讓他們認可并習慣于這種工作方式與狀態。　　

　　結論與討論

　　行政邏輯指引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政策變化，加之受全球學術勞動力市場中市場邏輯的影響，當前高校教師的晉升和評價標準正在發生改變。在宏觀制度邏輯所產生的多重目標中，青年教師會根據具體情境和自身認知在互動過程中選擇并調整應對策略，建構行動的意義并實踐出預期與非預期的制度效果。

　　首先，行政邏輯使組織層面（學校、學院）和個人晉升的目標交織在一起，它通過“層層加碼”的方式將壓力合理地轉嫁于高校教師身上，尤其是面臨“非升即走”的青年教師。其次，行政邏輯通過較為粗糙的、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學術邏輯的手段將青年教師進行類型化，以優勝劣汰的競賽方式加劇了群體內部的競爭。因此，青年教師不得不通過延長工作時間等“自我剝削”做法來應對外部力量引發的時間壓力。制度因素對行動者行為而言是外生性的也是內生性的，即制度效果會通過內化而自我加強。由外部控制帶來的時間壓力的增強伴隨著學術自主性感知的下降，內化時間壓力的實踐過程擴大了青年教師對學者這一身份的認知邊界，他們越來越像“知識工人”。

　　工作穩定性是學術職業相對具有優勢性的吸引力之一，它也是保證學術自由和維持科研工作者基本狀態的前提。以當前我國部分高校實行的“非升即走”制度為例，一方面，這種具有“冒險”性質的高成本的淘汰規則可能會使得有選擇條件的青年教師轉業，也可能使得難以適應科研節奏要求的青年教師重新求職。若長此以往，短時間可以出成果的人會受益，但“板凳要坐十年冷”的人才和專業則會被拋棄。換句話說，這樣的制度一方面以損害青年教師的身心健康、家庭生活和社會服務為代價，另一方面又鼓勵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乃至學術不端。因而，本文認為，以行政主導為主、市場邏輯為輔的中國高校的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學術生產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容忽視的負面作用，這些作用可能集中體現在青年教師的工作、生活狀況上，具體表現為他們強化“自我剝削”的時間管理，以青春和生命去發表論文、做好課題，但科學研究中更高的追求可能被拋棄，或至少暫時顧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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