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出身會讓孩子獲得的童年成長，究竟會呈現多大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是否會對孩子長大成年后的發展產生強烈影響，并塑造這些人的流動空間，然后通過其為人父母對再下一代的影響，悄然地鎖定階層流動空間？

　　過去100多年來，歐美專業人員為父母管教孩子提供的建議，已經發生了幾乎是天翻地覆式的變化——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父母尤其是貴族階級、中產階級成員，都相信專家所建議的嚴厲管教，使用體罰，父母會竭力控制在孩子面前流露情感。這種做法當時也被相信是絕對正確的。此外，專家當時還建議牛奶喂養。但在20世紀晚期至今，非但母乳喂養被重新推崇，而且管教方式也變成了溫暖憐愛、冷靜反省，父母注重孩子在家庭事務中的參與，鼓勵對話交流，盡可能為孩子創造發展興趣的條件。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美國社會學協會主席安妮特·拉魯在其所著的《不平等的童年：階級、種族與家庭生活》一書中就指出，20世紀晚期至今，在美國以及相當數量的歐洲國家，中產階級家庭的家長，發展出協作培養模式，以上述方式來培養孩子。但在工人階級以及城市貧民家庭，孩子的成長是遵循自然成長的邏輯——不一定都會變得很糟，但有很高概率留在父母所在的階層。

　　兩種階級，兩種家庭，兩種結果

　　書作者撰寫此書進行了深入的人類學調研。正如書作者所觀察到，工人階級和城市貧民家庭的孩子只能獲得相對更差的物質條件，也缺乏參加各類社會活動的條件——即便其佼佼者因為某方面的運動、文藝天賦而獲得了罕見的機會，那也無法從父母那里獲得足夠的資源支持，更談不上經驗指導。書中指出，窮人家的孩子在長大后，會“表現出一種逐步形成的局促感”，“很少有可能去改變同他人的互動來為自己所用”，這將大大限制他們（她們）參與任何層面的社會競爭。

　　但這些孩子也并不是毫無所得，他們（她們）會擁有更像孩子該有的生活，在長時間的閑暇時光中成長，并進行自發嬉戲（按照中產階級的標準，那就是在浪費時間）；大人和孩子之間有著分明界限，體罰常常有之，但孩子對于父母有著足夠的尊敬（按照中產階級的標準，那就是在喪失自我）；孩子的人際關系基本上是圍繞鄰里、親戚以及同學關系展開的（按照中產階級的標準，這又是浪費時間，而且人以群分，相互傳遞和模仿糟糕的行為舉止）。

　　中產階級家庭的父母花費大量時間用來陪伴自己的孩子，而工人階級和城市貧民家庭的父母則因為忙于生計，以及沉溺于酒精、賭博以及耗費于與親戚朋友的高頻率互動，沒有時間陪伴孩子。雖然我們已經清楚地意識到窮人家孩子擁有更像孩子該有的生活，也更獨立得多，但他們（她們）確實面臨更多的風險，包括誤交損友而導致誤入歧途，更多地沾染酒癮、煙癮，迷戀賭博，沉迷于網絡游戲或是肥皂劇、電視綜藝。

　　中產階級的孩子通過家庭的支持，獲得了學校之外的相當多的發展機會，培養出協作精神——比如球類運動，集體性的文藝活動，這些壓力型、項目型的群組，與成年人職場的小組運作方式驚人一致，意味著中產階級的孩子從學前班階段就開始為未來的職場進行準備——還有交流能力、組織能力，意味著他們（她們）不會動輒怯場。更重要的是，由于參加上述活動需要與成年人主導的政府、公共服務機構、私營企業、賽會機構、社區、警方等組織打交道，所以這些孩子從小就學會跟組織機構進行正常溝通，包括運用這些機構的規則甚至漏洞，以及投訴機制。

　　協作培養對語言能力的訓練

　　然而，中產階級的這一套養育法則，也并沒毫無問題。書中指出，同工人階級和城市貧民家庭的孩子相比，中產階級孩子與自己的兄弟姐妹之間的關系更傾向于競爭和敵對，而且與親戚之間也沒有那么緊密的聯系。換言之，他們（她們）從很小的年齡就認識到并適應了社會關系要通過金錢、時間以及才藝的疊加去建立與維護。這也將導致中產階級家庭中的親子關系，實質上是被金錢、時間以及家長與孩子對發展目標的認識不一致所異化的。

　　有意思的是，按照書作者根據其調研所了解到的事實，美國的中產階級父母安排孩子參加大量的學習日晚間、周末活動，包括鋼琴課、舞蹈課以及多種項目體育訓練，這其實使得孩子不堪重負。這種情況下，父母會堅信自己為孩子傾盡所有，無私地愛著孩子，但孩子并不是充分接受這樣的邏輯。

　　中產階級父母家庭的協作培養，注重孩子在家庭事務中的參與，鼓勵孩子發言（當然也不能因此挑戰父母為孩子安排的諸多課外課程），孩子對于晚餐吃什么也有足夠的發言權。這對于貧民家的孩子來說，雖然不至于不可想象，但后者所可能獲得的選擇，無非是從一家快餐，轉到另一家快餐。

　　由此帶來的結果自然是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的語言能力得到了充分訓練。而且，家庭成員共同外出時，中產階級家長往往能夠與服務人員、公職人員、企業人員等專業人員進行良好的溝通，這也是一種良好的示范。而窮人家的孩子，往往會被父母要求保持絕對服從，尤其是在外出的情況下。

　　《不平等的童年：階級、種族與家庭生活》書中指出，中產階級家庭中孩子與成年人之間的“開懟”頗為常見，尤其是父母要求孩子遵守某些規定（比如吃飯不能吧唧嘴）但自己不能以身作則時，孩子會馬上指出。協作培養模式對于家庭成員角色尤其是家長權威的侵蝕，也是非常顯著的。

　　此前，歐美已經有不在少數的社會學家、語言學家意識到，窮人家的孩子成長環境中，詞匯量要大大少于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這本書以實證調查再度證實了這番結論。不僅如此，窮人家的孩子習慣于接受兩極化的語言：發出，或是接收強硬的指令和威脅。

　　在與學校、培訓機構以及其他服務機構的互動中，中產階級家長善于找到規則和通道，實施對上述機構的監督，這對于保障孩子不受或少受歧視以及其他方面的傷害，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

　　家境的力量：被重復的人生

　　中產階級家長通常意義上比工人階級和貧民家長，擁有更長的教育經歷，科學素養更高，也更可能接收并理解新的科學發現。而對于孩子的課程的理解上，前者的自信程度也大大高于后者，前者更可能因知識傳授的方式甚至知識對錯，質疑學校教師，而后者通常保持著對學校教師的絕對認可。

　　出自中產階級家庭，但因故無法正常學習，或是不能跟上進度的孩子，家長往往會給教師施加極大的壓力。而且家長還會自信地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幫助”孩子。當然，正是因為這種家長的存在（造就了孩子的悲劇），再加上窮人家的孩子之中也有一些天賦異稟的個例，所以才會帶來一定程度的階層下滑和向上流動。

　　《不平等的童年：階級、種族與家庭生活》書中也指出，中產階級家庭，與對應的工人階級和城市貧民家庭，仍然有著相似的特點，那就是孩子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時間都花費在重復各種儀式上：起床、鋪床、洗澡、穿衣、梳頭、三餐、寫作業，與家長互動。這些情況下，哪怕是家境相對更好的中產階級家庭，也很可能難以避免緊張的氛圍，這類家庭也不乏缺乏責任心，一味以“錢”來解決問題的個例，完全無視自己的教養方式導致孩子的價值觀念和性情的高度扭曲。反過來，窮人家成長起來的很多孩子，經受住了原生家庭以及成長環境帶有的誘惑、弊病，依舊豁達、寬容和堅毅。

　　當然從總體上講，家境對于孩子成長空間的影響還是巨大的。正如書作者所說，工人階級和城市貧民家庭的家長，受到高度不穩定工作以及經濟匱乏等多重壓力，還有很多人沉溺于不良習慣，缺乏能力和精力像中產階級家長那樣陪伴孩子。雖然，窮人家的家長其實依舊愛孩子，希望孩子過得好，但他們的家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自己的孩子會重復自己的人生。

　　固然，《不平等的童年：階級、種族與家庭生活》這本書主要著眼于對美國（以及部分歐洲國家）的兩個階級的家長與孩子的關系實況進行剖析。書中部分結論有益于我們考察中國當今社會狀況下已經越來越得以凸顯的“起點公平”問題。但我們確實也需要意識到中國不同于美歐國家的幾個特性：

　　第一，中國家庭哪怕是經濟狀況較差的家庭，多數情況下非常關注孩子的教育。而無分中產階級、工人階級還是較低收入家庭，家長在管教中仍然習慣于采用威權手段。這意味著，不同家境對于孩子成長的影響，在中國要相對小于美歐國家，但這也是個相對性的數值。

　　第二，美歐國家的中產階級的工時穩定，而在中國，近年來，許多行業的用工單位采用了所謂的“996”、“007”工時，或是以項目方式讓員工“自愿加班”，或是以嚴苛的績效考核逼迫員工“自愿”追求高績效目標（比如高校里的“青椒”），或以外包、派遣等方式讓看上去過得風光體面的創意階層人士也深陷長時段的辛勤工作——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中產階級家庭要做到像美歐國家的同階層家庭那樣，由家長耗費大量時間陪護孩子，是難以實現的。而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減少了美歐國家中產階級家庭協作培養模式的弊病所帶來的影響。

　　第三，在一些城市，中國家長無分家境情況，迷戀娛樂和沉溺物質享受的現象頗為顯著。這意味著，美歐國家主要集中于工人階級和城市貧民家庭的一些相關問題及影響，會相對隨機地出現在中國相關城市的不同家境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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