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以此帖記念毛澤東的“七二一指示”發表43周年

    一：實行高等教育無產階級化（工農兵化）

    工農兵大學生是毛共建國以后的偉大創舉。這一新生事物的產生是源于毛共對民眾教育公平的追求。它的雛形出現在建國后，奉行平等的毛共開始實行工農速成中學制度，后于1955年被取消，全國87所工農速成中學全部停止招生。 　　

    教育部在《關于工農速成中學停止招生的通知》中稱：“實踐證明，對農工干部科學文化知識的學習，不用循序漸進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學校，從根本上說來，并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但是毛澤東對教育部這個說法相當不滿。他在1957年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到：“我們高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占了80%多，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20%。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況應當改變。”，毛劉對教育制度的不同見解也是造成兩人后業分道揚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1959年廬山會議后成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劉少奇與毛澤東的看法不同，劉更信奉蘇聯的教育體制，更為重視各種以專業為己任的全日制學校。1963年由毛澤東所欣賞的“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最早實行工農兵大學生的改革。為了使教育面向農村，從1963年起，農、林、醫、師的中等專業學校即采取公社保送與考試相結合的辦法，并實行“社來社去”（學生從社里來，回社里 去）分配辦法的試點。 　　

    到1964年初，全國已有1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81所中等農業學校實行“社來社去”的招生、分配辦法。當年，教育部和冶金工業部決定在北京鋼鐵學院試辦產業工人班，以“貫徹階級路線，培養工人階級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采取推薦與考試相結合的辦法，選拔政治思想好、相當于高中文化程度、年齡在27歲以下、有三年工齡以上的技術工人入學， 畢業后回原單位工作。 　　

    1968年7月22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人民日報》刊載了《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報道，毛澤東親自寫了一段編者按。他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段話就是后來著名的“七二一指示”。同年9月，為了貫徹“七二一指示”。上海機床廠創辦“七二一工人大學”，學制兩年，學生定向回廠工作。“七二一工人大學”開設毛澤東思想、勞動、軍體等課程，并且根據機床廠的需要專門設立磨床專業。這一年，經車間推薦、廠革委會批準，“七二一工人大學”共招收52名工人入學。此后，“七二一工人大學”的范例逐漸向上海乃至全國推廣，到1976年，上海“七二一大學”已經達到2111所，在校學生12.4萬人。

    1970年開始，高等學校在停止招生6年后，恢復部分學校的招生，而所有的學員都是“工農兵學員”。新的招生辦法無須進行入學考試，而由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復審。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于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決定廢除考試制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并決定先在以上兩校進行試點。文件確定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簡稱“上、管、改”）。以北大為例，當年共招收正式生（不含短訓班）2392人，其入學文化程度分別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學79人。

    14年后據1971年5月對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7所大學當年招收的8966名工農兵學員的統計，出身工人、　貧下中農、革命干部和其他勞動人民家庭的占99.8%，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占0.2%。1970年度北大共招生2665人，其文化程度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學79人（不包括短訓班）。也就是說與57年之前相比，資,地,富,中與工農兵不僅比例顛倒過來了，后者還占了絕大多數。 　　

    1972年春，北大、清華招生試點的經驗在全國高校大面積推廣。1973年，國務院批轉《關于高等學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指出：“在政治條件合格的基礎上，要重視文化程度，進行文化考查”。這種招生模式一直延續到1976年。資料顯示，1970至1976年全國總共招收工農兵大學生約82萬人。其中的清華大學7年內一共招收6屆學員，到1981年最后一屆畢業，學校共培養畢業生16353人；其中普通班13671人，進修班2469人，專科班213人。 培養了近百萬工農兵大學生在高等教育上“上,管,改”十多年也是毛與共至今能屹立不倒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屆“工農兵大學生”按照專業的不同，分為二年制或三年制，另辦一年左右的短訓班。學生們學習的內容包括“以毛澤東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他們上大學的口號是：“上大學、管大學和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 　　

    這一年，來自河南省平頂山的軍人李榮欣成為北京大學印地語系的工農兵學員。他回顧了自己剛上學時候的情景：北大周圍有很多空地，大的地方可以開進拖拉機。這些土地就成為大家集體勞動的場所。翻地、種菜、抬糞、澆水……種出來的菜一般都交給食堂。農忙時節，學校還會組織大家到周邊的老百姓家里，幫助干農活。一次在頤和園附近的地里勞動時，李榮欣還看到了劉少奇的兒子劉源也在那里勞動。過了不久，社會上又流行起撿廢鋼鐵，支援國家建設。學校也號召學員們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支援國家。李榮欣他們的班主任親自帶著大家到北大校園里去撿拾廢鋼鐵。但是像他們這樣的揀拾者太多了，教學樓、實驗室、宿舍區等都已經被人們搜羅過了無數遍。 　　

    1973年，第一批工農兵大學生從學校畢業，人民日報還專門發社論，慶祝這一偉大教育方針的勝利。7年過去后的1980年，教育部部長蔣南翔宣布，以后不再使用工農兵學員這個稱呼，而工農兵學員的學歷被定為大專學歷。工農兵大學生作為毛澤東對于教育公平的實施，是為著平等教育而來的。這也證明了毛澤東的所謂為人民服務是落在實處而不是放空炮。

    八十年代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就是近百萬工農兵大學生一生中所遇到的黃金歲月，這也是毛澤東高瞻遠矚所下的一盤很大的棋發生了神奇效應，他們取代了老一輩打江山的革命者而成了第二代掌權者，至今，第五代的核心最高領導人也是工農兵大學生出身，這也是毛澤東為什么長盛不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高干子女自覺反走后門

    1974年6月，南京大學政治系的部隊學員鐘志民主動申請退學，成為“反潮流”的英雄。他父親是參加過長征的軍隊高級干部，“在我自己 的多次要求下，爸爸打電話給軍區干部部門指名調我，把我送上了大學”。他在他的退學報告中寫道：“為了讓自己的子女上大學，不經過群眾的推薦、選拔，不經過黨組織的正當手續，而憑著自己的職權和勢力，憑著私人之間的感情和關系來解決問題。有的甚至把大學的招生名額當‘禮品’送來送去，拉拉扯扯，卻把真正的工農兵的優秀代表關在大學門外。這種做法難道是為人民服務嗎？” 　　

    二：下普及全民教育權　

    在大學教育處于為工農兵服務之時，中國的中小學教育在文革時期有了全面的大發展。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提出爭取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在農村普及小學五年教育，有條件的地區普及七年教育，要“大力提倡群眾集體辦學”。1974年，國務院科教組提出“繼續大力普及農村小學五年教育”，“積極創造條件，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在農村有條件的地區普及七年教育”。單是湖北一省，到1976年，全省中學達17949所，為1965年875所的20.5倍，其中高中4029所，為1965年147所的27.4倍。

    “文革”期間，整個教育的重心下降到基礎教育，普通高中成為發展最快的部分。中等職業教育被認為限制勞動人民子弟接受教育而遭到批判和取消，原有的農業中學、職業中學、半農半讀技術學校等大多變為普通中學。許多小學附設初中班，大批小學骨干教師被抽調到中學任教。當時不以升學為目的的基礎教育獲得了成功，毛澤東解決了大量學齡人口無學可上的問題，大力支持知青下鄉建立了覆蓋全國范圍內的農村民辦教師和赤腳醫生制度的建立，通過民辦教師和各種運動（大躍進、文革都有大規模的群體掃盲動員）完成了全國范圍的內的國民掃盲運動，小學入學率1976年提升至96%，中國人的識字率從1949年的不超過15%提高到了80%以上。建立人民公社基礎上農民合作醫療制度，給予了中國人從未有過的覆蓋全民范圍的最基本的醫療福利。到1978年恢復高考時，所有成分人的子女差不多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了。有人說要感謝鄧小平恢復高考，這話當然沒假，不過，高考是需要條件的，就是考生要高中畢業，還要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復員軍人、干部和應屆高中畢業生。與其父輩比起來是誰讓這么多人能高中畢業？還不是毛澤東？有人罵毛澤東，毛澤東當然可以罵，但罵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下自己父輩或爺輩在蔣時代和毛時代分別是什么學歷，這樣罵起來才理直氣壯氣壯，如果在蔣時代是文盲而在毛時代才掃盲，這樣的后人就沒有理由去罵，如果還不分青紅皂白去罵，這就有違良心了。照這樣分析，罵毛澤東的人應占中國人的15%左右，因為中國人的識字率1949年之前不超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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