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地下室，“鼠族”的青春和未來就可能無處安放
五月的一天早上，王名接到了居委會打來的電話，要求“迅速清理”他用來經營旅館的地下室，并“上報進展”。
此前一天，北京市法制辦公布了《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見稿)》。根據《征求意見稿》，北京市非居住用途的普通地下室將被禁止出租、開辦旅店、幼兒園、醫院等，否則“由建設(房屋)行政主管部門責令改正，并可對從事經營活動的處1萬元以上3萬元一下罰款……”
“都去開了兩次會了，我們是極力反對拆除，如果沒有地下室，這些租客們住哪去。”王名抱怨道。
這里本是北京的一處人防工程，但隨著北京房價的高攀，和龐大流動人口的增加，很多外來人員因低廉的價格而選擇了租住在這種改造后的地下居所，成為被稱作“鼠族”的地下租客。
秘密巢穴內的無隱私生活
“在北京這個大樓林立的森林，我們像老鼠一樣住在這樣那樣的地下秘密巢穴……”一位北漂曾如此寫到。
類似在北京這樣的地下室里的房間有多有少，多的地方可達上百間，少則十幾間。就拿王名經營的雙井百環5號樓的地下空間為例，這里有40多個房間。走在里面，像進入迷宮一樣，左拐右拐，才能走到底，兩邊房間都有各自的編號。每間小小的門里面，就是一戶人家，就有一段故事。
地下室的房間大小不一，有的十幾平米，有的只有幾平米。
地下室的隔斷是用木頭或鐵皮做成，敲一敲，發出清脆的聲音。隔壁鄰居住的是什么人，做什么工作，從他們的交談可以很清楚地判斷，在地下室，鄰居間沒有隱私。
不過，人員流動很快，還沒來得及問候一聲，說不定隔壁住的人就搬走了，明天就有新人搬進來，租期有長有短，只要你提前和老板談好就行。租金嘛，從兩三百到七八百不等。
地下室住著各種人，有來自全國各地懷揣夢想的大學畢業生，有進京務工的“農民工”，他們是街邊的小商販、超市的營業員、工地的建筑工，還有短住的旅行者、尋醫問藥的“病患家庭”。
總之，因為許多原因，他們聚集到一起，就成為暫時的同類人，沒有誰會比誰清高，沒有誰會比誰低等。
地下室一年四季從早到晚都亮著燈。每天早上，鬧鐘把沉睡中的人們催醒，一天的忙碌開始了，大伙擠在水池邊排隊刷牙洗臉。
清早的喧鬧過后，謀生的人們陸續離開，日光燈下的過道顯得空蕩蕩，只有監控室里的電視還在響，阿姨們在打掃著走廊，偶爾，有人穿著睡衣拖鞋“嗒嗒”跑出來上廁所，然后又飛快地溜進自己的房間。
每天晚上8點左右，是地下室最熱鬧的時候，謀生的人都陸續回來，洗澡的洗澡、洗衣服的洗衣服，擠在這個不大的水池旁。一些人還在房間吃飯泡面，走道里充斥著飯菜的味道。
一些大學畢業生的人生階段
“這里住的最多的還是大學畢業生。”因為住地下室需要登記身份證，王名發現租客身份證很多都印著大學的集體宿舍。
王雷就是其一。2010年，從南京某大學廣告專業畢業的王雷漂到北京。最初，王雷在南三環附近租了一間公寓。但每月700多的房租讓他無法承擔，當時正在實習的他每月薪水才1千多快錢，“房租就占了大半，生活幾度出現窘境，而且北京的房租也在漲。”為了克服這些困難，轉入地下是王雷當時唯一的選擇，他的房租也立即縮減到薪水的三分之一，“剛搬進地下室的時候我還是挺興奮，至少擺脫了工作了仍然需要家里的貼補的尷尬狀態。”
不過，王雷很快發現這間格子大的地下室存在種種問題：放在房間里的煙抽起來異常吃力、桌子上的書角都開始打卷、被子開始變得潮濕、電腦屏幕都有了水氣……“太重的潮氣讓晚上的睡眠質量降低，因為身體總是感覺有些黏，常常感覺到腰疼。夜晚時分能很清晰地聽聞到隔壁的種種聲音。”
王雷打算工資漲到3000元時就離開，但是，他不知何時會漲工資，也不知那時能否還找到700元的房間。
和王雷同一年畢業的李峰也在這個地下室住。一間6平米的小房間，擺著一張床，一張桌子，剩下已沒有多少空間。大部分時間，李峰或坐或躺在床上，電腦是他與外界聯系的唯一紐帶，“雖然幾個房間共用一根網線，有時網速慢，但至少能上QQ。”
李峰說最難受的是早晨，每天早上，當李峰從沉睡中醒來時，在周圍一片漆黑中，地下室的燈光會顯得格外刺眼，到了地面，外面的陽光會讓他再一次造成短暫的視覺障礙，“沒有什么過度，與外界的反差太大了，眼睛有時睜不開。”
“我當然希望住到地上，但現在無力承擔這么貴的房租。”李峰說。他其實很討厭每天從地上回到地下，現在他會選擇在附近的肯德基看書。不過，當這些店要關門時，他還是要回到地下，至少這里是他的休憩之所。李峰決定住完這個月就離開地下室，因為工作開始穩定，月收入能夠達到4000多元。
“打持久戰”的堅守者
不過，也有的人選擇在地下室“打持久戰”。山東聊城的謝建良在地下室已經住了快兩年，目前他并沒有逃離的想法。
2009年7月，山東農業大學畢業的謝建良揣著1千多元錢來闖北京。在金臺里的地下室，謝建良租了一個三人間的地下室，每個床鋪290元，在精打細算中開始了他的工作歷程。
謝建良的第一份工作是行業網站的編輯，這與他的專業工商管理有些搭不上邊。“可能心態不好，我干完一個月就辭職了。”
謝建良的第二份工作是圖書編輯，主要工作內容是校稿，出版社承諾一個月校80萬字給謝建良4千元。謝建良希望能夠借此搬離地下室。“但沒想到，出版社許諾的兌現的差距太大，一個正式員工能拿到3千就算不錯的，見習人員有時拿到手的只有1千多塊錢，工資水平很低。”
謝建良又一次辭職，搬離地下室的想法也因此落空，此后他又不斷地面試、換工作，但唯一沒有換的就是這個地下室。
去年10月，謝建良應聘到一家廣告公司當項目策劃，月平均工資達到4000元以上。
可生活漸漸寬裕的謝建良，此時卻放棄了搬離地下室的想法，“地下室挺好，冬暖夏涼，我去過朋友住的高樓，很熱，又用不起空調。”
高房租把他們“打回”地下
與此同時，北京飛漲的房租還把一些人從地面“打回”地下。
張海華就是如此，6月3日，兒童節剛過，西壩河南里一棟居民樓，18平米左右的半地下室，張海華一家三口從不遠的太陽宮樓房搬至這間“鼠居”。而這間地下室對面的房間，正是六年前老張家一家人落腳的地方。老張的妻子寶大姐還清楚地記得，2003年底非典猖獗時，他們夫婦帶著孩子在那一住兩年，只不過那時她沒想到，在搬離6年之后，他們一家又要再度回到這個地方。
1996年，因為打工的工廠倒閉，張海華和妻子寶大姐來到京城，開始了十幾年的北漂生活。當時，老張23歲，寶大姐22歲。剛開始，夫妻倆在中國林業大學內的一家印刷廠上班。積累了一些經驗之后，夫妻倆出來單干，開始接收一些小型的印刷事務。3年后，收入趨于穩定的夫妻兩要了孩子。這段時間，他們一直居住在朝陽區的關西莊，一間12平米左右的平房，房租每月只需三四百元，直至2003年房屋拆遷。
孩子越來越大，收入也逐漸好轉。2005年，張海華和朋友合租了太陽宮的一套大兩居，當時是3200元/月。隨著時間瘋漲的，還有北京的房價和房租。幾年的時間中，這套房子的月租從3200元漲至4000元。今年5月，房子租期到了，房主突然要大幅度提高租金，從4000元一月直接漲至7000元一月。老張一家頓時傻眼了，這意味著若要續租，則每個月房租支出幾乎要翻一番。整個家庭月收入也不超過1萬的老張一家，面對占比接近40%的房租無比惆悵。
“房租、吃飯、孩子上學，家里其他花費，哪樣不要錢，每個月賺的錢根本攢不了！”這筆賬算下來，老張決定帶著一家子重返地下，每個月不到800元的房租、水費、電費、寬帶支出，這樣可以省下不少。
得知北京要清理地下室的消息，老張有些擔憂，“不住在這里能去哪兒，等到必須搬走的時候再說吧。按照現在的房租價位，搬到上面住根本不現實，只能找更遠的郊區平房，或許換做‘蟻族’？”
“地下室問題”需要綜合治理
無論是逃離的、堅守的，還是再次輪回的“鼠族”，都不否認地下室在他(她)們人生中的重要地位，如果沒有地下室，他(她)們的青春和未來就可能無處安放。
但自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去年12月1日發布《商品房屋租賃管理辦法》禁止“群租”后，有關部門計劃在五年以后大部分“鼠族”將從人防工程“撤離”，自此，“租不起”更“買不起”的“鼠族”真的面臨著無處安置的局面，而今年的《征求意見稿》的出臺又進一步加快了這一進程。
《蟻族》一書作者、對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廉思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認為，為鼠族提供保障房是一個方法，但這需要很長時間的準備，不如先給地下室治理確定一個長一點的過渡時間，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考慮實際情況，不一刀切，制定過渡期，這樣才是一個以人為本的政策。”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也曾在他的博文《面子與抹子》中提到：“消滅蟻族和鼠族，根本的辦法是改善就業，以及多建廉租房(對這些沒有戶口的人開放)。”
“把蟻穴和鼠穴給拆了禁了，等于是抹子抹平了一切。”張鳴寫道：“用抹子抹平，不是想解決問題，而是使問題惡化。……改善不了就業，沒有合適的地方可住，他們也得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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