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界莓茶（一種純野生的藤茶）是個好東西！前幾年很火，好茶可賣800元/斤，一般品質的茶也在300元/斤以上。5斤鮮葉炒1斤茶，去年的鮮葉價格落到了15元/斤以下，市場上的莓茶均價從300元/斤落到了80元/斤，甚至更低。
茶農收入大跌！
不能出現大規模返貧是底線。當地黨委政府很著急，多次開專題會議討論莓茶產業高質量發展，做了一個決定：不許一家一戶的茶農私自炒茶，實行“辦證炒茶”。當地領導及專家們認為“辦證炒茶”可以提高莓茶品質、進而增加茶農收入。
我前天寫了一篇小作文，譏笑張家界農業局“辦證炒茶”的做法。小作文很快被張家界的領導們看見了，火速派人來北京找我喝茶。我在鄉建院三里屯辦公室接待了張家界永定區的四位領導。
交流是愉快的。
張家界的領導們為增加茶農收入真是操碎了心，想了很多辦法，“辦證炒茶”只是辦法之一。聽了領導們講的故事，我被張家界的領導們為茶農增收想出“辦證炒茶”等辦法感動了，實屬是沒有辦法之辦法呀！
誰有讓張家界莓茶價格回到300元/斤的好辦法，我敢打保票，張家界的領導們一定會照你的辦法做。誰有辦法？沒有。既然沒有，就沒有資格譏笑張家界“辦證炒茶”的舉措。所以，我把我在網絡上發的嘲笑“辦證炒茶”的文章全部清理干凈了，以示對張家界的領導們為茶農增收所做努力的尊重！
張家界的莓茶，黃酮含量很高（據說別的地方的莓茶含黃酮量較低），有很高的保健及藥用價值，比白茶、紅茶、綠茶、黑茶、青茶…甚至赤水河的蟲屎茶都有特色、有故事。莓茶從暴漲到暴跌，像坐過山車一樣。
為什么會這樣呢？
我猜主要有兩點原因：
第一，這是由農產品的特性決定的。農產品有一個共性，即價格彈性系數偏低，即容易暴漲暴跌。以柑橘為例，價格彈性系數0.33，即供求平衡后，流通中每增10%的供應量，價格則下降30%。莓茶前幾年供不應求，價格被炒高，茶農一窩蜂的增產，價格隨之急轉直下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二，這是由中國農民的特性決定的。中國農民有兩大特性，一是小，叫小農；二是散，叫一盤散沙。因此，一盤散沙的小農就只能追求農產品數量增長收益，無法追求價值和價格增長收益，更無法追求穩定的市場份額收益和絕對定價權收益。當某種農產品供不應求時，千萬小民增產增收，勤勞致富；當供求平衡之后，千萬小農再追求數量增長收益，就會增產不增收或減收，就會進入勤勞致窮的無窮反復——越減收越增產、越增產越減收的怪圈。當供大于求之后，就不能再追求數量增長收益，就應該追求價值和價格增長收益，但高度分散的小農是無法追求價值和價格增長收益的。只有小農組織起來，高度組織化，才能追求價值和價格增長收益。
張家界的領導們看到茶農增產不增收或減收，很著急，引進了企業，扶持了龍頭，搞了“公司+農戶”等等，有用嗎？沒有用的。因為還是在追求數量增長收益為主。于是，領導們越來越著急，就搞了“辦證炒茶”這一招。據張家界的領導們說，一斤鮮葉，去年是10元，“辦證炒茶”后漲到了15元。為什么能漲價，據說“辦證炒茶”后茶的品質提高了，所以茶價漲了。據說農民很高興。如果真是這樣，我譏笑張家界農業局“辦證炒茶”就是無知者無畏了，應該向張家界的領導們道歉才是，順祝張家界的茶農勤勞致富成真！
不過，我還是想舉幾個例子反證一下“辦證炒茶”不能增加農民收入：
第一個例子，是生豬定點屠宰、集中屠宰，辦證宰豬、辦證養豬。最后的結局大家都知道了，是農民不再養豬了——被擠出了生豬產業！
第二個例子，是辦證行醫。結局呢？是真正的中醫越來越少了，能看病治病的中醫越來越少了。
日本農民、韓國農民和我國臺灣農民也是小農。為什么農產品價格高且農民收入高呢？因為高度組織化。一鄉一個農協，分戶種茶，農協統一標準，統一加工、統一收儲、統一品牌、統一銷售，按品質和交易量分配。這樣，組織起來追求價值和價格增長收益，全產業鏈的增值收益都歸農民。
一般而言，辦證準入，便利權力尋租，便利權力和資本合謀。只有在農民高度組織化的前提下，把證辦給農民組織（一種有公益性的共富特權），“辦證炒茶”才能幫到茶農。否則，好心可能辦壞事的。（注：炒茶環節是整個茶產業鏈的關鍵環節，和豬產業鏈的屠宰環節一樣，是對上下游都有定價權的關鍵環節。一般而言，具有定價權的環節不能控制在極少數私人資本手中，應控制在縣級國企或鄉鎮集體企業手中比較合適，這個環節的利潤屬于“共同體”利潤，大部分利潤要返還給共同體成員。如果張家界每個鄉只有一個炒茶廠，如果這個炒茶廠屬于鄉鎮集體所有，今年收茶農鮮葉的價格漲到15元/斤是肯定的，且正常情況下應該在茶賣掉后還可以給茶農二次返利10-15元/斤，甚至更多）。
農業有個定價權規律，如果某個縣的某種農產品占全國市場份額超30%，這個縣就有對該產品的定價權。價格暴跌之后，短期內把其價格升回去，是不難操作的事，但可持續維持該產品的較好的市場價格，進而可持續增加農民收入，是有條件的：第一，組織化；第二，組織化；第三，還是組織化！不把提高農民組織化放在第一位的所有增加農民收入的措施，最終都無一例外的好心辦壞事——導致農民增產減收、勤勞致窮，或最終把農民擠出農業產業——農業非農民化。
我強烈譴責自己不設身處地替張家界干部群眾著想、不負責任的嘲笑“辦證炒茶”的文牘主義作風。與此同時，我也負責任、很嚴肅地建議張家界的關心茶農收入的領導們，一定要在提高千家萬戶小農組織化水平上下大功夫。一鄉（鎮）只能有一個占主導地位的代表最廣大農民利益的農民組織（排他性的），這個農民組織只能有一個品牌，只能有一個炒茶廠，只能有一個“茶葉銀行”，只能有一個統銷部，政府的莓茶產業扶持政策只能通過這個組織支農強農。只有這樣，莓茶產業的各個環節的價值和價格收益增長，才是農民的。為農民增收的初心才能實現。
再次感謝張家界的領導們不遠千里趕來北京請我喝茶，并介紹張家界莓茶產業發展的最新情況，我再次為我的主觀主義、經驗主義錯誤向張家界的干部群眾道歉！
祝福湖南張家界的莓茶質量節節高、莓茶價格節節高、茶農收入節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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