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通社說

　　1924年，費達生和江蘇省立女子蠶業學校的師生們來到吳江縣開弦弓村，建立了蠶絲改進社，至今將近100年。他們為的是改變當時蠶絲業凋敝、農村破產的狀況。

　　1930 年，國民政府中央合作研究班實地考察該社后，盛贊該社為“本省唯一之模范合作社”。合作社的經驗后來被費達生的弟弟費孝通一部分寫入博士論文，即后來著名的《江村經濟》，另一部分則經過文學化處理后，成為小說《繭》的原型。

　　100年后，當代的鄉村工作者們懷著相似的目的也進入了鄉村，辦起了各種各樣的合作社。100年前的合作社對于今天有什么借鑒意義？今天從事農村發展、生計介入的當代NGO，也會遇到相似的困難嗎？合作對組織者和村民又分別提出了哪些要求？

　　本文作者黃亞軍作為鄉村工作者，也長期參與在村莊中幫助村民組織合作社的工作。今年五月，食通社組織對費孝通《江村經濟》和《繭》兩本著作的讀書會上，他從農村合作經濟的推動者的角度，分享了他對于兩種不同的合作社經驗的思考。

　　從2007年起，我在云南的一個村子里協助村民辦過水稻種植的合作社，幫村民賣生態大米。

　　2013年，我所在的公益機構在廣東從化的鄉村里也嘗試做過合作社。當時因為發現村子里有很多青梅樹，我們就嘗試邀請外面的老師教村民加工青梅的技術，其實做起來也比較簡單，在家庭的小手工作坊里就可以操作。嘗試制作了一些產品之后，我們感覺青梅加工的事情可以搞。2016年，村民組建了一個青梅加工合作社，有十多戶村民參與進來，一直堅持到現在。

　　如果和當年費達生與女蠶校所推動的蠶絲合作社相對照，盡管我們具體的產業不同，社會環境不同，但也有很多值得比較的地方。對照兩種實踐，促使我們思考：農村合作經濟到底是什么樣的？實踐中又遇到了什么問題？

　　●老年的費達生（左三）、費孝通（右三）重返開弦弓村。攝于費孝通江村紀念館。

　　●原鄉梅好合作社制作梅精的農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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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農業到工業

　　回頭看費達生和女蠶校近100年前的實踐，不能不感慨他們非常“牛”。

　　在我看來，在開弦弓村搞合作社有很多難點，其中之一在于蠶絲產業的市場化程度非常高。養蠶、繅絲、加工、銷售，這些環節的生產方式和利益格局是固定的，而且整個產業的主導權不掌握在生產者的手上。如果合作社要進入這樣一個環環相扣的鏈條，不僅需要改變其中一個環節，還涉及產業鏈上上下下的各個環節。

　　前段時間我們去了江西贛州的贛南臍橙產地。臍橙產業風風光光地發展了二三十年，是當地村莊的支柱產業，類似蠶絲業在開弦弓村的地位，市場上的分工也是高度專業化的。客觀上講，依靠市場的力量，村民不用合作，各憑本事，只要能把橙子種出來，盡管不一定能賣出高價，也能保證賣得出去。

　　因此，對那個地方的農民合作，我們目前只能想象到可以辦一間“田間學校”，組織農民一起學習一些能夠降低成本的技術，從而提高他們的收入。如果涉及更大范圍的合作，就需要去改變整個臍橙的產業鏈條，但這是我們現在不敢想象的。

　　我們今天經常講鄉村振興要一二三產融合發展，但是很少有人能把第二產業做好。大多數實踐要不然就是做一產，要么就是跳過二產直接去做三產。所以他們當年的嘗試雖然在1937年被迫終止，但是已經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女蠶校1924年到開弦弓村，先是建立了21戶人家參加的蠶絲改進社；1925年，擴大到120戶，組成5個小組，實行共同消毒、共同催青、稚蠶共育、共同售繭。費達生他們始終認為，共同養蠶這種農業合作是有局限的。1929年，他們組織蠶農入股，爭取銀行貸款，創建了生絲生產運銷合作社。在費達生看來，這一步是引導鄉村的傳統經濟向現代產業經濟轉型的嘗試，但又希望工業化的過程讓村民不必背井離鄉進入城市，像今天所說的“離土不離鄉”。

　　●蠶絲改進社推廣的新技術和稚蠶公育大大減少了幼蠶的死亡率。攝于費孝通江村紀念館。

　　后來他們還以開弦弓村為基礎，在周邊的很多村鎮發展起合作社，希望能夠建立起一個連接城鄉、整合產銷、工農業在地協調發展的系統。這種成就，即使今天也很少有人能夠超越。

　　2

　　辦工廠，怎么解決技術和資本？

　　女蠶校之所以能把合作社辦起來，離不開突出的技術優勢。從技術角度介入，一開始是非常有效的，從養蠶到繅絲技術，降低損耗，提高生產效率，提升生絲品質。所以最開始幾年，合作社的產品在市場上有競爭力，也能提高社員的收入。

　　他們還創立了“代繅制”，將原先合作社的烘繭、繅絲環節剝離出來放入公益性的工廠，但只收繅絲的費用，其他的利潤全歸社員。這樣，一方面通過專業化的工廠提高生產效率；另一方面，村民掌握的環節增多了，分得的利益也能夠增加。

　　●震澤制絲所，1935年女蠶校接手后改為合作社代烘代繅，費達生曾在該廠任經理。攝于費孝通江村紀念館。

　　現在，一些公益組織做農村發展工作時，最開始也都是技術切入：為了使農民增收，就引進新品種、改進種植養殖技術等。但是如果沒有女蠶校這樣專業力量的支持，技術的改進就非常困難，農民自己在技術上很難形成優勢。現在絕大多數公益組織也很難再發揮像女蠶校當年這么大的作用。

　　回看我們培育的青梅合作社，在技術上也一直保持著手工作坊的狀態。其實不是大家不想改進技術，我們甚至也咨詢過農科院的老師，探討建加工廠的可能，但后來放棄了。問題之一就是加工廠的生產線需要操作和維護自動化設備的技術，而想要村民掌握這些技術比較困難。

　　●合作社所屬工廠制絲中的一些工序，參與絲廠的當地工人以年輕女性為主。攝于費孝通江村紀念館。

　　合作社搞加工廠的另一個門檻是資本。青梅合作社建廠需要的資金太多，相應的風險也變大了。

　　對應開弦弓村的例子，最初女蠶校辦的蠶絲改進社不太需要資本：通過鼓勵蠶農一起消毒、催青等等，來實現簡單的技術改進，這些工作可能只需要在村里找到公用的房子，不需要大量資本投入。

　　但是當合作社辦工廠時，資本的需求一下就提高了，而村民自己沒有辦法提供這樣的資本。在開弦弓村的合作社里，社員甚至連入社的股金都沒有繳齊。費孝通、費達生當時也都看得很清楚。在小說《繭》里面，因為工廠需要的周轉資金，吳廠長只能去上海找銀行貸款。這和開弦弓的實際情況很像，當時合作社的主要資金來源也是農民銀行的貸款。

　　技術和資本的問題也是與產業規模嵌套在一起的：為了提升效益、擴大市場，就需要提高競爭力，那么最好的辦法是使用機器提升技術水平和生產效率、穩定產品質量。這不僅導致投資增加，還會擴大規模，那么銷售的壓力一下子就增加了。環環相扣，對農民來說每一環都不簡單。因此，我們的青梅合作社還是沒有敢于走出這一步。

　　●大家一起熏烏梅。新鮮的青梅需用柴火均勻熏烤脫水，靜置幾天后再烘烤成黑色制成烏梅。

　　●青梅合作社制作梅精的傳統工具，同時選用石頭、木、竹、陶瓷等材質，以避免梅精和金屬發生反應。

　　3

　　村民和合作社越來越遠？

　　在開弦弓村的工廠辦起來之后，村民和合作社反倒變得疏遠了。

　　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中提到，1930年以后，蠶繭的收購量逐年下降。這是因為合作社給出的繭價不夠高，而且不能完全用現款結賬，蠶農認為不如自己在家手工繅絲后再賣出去。

　　反過來，工廠因為開工不足，又要去合作社外面找原料維持生產。遵循這種市場的邏輯，合作社的工廠和外面的加工廠越來越沒有區別，離合作社的初衷越來越遠了。

　　這時候村民和合作社之間只保持著一種純粹的經濟關系——社員只是負責賣繭給工廠。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合作社生意好的時候我就賣給你，生意不好的時候我就毀約不賣給你。村民只是為了自己多賺點錢，這也很能理解。

　　雖然從理論上說，村民的另外一重身份是社員，是合作社的主人，但是他們卻沒有這樣的意識。合作社建立的社員參與機制也沒有落地。

　　我們的青梅合作社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種青梅的農戶會考慮是賣給合作社還是其他販子。二者在有些細節上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比如合作社需要的青梅不能從樹上直接打下來，要一顆一顆去摘，或者打下來之后也要挑選一下，確保梅子沒有傷口，才方便后面的加工。有些產品對于青梅的大小也有要求，比如做話梅的梅子不能太小，否則果肉太少，也不利于銷售。所以雖然漫山遍野都是青梅，但是找到合適的果子也不容易。合作社的果子要求精挑細選，而且不能打藥，如果要在收購價上體現這些隱性的成本，代價是非常高的。可是從實際價格上，合作社只能比其他販子的收購價高一點點。

　　對于前端種植青梅的農戶來說，如果用經濟利益去考量自己和合作社之間的關系，那他們就很可能把果子賣給販子，而且每年的選擇都會有變動。

　　●為了給合作社供貨，社員挑選出品質上乘的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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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與市場

　　其實合作經濟最終能不能夠成功，更重要的是產品能不能賣得出去，這一點在農產品上尤為明顯。

　　有些公益組織以技術手段入手，比如給村民引進新品種的牛羊，但是因為養殖風險大、市場不穩定，也遇到了許多困難。所以相較而言，在今天的合作經濟中，穩定的市場比技術更重要些。

　　我們剛開始做青梅酒的時候，市場還是比較好的。但后來另外一些友商也加入青梅酒的市場，和我們形成了競爭。畢竟我們只是大市場里的一個小小的合作社，人家工廠里做青梅酒的質量和規模，和村民自家作坊完全不一樣。

　　到今天，無論本地還是全國市場，青梅加工品的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2020 年以前，其實都是我們這個公益組織在承擔市場營銷的工作。當時我有感而發，覺得賣貨很難，就寫了一篇文章《公益組織做生意？入坑之前需三思》來說明當時的思考。

　　如果村民保持一種純經濟的關系，銷售團隊的壓力就更大。比如我們加工了1000瓶酒，可能要很久才能賣完。過去在村里賣米的時候，當地的村民有句話叫“賒三不如現二”，意思是說你賒欠三塊錢、不如現款兩塊錢結清。合作社又沒有足夠的資本，村民能容忍我們多長時間給他結賬？如果真的賣不完，村民能不能一起共擔風險？

　　也是在2020年，我們機構實在是干不下去了，就把市場營銷的工作交回到村民手上。

　　村民在合作社里承擔的工作越來越多，分工越來越細，本來是一件好事，也是我們的初衷。因為整個產業鏈條上有越來越多的環節落在村里面，客觀上可以讓村民獲得更多的利益。但是我們又發現，這樣的演變導致涉及到的村民越來越多，利益關系也越復雜，想要協調村民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困難了。

　　●仙娘溪和樂明村的阿姨們一起交流制作話梅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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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突破經濟關系？

　　其實村民和合作社本來不應該是一種純粹的經濟關系，因為合作社是歸全體社員所有的。像開弦弓村的蠶絲合作社，也是以社員大會作為最高的權力機構，每個社員都持有一部分股份，也應該履行對合作社的責任。

　　但我認為，從實際操作上，全體社員集體所有這一點是很難達到的。現實中開弦弓的蠶絲合作社的狀況是，合作社在產業學校的指導下，讓村莊里的能人來管理，而絕大部分社員并沒有參與到合作社的經營中。這種形態更接近費孝通在《繭》中描寫的吳廠長所開的工廠，它是一個有五六十人的企業，大部分人在里面只是做工。工廠的所有者吳廠長是一個有良心的老板，但也僅此而已——他沒有把工廠變成合作社，打工的村民也沒有轉變為社員。

　　●開弦弓村生絲精制運銷合作社股單。攝于費孝通江村紀念館。

　　但是如果深究，其實不僅是架構的問題，而是工廠所有權及村民如何理解的問題。

　　《繭》里面提到，蠶絲工廠要提高生產效率，又不想向其他工廠學習、靠加班來剝削工人，那么工人生產的積極性從何而來？工人們怎樣才能愿意主動投入時間去勞動？《繭》里面說，要做農民的教育，讓大家認識到工廠是大家的、而不是廠長的。

　　而從我實際做工作的體會出發，這種引導和教育工作是非常難的。100年后，青梅合作社遇到的問題是：如果合作社就只是一門生意，那對村民來說當然就是能賺就做，不能賺就拉倒。

　　在這種狀況下，當合作社逐漸發展、合作的鏈條越拉越長，基本的關系問題卻沒有解決，等于將合作社建立在了非常脆弱的基礎上。一旦遇到外部風險，合作社就很容易垮掉。

　　這也是開弦弓村的實際狀況。辦得還不錯的開弦弓合作社，因為1929年全球的經濟危機導致國際市場萎縮，再加上社員不再賣繭給廠里，合作社在產銷兩端都難以維系，經營狀況逐漸惡化。今天我們可以理解，當時工廠首要解決的問題一定是找更多的原料來、讓工廠能夠維持運作、正常開工，很難有精力再去考慮如何動員農民。

　　坦白說，這些動員和教育的工作應該做在前面，要不然就容易出現這樣的情況：當合作社辦得好的時候，社員可以同甘；一旦出現困難，難以共苦。因此，反倒是有些鄉村組織，一開始并沒有以經濟為目的，在大家沒有利益關系的時候先把關系理順，把想法統一，后來再轉型做合作經濟時，運營才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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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中間物”的農村合作經濟

　　費達生在開弦弓村的實踐，最終在1937年以后完全中斷了。這其中有蠶絲市場受到全球經濟危機、日本侵略等外部原因，但我認為即使沒有這些原因，它也很難繼續延續下去。

　　女蠶校在介入鄉村的時候，選取她們所擅長的技術角度切入，想借此撬動鄉村經濟形態和村民關系的轉變，這條道路其實不太成功。合作社始終還是在用一條腿走路：經濟上走得很快，但組織、教育等等都沒有跟上。

　　盡管費達生和女蠶校在直接面對當時的鄉村問題，是非常有勇氣的。但是其中的缺憾也無法回避。開弦弓村的合作社只是一個階段性的嘗試，但不是終點。這也就是標題中 “中間物”的意思，指合作經濟是歷史中的一種暫存的形態。

　　合作經濟的價值，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增收、生計的改善，還在于它具備重塑生產關系的潛在力量。而重塑生產關系，才是費孝通所說的“以鄉村建設作為中國社會的出路”所要達到的層次。其實費達生對合作社已經有類似的想法，只不過沒有做得非常徹底。

　　如果從今天的視角看，合作經濟再往前走，可能的路徑是什么呢？我現在也并沒有完全想清楚。

　　例如，用現在政策上經常提到的農村集體經濟做參照。集體經濟一般是由村兩委牽頭、并且能夠整合和動用整個村莊的資源，而我們現在的合作經濟還遠遠沒有到達這個層面。合作社這種一群人的“小合作”，能不能夠跳躍到集體經濟的“大合作”？在實現這樣的跳躍的時候，就會觸及根本性的問題：誰能夠代表這個村子？誰能處置村莊的資源？

　　很多合作社無法實現這一跳躍。但我認為這樣的跳躍是重要的，否則一群人的合作經濟，很難成為村莊的出路，更無法貢獻于整個社會的出路。從這個角度看，農村的合作經濟實踐，可以被看做是一場組織和人才培養的實踐，為未來更長遠的社會的改變去做一些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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