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深化農村改革，必須繼續把住處理好農民和土地關系這條主線，把強化集體所有制根基、保障和實現農民集體成員權利同激活資源要素統一起來，搞好農村集體資源資產的權利分置和權能完善，讓廣大農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習近平高度重視新時代條件下土地制度及土地集體所有制問題，并多次強調“農村改革不論怎么改，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因為堅持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是“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魂’”，也是“農村最大的制度”。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要“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習近平在主持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還指出：“要把好鄉村振興戰略的政治方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同樣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屬于本集體成員集體所有”“集體所有的財產受法律保護，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侵占、哄搶、私分、破壞。”可以說，如何在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堅持土地集體所有的性質、走新型集體經濟的道路、提高農民更多財產性收益，成為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關鍵一環。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進一步指出，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事關農民切身利益，涉及各方面利益重大調整，必須審慎穩妥推進，試點縣（市、區）數量要穩妥可控。這里的“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絕不是推動農地無條件入市。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是村建設用地或農村集體土地建設用地，是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農戶個人進行各項非農業建設的土地，而并非耕地，一般多指宅基地、公共設施用地和經營性建設用地。從全面理解中央精神的視角出發，必須強調此次會議所提出的“三個要”，即“要堅持同地同權同責，在符合規劃、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前提下，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在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中交易，適用相同規則，接受市場監管；要堅持節約集約用地，堅持先規劃后建設，合理布局各用途土地；要嚴守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落實永久基本農田、生態保護紅線、城鎮開發邊界等空間管控要求”。也就是說，要堅持集約用地的原則，更要嚴守土地公有制性質、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性質、堅持耕地紅線不突破以及農民利益不受損的準則。馬克思認為：“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觀點來看，土地所有權也是多余而且有害的。”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集體土地所有權恰恰是必要且有利的，是確保農民增收、糧食安全、產業興旺、生活富裕的最重要保證，也是對外部資本主導農業的限制。對于如何堅持好土地集體所有制、推進好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利用好集體土地的地租形式、強化好土地流轉用途監管，落實好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以及優化集體土地的必要性、存在的現實問題等都亟須運用馬克思土地所有權與地租理論加以分析，這對于新時代壯大新型集體經濟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一、強化農村集體土地根基的必要性分析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社會化服務，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億畝耕地紅線。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合法土地權益，鼓勵依法自愿有償轉讓。”2022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進一步指明，建設農業強國要體現中國特色，立足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農耕文明的歷史底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時代要求，不簡單照搬國外現代化農業強國模式。習近平在2013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目前，各地區都在積極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試點，這有利于改變一些地方農村土地過于分散的狀況，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在這個過程中，要尊重農民意愿、保障農民權益，防止土地過度集中到少數人手里，防止土地用途發生根本性變化，造成農村貧富差距過大。”這實際上已經科學運用辯證法指明了土地流轉在提高規?；洜I的生產效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時對于土地流轉后應防止可能出現的集體土地所有權變化、農民權益受損、耕地紅線被突破等問題做出明確指示?；诖耍Y合馬克思土地所有權和地租理論，可以對土地流轉后強化集體所有制根基的必要性進行以下五方面分析。

　?。ㄒ唬U大規模化生產、實現社會化生產的重要性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明，小塊土地所有制實際上會使生產條件逐漸惡化并使生產資料愈發昂貴，造成“生產資料無止境地分散，生產者無止境地互相分離”，而且還會帶來“人力發生巨大的浪費”。此外，這種小塊土地所有制還會不斷排斥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社會化形式的變革、農業機械化的應用，甚至也有礙于資本的社會積累。馬克思認為：“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總的說來是以勞動者被剝奪勞動條件為前提，那么，在農業中，它是以農業勞動者被剝奪土地并從屬于一個為利潤而經營農業的資本家為前提。”自給自足的小農戶生產多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也就是說，小農戶的生產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方向明顯相悖，只有農民的聯合勞動、一批村落及鄉鎮的聯合才會更有利于產業規劃、技術應用和經濟進步。馬克思首先承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功績”就是“把土地所有權變成荒謬的東西”，并使土地擺脫一切傳統附屬物的束縛，從而為農業生產的社會化經營提供必要的經濟基礎。但是，資本主義農業卻不斷變為資本的附屬物，因為這一農業的社會化生產是“以直接生產者的完全貧困化為代價而取得的”。而如何既保障農業的社會生產，又提高農民的獲得感，就成為社會主義農業發展必須解決的問題。特別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可以通過對集體所有土地的規模化經營來賦予農戶共同支配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如，現有作為土地流轉前提的土地確權頒證工作，對山水林田湖草的面積與規模的計算，就能精確到最小丈量單位，甚至鄉村的一溝一壑都可以在大數據技術計算和遠程遙感下做到精準管理。當然，確權登記、土地流轉并不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終點，而應把明晰集體產權職能作為壯大新型集體經濟、實現社會化生產的起點。

　　（二）提高農業商品社會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性

　　農業勞動擔負著農業和非農業生產所必要的糧食和原料，需要有足夠的生產率作為基礎保障。正因為農業產品具有滿足人類基本生存的特殊屬性，所以其使用價值更明顯體現為交換價值和價值的前提。正是由于土地是財富源泉的必然產物，地租的量的決定性就成為一個極復雜的社會生產關系行為，并不是地租獲得者可以在主觀上能夠決定的“量”。在馬克思看來，地租不是來自土壤本身，而來自社會關系，即“租是土地經營賴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產生的結果”。馬克思指明：“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地租的量（從而土地的價值）作為社會總勞動的結果而增長起來。”這是因為，土地本身并不分為農業和非農業用地，兩種用地很容易形成一種競爭關系。特別是當農產品作為商品變成交換價值和價值時，農業生產和農業市場就會發展起來，農業生產率就會提高，其效率不是來自農產品本身，而是商品本身的特征。即使與工業品的勞動生產率相比，農業生產率會表現得相對降低，但是“農產品的價值以及地租都在提高”。列寧在《一位立憲民主黨教授》一文中直指：“‘農業勞動生產率遞減的規律’是資產階級的謊言。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地租即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增加的規律，才是事實。”與之相對，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提高勞動生產率仍是農民生活富足的基本條件，其中關鍵在于把農民組織起來變革舊有生產方式，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由土地私人占有而使農民基本生活費用高漲、土地所有者卻能賺到更多地租的狀況。由此，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不僅需要有廣闊的土地面積，在此基礎上也需要建立聯合與協作的勞動關系，以便在更高級的合作化程度上進行規?；a。

　?。ㄈ┘訌娡恋厮姓吆蜕a經營者相互聯系的重要性

　　馬克思把現代資本主義農業社會的骨架分為雇傭工人、產業資本家、土地所有者三個并存且對立的階級。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方式造成貧富差距與兩極分化就是因為其所走的是消滅農民、私人壟斷土地的道路。為消除上述弊端，需要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通過鞏固村社一體的集體層經營主體的經濟效益，充分利用國有平臺資本的賦能和民營資本的有效補充，確保土地所有者、承包者和經營者形成相互融合、資源共享、利益聯動的產供銷一體化關系。目前，土地流轉后常采用“公司+專業合作社（基地）+農戶”相聯動的方式來進行產業經營，進而在“三權三變”的思路下，農戶通過“租金收入+股份分工”“土地入股+股份分紅”“資金入股+股份分紅”“保護價收購+利潤返還”等模式，可以獲得土地租金、土地賠付金、工資薪金、股份分紅、經營性分紅。習近平強調：“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的目標方向，是要探索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明晰產權歸屬，完善各項權能，激活農村各類生產要素潛能，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村集體經濟運營新機制。”現有土地流轉后，允許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的直接目的就是通過發展農業規?；?、產業化經營來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提高農民收入、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鞏固這一財產權利不僅需要建立在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的基礎上，更需要在集體組織內部保障農民的承包權與經營權、財產權與勞動權有機統一。

　?。ㄋ模┲匾晝灮w土地地租收益的重要性

　　馬克思指明：“地租是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借以實現即增殖價值的形式。”不論地租的各種特殊形式如何，對地租的占有都是土地所有權借以實現的經濟形式。地租作為在一定期限內按契約規定支付給土地所有者的貨幣額，不僅包括農村耕地的租金，而且包括山地、林地、草地、漁場、河塘、湖泊、建設用地等各種自然力資源。由人壟斷的這種自然力，總是和土地分不開的。特別是，在集體經濟與市場經濟相互銜接的過程中，經過流轉的集體土地本身也會產生地租。土地確權能夠進一步精準測量和摸清村集體資產的家底，進一步明晰山水林田湖草作為村民賴以生存的自然稟賦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全面考察村集體土地與資源的經濟價值、自然資源價值以及各種附加值。也只有正確評估流轉土地的租金，才能可持續壯大村集體資產、提高黨支部和集體經濟組織的組織能力。如果低估土地的流轉費用，甚至以低估的流轉費用過度延長流轉期限，都不利于村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以及維護廣大農戶的根本利益。由此，集體土地要想發揮和實現土地集體所有權的真正權力，就需要重視對集體土地價值的再評估，“搞好農村集體資源資產的權利分置和權能完善”。

　?。ㄎ澹┱J識勞動者的創造是集體土地產生地租的源泉

　　前面所談到土地所蘊含的自然力并不是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的源泉，而只是超額利潤的一種自然基礎，地租的真正來源仍是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在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資源豐富的區域，雖然取得超額利潤離不開資本對自然力的壟斷，但“這種自然條件在自然界只存在于某些地方。在它不存在的地方，它是不能由一定的投資創造出來的”。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因為“土地所有者能從資本家那里扣下一部分無酬勞動”，所以“土地所有權似乎是價值的一個源泉”。馬克思指明：“地租的特征是隨著農產品作為價值（商品）而發展的條件和它們的價值的實現條件的發展，土地所有權在這個未經它參與就創造出來的價值中占有不斷增大部分的權力也發展起來，剩余價值中一個不斷增大的部分也就轉化為地租。”可見，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地租的首要源泉來自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而其超額利潤再轉化為由土地所有者所得的地租。由此，“土地所有權，就像資本一樣，變成了支取無酬勞動、無代價勞動的憑證”，其恰當的表現形式就是絕對地租。與此相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也應堅持活勞動創造價值的一元論假設，認識集體層經營的土地地租也來自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只是在這種集體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下的勞動不再是無酬勞動或無價勞動，而是使剩余勞動創造的超額利潤歸土地集體組織所有，農戶可憑集體土地的承包經營權享有利潤分紅。可見，即便集體土地流轉給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其產生的地租仍是集體層經營與發展賴以實現的物質基礎。當然，未來社會如果能夠按照勞動者的實際勞動時間來購買土地產品，社會外在的資本形式就會被揚棄，社會就有望成為一個自覺、有規劃、成組織的聯合體。這也是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

　　二、處理好農村集體土地和農民物質利益關系的現實問題

　　在2022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深化農村改革，必須處理好農民和土地關系這條主線，“要依靠自己力量端牢飯碗，依托雙層經營體制發展農業，發展生態低碳農業，賡續農耕文明，扎實推進共同富裕”。而深化農村集體土地改革為農業發展提供了規模化、社會化和集約化的必要條件，當然，能否進而以此實現鄉村振興，關鍵在于能否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壯大黨支部領辦的新型集體經濟、走組織振興與共同富裕的道路?！顿Y本論》第三卷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是：實際的耕作者是雇傭工人，他們受雇于一個只是把農業作為資本的特殊開發場所，作為對一個特殊生產部門的投資來經營的資本家即租地農場主。”與此相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農業不再是唯利潤最大化原則的特殊部門，而是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糧食安全，并能夠逐步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社會主義農業實現由單純的價值追求向鄉村振興的綜合目標轉變的關鍵，還是在于處理好土地與集體、農戶、各類經營主體的關系。尤其是更好堅持和鞏固土地集體所有制、更好壯大集體經濟、更好使農戶真正共享集體土地的權益，這些成為處理好上述農業生產關系的基石。此外，馬克思地租理論認為，“地租是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借以實現即增殖價值的形式”。這又啟發我們，在推進農村集體資產確權到戶、土地流轉及股份合作制改革過程中，要高度重視集體土地所有權在集體經濟層面上的保值增值以及流轉地租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共管、共享、共贏。結合實踐，以下具體分析處理農村集體土地和農民物質利益關系中可能存在的現實問題。

　?。ㄒ唬┚枋辜w土地按照私人利益來調節生產

　　在一定社會制度的生產方式下，土地的使用會體現出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經濟條件和經濟關系。如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土地所有權私人壟斷的直接結果就是私人資本通過壟斷一定規模的土地，“把它當做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從自己私人意志的領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雖然使生產者從土地直接附屬物的地位中解放出來，但是土地依然被資本主義大農場主剝奪或被租地資本家實際控制。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土地所有權的私人壟斷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前提之一，農業生產也愈發從屬于私人資本。馬克思在《論土地國有化》中批判道：“我們需要的是日益增長的生產，要是讓一小撮隨心所欲地按照他們的私人利益來調節生產，或者無知地消耗地力，就無法滿足生產增長的各種需要。”土地的出讓、租賃、抵押等向土地要效益的方式雖然為農業發展帶來了超額地租，但這些地租除歸于財政收入、用于解決農民就業，還有相當一部分可能會存在向城市工商資本大幅流入的風險。這是由資本下鄉后，資本的逐利性和擴張性等屬性決定的。習近平明確強調：“不要以土地改革、城鄉一體化之名，行增加城鎮建設用地之實，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事不能干。”這是因為，要充分重視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存在，其“正好是對投資的一個限制，正好是對資本在土地上任意增殖的一個限制”。

　　（二）警惕作為勞動條件的土地和作為純粹經濟形式的土地的分離

　　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權從統治和從屬的關系下完全解脫出來，另一方面又使作為勞動條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權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離，土地對土地所有者來說只代表一定的貨幣稅，這是他憑他的壟斷權，從產業資本家即租地農場主那里征收來的；[它]使這種聯系發生如此嚴重的解體，以致在蘇格蘭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度過他的一生”?？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要求作為勞動條件的土地，即滿足人類第一需求的使用價值的來源，要與在法律上壟斷土地所有權的土地相區別。這種區別主要體現在價值層面，因為對土地的壟斷主要體現在資本主義生產基礎上的經濟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無論如何通過入股、入市、出讓、發包、租賃等形式來抬升土地的價格，“高地租和低工資完全是一回事”。)馬克思認為：“只要土地價格的水平取決于這種使地租增加的情況，土地的升值和勞動的貶值就是一回事，土地價格的昂貴和勞動價格的低廉就是一回事。”由此，要密切關注并不斷提高土地的出讓收益用于切實促進農村產業發展、提高農業經營水平、提高農民收入水平。2022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強調，要深化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

　　（三）警惕把技術進步作為提高土地效能的唯一標準

　　馬克思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對土地問題進行研究。毋庸置疑，傳統農業生產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產生了技術革命。馬克思指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大成果之一是，“使農業由社會最不發達部分的單憑經驗的和刻板沿襲下來的經營方法，在私有制條件下一般能夠做到的范圍內轉化為農藝學的自覺的科學的應用。”在這里，馬克思充分肯定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追逐超額剩余價值的過程中使農業科學在生產中得以運用。同樣，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農業的出路在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的關鍵在科技進步和創新”。當然，我國農業勞動力總量不斷減少，并不斷呈現老齡化趨勢以及實際耕地面積不斷減少的問題。實踐中，不僅需要通過技術進步來解決上述瓶頸制約，實現內涵式發展，而且還需要通過更加協調的生產關系結構自覺處理好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產率、農民收益率的綜合平衡關系。對此，習近平指出，“現在，全國主要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已超過百分之六十五，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百分之五十七”，“相比較而言，農村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方面差距相當大”。這就進一步明確了農業現代化不僅是“物”的現代化，更包括社會主義農業生產關系的優化、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升、城鄉與工農差距的縮小、糧食和耕地安全的確保等“人”的現代化。

　?。ㄋ模┚鑼嶋H耕種者從集體層經營內部轉向外部

　　土地流轉后，傳統的小農經營方式會愈發變得難以適應。馬克思早已指出，小農“作為租金支付給土地所有者的東西，往往不僅占去他的利潤——即他自己的剩余勞動，他作為自己勞動工具的所有者對這個剩余勞動享有權利——的一部分，而且還占去他在其他情況下付出同量勞動本來會得到的正常工資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在這種狀況下，通過土地租金返回給土地所有者的，正來自從農業工人手中扣留的部分。再加上，農業機械化的廣泛應用使更多從事短工的農民從農業中游離出來，加劇了過剩農業人口的直接競爭。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是：實際的耕作者是雇傭工人，他們受雇于一個只是把農業作為資本的特殊開發場所，作為對一個特殊生產部門的投資來經營的資本家即租地農場主。”雇傭工人從事一線生產勞動不僅不能擺脫受制于資本的兩極分化狀態，而且會使土地耕作背離滿足人的生活需求的初衷。如果私人大資本不斷承包與經營村域內極具規模的最優土地，甚至以固定的年限長期固定下來，那么就在實際上使流轉土地的價格轉化為出租土地的資本化收入。現階段能夠承接流轉土地經營的多數仍為種糧大戶或資本領辦的專業合作社，村集體領辦的合作社數量依然較少。而小農擺脫可能受制于雇傭勞動關系的最佳路徑就是在黨組織領辦的合作社中參與經營、利益共享、抱團取暖。通過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支持發展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帶動服務小農，這是2022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主要精神。新時代以來，我國農戶水平不斷提高、消費需求結構不斷優化，人口老齡化程度與非農就業要求勢必愈發強烈，所以農地規?；洜I是大勢所趨，集體經營在鄉村振興中的主導地位愈發凸顯。2019年，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483份調研報告顯示，農戶在確權后依然愿意將農地流轉的占87.75%，且70.86%的農戶認為土地流轉給村集體最有保障，其次是龍頭企業占12.91%，再次為專業合作社占9.27%，家庭農場為2.65%，種養大戶為1.99%。

　　（五）警惕以土地的經濟價值作為衡量流轉地租的唯一標準

　　在馬克思看來，已注入土地的資本以及為土地改良優化而支付的利息額僅是地租標準的一個參考因素，并不是真正的地租，因為“真正的地租是為了使用土地本身而支付的，不管這種土地是處于自然狀態，還是已被開墾”。這啟發我們，在土地流轉中，以土地附加值衡量地租高與低的做法容易忽視土地地租的內核，即土地本身的價值。土地是重要且有限的自然資源，對農村土地的過度開發、大量農業用地轉工業或建設用地勢必會給土壤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壞，降低鄉鎮居民生活的幸福指數，最終不利于農業經濟長遠發展。特別是隨著國家土地規劃的收緊、土地確權的完成以及土地流轉的有序展開，可開發利用的土地資源會愈發減少，村集體土地會愈發“寸土難得”。如果僅用土地開發、土地類型的變更等方法增加集體資產、發展集體經濟，那么集體經濟必然會面臨缺乏新的有力增長點的局面，從長遠看，單純向土地要效益的做法難以維系。根據某地市級相關數據統計，全市村組平均開發強度達47.87%，實際建設用地比規劃建設用地多10400多畝，8個村的土地平均開發強度達52.2%，一些村的開發強度超過60%，某村的實際建設用地超出規劃面積138畝，還有一些村雖然賬目上有380多畝和480多畝可用地，但基本上已由市鎮統籌。

　?。┚杓w土地流轉給大戶或公司發包期過長的問題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土地所有者盡可能縮短土地租期的原因之一在于，不斷把土地改良后升值的土地價值核算到新的地租中，并變為土地所有者的私有財產。只要土地價格水平取決于地租的增加，優質土地的高地租與雇傭工人的低工資之間就總是成反比例的關系。與此相對比，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流轉土地承包期的確立需要以鄉村振興、農民致富為根本準則，做好制度設計。習近平強調：“我國農村情況千差萬別，集體經濟發展很不平衡，要搞好制度設計，有針對性地布局試點。”土地流轉的承包期正是需要在國家頂層制度設計基礎上由省市縣級政府與村級集體組織根據當前利益和中長期利益相結合的原則共同設計與規劃。各級政府既要保證初步流轉給專業大戶或公司的土地有一定時期的穩定經營和建設期限，又要注意如果流轉期限過長可能會帶來架空土地集體所有制的風險，進而可能會嚴重低估土地本身的價值并損害農民的利益。可見，在土地資源計劃配置中，政府既需要做好提供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用地等“市場做不了、做不好的事”，也要在土地的流轉期限、產業布局、租金使用、耕地總量等有效規劃與用途管制中更好發揮縣鄉鎮及以上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這并不會影響市場對土地資源的調節作用。

　　三、優化農村集體土地、壯大集體經濟的主要路徑

　　在打贏脫貧攻堅戰過程中，大量國家財政扶貧資金轉為村集體股本金，成為助力集體經濟再次壯大的難得機遇。然而關鍵問題在于，如何在土地流轉中，通過一系列鞏固和完善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多元化路徑，提升“一切財富的原始源泉”即土地，尤其是集體土地的效能，讓廣大農民在深化農村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

　　（一）建立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相互并存、促進的聯動機制

　　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的推進，得益于新中國成立前后就開始進行的土地改革以及后來的互助組、合作化及集體化運動。土地國有和集體所有相互并存、促進，為今日土地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礎。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兩種所有制并存，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堅持與完善的經濟基礎。馬克思在《論土地國有化》中批駁了土地私有化的主張，闡述了土地國有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而且“工人階級的未來取決于這個問題的解決”。在馬克思看來，雖然土地國有化是一種社會發展的必然，但是在資產階級政權下的土地所謂國有化后，常把土地分成小塊地出租給個體農戶或合作社，然后通過制造幾類主體之間的殘酷競爭使地租上漲，這時“反而為土地占有者提供了新的便利條件來養活自己”。在馬克思看來，真正的“土地國有化將徹底改變勞動和資本的關系”，并且“最終消滅工業和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馬克思這里所指的是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土地國有化”，即在實行單一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基礎上消滅商品、貨幣、階級乃至國家政權，這里的“國有”實際上已經打破了地域界限，成為由各個自由平等的生產者構成的社會共同體。馬克思的土地國有化設想為未來社會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但是，在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把土地交給聯合起來的農業勞動者”的土地合作化思想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列寧同樣指出：“使地產‘價值增殖額’成為‘人民的財產’，也就是說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權交給國家，或者說使土地國有化。”隨著社會主義實踐的深入，毛澤東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完善了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要相互并存、促進的思想?！蹲x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記錄》就以集體所有制的變革作為主線之一，進一步把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分成四個階段，可以分別理解為：一是從個體經濟向集體所有制過渡；二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并存的階段；三是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階段；四是單一的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1958年8月，毛澤東強調：“不要忙于改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還是以采用集體所有制為好，這可以避免在改變所有制的過程中發生不必要的麻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處理好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的關系，是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的必然選擇。習近平強調：“加快城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人才、土地、資本等要素在城鄉間雙向流動。”這里強調的是雙向流動，不是從農用地向城市用地的單向流動，而是要保障農民集體成員權利同激活資源要素統一起來，建立“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2021年《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報告》強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產權相對封閉的原因就在于“集體土地所有權不能自由買賣”，因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集體土地的所有者代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需要相對固定”，“如果允許股權開放，極有可能出現社會資本控股集體經濟組織，進而‘巧取’集體土地所有權，換一種方式達到集體土地私有化目的”。實際上，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所謂“股份”，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可分割、可流轉的“股份”不同，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出現的所謂“股”，更多是指每個成員在集體資產收益中的具體分配份額。因為集體資產的不可任意分割的特征決定了其具有不斷保值增值的職能。

　　（二）綜合評估集體土地的價值

　　土地的價值是一個動態的運動過程，不僅具有土壤肥力本身以及多種自然力作用的差異，又具有采用化學方法或機械方式等不同的生產力手段的差異，更含有社會生產關系對土壤肥力和土地價值本身的影響。也就是說，既要注重土壤的自然肥力，又要重視土壤的經濟和社會肥力。正如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所指出，“肥力并不像人們所想的那樣是一種天然素質，它和當前的社會關系有著密切的聯系。一塊土地，用來種糧食可能很肥沃，但是市場價格可以驅使耕作者把它改成人工牧場因而變得不肥沃”。土地的改良與機器的變革有完全相反的積累效果，舊機器被新機器代替后必然會逐漸喪失作用，而“土地只要處理得當”，即農業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社會化的發展不斷適應，“就會不斷改良”。因此，應充分重視馬克思關于“土地的優點”的論斷，即各個合理、連續的追加投資能夠不斷帶來利益。由此，土地流轉后連續投資產生的收益需要村集體經濟組織再評估，不斷完善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機制。當然，土壤肥力和土地耕種面積的絕對提高和增加并不會使級差地租消失，在實踐中這種級差地租的差距可能會擴大。

　　因此，不僅要確保土地中最核心的農田規模，還要確保其經濟質量和生態價值。正如習近平強調的，“農田必須是良田，要建設國家糧食安全產業帶，加強農田水利建設，實施黑土地保護工程，分類改造鹽堿地，努力建成十億畝高標準農田”。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農業現代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呈現出與過去不同的一系列新發展特點，其中一個重要變化就是農業發展正在由量的增加向質的提升轉變，并且逐漸成為農業轉型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習近平直指：“從最新的國土調查結果看，全國耕地面積比十年前減少了一億多畝。如果任由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十八億畝耕地紅線還怎么能保得?。渴膬|多人飯碗還怎么能端得穩。”可見，這并不是有學者所認為的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即使是涉及占用耕地的農地轉用，也可以通過構建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在全國范圍內推進‘增減掛鉤’和‘占補平衡’，確保18億畝耕地紅線不被突破”。改變我國耕地數量和總體質量不高、后備資源不足的問題，確保耕地、糧食和種子絕對安全，事關中國人端穩自己的飯碗、不受制于人，由此，我們“要抓住耕地和種子兩個要害”，“要牢牢守住十八億畝耕地紅線，防止違法改變用途，對違法占用耕地‘零容忍’，堅決遏制耕地‘非農化’、防止‘非糧化’”。

　?。ㄈ┰鰪娂w土地集體層經營的內生動力

　　進入新時代，不能再單純通過增加土地供給推動集體經濟的增長。雖然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和有效治理的基礎，但關鍵問題是怎樣使產業更加興旺，其中很重要的是如何充分發揮村集體經濟的產購銷一體化的優勢。傳統的“一村一品”“一戶一品”等東亞式的小農生產模式顯然已經不再適應土地流轉后規?；⑸鐣洜I的要求。在新時代農村發展實踐中，越來越多的鄉村通過“連村發展”模式，把區域內幾個村通過城鄉融合的縣鄉村“大三級”的統籌規劃來集中力量發展優勢產業。習近平強調：“要把縣域作為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切入點，推進空間布局、產業發展、基礎設施等縣域統籌，把城鄉關系擺布好處理好，一體設計、一并推進。”如浙江省近年來在全省各地推廣農村集體經濟“村村聯合”的抱團發展模式，有利于解決一定區域內村集體經濟發展不均衡現象，帶動多個集體經濟薄弱村共同出資參與集體經濟項目，實現保底分紅，并保障村集體經濟保值增值。2019年浙江省各地抱團項目已經達到564個，其中跨市及以上項目29個、跨縣項目12個、縣域內523個，抱團村達到12042個，投資總額達到237.47億元，收益分紅389億元，年村均回報率為11.34%。

　　由此，可以通過在地的產業化、工業化、服務業化促進城鎮化，進而實現城鄉融合同步發展。在統籌規劃下，對接城鎮國有經濟平臺的村社集體經濟組織如果能夠通過村集體資產公司的管理來科學評估集體土地的價值，那就既可以充分發揮集體經濟“統”的力量，又可以利用集體資本與國有資本、集體資本與民營資本的“雙控互促”效能。國有平臺公司具有提高對依托集體層經營所創立的專業合作社的配資比例、加強投資方向和風險防控指導等職能優勢。這樣集體經營就具備了政策規劃、資金保障、技術支持和風險控制等能力，并可以進一步發展集約化、科技化的現代農業。由此，新時代農村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應局限于土地密集型產業或勞動力需求比較多的農業、林業、漁業、畜牧業等，還完全可以向綠色、安全、高效的現代農業發展，使農民合作社、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加大綠色生產力度。

　　（四）促使集體經濟組織全過程參與生產、供銷、信用的“三位一體”合作社

　　土地流轉后交由公司或大戶經營的土地，如果承包期后不再被續租，那么原投入土地的廠房、設備等固定資本就能夠重歸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如果村集體經濟組織沒有掌握原生產技術與管理營銷方式，就會造成原有的生產資料無法繼續帶來任何價值和利潤。那么村集體有可能會被迫把原有產業推倒重來，并通過尋找新的工商資本注入發展新的產業。為避免這種現象，需要使村集體經濟組織憑借集體土地所有權對流轉給專業大戶或私人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進行持股參與。新時代探索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可以進一步通過村民股份合作，建立起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求的農村集體資產管理與運營的新機制，并鼓勵在合作社的信用職能層面大做文章。這項改革的目的絕不是把集體經濟組織排斥出農業生產的全過程，也絕不是剝奪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決策、管理、經營與分紅的權利。習近平明確強調：“搞好這項改革，一項重要基礎工作是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要探索集體所有制有效實現形式，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試點過程中，要防止侵吞農民權益，試點各項工作應嚴格限制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基于此，完成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村，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作為特別法人成立黨支部領辦的新型股份經濟合作社，并由其代表村集體注冊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明確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城鎮農村的合作經濟組織可以依法取得法人資格。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與“黨支部+合作社+股份公司”的傳統模式相比，更加使村黨支部從農業經濟發展的“后臺”走向產購銷一體化的“中央”，以此實現黨建與鄉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融合式發展。

　?。ㄎ澹┨岣呒w經營中農戶的收入分配水平

　　土地流轉后，現有普通農戶的收入一般分為三類，分別是土地流轉租金、合作社務工掙酬金、利益聯結分紅收益金。從這三部分收入來分析，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與資本領辦的合作社在經濟效能、基本收入、農民流向等方面都形成鮮明對比。前者可以充分保障農民的集體土地權益、在地生產經營權利、共享社會保障和福利權利等。如山東煙臺首批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棲霞市東院頭村2019年畝均分紅5050元，村集體收入92萬元，社員長期務工年均收入4萬元。2020年8月，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已經覆蓋2779個村，新增集體收入4.15億元，農戶增收5.23億元。而后者常會出現，農民除獲得財產性收益、集體經濟入股分紅以外，還必須通過外出務工為生，其缺乏從內生動力來徹底解決農民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問題，進而一些脫貧人群仍可能存在系統性返貧的風險。在實踐中，把個體農民單方向推向市場卻不重視市場化與組織化相結合的做法，絕不是解放農民，更不是釋放勞動力動能，而是可能使資本關系進一步固化。

　　對此，習近平反復強調：“要通過發展現代農業、提升農村經濟、增強農民工務工技能、強化農業支持政策、拓展基本公共服務、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多途徑增加農民收入。”為解決這一可能存在的問題，應進一步加強對土地流轉的租金的再評估與核算，科學評估土地流轉的期限，特別是要推廣農民通過土地或資金入股等形式實際參與集體組織內部的生產與經營活動，以此來提高初次與再分配水平。農戶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就業與創業在實踐中遠比在集體組織外從事生產勞動要更有保障，更有利于解決農業從業者老齡化以及“留守勞動”“留守兒童”等社會問題。習近平強調“農民的地農民種是必須堅持的基本取向”，就是引導構建以新型職業農民和村集體組織為主體的新型農業生產方式的重要導向。新型職業農民對本地農業生產所固有的自然特性、生產周期和環節具有豐富的生產經驗。在此基礎上，黨組織領辦村合作社，使得在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農民成為集決策、管理、勞動、分紅等為一體的完整主體，“這些優勢，都是其他經營主體所難以比擬的”。筆者在調研中發現，貴州省安順市大屯村眾惠專業合作社是堅持合作社基本原則、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集體經濟示范村。特別是該合作社的初始資本金參股原則就可以充分體現出這一點。大屯村眾惠專業合作社規定全體村民必須人人有股，初始股價格為100元/股，每人最高不允許超過20股，村民總持股比例不低于60%；村委全資公司應帶頭持股，持股比例不高于30%；鼓勵積極參與本村發展，且經集體組織同意的新村民參股，總持股比例不高于10%。出資方式是以貨幣出資為主，也可以用庫房、加工設備、運輸設備、農機具、農產品等實物、技術、知識產權、土地承包經營權等作價出資，還可以用在本社的勞動報酬折抵出資，充分保障了在地農民的勞動權、收益權和保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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