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農民工在工廠。

　　鄉間小樓。

　　返鄉殺雞，準備過年。

　　道路通往城市，卻處處踩著返鄉的足跡。

　　開欄的話：看和觀察是不一樣的。

　　觀察，是帶著思考的看。在城鄉劇烈變遷的時代，村里發生了什么事情，人們過上了什么樣的生活，值得記錄和思考。返鄉觀察，是帶著鄉的血脈、城的經歷，回到鄉村并對鄉村的審視和反觀。春節，尤其是幾年疫情后普遍選擇回鄉的此次春節，“折疊”了近幾年人與物的變化，為今年的返鄉觀察提供了更多“素材”，也讓“觀察者”們對熟悉又陌生的故鄉有了更深刻的“看”。

　　即日起，“脈動”欄目將推出系列返鄉觀察，展現一代農民工進城與返鄉的道路和困惑，反思城鄉審美、代際之間的沖突，呈現而立之年的困境和落寞，看看被短信詐騙盯上的鄉村經濟組織的經歷……這些觀察只是某些側面而非鄉村全貌，但局部可以勾勒整體的輪廓。我們將持續關注鄉村，讓一張張拼圖展現出我們的來時路。

　　尋路

　　種田是沒出路的，這是鄉里人很長時間的認識。

　　早些年，為了擺脫土地的束縛，鄉里人都要學一門手藝。比如，岳父是石匠，小叔是泥水匠，大姑學做衣服，大姑父是個水電工。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岳父和小叔都外出打工了幾年。岳父在廣東的一個水電站待了一段時間。彼時，農民工的工資并不高，還常常出現拖欠工資的情況。事實上，那時的農民工幾乎沒有因為打工發家致富的。但鄉里人的要求并不高，有個工作，有點收入，能補貼家用就不錯了。

　　外出務工不是一個長久之計。彼時的農民工，都還有“戀家”情節。岳父外出務工期間，家里的農活都要岳母一個人做，且大大小小的事也得她一個人打理，總歸是不方便。岳父其實不怎么識字，竟然也給家里寫信——彼時電話都還沒有。終于，岳父還是回家了。

　　其實，那時候的農民工，只要成了家有了小孩，幾乎都有和岳父一樣的困境。打工是“副業”，對家庭收入很是重要，但農村還有田地要種（沒有人想過可以流轉或干脆荒著），子女要上學，老人要照料，不可能放棄。于是，在城鄉拉鋸的過程中，“返鄉”比“進城”更有吸引力。

　　天平往“進城”一端傾斜，那已經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了。小姑和小姑父結婚后，兩人就雙雙出去打工。他們一直在深圳的服裝廠做事，有技術，且農民工的工資和保障也逐漸提升，和農村的收入逐漸拉開了差距，也就順其自然地一直務工到了現在。他們的兒子是留守兒童，由爺爺奶奶帶大，現在都大學畢業，工作幾年了。

　　岳父和小叔返鄉后，有了不同的境遇。岳父的石匠技術，在農村已經不吃香。畢竟，新型建筑材料和機械設備越來越普及，農民自建房都不怎么需要石匠。于是，他把一套工具都丟了，改行和岳母兩人擺攤做生意。在集市擺攤，雖說辛苦，卻也是一個出路，也支持了家庭發展，供女兒上了大學，在街上買了房子，還有一點積蓄。

　　小叔的泥水匠技術倒是一直吃香，但農村的活有個特點，并不持續，一段時間有活，一段時間又沒活。雖然賺了一些錢，但都因為混日子耗費完了。鄉里茶館甚多，閑下來的人們都熱衷到茶館打牌，鄉里像岳父和小叔這種會賺錢也會花錢的人，當然是茶館最重要的目標顧客。茶館提供吃喝玩樂，甚至為那些陪讀的爺爺奶奶幫忙照看孩子，幾乎成了很多人的第二個家。小叔待了幾年后發現，這種日子實在是沒法維系——女兒還沒有成家，房子還沒蓋，還有老人要贍養，前幾年就又到東莞打工去了。

　　而岳父和岳母在我和妻子結婚后，也到了武漢幫我們照看小孩。

　　岳父一家的兄弟姐妹，都是60后和70后，他們算是第一代農民工。他們有些在進城和返鄉之間來回反復，有些則一股腦扎進了城市，但都是擺脫了土地的束縛。

　　出路

　　近些年，建筑行業出現結構性變化。一個建筑項目，甲方給出的價格和過去比并沒有多大變化，但人工成本成倍上漲，普工每天的工價是一兩百元，技術工工價已經到了三四百元，甚至更多。故而，有相當一部分一代農民工還在工地上干活。但過去被看成是“小老板”的包工頭，已經喪失了老板屬性，也得親自干活賺取工錢。

　　小叔是一個小包工頭，他在東莞工地已經工作多年，各方面都熟悉。據他說，包工頭也有一定風險。2021年的時候，他所包的工程發了工人工資以后，白干不說，還倒虧了20多萬元，原因就在于很多細節沒有計算清楚，超出了預算。去年的時候，受疫情影響，大工地基本上都是關關停停，沒什么活干，一般的工人都很難找到活。但他熟門熟路，接了不少小工程，比如房屋的家裝，竟然開工了200多天，賺得反而比往年多。小工程的管理層級很少，且工錢兌現很快，像他這種容易接活的工人，就比較有優勢。但如果是一般工人（比如沒有當過包工頭），接活就不容易，肯定賺不了錢。

　　在大工地上，包工頭和工人之間，收益上沒有多大差異，頂多就是只要總承包商的工錢來了，自己可以優先保證工資到位。去年行情不好，小叔為某個大工地干了一個月的活，結果還有幾萬元工錢到了過年還沒給。當然，要是足夠精明，總歸還有一點點返利（雖然不多）。表弟也是一個包工頭，主要從事扎鋼圈的活。扎鋼圈雖然沒有什么技術門檻，但他和他的工人長期做這個活，也就有了一定的優勢。因此，工人的熟練程度以及合作的默契度，就非常重要。他去年在廣西接了一個活，干了一個月，平均下來工人每天竟然賺到了六七百元，原因就在于這些工人都是本村或鄰村的鄉親，長期在一起，有錢一起賺，都齊心協力，合作程度很高，不存在因管理不當而導致的效率下降問題。

　　而小叔手下的工人，來自五湖四海，工人最多的是來自廣西，其次是四川、貴州、河南，湖南的也有一些。包工頭事實上會面臨管理風險。2020年，小叔工地一位70歲的工人，因為有智障，且不會說話，竟然徒步從東莞跑到了惠州，小叔為了找他，五天五夜沒睡，最后是惠州高速公路交警找到了，他趕緊租了一輛車把他接走，送回老家。雖說找人的成本老板承擔了，但這種事總歸還是消耗了工作效率。再加上人多了，又不熟悉，總是有一些工人干活不太賣力，包工頭的日常管理工作也很是不容易。

　　一代農民工普遍到了“退休”年齡，但返鄉養老的極少。無論是表弟的工地，還是小叔的工地，都是一代農民工為主力。他們或已經接近“退休”年齡，或早超過了“退休”年齡。小叔手下有五六十個工人，60歲以上的工人超過一半。盡管國家規定超齡農民工不能進工地，但很少有年輕人愿意當建筑工人。因此，工地上有很多超齡農民工，是建筑業的潛規則。他們無法交各種保險，也無法把工錢打到卡上，但老板和包工頭會以其它辦法保證其權益。工人出了事故，老板兜底。

　　從個體差異看，一代農民工是否還繼續在工地干活，取決于家庭負擔的輕重。廣西的一代農民工，普遍還是多子；河南等地不僅多子，且高價彩禮也傳遞了壓力。他們打工恐怕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子女。“兩湖”平原少子化明顯，農民工打工普遍是“自養”需要。尤其是只有一個女兒，又遠嫁的，只能靠自己。小叔前兩年在老家建了一棟新樓房，他只有一個女兒，這個新樓房可以說是為女兒著想，但更多的是為自己養老做準備。岳父跟我說，如果他不是跟著我們在武漢，肯定也隨著那個表弟去外面扎鋼圈了。

　　退路

　　五六十歲的農民工，有強烈的返鄉“養老”需求。他們當年外出務工，是尋求活路；年紀大了還在務工，是為了自己和家庭的出路；而返鄉則是一種退路。

　　這幾年，鄉間別墅興起。一代農民工開始回鄉建造養老房，他們中的佼佼者有見識，也有生活質量要求。小叔花了二三十萬元建造了一個小樓，今年還計劃將庭院、圍墻和配套房屋建造好，預算還要花10萬元。小叔的鄰居也建造了一個園林式的小樓，還專門修了一條公路通往他家房子，總共花了80萬元。

　　房子歷來都是農村家庭再生產的基礎，房子的好壞，彰顯該家庭再生產能力的大小。上世紀八十年代，蓋一棟磚瓦結構的平房，算是很不得了的事。到了九十年代，平房變成了樓房，但結構上和平房差不多，是房間一字排開的走馬樓。2000年以后，套房的概念出現在了農村，樓房的樣式比較現代，更注重私密性。而2020年代的鄉村小樓，不僅講究建筑的實用性、私密性，還講究整體環境的舒適性，房屋周圍的配套，如花園、車庫等也特別重要。

　　現如今，城鎮化仍在快速進行，年輕人結婚都需要在城市擁有一套商品房。因此，鄉間小樓的意義主要不是為了子女結婚，而是為了養老和度假。比如，小叔家只有一個女兒，他并不需要為子女結婚在城里買商品房。在鄉里建房，主要是為了自己將來退養需要，而鄉間小樓也適合年輕人需求，方便將來女兒女婿回來一起相聚。小叔鄰居家是大型鄉間小樓，主人是醫院退休醫生，他的幾個子女在城里都有正式工作，建小樓既是老年人養老需要，也是家庭聚會的場所。姑外婆年近80歲，她有三個兒子，都在城里成功落腳。但她家三個兒子也在老宅基地上建小樓。表舅說，房子建好以后，姑外婆和姑外公在家可以好好養老，他也方便從長沙回鄉吃土菜。

　　對于大多數一代農民工而言，他們都有都市生活的經驗，也希望過上有質量的生活，但他們并沒有條件在城市過上高質量的生活。城市，哪怕是縣城，他們都不愿意去。畢竟，大多數農民工的積蓄，只夠給子女買一套城市住房。而在農村建一套房，還有小菜園，可以過上自給自足的簡約生活，又還有點積蓄，是相當完美的。

　　在岳父老家，這兩年推廣雙季稻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公路沿線到處是標語，還有“書記示范田”之類的。但深入村莊內部，田野荒蕪，良田改種果樹的現象也還存在。出門打工的種不了田，位置偏僻或耕作條件差的田，送人種也沒人要。留在村里土里刨食的，總得種經濟作物才有收益。岳父和小叔家的田都免費給鄰居種，“不荒就行”。他們都有非常確定的預期，就是和子女分離，晚年大多數時間要獨居，把承包地留著，就是退路。他們拼命給子女創造進城條件，幫助子女在城里買房買車，自己卻退守村莊。

　　自養

　　很多農村人已經形成了一套“自養”秩序，獨居、靠積蓄度日，力所能及賺零花錢，有些老人甚至連給自己辦喪事的錢都準備好了。在鄉村倫理上，老年人自己照顧自己，不到迫不得已絕不麻煩子女，已經是一種共識。在實際生活中，老年人也是這樣實踐的。奶奶83歲，去年還種菜，每個集市都去賣新鮮菜，多余的腌制咸菜也賣，還養雞賣。姑外婆年近80歲，也養雞，過年時還送了我們家一只雞。每年端午節，她還會采粽葉到集市上賣。外婆年近80，眼睛失明，外公還在世時，也靠外公制作麥芽糖賣錢度日。

　　在一代農民工的觀念中，孝道還是根深蒂固。給老人生活費，供應糧食，送老人就醫，都是基本義務。就這樣，“自養”和“孝道”并行不悖，形成了奇妙的“交換關系”。比如，老年人都會計算，子女孝順了多少，盡量以其它方式反饋回去。奶奶之前養雞、種菜，我們每年都享用了她不少雞肉和雞蛋。外公還在世時，賣麥芽糖有點積蓄，有一年就給每個子女送了一件金銀首飾。只有到了萬不得已的情況下，老年人才會求助于子女。

　　奶奶年前住院兩次。第一次是因為腦血管堵塞。奶奶生命危急的那個晚上，在昏迷之前打電話給大姑，大姑趕緊打120，但當時救護車到不了鄉下。大姑只好打電話給岳父，岳父和岳母都在武漢，聽到這個消息很是著急，趕緊打電話請鄰居幫忙，折騰了好幾個小時總算把奶奶送進了醫院。岳母第二天一早就回老家照顧奶奶。奶奶出院后，就住在縣城大姑家休養恢復，后來，大姑一家和奶奶也感染上了新冠。奶奶一度呼吸困難，家人又著急讓她住院。第二次住院的時候，120又說沒車，岳母找了醫院的親戚幫忙協調，才派車過來。住進醫院后，又因醫院內部管理問題，遲遲無法安排床位，很是磨人。

　　奶奶很幸運，前后在醫院待了40天，總算度過了危機。家里人也覺得很滿足，雖然過程磨人，但結果總是好的。因此，岳父和小叔年前回到家以后，高高興興地在鎮上的餐館擺了幾桌，請那些來看望過奶奶的親戚朋友吃飯。過年期間，岳父、小叔和姑姑商量奶奶的養老方案。盡管奶奶還一直念叨自己的老房子和菜園，但她“自養”是不可能的了，因為住院那天晚上的情景，家人事后想來還是有點后怕。商量的結果是，岳父和小叔出養老費，大姑則負責日常照料。

　　岳父、小叔以及他們這樣的一代農民工在閑聊時都感嘆，他們的父母在最后關頭還是有人照顧的，以后他們自己老了沒辦法自理了，孩子幾乎都是獨生子女，又都在城里，可怎么辦啊？客觀上，在農村留有退路，是建立在有“自養”能力基礎上的，但農村老年人一旦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自養”秩序就會頃刻瓦解。

　　歸宿

　　有一部分第一代農民工的經歷，可能預示著另一種可能性。和岳父小叔不一樣，小姑和小姑父都在外地務工，且多年未返鄉。小姑父的母親平常由小姑父的姐姐照料，這幾年過年都是表弟回老家陪老人過年。在可以預料的將來，小姑和小姑父怕是不會返鄉養老了。但小姑和小姑父將來在哪里落腳，卻還不好說。

　　大姑父早些年從縣里的一家企業下崗，這么多年也一直在外務工，大姑則一直在家做點零工補貼家用。盡管家庭條件不算好，但他們擁有單位的一套集資建房，日子還過得去。這些年來，大姑父堅持自己繳納社保，還有兩年就到60歲，可以領養老金了。大姑父說，他這兩年還有些壓力，為了繳納一兩萬元的社保，就得出去務工。但到了60歲以后，他就打算到鄉下去養老。大姑父對釣魚到了癡迷的程度，岳父在老家有兩口大塘，他早就看中了，打算今后好好打理一下。

　　縣城是城市的尾，農村的頭，年輕人要進城享受都市生活。縣城的房價三四千一平方米，生活配套也不錯。表妹在縣城買了一套新房，還有20多萬元房貸。大姑父說，表妹兩口子壓力還是比較大。表妹在一家企業上班，除了交社保，拿到手的工資很有限。表妹夫當了12年消防員，今年夏天轉業，會在事業單位上班。按當地工資水平，一個月只有4000元左右。

　　也許，大姑父一家的未來生活安排是相對理想狀態。年輕人可以在縣城上班，老年人也在縣城有住房，還在農村留有退路，加上又有社保和醫保，不會給年輕人增加多少負擔。并且，一旦到了無法“自養”的時候，還可以回城，依靠城市比較完善的養老服務體系應付養老需求。

　　其實，對于大多數一代農民工而言，“走一步看一步”是基本策略。他們的決策，并沒有完美方案，只能是按照事項的輕重緩急解決。他們得優先解決子女結婚和進城問題，大半輩子的打工收入都用于子女身上了。當子女在城市立足以后，他們才開始考慮自己的養老生活。家庭條件差的，“超齡”也得務工，為自己養老留點積蓄。家庭條件還可以的，就可以較早謀劃自己的退路，在鄉間蓋上房子，提高養老質量。至于說到了生活無法自理的時候怎么辦，他們還沒考慮到這一步。

　　世界變化太快，談歸宿有點奢侈。岳父說，到時能怎樣呢？還不是子女說了怎樣就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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