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發展集體經濟的必要性：農業地位與農民命運的悖論

　　古代中國的英明政治家都采取重本輕末、重農輕商的政策，原因很簡單，就是農業是封建社會的主要經濟活動，無糧不穩。沒有糧食，人民就無法生活，統治階級的戰爭需要也無法滿足。重本輕末、重農輕商政策是自《尚書》以來就形成的民本思想在生產這一重要的國家治理領域的一種具體體現。古代中國，農業是唯一的支柱性產業。離開重農主義這一根本方針，沒有一個朝代可以維系它的統治。當然，這種重農主義也絕不意味著農民是統治階級，農民的地位就得到了根本保障。恐怕正是因為農民階級的被統治地位，農民階級不可能被一個朝代的統治者永遠重視，最后總是官逼民反。而西歐資產階級作為一個自身參與實際生產的階級，獲得統治階級的地位，也恐怕是人類的第一次。當中國進入20世紀，農民階級永遠不可能作為統治階級了（出身農民的朱元璋或許是最接近農民階級的一位皇帝）。這樣，新中國把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把工農聯盟作為基礎，就是針對中國自身歷史周期律和近代西方國家最基本的史實所做出的具有國際視野的歷史性安排了。資產階級一般也需要有代理人，由那些具有豐富的行政知識和行政經驗的人來代理自己管理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作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則需要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領導集團來管理這個國家。這樣一來，委托代理的矛盾就必然產生。如果不解決好這種委托代理矛盾（特別是代理人侵害委托人的根本利益），社會主義就無法穩定，就可能被顛覆。而是否解決好農民命運問題是這個委托代理問題的一大關鍵。

　　農業毫無疑問一直是新中國的支柱產業。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這一支柱產業相對其它支柱產業的特殊性在于，它主要提供的是使用價值，提供了中國十億、十幾億人生活所必須的糧食，而不是提供價值。從市場價值來衡量，中國農業是很小的。在2018年，中國農業產值占GDP比重很低，約為7%。然而，農業的重要性不能用其市場價值占GDP的比重來衡量（這也說明西方的GDP指標是有局限的）。由于農業產值占GDP比重很低，因此，農民得自農業的收入一定很小。中國農民為中國的糧食安全和國家穩定做出了巨大貢獻，卻得到極小的市場報酬，說明農民很偉大。但是，農民不能靠這種偉大長期活下去。如果說，由小崗村改革開啟的這種小農模式讓中國農民這樣偉大了四十年，還要繼續偉大下去，那么，這種偉大就可能會變成顛覆。中國無疑需要與小崗村農民不同的新型農民。現在，小崗村也要走集體經濟的道路了。

　　英國的亞當·斯密早就在《國富論》第一卷第四章中提出了著名的價值悖論：“水的用途最大，但我們不能以水購買任何物品，也不會拿任何物品與水交換。反之，金剛鉆雖幾乎無任何使用價值可言，但須有大量其他貨物才能與之交換。”這種價值悖論用馬克思《資本論》的話語來說就是價值與使用價值的背離問題。亞當·斯密和馬克思可能都沒有想到，價值與使用價值的背離問題成為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影響中國農民命運的重大問題。然而，鄧小平看到了。1990年3月，鄧小平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2]從1990年到2020年有了30年了，按照中國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說法，應該夠長期了，按照鄧小平的兩個飛躍的設想，也該適度規模經營和發展集體經濟了。毛澤東認為，小農經濟搞了兩千年了，還需要再試驗嗎？[3]鄧小平同志也曾指出過，小農經濟不是農民發展的出路，而且指出在20世紀末，黨就應該重視起分配問題。毫無疑問，城鄉分配、農民收入是中國面臨的重要分配問題。但分配的根基在所有制和其基礎上的生產方式。所以，鄧小平的主張實際上就是要改變農業、農村的生產方式。發展集體經濟是解決農業地位與農民命運悖論的根本之策。如果國家不可能允許糧食價格大幅上漲，使糧食價值與使用價值趨于一致，國家又不采取發展集體經濟的政策保障農民在使用價值上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通過其它方式（發展農村工業和服務業）獲得價值，那么，數億農民怎么可能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呢？怎么實現新發展理念呢？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地位與農民命運悖論還有一些問題。它會帶來農村社會的嚴重分化，極少數小農會變成富農，農場主，甚至是農業資本家。有些學者認為，“中農”是農村穩定的根基，但實際上，難以形成數量巨大的中農。農業生產是高風險的活動。一遇風吹草動，中農地位就喪失了。嚴格按照市場競爭，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土地集中在大資本的手中。這樣，廣大的農民一定比例會轉變為現代的產業工人，但是，必然也有相當多的農民成為馬克思所說的失業后備軍。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報告顯示，2016年耕地規模化（南方省份50畝以上、北方省份100畝以上）耕種面積占全部實際耕地耕種面積的比重為28.6%；規模化（年出欄生豬200頭以上）養殖生豬存欄占全國生豬存欄總數的比重為62.9%，家禽規模化（肉雞、肉鴨年出欄10000只及以上，蛋雞、蛋鴨存欄2000只及以上，鵝年出欄1000只及以上）存欄占比達到73.9%[4]。當農業生產這樣集中后，本來就會對城市的食品供給產生影響，如果出現市場波動，那城市食品供給就會更成問題了。

　　總之，依靠個體努力來改變命運（小農變中農、富農、農場主）的方法不是解決農民命運問題的方法，也從來不是。農民工城市化不是出路（幾億農民進城，工作機會何在？背井離鄉豈不增加成本？而且城市生活成本本來就過高），資本下鄉更不是出路。誠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01年出版的《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研究》一書中所指出的，我國農民家庭經營存在經營規模小、生產粗放、競爭力弱等問題，如果硬將農民推向市場，讓農民個人去自生自滅，只能讓許多農民“嗆水淹死”，而發達國家農村市場化的經驗表明，只有將農民組織起來，才能使農民盡快安全、順利地進入國內外市場，并能夠有效地降低進入市場的成本，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市場占有率，因此必須走“組織化的農村市場化發展路子”。[5]農業貢獻與農民命運的悖論只有通過集體經濟的發展才能得到解決。只有通過一個個集體經濟組織起來，全體農民才能形成與城市工業企業對等的經濟主體，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才可能根本改變農民命運，才可能真正夯實工農聯盟這一基礎。可以說，沒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長與繁榮，中國農業發展的道路就沒有走通，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就難以繼續向前推進。

　　二、當前發展集體經濟的困難

　　大力發展集體經濟是必要的，但中國當前發展集體經濟面臨一系列困難。

　　第一，實行包產到戶改革的所有農村大都錯過了三四十年發展集體經濟的時間，從而也沒有得到發展集體經濟的經驗。現在，讓他們去發展集體經濟，太難了。難就難在，現在，適合農民的技術的價值潛力許多都已經在改革開放后的三四十年中被個體經濟、私人企業（包括某些合作社）耗光了。廣大農村沒有集體經濟的資金積累、技術積累、經驗積累。廣大農民甚至沒有發展集體經濟的意識。即使采用黨支部引領的辦法，沒有國家的支持，也很難發展。小崗村在改革開放后的歷任書記遭遇到的發展困難說明，即使有國家支持，發展都很艱難。許多地方通過跨區作業的方式也解決了農業的耕地、播種、收割、噴藥等問題。可以預計，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以私人企業來解決中國農業的機械化、智能化問題都可能為期不遠。這些都阻礙著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簡言之，中國農村發展集體經濟的“生產方式生態”是不利的。這只有通過系統地努力才能加以克服！

　　第二，現在，中國發展集體經濟的市場生態也不利。原因是，當中國農村地區的生產主體主要由個體、私人企業甚至外資企業構成的時候，集體經濟生產出來的產品（即使質量合格），也難以有自己價值實現的市場。價值實現的市場是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達資本主義企業都難以克服的問題。如果市場銷售無法保證，那么，僅有的發展集體經濟的熱情也會被市場失敗的冷水澆滅。對于這一問題的擔憂恐怕也是制約各地農村對發展集體經濟抱有熱情的人民群眾采取行動的最大因素。對于這一因素的解決只能通過國家采取系統的行動。走“組織化的農村市場化發展路子”實際上就應該是要采取國家計劃的辦法，就是要對各地農業集體經濟發展做出規劃。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某些地區、某些領域的私人企業發展就是讓國有企業讓出一部分市場。而20世紀90年代的國退民進更是為私人企業的發展讓出了巨大市場。在開放政策下，如果繼續大量進口農產品也必然限制集體經濟發展。而這種種因素就意味著針對中國農村發展，中國需要重新思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體，不能把市場化理解為國有資產的私有化，不能理解為任憑市場主體根據國內市場需要的自由進口，而只應該把市場化理解為商品流通渠道的現代化。而且，商品流通渠道的現代化只能隨著生產的發展逐步地完成。如果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沒有了，建設多少集貿市場、商品交易所、證券交易所，其中交換和進口的商品、交易的證券又是為誰實現了價值呢？

　　第三，中國兩極分化的收入分配結構和與國外的農業技術差距和生產率差距使得由中國人自己種植的糧食蔬菜水果缺乏市場和市場競爭力。據中國科學院的研究報告，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僅為世界平均值的47％、高收入國家平均值的2％、美國的1％，導致農產品價格缺乏國際競爭力，農民收入水平難以提高[6]。國內外主要大宗農產品價格出現倒掛現象，許多國外優質農產品進口到岸稅后價格大大低于國內市場價格[7]，即使高于國內市場價格，也不乏購買者。因此，克服國際農產品對我國農業發展的不利影響也是必須解決的課題。

　　三、凝聚擴大發展集體經濟的共識是實現鄉村振興的起點

　　中國農村振興不可能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不可能是沒有困難的。中國革命的成功更復雜，更困難。困難并不證明集體經濟之路不可行。

　　然而，中國缺乏發展集體經濟的共識可能是制約中國農村振興的最大障礙。關于農村農業農民發展的各種對立觀點的百家爭鳴就是缺乏共識的證明。農村如果沒有建立起雄厚的集體經濟基礎，振興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國繼續在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上還猶豫不決，那就必然導致經濟社會發展上的坐失良機。因為在決策發展集體經濟之后，毫無疑問，還有大量的矛盾要處理，大量的工作要做。沒有這些矛盾的處理，沒有大量的工作，中國農村集體經濟也難以實現長足發展。

　　把缺乏發展集體經濟的共識作為制約中國農村振興的最大障礙，不是唯心主義，而是唯物主義。它之所以是唯物主義，在于它是滿足廣大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要。不管有多困難，這種需要都可以為集體經濟的發展開辟道路。至于如何發展它，則需要運用辯證法，需要聯系生產和市場，需要聯系計劃與市場，需要聯系分配與消費，需要聯系國內與國外，需要聯系各種所有制的關系，需要聯系政府與經濟，需要聯系資金、技術、管理、經驗、人力、物力，需要聯系歷史與現實，等等，來加以處理。恐怕只有這樣看，才是把辯證唯物主義這一中國共產黨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應用于中國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解決之中。

　　當我們在目的和唯一可能的道路形成了共識之后，我們就能排除種種現實的、理論的干擾，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8]。也只有這樣，才是在今天的中國農村振興上真正吸收了中國革命成功的基本經驗。

　　當中國農村真正振興起來，城市發展的壓力就會大大減輕，農村振興的集體經濟之路也可能再次對城市發展的所有制結構改革提供借鑒，城市發展也可能隨之優化。這樣，人民就會安居樂業，人口數量就會得到穩定，人口質量就會不斷提升，中國就會成為世界發展的一個樣板。

　　注釋：

　　[1]張文茂：《解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農村集體經濟還是合作經濟？》，

　　https://www.hswh.org.cn/wzzx/llyd/sn/2023-02-07/80086.html。

　　[2]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5頁。

　　[3] 岳青山：《建國前毛主席為何堅信合作化是農民翻身的“必由之路”》，

　　https://mp.weixin.qq.com/s/bFmuMZ7QIkzpL-5HPy7I-g。

　　[4] 國家統計局：《農業生產躍上新臺階 現代農業擘畫新藍圖——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二》，國家統計局網站，2019年8月5日。

　　[5] 習近平：《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4-205頁。

　　[6] 何傳啟主編：《中國現代化報告2012：農業現代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7] 葉興慶：《加入WTO以來中國農業的發展態勢與戰略性調整》，《改革》，2020年第5期。

　　[8] 在中國改革開放中，招商引資發揮了很大積極作用。然而，招商引資的負面作用也很大。外資的大量引進雖然實現了中國生產機器設備的更新換代，滿足了市場需要，但極大地壓制了中國人的自主創新，阻礙了中國技術積累，阻礙了產學研結合，阻礙了本土企業家的成長。中國各級農村振興局到底如何運作，也是值得深入探討的。一個思路是必須吸收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發展集體經濟和全民所有制經濟的先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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