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晚，一則公告在朋友圈等各個社交平臺炸開了鍋：
國家衛健委將新冠肺炎更名為新冠感染，并且宣布明年1月8日起，新冠將不再按照甲類傳染病來防控，而是實行“乙類乙管”。
這一公告，意味著執行近三年的“乙類甲管”正式成為過去。
從11月底廣州宣布解除所有疫情防控管控區域，“打響疫情放開的第一槍”。隨后一個月里，許多人經歷了感染、發燒、咳嗽再到陽康、復工的一整套流程。
在此過程中，相信很多人都親身感受到，專家稱新冠感染的無癥狀人群占九成，與大眾所理解的并不是一回事。但，真實情況也沒有很多人預期的那么恐怖。
不管怎樣，接下來，大家要開始習慣和接受“三年‘抗疫’的結束。”
然而，對這個群體來說，更大的挑戰或許才剛剛開始——數量超過1億的農村老人們。
這段時間，想必大家也都看到了不少老人感染新冠的熱搜。而最能“傳千里”的熱搜，往往是噩耗。
比如，12月25日，上海科華生物原董事長唐偉國，因感染新冠伴發基礎性疾病不幸去世；12月23日，已故著名導演謝晉之子謝佳慶，因新冠并發癥搶救無效不治身亡；12月21日，著名演員王勁松的母親因感染新冠去世……
客觀來說，這樣的消息，在3年“甲類”管控突然放開的關口，很容易誘發和放大民眾的焦慮。
在當下，不斷看到這樣的消息，因為“名人效應”，產生恐慌、焦慮的情緒，也是人之常情。
而在過去一個月中，不論是在家中親歷，還是通過朋友圈、微信群，相信不少人都已經看到、聽到身邊老人感染的消息。
客觀來說，伴發基礎疾病感染新冠的老人，并沒有像“熱搜”中醞釀的那樣“必死無疑”。
但，真實情況也不容樂觀。
根據國家衛健委統計，我國有1.8億老年人患有各類基礎病、慢性病，患有一種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達75%。
伴發基礎疾病的老人，真的太多了。數量多到他們不再是統計學中的數字，不再是新聞中的案例，而是活在我們生活中的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叔伯姨舅。
而在所有老人中，“風險”最高的，并不是熱搜中頻頻出現的“有名、有錢、有資源”的老人，風險最高的恰恰是隱入塵煙的廣大農村老人。
2022年10月底，民政部剛剛舉行了一場發布會，對我國的老年人口狀況進行了介紹。據統計，截至2021年底，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2.67億，其中，農村老年人口1.21億。
在北京等城市，許多人陽康之后，生活逐步回到正軌。
人口流動相對緩慢的農村，1億多老人，很多人還走在感染的路上。但是，他們能接觸到的醫療資源卻遠遠不如大城市。
比如，最近新聞報道中，湖北當地一家村醫務室醫生稱，近幾天每天接診的人是平時的三倍多，大多還都是老年人。
云南昭通永善縣一家鄉鎮衛生院的院長李鑫更頭疼，平時衛生院一天都不來兩個人，最近一個星期，幾乎每天都有超過一百人到衛生院的發熱門診看病，而她的衛生院卻只有40名醫護人員，根本應付不過來。
江西上饒，因為近期感染的居民增多，而農民診所容納空間有限，村民們扎堆坐在云霧繚繞的樹林中集體輸液。
據《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1年我國的醫療衛生機構床位944.8萬張，每千人病床量6.69張。
對于老齡人口占比高達23.81％左右的農村來說，每千人中就有239個老人。
這意味著，即便農村每千人病床量和城市相當，即便農民年輕人全部都能居家自愈不占用床位，即便每位農村老人哪怕只占用病床一天，許多人還要排隊近一個月才能排上。
而對于農村的1億多農村老人來說，現在面臨的已經不單單是床位不足的問題。
在許多一線城市尚且經受不住，出現了醫療資源擠兌門診急診爆滿的情況下，農村的醫生數量更是遠遠不夠。
2021年底，全國49.0萬個行政村共設59.9萬個村衛生室。在村衛生室工作的人員有136.3萬人，其中執業（助理）醫師只有47.6萬人。
也就是說，即便每個村分一名醫生，也還是會有一萬多個村子分不到。按七普中農村現居住人口50979萬人算，平均每1071個人才能分到一名醫生。
按一名醫生每天150人的正常接診速度，這意味著一些人見到村里的醫生就得等7天。7天之后，病是好了，還是人沒了，恐怕誰也說不好。
而且，與許多城市正在面臨的“藥荒”一樣——農村也缺藥，甚至更嚴重。
在永善縣，一個鄉鎮衛生院院長稱西藥退燒藥儲量緊張，僅能維持7天，好在中藥還有點儲備，醫院會優先給患者開清熱解毒的中藥。
濟源市區50公里左右的鄉鎮，也采取同樣的措施，當地醫生稱：“現在發熱患者來我們醫院就醫，像蒲地藍消炎片、小柴胡顆粒、對乙酰氨基酚片這些退燒、消炎藥都沒有”。
他們會熬一些中藥，給愿意喝的村民提供，以彌補西藥的嚴重缺乏。
但有的地方連中藥也沒有，河南某鄉鎮一位患者嗓子疼到發熱門診看病，但發熱門診里實在沒有藥了，醫生只能告訴他，用白菜根煮水喝“也能緩解癥狀”。
不客氣的說，此時身處城市卻在從農民搶購藥品的人，以及各個社交平臺上分享如何從農村搶購藥品的人，是在謀財害命。
在搶購藥品方面，農村老人，完全處于弱勢地位。
而當農村藥品短缺之后，農村老人還會面臨另外一項風險——抗生素、激素的濫用。
近期，除了江西上饒，在鄂東地區郊區街道，多家衛生室門口已經排起了長隊，里面或站或坐擠滿了前來屬輸液的人。擠不下的人只能坐在衛生室馬路邊上，冒著寒風，坐在小凳上，支著不銹鋼輸液吊桿輸液。
如果輸的只是生理鹽水，基本沒有什么副作用，當成是額外補充水分了，但在絕大多數農村，輸液往往伴隨著“三素一湯”的濫用。
三素即抗生素、維生素、激素，一湯指的就是輸液。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由于醫療資源十分匱乏，導致無論城市還是農村不管什么病都通過輸液來解決。
“三素一湯”便宜、量大、見效快，時間久了，很多人甚至覺得去大醫院還不如在村醫、診所里輸液好用。這也成為了小門診“留客”的常用手段。
據聯合國在2010年的研究估算，中國每年因為抗生素濫用而喪命的人數已經達到8萬，這份研究稱，2050年人類因濫用抗生素導致的死亡人數可能會超過1000萬。
此前曾有報道，在沈陽陳相屯鎮豐收村，56歲的村民朱鳳清準備放棄抗生素“等死善終”。
她患慢性支氣管炎及相關呼吸道疾病,已連續打點滴治療近30年，但耐藥性使得一切都成了徒勞。“從前犯病滴3天青霉素就好利索，可現在滴一周也沒什么效果。”
村里很多長期吃抗生素的老患者，因為身體耐藥性增加,用藥量是過去的好幾倍甚至幾十倍，以至于最后耗不起，躺著等死。
結核病專家黃東皓舉了個例子：“診療一個普通結核病人約耗時6個月,花費8000元到1萬元,但想治好一例耐藥結核病人需耗時幾年,醫療費用是普通結核病人的87倍。”
和朱鳳清一同接受治療的“老病號”，先后已有近十人因耐藥性導致“無藥可治”，最終死亡。
一個村子被報道的悲劇之下，是無數類似沉默卻無奈的故事。
而且，我們知道，新冠作為一種病毒，抗生素是無效的。
更可怕的是，許多村醫已經把屬于“慎用類”頭孢當作日常使用的第一選擇。
根據世衛組織給出的使用指南中，把抗生素分為三類：
“可用類”，是抗生素可隨時用于治療范圍廣泛的常見感染；
“慎用類”，則只針對少數感染狀況，只有可用類失效才能動用；
“備用類”，則是人類面對細菌感染的最后一道防線。
2012年，國家出臺了《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辦法》，這項于當年8月1日實施，被稱為“史上最嚴限抗令”的法規，對各級醫院抗生素的使用數量、使用率作出嚴格限制。
此后，城市的抗生素濫用現象得到遏制。但農村長時間的抗生素卻仍然泛濫。
并且，很多村醫為了自己的“口碑”往往首選“慎用類”抗生素，“慎用類”無效，就上“備用類”抗生素。
如果打了抗生素感覺不到效果，一些無良村醫往往就會換成“見效更快”的激素。
激素主要指腎上腺糖皮質激素，運用較多的就是地塞米松，主要作用是抗炎、抗過敏、抗毒、抗休克等。
二十年前的經驗就已經告訴我們，激素的濫用比抗生素的傷害更為可怕。
在抗擊非典時期，由于醫療技術不發達，為了把一些患者從死亡線上拉回來，不得已使用了大量激素。
在非典痊愈六月后，患者方渤被診斷為骨壞死，這是非典治療中使用大量激素引起的后遺癥。
方渤 圖源：鳳凰網
后來，他分別做了兩髖的股骨頭置換手術，再后來，雙肩和雙膝也陸續出現骨壞死。
在面對媒體時，方渤說：“我全身的骨頭就跟石膏一樣脆弱，骨頭會不可逆轉地塌陷下去，直至癱瘓或死亡。”
但一直以來，農村對激素的使用都相當泛濫，村醫對付感冒、高燒經常采用地塞米松。
無他，因為見效果，患者也夸贊這是“神醫”、“神藥”。
在大劑量地塞米松加持下，通常的發燒可以在輸液開始的30分鐘到1小時內退燒，孩子可以從“睜眼不醒”，立馬變得生龍活虎。
至于成年人，“掛吊瓶好得快”的感受更直接，很短時間內，就能從頭痛欲裂到全身酸痛的癥狀全消，拔針后由可以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上去賺錢養家糊口。
12月24日，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國家鄉村振興局多部門聯手，部署全國農業農村部門的抗疫工作，表示將加大在藥品、設備、人力、資金等方面對農村的支持。
為國家農業、工業、服務業勞碌一生的農村老人，并不是我們這個國家的“負擔”，而是這個國家最任勞任怨的“犧牲者”、最需要保護的“弱勢群體”。
三年以來，不同于疫情幾次反復的大城市，許多鄉村一直到完全放開，甚至都沒有1例感染。很多老人缺乏最基本的應對，甚至沒有囤藥的想法。
對于這1億多老人來說，“每個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負責人”。
但身處在農村的老人，一旦陽了，并沒有太多自主選擇。往往是醫生怎么說，他們就怎么做。
因此，在物資下鄉的同時，國家監督、社會監督也要同步下鄉。因為，這些不能熟練使用智能機、不懂得如何及時獲得信息、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痛切的群體，不論是面對疼痛還是死亡，他們都習慣了接受。
身處“高風險”的他們，需要一個“監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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